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吃紧任总督_左宗棠生平事迹

陕甘吃紧任总督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七章　 剿捻灭回平陕甘

正当左宗棠在福州积极筹备船政局之时，西北却传来了捻军与回民起义的消息。左宗棠当时虽是五十开外，但他为了不辱使命，又踏上征程，挥师陕甘……

官逼民反举义旗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部分为太平军所控制。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加紧了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尚未遭受战争破坏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刮。陕西除每月向京师缴饷银数万两外，还要协济用兵各省的大量军饷。随着协饷的加重，正税不够供给，苛捐杂税相继繁兴。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草菅人命。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被迫“聚众抗官”。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临潼就发生过杨生华聚众抗粮的斗争。

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多调赴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陕西当局命令各州县大力兴办团练。这些地方武装一般都掌握在汉族地主阶级手里，成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张芾（fú），就是泾阳的大地主，做过江西巡抚，因在九江镇压太平军失败被革职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极力主张镇压回民，这时便用团练来杀害回族群众。(www.guayunfan.com)1862年5月，陕西回民任武、赫明堂于1862年在大荔县的王阁村、羌白镇率众起义，渭河沿岸回民纷纷响应。

任武、赫明堂是领导渭南、华州、同州（今大荔）一带回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他们曾参加过云南回民起义，事败后逃匿渭南仓头镇，秘造武器，待机再起。在这次起义中，他们发动回民群众，杀死训导赵权中等。渭南胥吏洪兴还派人到西安东南太平军驻地尹家卫联系，引导太平军先后攻下渭南城和华州城。后太平军因回救庐州，很快离陕东征，回民军继续坚持斗争，打击地主武装。

同时，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直逼西安，蓝朝柱起义军也已由四川进入汉中，全陕震动。以巡抚瑛棨（qǐ）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由于进剿无兵，只得暂行“安抚”。6月4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在临潼和回民谈判时，要求起义军交出任武，被回民起义军处死。同州府地区的回民起义军以同州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主要据点，在任武和赫明堂的领导下，进攻清军。

回民起义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义队伍扩大至二十余万。当时陕西回军主要首领除任武、洪兴、赫明堂外，还有马正和、马四元、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孙玉宝、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hōng）等上层分子。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起义军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镰刀、铡刀等家具和农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枪。像抬枪、火炮之类的火器，开始时为数极少，而且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

地方官镇压不利

陕西回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令荆州将军多隆阿率军入陕，可是他正被太平军牵制在江淮之间，只得又命直隶提督成明率所谓精锐京兵，从山西驰援。1862年8 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5000人由朝邑“进剿”，在洛水南岸为回民起义军所败。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上旬，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就不断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袭击。临潼一战，伤兵败勇千余人，接着又于斜口镇（临潼西南）遭到起义军的堵截，只得退回临潼，后绕道进入西安。胜保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督军镇压同州一带起义军。由于粮道被起义军切断，军食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不得不奏称：“陕回族类繁多，贼马过众，此剿彼窜，东突西驰。臣所部兵勇只有一万数千人，……非再添兵万余不能早就荡平。”

清廷以胜保连战皆败，将其革职，解京问罪，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陕。多隆阿一面筹备军火粮食，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清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羌白镇和王阁村。5月19日，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另一重要据点仓头镇也被清军攻占。

仓头镇失守后，陕西东部地区的回民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他们与西安地区回民起义军互相配合，共同战斗。当时，陈得才领导的太平军已由湖北竹山县一带再度攻入陕西，占领汉中，蓝朝柱起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在这两股革命力量遥相呼应下，陕西回民军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和陕西提督孔广顺等率兵七千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8月15日，清廷以陕西巡抚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筹莫展”，下令将其革职，由四川布政使刘蓉接任（刘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张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次施展“招抚”伎俩，派人到回民起义军中诱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绅频繁地在回民军首领中进行“招抚”活动。孙玉宝等经不起利诱，向敌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军发动进攻，13日攻占高陵县城。接着，多隆阿令新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由泾阳渡泾而南，总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阳，阻截回民军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从高陵渡泾，逼近苏家沟。回民起义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22日，清军分两路发起进攻。起义军拼死抵御，终因伤亡甚众，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退至邠（bīn）州（今彬县）。其后，一部南下凤翔，与崔伟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未几，凤翔、邠州分别为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总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其他回民军也在赫明堂等率领下，经武功、眉县、凤翔、陇州（今陇县）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从此，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到甘肃，陕西回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民军陆续进入甘肃，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

除此之外，陕甘地区还有因久经战争蹂躏、流离失所的汉族农民，以董福祥、息彰等为首，形成大股散兵游勇，在陕甘特别是陕北地区活动。

1867年1月，西捻军进入陕西华阴、华州、渭南、临潼、蓝田、咸宁、长安、周至、户县等地。西捻军的进入，使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军迅速复又活动起来。

陕西巡抚乔松年因官军三十余营在长安城外桥溃败，以省城危急，请清政府速派劲旅赴援。清政府在指责曾国藩、李鸿章于西捻军入陕未能迅速调军往援时也说：“现在陕军俱已溃散，别无可调之兵，捻匪到处窜扰，几乎无地非贼。”整个陕西几乎成了捻、回义军的天下。因此，清政府于2月4日发布上谕，要左宗棠先行赴陕，不用来京，着即兼程驰往。2月5日，清政府又谕令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勿令捻东渡黄河”，　“着即星夜驰赴”。2月18日，清政府再发谕令说：“陕省军事恐急，若再贻误，关系匪轻，着即星驰入陕。”2月22日，清政府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谕令“即就现有兵力，取道入关，妥为筹办，以副期望”。

虽然清廷一再谕令左宗棠火速入陕，以解危急，但是，左宗棠早于1866年11月在福州交卸闽浙总督时就说：“现在西事紧急，既不敢逗留不进，致误军机，亦不敢冒昧径行，致贻后悔。”因此，清廷催逼愈急，左宗棠对入陕甘作战的准备工作则考虑得愈为谨慎。他上奏清廷，要求宽予时日，尽量将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他坚信“磨刀不误砍柴工”，继续坚持他的老信条：不求旦夕之功，但求最后的胜利。

左宗棠自己心里最明白，他不是神，不是说只要他一到陕甘，捻、回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早在1866年12月5日，他在奏折中就向朝廷强调了两件事：一是兴屯以解决军粮；二是切实保证军饷。没有粮，没有饷，就没有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胜利可言。

陕甘吃紧任总督

同治五年九月初六日（1866年10月14日），左宗棠接到清政府调任他为陕甘总督的谕令，命他率湘军去西北镇压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当时，因为福州船政局的定议尚需时日，他不得不奏请稍缓起程，将行期推迟了三个月。他一面安排、交代福州船政局的有关事宜，一面要求清廷任命他的老部下刘典为帮办军务大臣，极力开掘饷源、粮源，调集随征部队。

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而改任陕甘总督，纯系清廷鉴于“回氛甚炽”，而前往陕甘总督杨岳斌“办理未能有效”，便以“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为由，特授左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yǔ）”。这样，左宗棠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交卸闽浙督篆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的近七年时间内，先后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在其历史上又留下了光辉的一面。

左宗棠在十月二十九日（12月5日）的奏折中强调了两件事：一是兴屯以解决军粮，使“军无悬釜之忧，民有重苏之望”，二是要求切实保证军饷来源，以免士兵因“饥溃哗噪”。十一月十二日（1866 年12月18日），左宗棠离开福州，准备由江西、湖北取道河南，先去北京“陛见”。但是，此时由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正大举挺进陕西，全陕震动，清廷心急如焚。

这一路之上，左宗棠的心情并不十分愉快，行动也相当迟缓。除了福建船政局的事情让他牵肠挂肚之外，年已五十开外的他，体质也大不如前，隔三差五地就闹腹泻。加上自己早在总督浙闽之时就已功成名就，用不着再像从前那样急功近利谋求进取。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次远征陕甘，是一桩既苦又难的差事，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因而他的积极性并没有当初奉旨围剿太平军那么高。

而与之相反的是，清廷对左宗棠此次远征陕甘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陕甘回民起义爆发之后，清廷原先想让满人自己来镇压，但是屡次作战都极不顺利。接着又命湘军将领刘蓉、杨岳斌等人率部入陕，但仍然没有控制住回民起义的燎原之势。1866年冬，随着西捻军入陕，陕甘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清廷在无可奈何之下，决定调派左宗棠出马，希望他能迅速扭转陕甘的战局。为此，清廷两下谕旨，督促他火速带兵入陕。

第一道谕旨御赐了左宗棠一个正式的头衔———进士，并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第二道圣旨是“六百里加紧”送到的。

清代颁发廷谕按公文的急迫性质分为三个等级，一是“马上飞递”，要求驿卒日行三百里；一是“紧急”，要求日行四五百里；而“六百里加紧”则要求日行六百里以上，连人带马日以继夜地快递。

清廷的谕旨中写道：

陕西捻情益急，西捻由许州西上，已绕过潼关、商州，越过秦岭，扑向华阴。陇州、郧（yún）州之刘蓉军堵截不利，在华州被捻军击败，伤亡达七百余人。兹着左宗棠即赴陕甘，暂毋庸来京。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活跃于安徽、河南和山东西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路过安徽、河南，捻党纷纷响应，捻军起义由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齐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推举张乐行（又作张洛行）为盟主，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规定“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咸丰七年（1857年），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后又加封“沃王”，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僧格林沁部进攻雉河集，捻军战败，张乐行被俘遇害，雉河集根据地失守，只有任化邦、张宗禹等人率领余部突出清军的重围，活动于河南、湖北和陕西地区。突围出来的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的遵王赖文光开始联合作战，采用流动战术，易步为骑，迅速成为一支拥有十万余众的武装力量，并且屡次大败清军。

1866年10月23日，捻军在河南分为东、西两支：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东捻军在鄂、豫、皖、鲁之间转战；张宗禹、张禹爵率领西捻军，进入甘、陕，联合回民起义军，极大地震撼了西北大地。

调兵遣将剿西捻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廷不得不另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从福州取道江西到达汉口，随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867年2月，清廷又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办陕甘军务，受令负责进剿西捻，镇压回民起义。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2月14日），左宗棠于湖北黄州（今黄冈市）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的用兵方略：

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支，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制之虞。……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

于是，左宗棠把对清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捻军视为首先拔除的目标，而其后在“进剿”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构想进行的。

左宗棠深知到西北边远地区行军作战，粮饷难筹难运。仗怎么打，战略怎么定，左宗棠心中还没有策划好。左宗棠带着3000人马乘船从福州马尾港一路北上，一路上都反复思考着这几个决定全局的大问题。船队一到汉口，他便特地从湖北监利召来了旧日的同僚好友王柏心。

左宗棠之所以一定要把王柏心请来当“高参”，是因为左宗棠曾与他在湖北张亮基幕府共事，深知他工于心计，足智多谋。而且，王柏心曾做过林则徐和罗文俊的幕客，熟悉陕甘的情况。

经过讨论、分析，他们定下了平乱的基本打法：“先秦后陇”、“先捻后回”，分割西捻军与回民军的联合，次第解决。

左宗棠为了解决粮饷问题，提出兵屯之举。兵屯，意味着仗不好打。

一进兵，一打仗，就要耗尽地方钱粮。如果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地方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接济不上的。如果靠朝廷，西北边陲路途遥远，一时也难以为继。

如果断了粮道，那就前功尽弃。左宗棠决定取屯兵渐进之策。将各路军营中筛汰出来的老弱残之兵勇留下屯田垦荒，攻克一处，屯田一方，留下的兵勇虽少一些，但军粮可省，兵精将勇，后方稳妥，实为久远之计。

至此，左宗棠定下战争方略，遂上书朝廷，请求皇上宽以岁月，取屯兵渐进的打法。左宗棠立下军令状：“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伏恳皇上假以方便，宽以五年，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以罪，以明军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派人员采购良马，又派官僚买办胡雪岩打通上海海关，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支白银120万两充做军饷，同时，急电催促各巡抚衙门运往西北的饷粮赶紧上路。

1867年6月18日，左宗棠抵达陕西潼关，驻营西关外。此时，陕西境内活跃着捻军和“乘捻逆之乱，络绎回陕”的陕西回军，以及被视为土匪的董福祥等武装势力。左宗棠主张“务将捻逆尽之秦中，免致流毒他方，又成不了之局。捻逆既平，则办理回逆余逆，亦易为力矣”。他的用兵之道，基于如下分析：“陕省全局之患，在捻与回。以贼势论，回狡而捻悍，回散而捻聚。以贼情论，回之通捻，图借捻以抗拒官军，遂其剽掠；捻之通回，图借回以牵制官军，便其纵横。盖回逆意在乱秦，捻逆意在窜豫，彼此各有所图，两不相喻。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故旋合而旋离也。官军之讨贼也，宜先捻而后回。盖捻强于回，捻平则回益震，一也；捻在秦不过秦之患，窜豫则中原之患，两害相权，在秦为轻，又一也。”因此，左宗棠在陕西尽管受到捻军、陕西回军、董福祥等武装的夹击，但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他亲自驻扎在邻近河南的潼关，目的是防止捻军攻入河南以威胁中原。

西捻军在受到左宗棠和刘典分别由陕东与陕南的夹击后，被迫于九月初向陕北进军，转入北山，试图打开进入山西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图阻止捻军进入山西。十月，清廷在给左宗棠的寄谕中称：“晋省为畿辅屏翰，左宗棠当如何力筹兼顾？陕西兵力不为不厚，总当就地歼除，不可以驱贼出境即为了事。倘任贼东渡，阑入晋疆，唯左宗棠是问。”左宗棠也试图把捻军剿杀于秦境，但他又深知剿灭捻军良非易事。还在其入陕之初，便认为“剿捻之难，甚于发逆（按指太平军）”。因此，他到潼关后，　“凡所布置，均为就地歼贼起见”，对捻军“大举围逼，期歼贼于渭、洛之间”。他设防于陕豫、陕鄂交界处，防范捻军向豫、楚“奔逸”，却不料捻军向北突围，且“北山荒瘠殊常，官军追剿，皆以无粮不能急进”，加上陕西回军的牵制，使左宗棠对捻军的作战并不得力。十月下旬，捻军接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左宗棠调派与捻军作战的军队仅有刘松山所部10000人，郭宝昌3000人，刘厚基3000人，而高连升和刘典各所部5000人只能去应付陕西回军。“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左宗棠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12月18日），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非常惊慌，急派刘松山、郭宝昌入晋追剿，自己也随后拔队入晋。西捻军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年2月6日）逼近卢沟桥，清廷大为震惊。清廷鉴于西捻军进入直隶的状况，“降旨”先行将剿办捻军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随后并将署直隶总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以让他们戴罪立功。清廷指令“左宗棠前赴保定以北，妥为督剿，以赎前愆（qiān），毋再延误”。左宗棠率部5000人尾随追击至保定后，把军队分成近防、进剿和防剿三大部分，前者驻固安、涿州，拱卫北京；二者驻保定、河间、天津，屏障北京；三者是随进随剿，三管齐下，围追堵截。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打法，命左宗棠总统河北、山西境内各军防堵，与总统山东各军的李鸿章相配合。

张宗禹率西捻军由陕冲入晋、豫、直三省，原是应东捻军赖文光之求救以解东捻军在运河被困之势。但当西捻军仅到达晋、豫之际，东捻军已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的扬州之战中被李鸿章部淮军全歼，赖文光被俘后就义于扬州。张宗禹不知此情，一意率西捻军北进，固然逼近京畿，但也陷入清军的重围。

左宗棠在直隶不仅亲自率军“追贼”，而且明定斩捻军的“首级赏格”，并对生擒、阵斩张宗禹等人“从优悬立赏格”，“以作士气而速戎机”。这一手段是非常拙劣的。西捻军在清军的追剿下，被迫撤出直隶，于同治七年二月三十日（1868年3月23日）夜，渡过漳河进入河南。三月初，左宗棠旋督军追至河南彰德（今安阳市）。西捻军又从河南进入山东西部并转入直隶静海。四月初四日（4月26日），左宗棠赶至山东德州。五月初，捻军在直隶作战失利，转入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宁津、陵县、临邑、济阳后，又从陵县转向西南进入德州。六月中下旬，张宗禹率西捻军试图从德州高家渡抢渡运河，结果为清军击退，被迫退至德平、平原等地。

1868年8月，西捻军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被封锁围困，终至全军覆没。清廷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再次令他回陕专力进攻回民军。左宗棠于1868年10月从西安出发，分路进剿起义的回民武装。

回民起义军的基本群众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百姓，但其领导者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如马化龙是个地主，又是宗教领袖，马文禄是清朝的军官，而且是各自分股活动。左宗棠于是采取了先抚后杀、各个击破的策略。

1869年4月，左宗棠攻陷陕西回民军根据地。6月进驻泾川，发兵攻打马化龙部根据地金积堡，久战不胜。第二年，左宗棠令楚军决秦渠水灌淹金积堡，马化龙投降。1871年8月，左宗棠移驻静宁，分兵三路进攻马占鳌部回民根据地临夏。第二年春，马占鳌投降。1872年8月，左宗棠移驻兰州，分兵攻取西宁。1873年春，他增兵围攻马文禄部回民军根据地酒泉，屡遭挫败，炮轰、挖地道、爬濠均不奏效。后因回民军粮尽，马文禄开城投降。至1873年，左宗棠已经把陕甘的回民起义大体镇压下去了，为进军新疆打开了至关重要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