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新疆直接归中国统治可溯源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当时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而到唐朝时期则改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自汉朝到唐朝，这期间中央对新疆的管治虽然断断续续，但新疆一直都未脱离中央。而到了唐朝末期，亦即9世纪以后，一直到18世纪这近千年的时间长河里，新疆已然脱离中央的管控，处于多国割据、分裂和征战的状态。这种状况延续到清朝扣关之后，17世纪爆发准噶尔叛乱，清朝借此多次征战新疆，前后历时百余年，才在1757年彻底平复准噶尔叛乱，正式取名新疆，使其重归中国版图。几年之后，乾隆又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清朝才正式确立对新疆的稳固统治。

然而，好景不长，自1820年开始，新疆又发生张格尔叛乱，这场叛乱直到1827年才完全平复。此间，左宗棠年值8岁至15岁。向来心忧天下并喜研历史的左宗棠，或许从这期间开始就已经读到中国边陲分分合合的历史。与以往的叛乱不同，张格尔叛乱主要是在英国侵略势力的支持下进行的。英国侵略势力想借此引起中国边陲的民族分裂活动，便利用张格尔妄图恢复和卓家族统治新疆的幻想，以达到他吞噬新疆大地，并以此为突破口殖民中国内陆的野心。这与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后，阿古柏受到浩罕、沙俄等侵略国的幕后支持几乎占据整个新疆的情形有些类似。可见，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边境，尤其是新疆这块土地的侵略野心是一直存在的，如若此地不复归属中国版图，那么中国无疑就处于列强的重重包围之下，便会出现如左宗棠所言失去新疆，则很可能失去中国的危机。

唇亡齿寒，危急存亡之际，左宗棠如何能够袖手旁观，而任由外国侵略者四处蚕食我国边境，以图整个中国大地呢？还在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最后两年，左宗棠刚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新疆就接连起义，在1864年涌现出五股分裂势力，分别是在喀什噶尔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在乌鲁木齐的妥明政权，在库车的黄和卓政权，在和阗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及在伊犁的迈孜木杂特政权。五股分裂势力各自为政，并多年纷战，让早已觊觎中国大地的侵略国有了可乘之机。

1865年，金相印、司迪克政权求助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浩罕便借此派阿古柏入侵新疆，以短短五六年时间，自立为王，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侵占了几乎整个新疆地区。与此同时，俄国迅速占领伊犁，并强与阿古柏签订条约，俄国承认阿古柏的政权，而阿古柏给予俄国自由通商等特权。英国见此，也效法俄国，与之签订条约，承认他的政权，并为阿古柏提供武器支援，阿古柏同样换以通商自由等特权，甘心臣服其下。这样一来，新疆的问题就有如张格尔叛乱时一样，加入了外国殖民侵略的元素，致使中国疆域和政权危机进一步扩大。(www.guayunfan.com)左宗棠在陕甘剿捻的西征道途中，就曾多次上疏要求收复新疆，以驱逐英俄等殖民国家出境。此时，左宗棠早已过花甲之年，连年征战致使他的身体愈发不如从前。然而，面对边陲之危，左宗棠夙夜忧叹，他写信告诉家人，“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因此，他多次要求清廷派兵出关收复新疆。清廷也深知新疆关乎中国安危，因此并不想轻易拱手让人，于是命署伊犁将军荣全收复新疆，景廉收复乌鲁木齐，刘铭传出关协助。对于不愿意出关的乌鲁木齐督统成禄革职查办，并让左宗棠尽快肃清肃州，彻底打通进军新疆的要道。此时，左宗棠还是陕甘总督，而督办新疆军务非为其职。但作为一个忠君爱国的能士，面对列强昭然若揭的侵略行径，左宗棠不能视而不见。除了遵命扫清进军新疆的要道，左宗棠还写信给此时在湖南养病的刘锦棠，着他募兵数千赶往西北，作为后备军。

对于俄国侵占伊犁，左宗棠以为危害极大，已经想到俄国想通过伊犁“乘机窃据”整个新疆，进而把爪牙伸及中国内陆的诡计。因此，左宗棠上疏应对之策：

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傅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国土尺寸不可让人，这就是左宗棠对待外国侵略者的强硬态度，也是其作为帝国最后鹰派的可贵之处。不畏强敌，智谋勇夺，作为一代军事家的左宗棠，在分析了新疆目前所处的形势之后，得出先取“先关内，后关外”的战略方向，在平定西北纷乱之后即取道肃州，出兵乌鲁木齐，然后逐一速取疾攻，收复全疆。对于现状，左宗棠认为，阿古柏不足为惧，真正的大敌是沙俄，因此一面需要和沙俄交涉，商讨归还伊犁事宜，而一面需要加紧防备，收复新疆，以备迫不得已时武力夺回伊犁。

清廷采取左宗棠的意见，命他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粮饷转运，而景廉则为钦差大臣，督办收复新疆事宜，并让金顺率部抵达新疆古城准备作战。

而此时，东方岛国日本野心蓬勃，毅然进犯我国宝岛台湾，海防形势再度异常严峻。总理衙门因此提出六项加强海防的意见，分别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并去信咨询各督抚意见。左宗棠以为增强海防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精兵简政是关键，海防塞防并重是根本，不能因为海防而放弃塞防，顾此失彼。

东面要抵御日本帝国海上侵凌，西部又要抗击俄国吞食，晚清此时内患还未完全平息，外忧却接踵而至。于是，清廷宫中就此展开一场争论。针对左宗棠坚持塞防，收复新疆的想法，李鸿章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建议清廷撤销塞防，放弃新疆，把用在塞防的人力、物力和资金都用在海防上。他还认为，新疆周边是沙俄、英属印度、土耳其等国，即使收复新疆将来也“断不能守”。李鸿章对待外国侵略向来都以妥协、求和为要，惧怕与之开战，其论调无疑是丧失自信、消极的，于国而言就是误国卖国。但是许多人却赞成他的论调，以为当务之急是海防，塞防便要暂放一边。连福建巡抚丁日昌也以为，外国侵略者在我国陆地上的侵略是“蚕食”，而海上侵略则为“鲸吞”，鲸吞远比蚕食厉害，因此要先处理鲸吞而任其蚕食。丁日昌此般想法，犹如温水中的青蛙不知道温水一点点加热，最终就会把自己煮熟。鲸吞给现时造成巨大的、可见的危害，但是蚕食却让人麻木，殊不知它所能造成的危害恐怕更大。

与左宗棠寸土不可让人的坚定决心相比，朝廷大部分人都目光短浅，看不到英、俄列强以蚕食手段来麻木国人的潜在可怕性。李鸿章更以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煽动大家，致使一时间都以为放弃新疆，一心致力于海防是爱国的表现，而收复新疆则为了一己私利、一意孤行的卖国行径。左宗棠由是成为众矢之的，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左宗棠在愤慨之余，力言“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道理，并指出加强塞防正是稳固海防的关键，因为，如果俄国不能在我国西北得志，列强也不敢贸然进逼东南沿海。因此，无论舆论如何倾轧，左宗棠还是对收复新疆的志向坚定不移。

总结这次关于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主要就是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主，李鸿章力持放弃塞防的妥协态度，而左宗棠坚定海塞两防并重的战略。我们总结李鸿章的观点共有五点：

一是把中国比作母体的话，新疆只是四肢，而沿海是心腹，心腹比四肢重要，因此要先保心腹，暂弃四肢；

二是新疆位于边陲，远离京畿，周边列强早有蚕吞之意，即使一时收复，也不能长守，倒不如暂且搁置；

三是新疆贫瘠，又不能为清廷带来税收等实际利益，等同废地，反倒要清廷每年支付两三百万军资以守，得不偿失；

四是暂弃并非卖地，等海防稳固，国运转好再收也不迟；

五是目前财政极为困难，海防迫在眉睫，塞防耗资巨大而未必有所成就，不如挪塞防军资用于海防。

李鸿章等人所持观点，重点还在于经费问题，然而经费的背后，却透露出他们畏难惧败的软弱，以及他们的“浅见愚识”。对此，左宗棠一一为之辩驳，也为五点：

第一，新疆是中国的屏障，新疆保而蒙古保，蒙古保而京畿保，否则列强自西一路袭来，京畿难以抵御；

第二，支持新疆分裂的侵略国，是时旨在通商，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而这就是收复新疆的最好时机；

第三，依当时的形势而言，万不能撤兵，一撤兵，就让侵略国看穿我国当前的窘境，而更给他们深入侵略的时机；

第四，多年以来各省久欠塞防军饷，竟至三千多万两，塞防得以维持现状已然不易，更没有多余的军饷以资海防；

第五，海防并不需要挪用塞防军饷，无论船器还是兵力，都可就近取用。

因此，“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左宗棠力排众议，不顾清廷中反对者污之以贪图功名的议论，得出必取新疆才能保卫国家安危的结论。清廷根据左宗棠的奏疏最后议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根据左宗棠的建议撤掉“泥古大过，无应变之才”的景廉，代之以金顺帮办军务，而责令左宗棠全权调度新疆事务，而不单只是运粮筹饷而已。

在声势浩大的弃疆守海的众议声中，清廷能够最终选择信任左宗棠，并委之以全权督办新疆军务的大任，这在向来软弱无能的晚清而言是极难能可贵的。清廷这一次发出如此强硬的守疆信号，表明清廷反侵略的决心，多少也起到了震慑列强的作用。而对于这一次出塞前的大辩论，以及左宗棠以风烛残年之躯仍旧担起收复新疆的大任，时署两江总督刘坤一称赞左宗棠为“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

左宗棠对此也深有感触，他也未有十足把握能够取得守疆大业，但念及国家安危，他却义无反顾。他说：“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操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为了心安，为了对得起清廷重用，为了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他毅然西行，以老残之躯、坚定之心准备挺进恶劣的荒漠之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左宗棠宛若一只不老苍鹰，誓要驱除外敌一复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