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风暴中的雄鹰_关于马克思的故事

革命风暴中的雄鹰_关于马克思的故事

为巴黎工人的胜利欢呼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1845—1846年，欧洲各国普遍发生农业歉收，粮价上涨；紧接着1847年英国开始了经济危机，当时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两个经济事件，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急剧恶化，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直接点燃了19世纪40年代的这场革命烈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先后在欧洲各地揭竿而起。

1848年2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巴黎爆发了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巴黎人民，不顾基佐政府的威胁和禁令，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他们高喊着“改革万岁”、“建立共和”的口号，同政府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人民的革命推翻了金融贵族的统治，法国宣布实行共和。“二月革命”使巴黎成了欧洲的革命中心，推动着欧洲各国革命的发展。

1848年2月23日，巴黎街头的起义队伍。(www.guayunfan.com)身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从报上看到巴黎爆发革命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为巴黎的工人胜利欢呼，并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积极开展活动和组织集会。民主协会由过去每月一次的集会改为天天集会，还通过决议要求市政当局建立一支由工人和手工业者参加的武装力量，同时协会本身也开始武装工人。手头一向十分拮据的马克思，为了支援革命，慷慨地从他刚刚得到的父亲遗产中拿出数千塔勒，供购买武器之用。

3月3日晚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马克思家开会，委托他到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刚散，比利时警察就闯进他的住宅，借口马克思没有身份证逮捕了他，并以同样的理由把马克思的夫人也关进了监狱。释放后押送到了边境，予以驱逐。

3月5日，马克思来到巴黎。受到迫害的他，来不及调整心情和养息，便立即投入新的战斗。他发现巴黎的流亡者中流行着一种危险的做法，即组织武装志愿军，打回老家去，解放自己的祖国。当时参加志愿军的人很多，然而他们往往刚到达边境，就被出卖给了自己的政府。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把革命当儿戏的冒险主义。在他的倡议下，3月8日成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以此为阵地，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纠正了错误的做法。

这时，沙佩尔、莫尔、鲍威尔、沃尔弗和瓦劳也先后到达了巴黎。3月10日，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远在布鲁塞尔的恩格斯被选为委员。委员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持下，几乎天天开会，研究在当前这场革命的暴风雨中应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随着革命的深入，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马克思认为，在大好形势下，必须让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保持清醒头脑，打消他们对资产阶级内阁存在的幻想，明确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他于3月底，为中央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宣言》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具体地提出了指导当前斗争的具体措施和做法，特别就德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斗争的策略和一系列实行民主改革的措施。

1848年2月24日，巴黎罗亚尔宫外的战斗。

为了直接指导德国的革命，马克思于4月初回到了科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成员立即分赴德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迅速建立了工人联合会。原计划准备在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党，但是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多数人当时觉悟还不高，认识不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这项任务未能完成。斗争的实践让马克思认识到，光靠几个盟员和秘密通讯，已不能及时指导各地的斗争，这使他更坚定了办报纸，利用舆论宣传指导斗争的想法。

1848年3月，柏林的街垒战。

为革命风暴呐喊的《新莱茵报》

早在巴黎时马克思就有了创办日报的想法，到达德国科隆后他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立即着手报纸的筹办，为革命风暴准备舆论战斗的阵地和武器。

当时，科隆的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些共产主义者也准备办一张报纸，但宣传的范围仅限于科隆一个城市。他们劝马克思、恩格斯到柏林去。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科隆的条件比柏林好，因而同他们进行了谈判，经过努力，终于把科隆这块阵地夺了过来，办报的设想得到实现。马克思把报纸定名为《新莱茵报》。

报纸在创办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是缺乏开办资金。原来设想筹款3万塔勒，一半作为固定资金，一半作为活动资金，按50塔勒一股向各界人士征集股金。马克思留在科隆，恩格斯去了巴门，其他盟员也分散到各地筹集股金。但一个月下来，只筹到1300塔勒。恩格斯不得不从他父亲给的生活费中挤出几百塔勒，找熟人认了14股，马克思也从父亲的遗产费中抽出一笔钱，加上征订的订费，总共筹集了1.3万塔勒，勉强解决了报纸出版的资金。

1848年6月，《新莱茵报》正式出版了。这是第一份革命工人政党的机关报。恩格斯说，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工人政党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

在报纸编辑部中，马克思任总编辑，工作量非常大。他要拟订每天的编排计划，撰写社论，编辑大部分稿件，保持同许多进步报刊的联系。除了保证每天按时出版报纸外，还经常增刊号外和传单。同时他还要同反动当局的威胁和纠缠作斗争，同自由派报刊的诽谤作斗争，耗费了大量精力。马克思以他的出色工作，赢得了编辑部同事们的尊重，成了编辑部的灵魂。恩格斯后来回忆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

1848年前后的科隆

《新莱茵报》编辑部主要成员：

马克思

恩格斯

威廉·沃尔弗

比尔格尔斯

德朗克

维尔特

《新莱茵报》的创刊号发表了马克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议会迷，指出这是再糊涂不过的思想，只能使国家继续分裂下去，国家的统一只能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这篇文章吓坏了德国庸人懦夫，《新莱茵报》一半的股东因此而宣布退出。不久法国发生“六月革命”，《新莱茵报》坚决支持巴黎工人的斗争，其余的股东又纷纷退出。这样，马克思不得不负担起全部的办报经费，从而耗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生活陷入更困难境地。

但任何困难都摧垮不了马克思的坚强意志，他以顽强的斗争精神，更加专注于报纸的编辑出版，充分发挥了这张报纸作为党的喉舌机关报的作用。报纸对各国的封建王朝、背叛人民的大资产阶级、法兰克福和柏林议会中的“国家栋梁”，以及欧洲各国的反动派——从俄国的沙皇到法国资产阶级刽子手卡芬雅克，从梅特涅到康普豪森，从罗马教皇到科隆检察官，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旗帜鲜明地支持被压迫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面对法国革命的失败，他大声疾呼：“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的敌人。”为了支持意大利反对奥地利专制的统治，他以编辑部的名义，向意大利《黎明报》表示：“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我们要求粗暴的奥地利丘八立即撤出意大利，使意大利人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来选择所需要的政体。”

《新莱茵报》的革命立场和在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引起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恐慌。1848年9月底，反动当局查封了《新莱茵报》，恩格斯、沃尔弗等几位编辑被逮捕，马克思也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面对迫害，马克思坚定地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这个政治阵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编辑部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他的战友的各种努力下，《新莱茵报》于10月12日复刊。然而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普鲁士反动政府又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在反动当局的迫害下，《新莱茵报》于5月19日出完最后一号就停刊了。

马克思所创办的《新莱茵报》虽然被取缔了，但在激烈的革命风暴中，始终站在了斗争的前沿，充分发挥了革命舆论的指导作用。这张报纸，如投枪和匕首，沉重打击了敌人，揭露和鞭挞了各种错误思潮，为推动革命风暴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革命斗争中的逐浪勇士

在1848年的日日夜夜里，马克思不仅以大量的精力创办和编辑《新莱茵报》，用革命的舆论鼓舞士气、指导斗争、打击敌人，而且以革命战士的身份，积极参加集会、游行，直接同工人们并肩战斗。

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反革命的势力在整个欧洲进行了大反扑，新成立的共和临时政府纷纷倒台。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反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当时，在科隆有三个民主派组织，一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的民主协会，一个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一个是工人业主联合会。只有把这三个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共同作战，才能增强战斗力。马克思在三个团体中宣传《共产党宣言》，讲解反对宗派主义倾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于6月组成了三个民主团体的联合中央委员会，7月又发展成为民主派莱茵区域委员会。在马克思主持下，民主力量不断扩大。在保卫人民权利和自由的战斗中，工人同民主派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大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流血事件。当时，人民群众为反对政府降低工资而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动政府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这一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于8月25日动身去柏林和维也纳。

1848年8月23日，维也纳军警镇压工人游行。

到达维也纳后，马克思立即参加民主联合会举行的会议。在关于流血事件的讨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维也纳事件”像巴黎“六月事件”一样，实质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采用一切办法向人民做工作，掀起一个反对内阁的风暴。他坚决反对向奥地利国会请愿和派代表团晋见奥地利国王。随后，他又在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形势和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理论上阐述了这场斗争的根源，以提高工人的斗争水平。

在马克思的指导下，9月3日，维也纳工人联合会等组织为8月28日遭枪击的工人举行葬礼。送葬的队伍有各阶层人士参加，浩浩荡荡，形成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工人联合会向一切自由和进步的组织呼吁建立紧密的联合和合作，大力宣传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人议会。遭到镇压的工人阶级，擦干净身上的鲜血，又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了。

马克思始终和群众一起奋战在斗争的第一线。9月22日，马克思回到科隆，当晚就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协会召开的一次协商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集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认可什列维希·霍尔斯坦是丹麦的领地。这次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恩格斯等在会上发表演讲，抨击了国王出卖国家利益的可耻行为，并根据沃尔弗的提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在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陆续又举行了多次类似的大会。9月17日，一万多人或步行、或骑马、或坐敞篷车、或乘平底船，从四面八方汇集至离科隆不远的沃林根集会。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大会宣布要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决心同反动势力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些大会起到了引领革命斗争和鼓舞革命士气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注意发动农民反抗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在柏林三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的大资产阶级，一上台就勾结封建势力，要农民付出高额赎金才能解除封建义务。这种赎金比原来的租金还要高二十几倍。马克思通过《新莱茵报》，揭露德国资产阶级出卖农民利益的可耻行为，发动农民奋起抗争。11月间，莱茵省区域委员会又发表了马克思签署的呼吁书，号召全省人民拒绝缴纳赎金。全省各地农民纷纷响应，使得政府派出的收缴赎金的官员几乎空手而归。马克思由此被反动当局指控有“煽动叛乱”罪。在法庭上，马克思义正词严，大声疾呼：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它，人民完全有权利用暴力还击暴力！

1849年5月，在德国西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群众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在《莱茵报》上写文章抨击各邦反动政府，声援起义人民，而且还亲自前往许多地方指导和推进革命运动。1849年6月，马克思到达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先期到达的恩格斯会合。他们一起劝说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要求他们公开参加为维护宪法开展的人民运动。遭到拒绝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前往发生起义的巴登、普法尔茨和宾根等地，深入斗争的第一线进行活动。6月初，两位朋友在宾根分了手，马克思带着普法尔茨民主派的委托书去巴黎，争取法国民主派对德国起义的支持；恩格斯则回到普法尔茨，在那里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维利希领导的一支工人志愿队，当了维利希的副官，亲身参加和指挥战斗，直到起义的最后失败。

马克思回到巴黎后，亲身经历了6月13日反动政府血腥镇压游行示威群众的反革命事件。随后，迫害波及到了马克思和他领导的《新莱茵报》，报纸被强迫停刊，马克思被勒令离开巴黎。当时，马克思的一家非常困难，报纸停刊后，马克思将发行报纸和出卖印刷机的钱，全部付给了工人、通讯员和编辑，全家只得靠借贷和朋友资助维持生活。当时由于经济困难，凑不齐路费，马克思只能只身前往英国，把即将分娩的妻子和孩子继续留在巴黎。

革命失败了，马克思又开始了流亡生活。但他献身1848—1849年的革命斗争，成为其革命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经历。面对欧洲的革命风暴，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满腔热情地投身人民革命的洪流，为指引斗争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也表现出他无所畏惧、顽强战斗的英勇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