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弟子的启示

从人才学的角度来说，孔子及其弟子对我们有三大启示。

人人皆可成才，不是说人人都是人才，而是说经过努力都可以成为人才，即所谓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孔子虽未正式提出“人人皆可成才”的观点，但是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主张不论贫富、贵贱及国别，人人都可通过接受教育成才成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创办私学，广收门徒，相传有弟子3000人，贤人72人（孔门七十二贤），哲人十人（孔门十哲）。用现在的话来说，孔子一生中，培养的本科生有3000余人，硕士研究生72人，博士研究生十人。孔子的学生当中，既有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也有经商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既有身着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也有曾被关进监狱的公冶长；既有北方卫人子夏、陈人子张，也有南方吴人子游，而孔子都能因材施教，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孔门十哲就是孔子培养出的十位最优秀的人才。《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意为：曾跟随我从陈国到蔡地去的学生，现在都不在我身边受教了。德行好的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子路。通晓文献知识的有：子游、子夏。）他们都是具有特别才能和素养的人，下面逐一作简单介绍。

颜回，字子渊，亦颜渊，比孔子小30岁，春秋末鲁国人（今山东曲阜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为人谦逊好学，异常尊重老师。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

闵子骞，名损，字子骞，比孔子小15岁，春秋时卫国人（今濮阳县渠村乡大闵城人），孔子高徒，为二十四孝子之一，以德行和颜回并称。季氏曾派人去请他出任费邑宰，他却婉言推辞，并说，如果再来召我的话，那我就渡过汶水出国去了。闵损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明确主张不做官的人。

冉耕，字伯牛，比孔子小七岁，春秋末鲁国人，出身“贱人”家族，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著称者之一。孔子对冉耕十分器重，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晋为鲁司空，冉耕继孔子任中都宰，以德惠民，以仁施政，政绩显著，深得民心，并受到孔子的高度赞赏。

冉雍，字仲弓，比孔子小29岁，茶（今菏泽市冉贤集）人。以德行著称，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当地人称为“三冉”。冉雍出身贫贱，他的父亲行为不良，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冉雍的借口。孔子驳斥说，一头耕牛，也可以生出献祭用的小牛来；父亲不好，儿子不一定就不好。冉雍气量宽宏，沉默厚重，深得孔子的器重，认为冉雍可以做地方长官。战国时期的荀况很推崇他，把冉雍与孔子并列为大儒。

冉求，字子有，亦称有子，比孔子小29岁，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冉求生性谦退，是孔门弟子中多才多艺的人，深受孔子称赞。冉求长于政事，尤其善于理财，曾任季氏宰。他很能带兵打仗，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任左师统帅，以步兵执长矛的战术打败了齐国。趁这次得胜的机会，他说服了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后来由于冉求帮季康子聚敛民财，受到孔子严厉批评，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师生间的关系，足见师生相知深厚。

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比孔子小九岁，春秋末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仲由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他生性豪爽，为人耿直，有勇力才艺。仲由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也常批评他，仲由闻过则喜，能虚心接受。

宰予，字子我，亦称宰我，春秋末鲁国人，孔子著名弟子。宰予小孔子29岁，能言善辩，被孔子许为其“言语”科的高才生，排名在子贡前面。宰予遇事有自己的主见，常与孔子讨论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曾从孔子周游列国，游历期间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齐国、楚国。

端木赐，字子贡，比孔子小31岁，卫国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了三年，一共守了六年。

言偃，字子游，又称叔氏，比孔子小45岁，春秋时常熟人。孔门十哲中唯一的南方弟子，据说曾到今天上海的奉贤讲学。擅文学，曾在鲁国做官，出任武城的邑宰，极力推行礼乐教化，为孔子所称赞。其后学者在战国时形成一个较大的学派。

卜商，字子夏，小孔子44岁，卫国人。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曾告诫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才气过人，《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

除了孔门十哲之外，曾子也是孔子培养的一位杰出人才。曾子，名参，字子舆，小孔子46岁，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父亲曾点（曾皙），母亲上官氏。16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师从曾参，又传授给孟子。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被后世尊为“宗圣”。曾参依照孔子之语，写了《大学》一书，子思则写了《中庸》一书。

孔子培养的人才达三千多人，以上所列举的只是孔门十哲，再加上“宗圣”曾子，共11人。从这11人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才观，即，人不分老少长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出身不论贫富贵贱，只要经过教育培养，人人皆可成才。在出身方面，孔子及其弟子，大部分出身贫贱，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过着穷困清苦的生活，但由于其志向远大，并没有影响到其成为人才。即使孔子本人，家境也很贫寒，三岁丧父，17岁丧母，生活很苦。青年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看过仓库，喂过牲口，但他立志于学，矢志不渝，并终身持之以恒，最终成为儒家创始人。在年龄方面，孔门弟子中，有比孔子只小四岁的秦商，也有相差53岁的小学生公孙龙，更有父子同学的颜路（小孔子六岁）和颜回以及曾皙和曾参。在个性方面，孔门弟子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有的谦虚好学，有的刚强好争，有的怯懦不进，而孔子都能因材施教，让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比如，颜回接近圣道，常常贫困却乐在其中；子贡不受天命而从商，猜测行情却是每次都中；冉求生性谦退，却以政事见称，是孔门弟子中多才多艺的人；子夏治学严谨，敢于怀疑经史之谬误。有一次，子夏到晋国去，路经卫国时，听到一个人正在读史书：“晋国的军队三豕涉河。”子夏就去纠正他：“你读错了，不是‘三豕’是‘己亥’，因为‘己’与‘三’、‘亥’与‘豕’字形相像。”后来那人到晋国核对，晋国军队果然是己亥年过的河。子夏于是名重天下，卫人以之为圣。在地域方面，鲁国人虽说较多一些，但卫、陈、宋、齐、蔡、秦、郑等地的人并不少见。在特长方面，孔子的众弟子分布在各行各业，特点各异，其中孔门十哲最为优秀。以德行见长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办理政事见长的，是冉有、子路；以辞令见长的，是宰我、子贡；以熟悉古代文献见长的，是子游、子夏。“宗圣”曾参则是以孝著称，齐国欲聘之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辞而不就，并提出“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要注重人民的道德修养）”的主张。

孔子的人才标准中，品德被列为第一位。孔子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为：“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要诚实可信，寡言少语，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对人才而言，一定的知识、技能、经验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良好的品德修养更为重要；一个人即使具有某方面的特殊才能，但是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也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为：“称千里马叫骥，并不是赞美它的力气，而是赞美它的品质。”）这就奠定了德在中国历代衡量人才标准中的重要地位。今天我们党在选拔人才时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德”的内容，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为孝顺。《论语》第一篇就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为：“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这一段话，道出了儒家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来建立道德体系的根本诉求。“孝”是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悌”是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孝是纵的要求，悌是横的规范。孝、悌两种情感是出自血缘亲情的自然纽带，一纵一横，为人间的道德秩序确立了经和纬。其中尤以孝为根本，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孔门弟子中，以孝为大、孝行突出的大有人在，其中最为孝顺的当数闵子骞。汉代刘向《说苑》中曾记载：闵子骞丧母后，其父又娶一妻，并生了两个弟弟，继母渐渐对他不好起来。冬天做棉衣，继母给其亲生儿子絮丝棉，而给闵子骞絮芦花，闵子骞拉车时冻得常掉绊绳。他父亲不了解真情，因此常鞭打他。后来，他父亲终于得知继母虐待他，一怒之下，要赶走继母。这时，闵子骞却连忙替继母求情，劝父亲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因为后母生了两个孩子，如果后母被赶走了，那么这两个孩子也就没人照顾了。他的孝行感动了父母，也深得远近之人的赞赏。孔子说：“孝哉闵子蹇！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意为：“闵子骞真是孝顺呀！人们对于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什么异议。”）后人根据这一历史故事，改编成一出戏剧叫“鞭打芦花”，观者无不潸然泪下。

孔子的孝道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于物质上的供养，更重要的是其所包含的“敬”的感情。《论语》中有一段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为：子游问：“怎样是孝道？”孔子说：“现在人只把能养父母便算孝了。就是犬马，一样能有人养着。没有对父母一片敬心，又在何处作分别呀？”）这就是说，孝养父母，不但要养他们的身体，也要养他们的心。心中的尊敬与爱戴，是父母能够体会的，也是子女给父母最好的安慰。这在曾参的孝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奉养父母。虽然他生活十分俭朴，但是每餐必有酒肉供养父亲。二是尊敬父母。与父母在一起时不敢大声说话，做什么事都要请示父母。三是取悦父母。“耘瓜受杖”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曾参跟随父亲曾皙在瓜地里劳动除草，稍一不慎，一棵肥壮的瓜苗被锄掉了，曾皙十分生气，声色俱厉地顺手拿起木杖就打儿子。曾参没有逃避，反而顺从地趴倒在地，任凭父亲责打。曾母听说儿子挨打，急忙跑到田间，抱住儿子痛哭，曾参忍住疼痛，劝说母亲：“请母亲不要难过，爹爹是在对我教训，我惹爹爹生气了。”曾皙回家之后，担心打伤了儿子，便悄悄到书房窥视。曾参知道父亲走过来了，忍住肉体剧痛，抚琴而歌。曾皙看后，才放下心来，缓步又走回屋去。四是思念父母。曾参双亲去世以后，每次观看丧礼，都会想起死去的父母，经常泪水浸湿衣襟。

总之，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尽孝并不只是用物质来衡量的，而是要看对父母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诚敬。孝无贵贱之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只要有孝心，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能尽力做到。

二为忠恕。对于人才的道德标准，在孝顺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了“忠恕”的要求。“忠”者，尽力为人谋；“恕”者，推己及人。“忠”是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来说的，也就是孔子在《论语·雍也》篇里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脚，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这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恕”则是从消极的、否定的方面来说的，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就不要强迫别人干；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在待人接物过程中，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体谅别人的难处，从而包容和悲悯别人的许多过错。

“忠”和“恕”实际上是从相反的方向指示着同一个道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博爱大众，共同发展，大家共赢。

三为诚信。在孔子看来，诚信不仅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也是一个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原则。《论语》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为：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食物、充足的战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食物。自古人都必有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就不能够立足了。”）可见，在孔子看来，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治国如此，其他事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什么事都办不成，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为：一个人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能行。）

信任是相互的，要得到别人的信任，首先就要自己讲信用。孔子在解释“信”时说：“信则人任也”。也就是说，只有讲信用，人们才会信任你。在孔门弟子中，遵循孔子教诲，讲究诚信，尤以曾参为甚。有一次，曾参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办事，年幼的孩子吵着要去。曾参的妻子不愿带孩子去，便对他说：“你在家好好玩，等妈妈回来，将家里的猪杀了煮肉给你吃。”孩子听了，非常高兴，不再吵着要去集市了。这话本是哄孩子说着玩的，过后，曾参的妻子便忘了。不料，曾参却真的把家里的一头猪杀了。妻子看到曾参把猪杀了，就说：“我是为了让孩子安心地在家里待着，才说等赶集回来把猪杀了烧肉给他吃的，你怎么当真呢。”曾参说：“孩子是不能欺骗的。孩子年纪小，不懂世事，只得学习别人的样子，尤其是以父母作为生活的榜样。今天你欺骗了孩子，玷污了他的心灵，明天孩子就会欺骗你、欺骗别人；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无信，明天孩子就会不再信任你，你看这危害有多大呀。”

每个人才的特点不同，孔子认为要量才而用，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个人才的特长。孔子十分赞赏“及其使人也，器之”的做法（意为：当他使用人的时候，总是量才而用人），强调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据各人的特长赋予不同的职责。比如针对孟公绰的特点，孔子认为“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意为：孟公绰做晋国越氏、魏氏的顾问，是才力有余的，但不能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孔子是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赵、魏这样大国的顾问，坐而论道，则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学问、道德，担任这个职务很合适；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请他作大夫，要他实际从事政务，那就不行，会干不好。孔子论人才，认为某些人才，担任某一种级别很高的闲职、虚职，蛮好；但是要他改做实际工作，去执行一项具体任务，就完了。相反，有些人从事实际行政工作，执行任务，会办得很好；但如果这样认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也完了。

孔子按照这种因材施教、量才适用的原则教育和培养其弟子，使其弟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成为各行各业有用的人才，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当数颜回、子贡和子路三个人，他们成为孔门弟子做学问、做生意和做官的代表，分别相当于现在的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党政人才。

先谈谈做学问的代表颜回。颜回14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跟随孔子。颜回在孔门中，是最有条件继承孔子学说的弟子之一，也是孔子的希望所在。孔子在不能入仕做官、达到以其思想治国的情况下，靠办学广收弟子来传播他的治国主张。他希望弟子能入仕则入仕，不能入仕则通过讲学传授其治国之道，使其思想、主张能为后世所用。所以颜回在未入仕为官的情况下，与孔子一样，也走上了设坛讲学的道路，成为孔门弟子中做学问的代表。

颜回讲学所用教材，有《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在教学实践中，颜回对《易》的讲解比较深透，这对其弟子提高辩证思维是有帮助的。随孔子归鲁之后，颜回除讲学外，还帮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颜回在整理时，不限于一般的刻写与编简，而是着重于考证及校对，把周游列国时所获得的不同古籍互作参证，去伪存真，特别是《易》，颜回是主要整理人之一。

颜回的许多特点与孔子有点类似，是一个古代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一是敏而好学。颜回聪敏过人，非常好学。孔子有一次就故意问子贡，他说你跟颜回比较谁更杰出一些？子贡识趣地说颜回闻一知十，他闻一知二，差五倍。颜回的聪明好学特别表现在其可以由此推彼，预知一些事情的结果，如预知东野毕的马将会逃逸，等等。二是安贫乐道。孔子评价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意为：一竹篮饭，一瓢水，住在狭小的巷子里，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忧愁，而颜回却能不改变自己的乐趣。颜回呀，是多么有修养啊。）三是持久行仁。颜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的“仁”，落实于个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颜回随孔子在陈、蔡期间绝粮七天，子贡费了许多周折才买回一石米。颜回与子路在破屋墙下做饭，有灰尘掉进饭中，颜回便取出来自己吃了。子贡在井边远远望见，很生气，以为他偷饭吃，便跑去告诉孔子。孔子说：“我考察并相信颜回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即使你这样说，我也不会怀疑他，这里边必定有缘故。”孔子把颜回叫到身边说：“日前我梦见先人，大概是启发佑助我。你做好了饭就把它送进来，我准备用饭来祭奠先人。”颜回对孔子说：“刚才有灰尘掉进饭里，留在锅里不干净，丢掉又太可惜，我就把它吃了，不可以用来祭奠了。”孔子说：“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的。”颜回出去后，孔子环顾了一下身边的弟子说：“我知道颜回之仁，不是今天才知道。”从此以后，大家真的服了，更加信赖颜回。

再谈谈做生意的代表子贡。子贡出身微寒，拜学孔子之前即从事商业买卖，利口巧辞，善于交际。孔子周游至卫国，子贡即拜其为师，追随左右，是第一批拜孔子为师的学生。与孔子其他弟子相比，子贡最特殊的地方，是善于做生意，在理财经商方面具有卓越的天赋。他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成为春秋年间天下最富有的两人之一，而另一人是陶朱公范蠡。子贡、颜回、子路这三位学生始终不离孔子左右。子贡是一边上学、一边打工，类似今天的大学生勤工俭学，他利用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机会一边学知识，同时一路观察市场行情顺带做生意，是听课、旅游、赚钱三不误。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也是一位赚钱高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论及致富之学时就讲过泰利斯的有趣故事。当时的人，并不否认泰利斯的聪明和智慧，但却嘲笑他说，尽管这么聪明，却贫困得几乎难以养活自己。这些俗人得出的结论是：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泰利斯决心向世人证明，自己并非没有商业才能。某年冬天，他凭着星象学预测，第二年夏天油榄树将获丰收。据此，他将自己所有的资金完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的各油坊作为定金，租得了各油坊的榨油设备。这个时候，因为是榨油的淡季，没有人想到去租赁设备，无人竞争，租金当然也就很低廉。次年收获季节来临，需要榨油的人纷纷到油坊，谁都愿意照他开出的高额价格支付榨油设备的租金，泰利斯获得大量金钱。

子贡经商有道，是身家巨万的工商界巨子，并曾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倍受历代商界崇奉。司马迁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子贡做生意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善于预测。子贡经商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亿（臆）”，这里的“亿”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意思就是预测，高瞻远瞩。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鲁哀公十一年的吴国和齐国战争。这一年，吴王夫差率领大军讨伐齐国，在别人睁大眼睛看热闹的时候，子贡看到了商机。战争爆发在冬天，棉衣是吴军必备的军需品之一，夫差必然会向全国老百姓征收丝棉。这样，老百姓肯定缺少棉花过冬，棉价走高必不可免。于是乎，子贡派人从其他各国收来大量的棉花，卖到吴国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二是善于公关。除了预测，子贡还善于包装自己，搞公关。子贡每次做生意，都派头十足，乘坐相当于今天宾利、劳斯莱斯级别的车子去拜访各国政府高官，以至于各国国君见了他就像现在的非洲小国见了比尔·盖茨一样，平起平坐，完全不行君臣之礼。三是儒商结合。子贡做生意获得成功，不是靠损人利己，而是秉持了儒家的基本理念，如仁爱、合宜、尽心、同情等。子贡“儒商结合”的言行受到了近代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有“日本实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根据其数十年经历和体验所写成的《〈论语〉与算盘》一书，就大力提倡把商业才能和儒者精神结合起来。

最后谈谈做官的代表子路。孔子认为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一个国家，作为以读书学习掌握知识为业的士人，应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用自己所学，为国家民族效力，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达则兼济天下”。孔子设案授徒，专门辟政事一科，子路就是政事科之杰出代表。

子路的从政才能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德治仁政。子路跟从孔子游学到卫国，卫国执政孔悝任用他为蒲邑令（今河南省长垣县县令）。“蒲多壮士，又难治。”（意为：蒲地多有刁悍之徒，难以治理。）孔子教导子路：“我告诉你，恭谨谦敬可以震慑刁悍的人；宽容公正可以安抚强暴的人；慈爱宽恕可以感化陷入绝境的人；教育和惩办相结合可以抑制奸邪的人。像这样坚持下去，正气就可以树起来了。”子路照此奋斗三年，蒲邑大治，百姓乐业。三年之后，孔子路过那里，进入边境称赞说：“善哉，仲由做到恭敬了。”进到城里又说：“善哉，仲由做到忠信了。”到了办公庭堂又称赞：“善哉，仲由做到明察了。”子贡牵着孔子的马问道：“您老人家还没有见到仲由的政绩就三次称赞他，这其中的原因能说给我听吗？”孔子回答说：“我已经见到他的政绩了。入其境看到田地都经过修整了，地里的杂草都锄掉了，还深挖了里面的沟渠，这表明因为他谦虚敬诚，百姓才为之尽力；进其城，看到房屋整齐坚固，树木茂盛，井然有序，这表明他忠诚宽厚，所以百姓不怠惰不偷懒；进入他的官署，里边很安静，手下人听从命令，各司其职，这表明他明察以断，所以政局很稳。由此看来我虽然三称其善，岂能全部概括他的美德和政绩呢。”今天的长垣县把其商业街命名为“三善街”，并在街道中央塑起了子路的站像：一手按剑，一手持卷，风流儒雅，神态安详。二是求真务实。子路做事务实求真，着重实际，讲究实效。子路任长垣县令时，长垣紧靠黄河，好闹水灾，他多次兴修水利，筑堤修渠，为民造福。《长垣县志》有关于他“为水备”的记载。后人称其为“河内公”，是一位水利专家。现长垣县城北二里许有长约五十里的引黄灌溉渠，名字叫“文明渠”，就是2500年前子路首先开挖的。史书上记载，有一次连降暴雨，洪涝将至，如不及时预防，必然成灾。危急关头，子路来不及请示报告，就身先士卒，率众筑堤，并拿出自己的俸禄，对民工每人补给“一箪食，一壶浆”，以提高民工的积极性。他冒着丢官的危险，首先考虑的是百姓的利益；如果等请示批下来再干，洪涝已形成灾害，损失已经造成，这种请示又有何用？正是这种务实求真的精神，才使子路给长垣人民办了不少好事。三是勇武报国。英勇是子路的又一个特点。子路跟随孔子，勇堕三都，充当前线指挥。在周游列国中，他是卫队长，捍卫圣道，保护老师，使孔子“恶言不闻于耳”。雍正皇帝称他为“勇行贻范”、“圣道干城”。最后因卫国内乱，主人被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为国家冒死拼杀而殉道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