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和学问的楷模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人品和学问的楷模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在复社与张至发、薛国观的斗争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时时出现，这个人并非复社成员，但是却成了复社人士心中的一面旗帜，成了贵族官僚集团最为忌惮的一员主将。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黄道周。

吴伟业首疏弹劾张至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声援黄道周。当年在简选东宫讲官时，张至发曾力阻黄道周出任，被人指斥后，他恼羞成怒，“两疏诋道周，而极颂体仁孤执不欺”，[4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伟业才挺身而出。

黄道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吴伟业与他的关系究竟又怎样呢？

黄道周，字幼平，福建漳浦人。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比吴伟业年长二十四岁。在漳浦境内的海岛中，有一座山名铜山，山上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苦读不辍，因号石斋。后来他成为学贯古今的大学者，尤其擅长《周易》并工楚辞。此外，他还是明末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他为人严正不苟，极重风节。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不久被任命为经筵展书官，为皇帝讲授经史。按惯例，不管皇帝年龄多大，为表恭敬，在皇帝面前必须用膝盖着地行走，而他却独不肯。当时魏忠贤在旁，也被他的凛然气概所震慑。崇祯时，他先后任右中允、右谕德、少詹事，曾屡次犯颜强谏，即使被斥责，被贬官，也在所不顾。他这种坚持正义、不谐流俗、无所畏惧的节操令正人敬、奸人怕，“公卿多畏而忌之”。[44]张至发力摈他成为东宫讲官，原因即在于此。

上文提到，吴伟业从崇祯十年起曾向黄道周学习《周易》，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交往颇为密切。后来吴伟业在《周易》的研究上很有收获，写成《易经听月》六卷、《图说》一卷（见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卷一《经部·易类》）就同这段学习分不开。吴伟业在文章中曾屡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交往和对黄道周的印象。在吴的心中，他是极可钦敬的老师，学问深不可测。十七八年以后，吴伟业和史学家谈迁追述往事时，这样描述黄道周：“我自登朝之日起结识了许多名流，如钱谦益、陈子龙、夏允彝等等，尽管非常有才学，但都还可以看出其才学之所从来，只有漳浦黄先生的才学不可测，他简直是个神人。在京时我曾携带食器到先生处饮酒。先生只有一个侍童，室中无长物，书也不过数函，高谈阔论到深夜，饿了，只吃一碗白面，不加菜码。选东宫讲官，独独不选先生，杨廷麟被任命，上章推让于先生，先生却谦虚地说自己不能胜任。其所著有关《洪范》的一部书，曾进呈给崇祯帝阅览。该书有四函，每函两册，正文夹注，字有一指大，每页宽八寸，高一尺二寸，全部手书。书中杂引经史百家之言，批根溯源，条分缕析。全部书稿在空桌之上仅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连底稿也很干净好看，只稍稍涂改了一引起字句。”吴伟业又说：“有一回崇祯帝曾当面一连三次称呼黄道周‘先生’，这是首辅也不敢想望的，而先生却自视只是一名普通人，言谈举止没有一点孤傲张狂的表现。闲暇时便下棋，我不善下棋，先生勉强我说：‘你只须随着我下子。’先生还能画人物画，善隶书。遇到山明水秀的地方，拄杖日行数十里而不倦，平时未曾见他携带书卷诵读不止。”[45]对黄道周的学问，吴伟业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www.guayunfan.com)对黄道周的德行人品，吴伟业也极表敬重。他在朝廷上敢于正直激昂地弹劾首辅大臣，多多少少是受到了黄道周的感染。

吴伟业给黄道周做了如下综合性的评价，说他既有汉代著名直臣朱云、耿育的憨直的个性，又有宋代爱国义士文天祥、谢翱的忠贞的气节，既有汉代学者京房、翼奉的深厚学问，又有同是汉代学者董仲舒、刘向的斐然的文采，“曾不得一端名之，殆神人也。”[46]这里值得注意的一是所提到的京房、翼奉、董仲舒、刘向均为深通《易经》，善于“推阴阳、言灾异”的名家，[47]吴伟业用他们来比拟黄道周，可见黄道周对于《易经》精通的程度了。二是吴伟业这番话乃入清后所讲，当时黄道周已抗清不屈而死，故他把道周比做了文天祥和谢翱。

吴伟业和杨廷麟向黄道周学习《易经》，尚没有学完，黄道周就又一次因进言受到“重谴”，被贬谪为地方小官，离开了京城。

事情发生在崇祯十一年夏秋之交。六月间，黄道周曾连上三疏，一劾内阁大臣、兵部尚书杨嗣昌，一劾兵部右侍郎陈新甲，一劾辽东巡抚方一藻。弹劾方一藻的主要问题是对清主和议（崇祯九年，后金改国名为清）。当时面对清军接连不断的入侵，朝廷上分为主和与主战两派，互相攻击。方一藻主和款，但谁都看得出来，他只是这一政策的执行人，其背后的决策人则是杨嗣昌。黄道周在奏疏中力斥和议之非，他所针对的自然也不仅仅是方一藻一个人。道周对杨嗣昌和陈新甲的弹劾在于“夺情”问题。所谓“夺情”，是指官员遭父母丧，守制期间经朝廷特许而出仕。杨嗣昌崇祯十一年六月拜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之时，居继母丧还不满五个月，同时他所推荐的新任兵部右侍郎陈新甲也在守制当中。这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因此黄道周抓住这一点言辞激烈地向皇帝抗言：“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连苞引蘖，种其不祥以秽天下乎？”[48]

黄道周所弹劾的三个人都是手握兵权、身膺重任的大吏，杨嗣昌尤为主要的人物，当时他虽然不是首辅，却是内阁中的实力派，所以成为黄道周的首要目标。平心而论，杨的夺情任职固然被黄道周视为违背封建纲常的污点，但并非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并非问题的焦点所在，这其实只是一个口实，黄道周要借以攻击的是内阁施政的频频失策和朝廷用人的不当。他的发难获得了包括复社人士在内的朝野清流的支持，这一事件成了士大夫阶层同贵族官僚集团又一次公开的矛盾冲突。

在这一冲突中，崇祯帝显然站到了士大夫阶层对立面的一方，他本来就十分注意朝廷上门户党派的纷争，对不断向内阁发动挑战的士大夫一方心怀疑忌，而当时他又正十分信任和倚重杨嗣昌，黄道周措词激烈地批评杨嗣昌夺情、批评朝廷用人不当无异掴了他的耳光，惹得他十分恼怒。七月初，崇祯帝在平台召对，严厉地斥责黄道周，说他的所作所为全出于私心。道周毫不示弱地极力申辩，更使得崇祯帝大为光火，欲加以重罪，但惧其名高，一时未能决定。杨嗣昌恐处罚轻了，以后弹劾自己的人会没完没了，便赶紧收买人，使上疏攻讦道周。于是道周终于被贬官六级，出为江西按察司照磨。[49]

在这次冲突中，吴伟业当然与黄道周心心相印。八月，黄道周离京，吴伟业和杨廷麟相送出城，非常伤感地与老师道别。伟业做了一首七言律诗《送黄石斋谪官》，[50]称颂老师“旧学能先天下忧”，同情他“十年流涕孤臣事，一夜秋风病客舟”的不幸遭际。杨廷麟感慨地对吴伟业说：“绝学当传，大贤难遇，我们俩人何不弃官而去，随石斋先生到山中读书，十年不出。”吴伟业赞同他的话，可是俩人后来却未能实现这个打算。[51]

正是在这个时期，吴伟业完成了一首在其早期作品中占有比较重要地位的七言歌行《殿上行》。[52]这首诗，一说为黄道周而作，一说为杨士聪而作，细考之，当以前一种说法为是。因为吴伟业与杨士聪同官翰林，没有师生的名分，故他对于士聪始终以“公”称之，从未称过先生，可是这首诗中却两次使用了“先生”这一称呼，与吴伟业在其他文章或场合中对黄道周的称呼相同（如《梅村家藏稿》卷四五《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给事中天愚谢公墓志铭》：“余向以后进得交于漳浦黄先生，先生因直谏忤时宰。”另外还有上面所引吴伟业对谈迁的谈话）。诗中所写内容，也与黄道周事迹颇相切合，其为黄道周作当无疑。由“先生侍从垂金鱼，退直且上庖西书。况今慷慨复遑惜，不尔何以乘朝车。”“先生翻然气填臆，口读弹文叱安石。期门将军须戟张，侧足闻之退股栗。”等等诗句来看，这首诗似作于黄道周连上三疏弹劾杨嗣昌等人之后。诗中讽刺了公卿大臣明哲保身、庸懦畏葸、不敢直言的丑态：“公卿繇来畏廷议，上殿叩头辄心悸。”“如今公卿习唯唯，长跪不言而已矣。”用以反衬黄道周忠贞刚直、守正不阿、敢于“面折廷诤”的品节，诗中还用了两个比喻来写出两种品格的不同：“黄丝历乱朱丝直，秋虫局曲秋雕起。”表达了对道周先生由衷的赞美。

这是吴伟业现存最早的一首叙事歌行。上年所作赠与瞿式耜的《东皋草堂歌》也是一首叙事歌行，但没有流传下来，而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作者自己删削掉了。作者晚年整理、编辑诗文集，大概淘汰了不少早期的作品，估计这些作品有不少是因为害怕触犯清朝的忌讳忍痛割爱的，不过也会有相当数量是因为艺术上的原因自动捐弃的。《东皋草堂歌》恐怕是属于后者，因为此诗写钱谦益、瞿式耜一案始末，写崇祯党争，似乎不会涉及敏感的明清关系问题。《殿上行》同样是一首同崇祯朝党争有关的诗篇，却被收入了诗文集，说明作者自认为它在艺术上是可以通过的。这首诗还够不上吴伟业七言歌行的代表作，可是它所表现出的作者对于时事的关切，那种将感情的抒发寓于叙事之中的写法，典故和对偶句的大量运用，都预示了此后吴伟业七言歌行发展的基本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