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的失败与身后的荣耀_孔子的故事

生前的失败与身后的荣耀_孔子的故事

（一）失败者

思想家往往与当时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他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以至于有时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要受到威胁，困顿内生活、失望甚至失败的情势更是他们的热心伴侣。当然，也许正是这种自始至终的磨难，才能使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认识时势，从而大有建树。孔子的一生奋斗，大抵亦合于这一普遍规律。

从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看，他无疑是个失败者。他的政治理想没有在现实中兑现，他本人也没有过真正的机会去推行之。当然，他的教育事业是成功的，对古典文的承传亦贡献颇多。

作为失败者的孔子，晚年的生活很复杂。一方面明知自己的政治追求已成泡影，因而不得不过着一种实质上的隐居生活，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不甘心完全失败的意念，还要关心政事，发表政见，注意政治动向，幻想着有朝一日召之即出。(www.guayunfan.com)（二）晚年生活

从现存史料上看，孔子的晚年生活似乎并无太多的亲人照料，而孔子个人的家庭生活对后人来讲也一直是个谜。确切来讲，我们对孔子的夫人几乎一无所知，《家语》称其为宋人，但其它方面，譬如为人处世、知识修养，以及最主要的，与孔子的关系如何，我们都无法知晓。甚至何时去世，都无确实的根据。从孔子的言行推测，他的家庭生活大抵不甚美满。首先，孔子从来不提自己的家庭，也很少泛论一般的家庭生活；其次，假使孔子照当时的习俗，二十岁左右成婚，那么，他婚后差不多有一半的岁月都是在外游历中度过，家中之人，特别是他的夫人，如何生活，确实令人担忧。一个重事业的人，固然不应以家为累，但孔子也是个重责任的士人，似乎也没有理由置妻室于不顾。假如从后儒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程来看，孔子似乎也缺乏一个必要的环节。所以我们只可以推测，或者孔子之妻早逝，或者家庭之中确实没有什么温暖。因此，一旦出门，亦是无所牵挂。孔子曾讲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35]如此评价女子，又不知是否与他的家庭生活经历有关。

孔子有一子一女。独子伯鱼死在孔子之前，他的女儿则嫁了孔子弟子公冶长。这样，暮年的孔子只能在弟子们的陪伴下度日，就感情方面言之，想见其日常生活也是相当凄苦的。

（三）离开人世

伯鱼卒后不久，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去世了。噩耗传来，孔子长叹“天丧予”，像失去了儿子一样悲痛。但不幸之事接踵而来，孔子另一位心爱的弟子子路也死在了卫国，孔子又叹“天祝予”，此二子一文一武，可谓孔子一生成就的重要象征，因此，他们的亡故，不仅使孔子在精神上备受打击，而且使他觉得自己经营一生的事业仿佛也就此完结了。虽然身旁尚有一批朝气蓬勃的后起之秀，但与颜回相比毕竟要差一些。尤其是他们缺乏与孔子共患难的经历，根本无法与孔子作平等的交流，也无法全面理解孔子的内心世界。

子路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孔子一病不起，大概也无法与弟子们论学了。此时，在世的弟子中无论从年岁还是从资历上讲，子贡算是第一位的人物。他可能从政于鲁，也可能经商于外。有一天他来探望孔子：

孔子方负杖消遥于门，日：“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日：“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36]

唱到这里，孔子不由得老泪纵横。他并不是贪图生命，而是感伤自己的命运，感伤从此以后天下会更一日乱似一日。所以他又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司马迁这里的用词似乎夸张了一些，但如果说此时的孔子想到的是自己的治国安邦的政治之道未被天下所遵从的不幸结局的话，可能也并不过分。孔子虽然叹息自己的悲剧结局，但又毕竟是达观之哲人。他冷静而又幽默地迎接着死亡的到来，话锋一转，又开始安慰子贡这位追随自己多年的弟子，“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37]据《世家》言，这次会面后的七日孔子便溘然去世了。《列子•崇德》又言：“宣尼临没，手不释卷。”追求政治的一生，还是以书生作了了结。《左传•哀公十六年》则云：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诛之日：“旻天下吊，不愁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荧荧余在疚。鸣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此时的鲁哀公大抵在二十余岁，在三桓的威迫下度日。孔子归鲁后，同情哀公的处境，多少还能给他一些支持。所以，孔子去世后哀公便亲自来吊，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主持孔子丧礼的可能是孔门实质上的主持人子贡，伤痛之余，回想孔子在世一直不为鲁君所用，幽幽终其一生，不禁对鲁哀公大发牢骚。子贡说：“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38]其实，用与不用在于三桓，子贡板起面孔的一顿声述，只能使人更哀惜孔子的去世罢了。

孔子的墓地在鲁城北泗水之滨，《孟子.滕文公上》云：“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子贡于孔子在世时虽多受批评，但他毕竟还是以孔子弟子为荣。并在孔子卒后尽力维护孔子的声名。此时，子贡的表率作用亦颇令人叹服。弟子共同守丧数年，《论语》的雏形，很可能即成于此期间。

（四）身后荣耀的实质

晚年的孔子，或弥留之际的孔子，有没有想过在死后他的声名和学说能否光耀于后世呢？以情理论之，孔子晚年虽然对当政者失去信心，对自己从政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学说的正确性（这从他与哀公及三桓的对答中便司看出），而正确的东西他也相信终究会被人们所遵从的。综观孔子身后的历史，他的想法看上去是兑现了，但这种兑现的实质又是什么呢？先看《世家》的描述：

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日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予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司马公所言，多半讲的是汉代的情形。事实上，对孔子的崇拜，起初是孔子弟子们的一种自发的行动，并未受到官方的重视。孔子死后几百年间，天下无宁日，无法想象有任何君主会推崇孔子的主张的，这是史实。只是汉代以来，天下逐渐安定.刘氏王朝要约束民心。这样一来，在政治制度上，只能求之于知礼的儒生；在意识形态上，也只能求助于强调政治安宁的儒家学说了。虽然这种认识是一个过程，但到了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这一过程总算有了明确的结果。然而遗憾的是，孔子讲安定，并不是专制压迫下的表面上的安定，而是在他的“为政以德”的前提下的安定。显然，秦皇汉武的专制权威，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并不是孔子心目中的安定。这样一来，司马迁的乐观便是表面化的和肤浅的，在《世家》中他又说：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本人终身抑郁，所以颇有感于孔子的一生，故而鄙视“当明则荣，没则已焉”的帝王将相，而推崇布衣孔子的师表地位。其实，无论历代君王如何倡导儒学，加封孔子，大肆渲染“衍圣公”，都不过是为他们装点门面；所标榜之“至圣先师”，也不过是学术政治化的产物。有人也许要为董仲舒之属辩解，说政治的一统与思想的•统理应相伴而行。但发人深省的是，在这种伴随之中，孔学却失去了它的真面目。而那些所谓的儒学大师，时而儒佛掺杂，时而儒道并举，时而舞弄八股，时而倾心考据，还发明了道学、理学、心学、实学等名目，其实是愈演愈-繁，愈走距孔子之学愈远。

晚年的孔子似乎预料到了这种倾向，特别是从弟子们的分歧中看出了他的学说可能遇到的困境和受到的歪曲，所以他避免有意去建造什么体系。他更倾向于为弟子为后人提供一种做人乃至治国的方法论，一些基本必需的原则，而并不要求他们模仿他的具体的言语举动。

孔子希望自己的学说能有益于后世，他不想成神，而更喜欢人世的生活。因此，且不说孔子儒学的黄金时代在孔子身后从未出现过，即使为某些人有意制造出来了，也不是孔子所期望的荣耀。

【注释】

[1]事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2]《论语•公冶长》。

[3]《左传•哀公十一年》。

[4]《论语•为政》

[5]《论语•宪问》。《左传•哀公十四年》亦载此事，文有小异。

[6]《论语•里仁》。

[7]《论语•述而》。

[8]《论语•卫灵公》。

[9]《论语•述而》。

[10]《世家》。

[11]《论语•子罕》。

[12]《孟子•离娄下》。

[1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4]《孟子•滕文公下》。

[15]《荀子•非十二子》。

[16]《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

[17]《论语•子张》。

[18]《论语•子张》。

[19]《论语•子张》。

[20]《论语•子张》。

[21]《论语•学而》。

[22]《孟子•公孙丑上》注。

[23]《论语•子张》。

[24]《论语•子张》。

[25]《论语•子张》。

[26]《荀子•非十二子》。

[27]《论语•子路》。

[28]《论语•子路》。

[29]《论语•卫灵公》。

[30]《论语•宪问》。

[31]《论语•子罕》。

[32]《论语•子路》。

[33]《汉书•艺文志》。

[34]《孟子•尽心上》。

[35]《论语•阳货》。

[36]《世家》。

[37]《世家》。

[38]《左传•哀公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