【摘要】：二、逻辑的方法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的宪法学者与国外的宪法学者在界定宪法概念的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中国的宪法学者比较喜欢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从理性的角度对宪法的本质进行抽象的思辨和概括，形成一个比较规范、全面和严谨的宪法概念。
二、逻辑的方法
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的宪法学者与国外的宪法学者在界定宪法概念的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中国的宪法学者比较喜欢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从理性的角度对宪法的本质进行抽象的思辨和概括，形成一个比较规范、全面和严谨的宪法概念。具体表现为，在几乎所有的宪法学教材和著作中，都有对宪法概念进行分析或解说的内容，把对宪法概念的分析作为构筑整个宪法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国外的宪法学者在揭示宪法概念的内涵时，逻辑上多使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也就是实证的方法，从现象、内容和外部特征等方面来说明宪法的含义，很少从理性的角度，在本体的意义上来揭示宪法的本质。多数的西方学者只是从宪法规定了什么和看起来是什么的角度来界定宪法的含义，因而，在国外宪法学者的著作中，很难找到比较规范的宪法概念。在国外的学者看来，在本体的意义上来揭示宪法的实质，这种研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研究和检验的基础上，会使对宪法的研究“陷入单纯的哲学思辨和未经证实的空想式研究”。[9]因此，才会出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Charles Evans Hughes所提出的“宪法就是法院说它是(宪法)的东西”的说法。[10]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不可能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的定义”，“为了弄明白‘宪法’一词的定义，最好研究一下宪法形式上的性质，即宪法外在的、可以感觉到的特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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