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尽狂沙始到金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吹尽狂沙始到金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1972年11月，陈敏之怀着对久未谋面的五哥和母亲的思念，向所在干校请了假，来到北京。

他投宿在陈枫家，看到顾准寄给孩子们的信：

你们近况如何？我很想念。奶奶是否健在？也很想念她。附寄刚回北京时拍的八张照片。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照顾你们，我对未能尽好父亲的责任深感歉疚。不过，我存了一些钱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先寄去一张油票，表示心意。

信纸的下端粘着在当时珍贵无比，可以购买食用油的油票。

陈敏之哭了，愈发惦念起五哥来。

一番周折后，兄弟俩终于见面。当陈敏之推开顾准的房门时，只见他头戴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正坐在炉边专心致志地读书。

看到陈敏之，顾准立刻惊讶地站起身来。

这是他在“文革”期间见到的唯一亲人。两人十分激动，到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以示庆祝。

当晚，顾准感慨万千地对张纯音道：“我老弟来看我了。我们去吃烤鸭，结果边吃边流泪，出尽了洋相！”

陈敏之的到来勾起了顾准对亲人的思念。

他常常静默地伫立在窗口，目光穿过人头攒动的长安街，凝望对面，久久无语。

一天，赵人伟去看望顾准。只见他脸色蜡黄，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枕边放着一个摊开的相册，里面贴着从陈敏之处得来的子女和母亲的照片。

赵人伟问：“怎么大白天躺在床上，是不是病了？”

顾准软绵绵道：“听说小女儿已经回京，想和她见上一面，但是没办法如愿以偿，心里难受。”

还有一次，骆耕漠领到补发的工资，请顾准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结果他们到晚了，“老莫”客满，只好换一家小餐馆解决。

饭后，两人散步回去。在一个岔路口，顾准忽道：“从这边走吧。”骆耕漠便跟他转了弯。

走着走着，就到了百万庄顾准的旧居。

顾准在楼前停下，望着因妻子自杀而早已不复存在的“家”，眺望许久，满脸悲伤。

百万庄，承载了多少幸福与痛苦的回忆，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无论寒暑，他总要到这里来凭吊亡妻，寄托哀思……

后来，陈敏之多方奔走，还是没能解决顾准母子相见的夙愿，他带着遗憾返回了上海。

然而，自1973年起，陈敏之便不断写信到北京，将读书后的种种体会与疑惑告诉顾准，请他指教。兄弟俩的书信往来日渐频繁，交流的全是学术问题，一直持续到顾准去世。

这些保存完好的信件成为今人了解顾准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

七月，当顾准赶写《辩证法与神学》一文时，毫无征兆的肺疾向他袭来，以至于连续几日疯狂咳血。

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的医院是不懂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敷衍了事地查了查，说是支气管扩张，随便开了些止血药。

顾准无权要求进一步诊治。他拿着药回来，希望能像以往那样扛过去。

一天，曾深受国民党元老朱家骅（1893—1963）赏识的经济学家巫宝三来访。顾准非常高兴，道：“我最近在读吉本（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韩非子》。”

巫宝三：“吉本的书不错。我对韩非很反感。”话题一转，又道：“听说上面准备取消货币。”

顾准哈哈大笑。

巫宝三也边笑边道：“你是一向谈货币作用的。”

顾准：“你不也是吗？”

巫宝三：“劳动券太笨拙了，根本行不通。”

顾准：“对什么都不能盲从啊。”

炎热的夏季，顾准把他从上海带来的那身西式背带裤翻出来穿。半旧的背带裤配上白衬衫显得非常洋气。一些小孩遇到顾准，说他像革命电影里的资本家和坏人。顾准笑道：“穿这种裤子的不一定都是坏人！”

即使每个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在遇到比他更艰难的友人时，顾准还是毫不吝惜地接济别人。加之买书的开销和替子女攒钱，他过着近乎赤贫的生活。

而在安贫乐道的顾准看来却无所谓。

人们时常见他拿一只破搪瓷碗，迈开大步，穿街过巷，到小店买甜面酱，回来时则小心谨慎地端着——滑稽的样子惹得学部的小孩纷纷模仿。

粗茶淡饭的清苦之余，是两部酝酿已久的皇皇巨著的出炉。

《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华夏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如何分道扬镳的？何以前者走向了民主，后者走向了专制？这是横亘在顾准心头长久的思考，也是《希腊城邦制度》追本溯源所要探求的真相。

而后一本着力探讨的则是，为什么中国的娜拉堕落了？带着疑问，顾准以恢宏无匹的勇气，写下一句句充满真知灼见的警句：

长期高喊激进的口号，追求绝对的完美状态，企图彻底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都是导致“文革”的历史基础。

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壅塞时的溃决。一百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溃决”如同“瓜熟蒂落”，以后还是渐进的进化。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

“史官文化”是阻碍中国人思考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批判。文化和历史决不能从属于政治权威。

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

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悠久。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

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

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

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

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

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我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假如，1929年恐慌时期，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政党，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资本主义不这样做，哪里有各式各样的批判——越南战争、吸毒问题、青少年犯罪、种族歧视、水门丑闻、自由放任是恐慌的根源、三千美元或两千美元年收入以下的人是贫穷线以下的人，等等。这样，就呈现出一种奇观，资本主义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地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做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却混下去了，有的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也起了一种揭发批判、促进改良的作用。现在英国的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家对于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国的童工(《资本论》对此作了痛烈的揭露)，谈到时还是情绪激越，起码也要讽刺几句。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家中，《资本论》还是一种重要的经典。不过着重的，总是它的批判部分。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不断在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但是，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所认识的是：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被超过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作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被超过了)。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

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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