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的分化与“中庸”原则_孔子的故事

孔子弟子的分化与“中庸”原则_孔子的故事

（一）分化的原因

我们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孔子弟子的实际分化及其学术活动和成就。显然，这种分法并不见得完全符合孔子卒后孔门思想发展的实际，但却是有着相当的根据的。晚年的孔子肯定早已注意到了这种倾向，所以，他有乐观的“四科”之分。《论语•先进》又云：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予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毫无疑问，孔子对弟子们的不同表现并不忧虑。在他看来，只要不乖大道，各人根据自己的材性，发展各自的才能，亦可谓殊途同归吧。(www.guayunfan.com)孔门出现的这种分化，其原因是极其深远而又复杂的。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环境对各人的不同作用。虽然同受孔子指点，但由于各人自身条件的不同，因而收到的效果亦不同，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

其次，孔子思想的发展过程对弟子的分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子思想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积极入世变为消极厌世，由从仕转向学术。这不能不使某些弟子深感迷惑，也会使某些弟子有所侧重。比如孔门中先进后进的不同，与孔子思想的转变就有极大的关系。

第三，孔子之为人，简易之中体现深沉，平凡之中透出伟大，弟子谓之“温良恭俭让”。各国君主时而以客待之，尊敬有余；时而暗下逐客之令——所有这一切均可能使一些弟子摸不着头脑。颜回就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慨叹，而樊迟的稼圃之问，也是不能深明孔子思想之表现。

第四，孔子在教学上的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方法也影响了弟子思想之分化。《论衡•问孔篇》云：

孟懿子问孝。子日：“毋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日毋违。”樊迟日：“何谓也？”子告之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见《论语.为政》）

问日：孔子之言毋违，毋违者，礼也。孝子亦当先意承志，不当违亲之欲。孔子言毋违，不言违礼。懿子听孔子之百，独不为嫌于无违志乎？樊迟问何谓，孔子乃言；使樊迟不问，毋违之说遂不可知也。

孟懿子事父不以礼，孔子采取了启发式的回答方法，孟子能否明白，我们不得而知，但樊迟却是理解不了的。假如孟子自以为是，觉得自己的无违于志（欲）也是孝行的话，孔子的教学方法就算是失败了。并很可能使弟子们在有关孝的看法上造成分歧。而曾子之孝就缺乏一些“礼”的折中。同样是孝的问题，较典型的还有子游、子夏等人的发问，而孔子的回答亦都有所侧重，依各人不同的情形予以不同的阐释。但这样做的不足之处，是可能使弟子们各执一端，产生分歧。比如对“仁”等重要概念，孔子亦从未下过全面的定义。当然，这在于孔子，是在运用一种不同凡响的方法，客观上并不能保证受教者完全领会。所以，我们也不是对孔子求全责备，而是当我们探究孔门弟子的分化时，不得不找寻这方面的原因。

第五，孔学中的一些难点和不足也是弟子分化的原因之一。比如在政治上，并不是所有弟子都能接受孔子的政治观，所以，有些弟子情愿终身不仕，而从政弟子中又有冉求与冉雍、宓子贱等人之间的不同。在学问上，又有子张的激进及其与子夏等人之间在为学上产生的分歧。还有，孔子充满矛盾的“天命”观，亦可能是弟子间出现分歧的原因。

（二）作为方法论的“中庸”原则

孔学中引人注目的难点之一，是对某些对语概念的把握，比如，《论语•公冶长》云：

子日：“吾未见刚者。”或对日：“申枨。”子日：“枨也欲，焉得刚。”

胜物而无私谓之刚，有私则为欲；无所求谓之刚，有所求则欲矣。孔子将此两端对列而出，是力图使弟子们于“或”之中进行适中的把握。但显而易见，这之中的区分和掌握是相当之难的，故孔子常对弟子们讲起。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8]“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29]有时还是举例说明的，比如他认为“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30]这些互有联系但又互为反对的概念，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而如何准确把握这些概念，便是“中庸”之道所昭示的法门。

为后儒大加推崇的“中庸”之道是孔子晚年大力倡导的思想，从本质上说，它讲的是一种方法或规范。在学问之道上，它是为学之方；在日常生活中，它是行为规范；在政治追求上，它是指导原则。举例来讲，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孔子对子张之“过”和子夏之“不足”的批评。孔子认为这两种不足是同样性质的错误，“过犹不及”，都不符合中庸的原则。在阐述自己的学问之道时，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31]叩其两端是中庸之法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孔子自言无知，但因为有“中庸”之道，一切的难题，包括鄙夫之问，他都可以解决，可见孔子对中庸之道是怎样的看重。可能是孔子晚年所收弟子，即所谓后进弟子，多数人年龄偏小，社会经验不足，所以孔子宁肯在方法上多子指点，这样，在他们以后的事业上，虽然会没有孔子的折中，依然能不失孔门之大方向。

孔子认为中庸的原则可以调节社会生活的偏颇之处。对于人的行为，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32]所谓狂狷，与过和不及是本质相同的错误。“中庸”扩展到治国之道上，孔子欣赏子产之政的“宽猛相济”的方法，正是他赞美尧时所说的“允执厥中”的最好体现，单独强调宽或猛都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只有相补相济的这种“中庸”式的选择才能臻至于治国的最佳境地。

孔子的中庸之道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庸讲的不是平分或中分，比如宽和猛，并不是讲二者一定要交替和等时使用，而是相济，如民有慢心则加重猛，有残心则强调宽，即要适中、适当，这是现实与策略之间的相互适应、有机调节的一种方法。

晚年的孔子已从对现实事物点滴关心的立场上走了出来，他更关心和注重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也许他意识到了就事论事的短处，决心留给弟子们及后人一种行之有效的活的工具，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特别是他看到弟子间日渐出现的明朗化的分化时，对这一点更是倾其全力。

（三）弟子分化的意义

无论如何，弟子的分化还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对于这种分化的具体描述可以说是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许多人所忽视了的，即孔子弟子分化的意义及弟子思想对儒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班固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33]这确实道出了孔子弟子的价值。而当孟子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34]时，又指出了孔子弟子继承和发展孔学的重重困难。

孔子弟子的不同取向，丰富了孔子儒学的内涵，加强了这一派思想对当时社会及后来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孔门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孔学的诸多不足之处，从而为后学提出了新问题。

公正地来说，没有七十子的学术努力，很难想象儒家学说会有几千年的发展，所以，首承其惠的孟子和荀子不时在他们的言论中突出孔子弟子的贡献，尽管各有侧重。因为在那时，书籍不易流传，人的主动性便显得十分重要了。可惜的是，有人往往忽视这一点，或者只是想当然地提一下曾子、子思等有限的几位弟子。

孔子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批有组织的、形成重大影向的专业知识分子集群。这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另外一个引人深思之处是孔子弟子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表现，后来几千年中国专制政治中出现的角色在孔子弟子中差不多都能找到原型。冉求之流可以说是代表了官僚化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过孔子理想政治的教育，所作所为却是政治家的实用主义。闵子骞、原宪代表的是看破政治迷雾的隐士。冉雍、宓子贱则代表了只能做低级官僚的儒生，怀抱孔子理想主义政治观，但无疑是屡试不通的。所幸的只是，孔门中一直未出现后世所谓的奸绥之臣。

当然，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在对孔学的传递上，似乎后期弟子的贡献尤大。特别是子张、子夏、子游和曾子这样的青年有志者，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奋斗是惊人的。没有他们的努力，孔学只能有两种前途：一是湮没无闻；二是作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普通一家存在于思想史上。自然，我们这样讲，并没有轻视或否认孔学内在合理性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