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_领袖、伯乐、导师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毛泽东_领袖、伯乐、导师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辉煌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还是毛泽东。

邓小平“三落三起”,其中“一落”与毛泽东无直接联系,但根本原因是他当时的主张见解及做法与毛泽东相同,因而被视为“毛派头子”被打倒,毛泽东本人当时也被剥夺权力,只挂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虚衔。“一起”、“二落”、“二起”和“三落”,与毛泽东直接相关,“起”是出于毛泽东这双巨手,“落”也是出于这双巨手。总的来说,每次“起”都“起”得比以前更高,“落”虽然是“一落千丈”,但在人身安全、生活保障、精神安慰上还是做了妥善的安排,政治上也留有余地。邓小平“三起”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但自始至终还是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指导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奠定的基础和毛泽东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前提。

邓小平在中共党内,本来早就是一个“少壮派”,23岁当“大官”——中央秘书长, 25岁前往广西坐镇一方,然后又成为一路诸侯——红七、红八军总政委。但27岁这年先是“打入冷宫”,“挂”了半年多,继而又成了一个“七品芝麻官”——县委书记。不久提了一点,成为中心县委书记。继而成为省委宣传部长,尚未履行职责就在1933年5月第一次正式被打倒。“一起”后任总政治部秘书长,职务名称虽好听,等于是恢复了省委宣传部长的级别,但没什么事做。两三个月后,闲不住的邓小平请求另外分配工作,干点实事。结果在总政所辖的宣传部当了个干事,又像刚参加革命的共青团员那样干起10年前在法国干的老本行,主编由总政治部负责出版的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从名义上说,这相当于今日的《解放军报》,但当时在很长时间只有3个人办。开始是铅印,后来长征,丢掉坛坛罐罐,成了木印和油印,邓小平再次成为“油印博士”。因此,邓小平的女儿为了写《我的父亲邓小平》问邓小平在长征时干什么工作,邓只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

1935年1月,邓小平在“一落”后真正“一起”,重新成为中央秘书长。《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解释说:“父亲之所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是因为在到达遵义前,绝大多数军内和党内的高级干部已对‘左’倾错误领导强烈不满,毛泽东被排斥领导的状况开始转变。那时有很多高级干部频繁地到毛泽东那里,向他反映情况,与他交换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已日益增大。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后,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了邓小平为秘书长。”(www.guayunfan.com)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事实上形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邓小平随之再次进入军队系统,先是在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副主任、主任,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最后在1938年1月成为129师政治委员。接替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的刘英回忆说:当她接到通知到中央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说,“小平同志要上前线去,我推荐你接替他的工作。”刘回答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强干,我怕做不了。”毛笑着说:“你做得了!”并进一步解释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众所周知,八路军三个师的师长、政委,还有副师长,都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职位,其人选,即115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120师贺龙、关向应,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优秀的人才。

邓小平为什么能获此重任?可以从“文革”时期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中加以推测。

1967年5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这是邓小平正式受批判后毛泽东第一次找他谈话,也是邓小平1973年复出前最后一次同毛泽东谈话。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介绍,这次谈话从深夜不知几点钟谈到天快亮,其中所谈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邓小平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时邓小平有无“历史问题”的关键,也是给邓小平问题定性的关键,是“邓专案组”重点审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亲自与邓小平面谈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让自己心里有数。70年代,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几次对邓小平说:“红七军能打啊!”对红七军的历史,毛泽东是熟悉的,曾于1931年11月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手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而当时的红七军是一支受到党中央严厉批评的军队,军长李明瑞、政治部主任许进等一些领导人于1931年10月前后惨遭王明路线枪杀。邓小平在出任129师政委之前,前线作战的主要经历就是在红七军的经历。毛泽东有关邓小平“会打仗”的看法,应当始于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的“红七军能打”的深刻印象。

邓小平70年代复出,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就是“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对此写了一段对当时的他来说极为罕见的长批示,这表明这件事对他印象很深,可以说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另一个重要评价一一第一重要的评价“政治思想强”最早的注脚。

“邓毛谢古”事件,对毛泽东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本人当时也因反对“左”而被剥夺了领导权,他一直认为,批邓毛谢古实际上也就是批他。另一方面,邓毛谢古四人中的“毛”就是他的亲弟弟——毛泽覃。这四人中除邓小平因已到了部队随红军长征外,其他三人都被作为有“问题”的人留在苏区,不久便分别牺牲了。对此,毛泽东内心是很心痛的,他曾在1943年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期望很大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兄长之情。当然,这一事件更重要的是表明邓小平能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坚定不移地执行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在当时,这是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当时,中共党内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又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共产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非常复杂。一个方面大军的领导如果耳朵软、骨头不硬,听到风就是雨,“唯上、唯书”,政治思想不强,战斗力再强的部队也会毁于旦夕。红军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更进一步重用,是在淮海、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原来的部署规模比较小,后称“小淮海”,这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在执行过程中,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变化,于1948年11月5日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宿(县)蚌(埠)地区作战方案,计划攻占位于徐州与蚌埠中段的宿县,拦腰斩断津浦线,以阻止敌人沿津浦线南逃。这一方案意味着将原来计划的歼敌刘峙集团主力一部—一黄百韬兵团,扩大为歼灭刘峙主力。

刘峙集团再加上前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共七个兵团,70余万兵力,实力超过刘陈邓大军的约60万兵力。这是一个严重背离军事常规的“胆大包天”的方案,连气吞山河的毛泽东也于11月23日在一份电报中承认“尚不敢做这样的估计”。这一方案最先是由刘伯承于11月3日明确提出来的,陈邓素知刘伯承多谋善断,“心细如丝”,因而果断地起草方案,向军委报告。这一方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便于11月9日至11日连连致电刘陈邓,要求他们“全力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同时还提出了“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这样,“小淮海”就演变成为“大淮海”。

淮海战役一跃而从“小淮海”变为“大淮海”,其任务、意义及其艰巨性都有了不可比拟的巨变。1948年11月16日,即全歼宿县守敌,攻占宿县并控制了附近200里铁路及沿线地区的当天,中央军委命令: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总前委统筹领导,临机处置一切有关战役事宜。中央军委还特别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淮海战役胜利前夕,总前委又受命准备渡江战役,也就是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决战,毛泽东再次亲口对邓小平说了一次:“交给你指挥了。”淮海战役前的辽沈战役没有设立代表中央进行领导的总前委,淮海战役最初10天也没有成立总前委,成立一个总前委并由邓小平任常委和书记,显然是对他的一个极大信任。

“治国以理财为先”。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对财政税收工作还没有经验,1952年公布的一个新税制仅实行了半年就因问题突出而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停止执行了。在重新制订税制时,中央产生了分歧,当时权势很大的高岗利用这种分歧煽风点火,搞得问题十分严重。周恩来一时解决不了,便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亲自点将说,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这样,邓小平副总理于1953年9月18日被任命为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继宣传、党务、政工、军事后,邓小平开始在财务这一建设时期特别重要的专门工作上崭露头角。在邓小平的主持下,1954年国家财政当年结余16亿元,成为建国五年财政状况最好的一年。类似的状况,使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在中央主管分管的事务越来越多,除上述职务与仍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外,还于1954年新出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继续在新产生的国务院任副总理,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同时又再次回到了中央秘书长的岗位上。这样,邓小平就成为党、政、军和统一战线全面处理日常工作的负责人。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总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正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巨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了。

对这个新的中常委班子,毛泽东做了说明,我们这些人,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

对邓小平,毛泽东专门评论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和重用,达到了高峰。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了几个接班人,邓小平排第二,列于刘少奇之后、周恩来之前。对邓小平,毛泽东这样说,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呢。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不少书籍把这作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赞赏,似乎已经被公开指定为接班人了。笔者认为,这段话有点吹风试探的味道,但也给人带来了要小心一点,注意一点的感觉,远远不如那些“比较”什么,“比较”什么地对邓小平有利。因为林彪进常委之后,邓小平在党内的名次为第七位,也就是最高领导集体中最后一位,“一头一尾”与“一正一副”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6年不汇报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是从1959年开始的。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了一个最后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会议。邓小平很幸运,在打乒乓球时摔伤,腿部骨折,因而留在北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邓小平的态度很明显,彭德怀提意见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但意见本身是正确的,至于“反党”还“集团”,绝对没有那么一回事!

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26国会议。在莫斯科期间,邓小平坚持中共的立场,同赫鲁晓夫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让毛泽东感到非常满意。此后,邓小平主持了中苏两党的论战与斗争。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同赫鲁晓夫再度面对面交锋后胜利归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并举行了有数千名群众参加的隆重欢迎仪式。

另一方面,毛邓分歧也开始产生。

1961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在庐山召开。

会议前夕,邓小平夫人卓琳轻轻关上门,走到邓小平身旁,很担心、很小心地对邓小平说:“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你不问,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讲什么,你心有余悸,怕我这个邓老总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挨批,是不是。”邓小平直率地说。

“前车可鉴,你讲话不要太直率了,别也戴着帽子回北京。”

邓小平笑了一下,说:“那一次,听说有的人口袋里装着两篇讲话稿来庐山,一篇准备在彭德怀得势时用,一篇准备在毛主席得胜时用。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共产党人就是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

这次庐山会议,主要是讨论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工业七十条(草案)》。这个“七十条”,在讨论时受到了激烈的原则性的批评,主要是:有点反冒进的味道,似乎把大跃进的东西都吹了;厂长负责制很突出,党委领导不突出;强调尊重科学方面很突出,敢想敢说敢干不突出;强调管理很突出,大搞群众运动不突出等等。在这种形势下,田家英给左右为难的中央书记处提了一个建议,另外起草一封指示信。书记处接受这一建议,并请田家英起草这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是按当时标准的政治语言写的,与“七十条”本身实际上不一致。9月17日,毛泽东对《工业七十条(草案)》批示道:“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邓小平后来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但这个批示从文字上看,还是只肯定了“指示及总则”,没有对具体条例表态。因此,在“文革”时,“七十条”便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邓小平感到欣慰的是,毛泽东一直没有批评过《工业七十条》,而且这份文件在毛泽东临终时还摆在他的枕边。

邓小平对工业问题的看法当时没出事,对农业问题的看法则出了问题。1962年7月,他在共青团一次中央全会上发表了那个含有“猫论”的讲话。不久,毛泽东批评包产到户,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下发后被追回。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各大区书记会议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

1965年3月,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可以演帝王将相,写历史剧可以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

毛邓矛盾到1965年末更多了起来。

首先是批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批吴晗。彭真向邓小平报告说吴晗心里有负担。邓小平回答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你告诉教授(吴晗),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邓小平真的和吴晗照样打起牌来,并对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后来邓小平自己也顶不住,但“教授”如果听邓小平的劝告,真的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

同时出问题的是杨尚昆,他是邓小平1932年相识的老友,长期在一起工作,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也就是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的主要部属。他被指控为“私设窃听器”而免了职。邓小平后来作“检讨”时说,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杨免职后“降调”到广东,邓小平把杨在北京上学的女儿接到自己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不久又出了一个罗瑞卿问题。

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12月被指控为“篡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期间邓小平整日沉着脸,什么话也不说。卓琳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连问都不敢问。12月10日,毛泽东安排周恩来、邓小平找罗谈话。邓小平把夫人也带去,只说去看看罗瑞卿,让卓琳劝劝罗夫人郝治平。在车上,卓琳见周恩来、邓小平都沉着脸不说话,害怕得很。一见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就哭了起来。毛泽东指定邓小平主持批罗,邓小平却把这一任务交给彭真,自己跑到西北三线考察去了。邓小平后来做“检讨”,承认自己对批罗“不积极、不热情”是在“开脱罗瑞卿”。

邓小平当时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西北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同行的领导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还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其目的是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并落实毛泽东的一个具体指示,搞钢铁,“钉子就钉在攀枝花”。此行队伍庞大,时间长,所到之处多,接触到的地方领导多,又正是敏感时期,后来被诬蔑为“二月兵变”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4月8日,仍在考察的邓小平被紧急召回北京,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又成了“反党”人物,而且使得毛泽东怒气冲天,最后演变成标志着“文革”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发出。邓小平了解了一下情况,认为“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没有附和”批彭,还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以“表明态度”。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在随即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上,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他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认为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在7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刘邓,说他们派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1966年8月,刘少奇、邓小平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并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批刘邓。刘邓在会议上作了检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刘邓及许多于部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要准许他们革命。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在邓小平送去审阅的检查上批示道:“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11月,批判扩大到社会上。1967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取消刘、邓、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同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将邓小平列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进行批判。

1967年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从1月12日起我一直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当,所以一直在犹豫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5月,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到邓家,向邓小平转达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请求面见毛主席一次。不久,邓小平在一个深夜去见了毛泽东,天快亮才回家。邓小平对夫人说,主席主要是问他红七军的问题,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并说态度缓和,批评并不严厉。

批判仍在继续。7月,邓小平的家被抄。同月,“革命群众”开始批斗邓小平及其夫人。9月,邓小平的子女被赶出中南海,邓小平夫妇被软禁在中南海的家中。其后,中央成立“邓专案组”,审查邓小平的问题。

1969年10月,邓小平在专案组的护送下疏散到江西。专案组回京前,问邓有何要求,邓小平令人惊讶地说“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1973年2月,邓小平终于回到了北京。不久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邓小平复出,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周恩来已被确诊为癌症,急需邓小平这样难得的人才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并非谁都可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最想控制国务院,但那一大揽子事,他们有的连听都没听说过,有的手把手教他们也学不懂,又是那么趾高气扬,不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很不得人心,处理国务方面的昭昭者也不会为他们所用。对这些周恩来十分清楚,让邓小平继他之后主持国务院可以说是从1952年以来始终咬住不放的一个安排。

1973年8月,中共十大提前召开。邓小平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没成为五名副主席中的一人,没成为九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人,也没成为2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人,连4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也没有邓小平。而“四人帮”,全部是政治局委员,其中王洪文、张春桥是常委,王洪文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副主席。副主席中还有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康生。邓小平要进入领导核心,一时看来,还没有希望。

1973年11月,“四人帮”利用基辛格访华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一个误会发起“倒周”,邓小平列席了“批周倒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几天,他一直保持沉默,后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示意邓小平发言。到会议最后一二天,邓小平发了言,他也按套话批了周几句,随后话题一转,大谈起中、美、苏的三角关系等国际战略问题来。毛泽东听了汇报,大感兴趣,当时就要把邓小平找来谈谈,因身边无人知道邓小平的住处,又可能已是凌晨二三点钟,工作人员找了一下没找到,此事作罢。12月18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令周恩来也包括邓小平本人以及任何人都更为感到意外的是:197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四届人大上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5月,邓小平从法国访问回国后,毛泽东又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6月,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当时,政治局正在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还提醒邓小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用,达到了最高峰。毛泽东气魄真大,认定了的事,干起来让人一时还不敢想象。邓小平成为一代伟人,就他人的影响来说,才,主要来自周恩来;智,主要来自刘伯承;而气魄,则主要来自毛泽东。

1975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八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随即用手指着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可以说,到此为止,毛泽东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1975年邓小平大张旗鼓进行整顿,开始是军队和经济部门,接着是领导班子和党风,再后是科技领域,最后是各方面都要整顿。邓小平在1975年9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插话,“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但随着整顿的深入,自然也就整顿到了“文革”。这样,毛泽东也就难以容忍了。11月2日,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被召集开会,毛泽东与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远新根据毛泽东“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的指示,有恃无恐地将中央的工作大批了一顿。邓小平冷静地听完“意见”后,罕见地立即发言反驳,十分尖锐地说:“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的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对自己自1975年3月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工作,邓小平也作了简略的回顾,并说,这一段时期“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听了汇报,毛泽东有些火了,指示毛远新继续开会,将与会者由邓、陈、汪三人扩大到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加上毛远新,共八人。另一方面,清华大学于11月3日传达了毛泽东一个认为该校校领导刘冰写信告迟群、谢静宜是把矛头指向他的指示,还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样,邓小平又实际上已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

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及时改正“错误”,要求他主持制订一个对“文革”“三七开”,也就是基本肯定“文革”的决议。邓小平予以谢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在几次批邓会议,邓小平也摆出了一副绝不妥协的姿态。政治局会议此时仍由邓小平主持,但他每次都只说两句话:“开会。”“散会。”中间还不断地上厕所。直到12月20日,邓小平才作了一个连稿子也没有的“检讨”,但在会后又根据会议记录把“检讨”写好,交给毛泽东,并“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这时,邓小平再一次不能同毛泽东面谈了。这个要求没有反应。1976年1月3日,邓小平再次作“检讨”并再次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将邓的两个“检讨”批发给政治局讨论,没有安排见邓小平。1月20日,邓小平正式请求“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1月21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由谁接替邓,毛泽东指示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此后,“四人帮”将邓小平问题恶化,最后利用“天安门事件”将邓小平再一次打倒。在最后处理邓小平时,身体极度衰弱的毛泽东仍保留了一点清醒,明确指示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要求汪东兴想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秘密转移,没有告诉任何人。局势缓和后,经邓小平请求,病危中暂时清醒的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于1976年7月19日与全家人团聚。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

如何对待毛泽东,华国锋、汪东兴曾提出了“两个凡是”。正如批判“两个凡是”时人们指出的那样,华、汪等一度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物,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凡是派”,而像“文革”中对立的两派打“语录仗”,有利于自己的就“凡是”,不利于自己的就“不凡是”。“文革”期间,汪东兴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只有他一人最清楚。“凡是”不“凡是”,实际上取决于汪东兴本人的态度。

政治领域没有什么真“凡是”,但在社会生活中,“凡是”还真的具有普遍性。一篇幽默小品写道:“大家伙说‘你是一个饭桶’,你说‘是’。大家伙说‘你是狗养的’,你说‘是,是’。大家伙说‘你混账!’你说‘是,是,是’。”精通这种“凡是”之道,不能说不是一种生存艺术,很多人就是靠此吃饭,有的人还混得很不错。当然,这也很不容易,一方面要有很大的“牺牲”精神,要敢于“牺牲”人格、尊严、良心、责任心、理想、事业、朋友、家庭等要说重要也还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有一定的表演能力、理解能力、办事能力,要精通“心理学”,精通“处世哲学”,精通权术。否则,你越“是”就越“不是”,不但老百姓看不起,“大家伙”也会给你一巴掌。总之,以“凡是”为手段,“成功”的成本也不低,“成功”的机率也不大。

还有另一种“凡是派”,即凡是伟人、巨人、名人、老板、上司就与之相对抗,贬低他们,否定他们,骂他们。也有人因此而成为“英雄”,成为似乎更伟大、更高大、更有名、更老板、更上司的人。但这种“成功”同样也难,一方面,与伟人、巨人、名人、老板、上司相对抗,很有可能是蚂蚁夸大国,蚍蜉撼大树,跳梁小丑,不自量力。即使不发生冲突,这种“凡是派”也不能利用伟人、巨人、名人、老板、上司的智慧、才能、知识和其他各种资源,自己只能自命不凡,孤芳自赏,孤陋寡闻,孤零零地过一辈子。另一方面,这种“凡是派”,往往也是“厚黑学”信徒,“骂人术”选手,酸气十足的井蛙,广大群众同样也很看不起。

冲破“两个凡是”之后,后一种“凡是”一度在中国很有影响。任其泛滥,后果不堪设想。一贯重视实务的邓小平,在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事业刚刚开始的繁忙时期,用了很大的精力来亲自主持实质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这是一项对历史负责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富有极大现实意义的政治工作。邓小平很明确地说:“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办事,绝大多数都是雷厉风行,干脆利落,强调一个“快”字。起草这个决议时,最初也要求“要尽快搞出一个稿子来”,“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第一稿在拟出提纲后3个月左右完成,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随后,中共中央为此开了四千人大会、四十多人讨论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六中全会预备会共四轮正式会议。邓小平本人为此发表的谈话,公开发表的就有九篇。其他形式的各种讨论、交流,难计其数。最后,从1979年11月开始起草的决议在历经一年八个多月后,终于在1981年6月22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并进一步提出了意见。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一决议。这个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和历史地位做出了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评价,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