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的终结_顾炎武的事迹

顾祠的终结_顾炎武的事迹

光绪十四年顾祠会祭中断以后，慈仁寺顾祠很快毁弃了。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许玉瑑召集吴人举行会祭，叶昌炽也在场，《缘督庐日记》当日记：“至慈仁寺公祭亭林先生祠，郋师主祭，同乡均集，祠宇颓敝，门外鞠为菜圃。”[85]此后顾炎武移祀苏太谊园，慈仁顾祠已成废墟。庚子之乱时，慈仁寺毁于战火，只有顾祠独存。清廷还都之后，慈仁寺改为昭忠祠，当蒋黼在光绪三十二年春重访慈仁寺的时候，发现顾祠“门墙已易，祠宇萧条，一僧应门，问以先生像刻及题名卷子事，茫然莫对”[86]，似乎顾祠已经完全隐去了。

颇有意味的是，就在顾炎武入祀孔庙的同时，也正是慈仁顾祠最惨淡的时候。宣统二年，胡思敬与赵熙、陈衍等人结成访古诗社，专门寻找“荒烟蔓草人迹所不到之区”吟咏，慈仁寺和顾祠就是他们寻访的一个重要地点[87]。这些发思古幽情的士人数次来到慈仁寺，吊古的诗思从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禛一直延续到何绍基、张穆。对于顾祠来说，他们算是猎奇的访客，虽然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曾举行过一次雅集，但是算不得会祭[88]。

直到1919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顾炎武生日的前两天，慈仁寺顾祠才再度举行了生日祭，到场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68人，大多数属于所谓“老辈”[89]。或许是为了体现老辈之“老”，胡玉缙在补记题名时特意注上了每个人的年龄，并且以齿为序[90]。

有据可查的慈仁寺顾祠最后一次会祭在1920年军阀战乱的炮火中举行。这年5月26日，顾祠再度举行生日祭，到者31人，胡玉缙的题记说“时直皖军将在近畿开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到者尚有此数，亦盛事也。”在1919—1920年参与顾祠会祭者大体上属于围绕在时任大总统徐世昌（1855—1939）周围的一批“风雅之士”，他们基本上都是旧学出身，北洋背景，是在新文化潮流之外的一批传统士大夫。(www.guayunfan.com)与这一波顾祠会祭同时或稍后，为着回应新文化运动的冲袭，许多旧学人士纷纷结成团体，以诗社或学社的形式，进行文学与学术活动。例如1916年刘翰怡在上海发起淞社，参与者包括缪荃孙、王国维、沈曾植等30余人；1921年秋，一批老辈学者在上海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发行《亚洲学术杂志》，会员包括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人；1923年8月，东方学会发起成立，柯劭忞、陈三立、辜鸿铭、郑孝胥等人在内，等等[91]，顾祠会祭的短暂恢复，应是这个潮流中的一条支流。

1920年生日祭以后，虽然再没有会祭的记录，顾祠却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整修。依据《顾祠小志》中所收徐世昌的《重建顾亭林先生祠记》，顾祠的重修是在隔年的1921年：“今年辛酉，张君一麐创议集资重建。”[92]另外一种说法是，此次顾祠重修由王式通发起[93]。究竟孰是，还缺乏直接的材料予以证明，但张一麐、王式通二人都在这一期的顾祠会祭中起过重要作用，当无疑义。

1921年，顾祠修缮一新，五月十五日徐世昌为作祠记，在追溯了顾祠会祭的历史及重修过程之后，徐世昌说：

先生之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宗，而尤推重朱子，其华阴朱子祠堂上梁文谓两汉经师有抱残守缺之功，未足当继往开来之任，惟朱子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持论若此，则其心所向往者可知。尝言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又曰，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饬风俗，则纪纲教化为不可阙。又曰，北方学者之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之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凡此名言，发人深省。登斯堂者，当有悠然思古，慨念风徽，而叹亲炙之末由者，百世而下，精神若接，廉顽立懦，于是乎在，正不徒于沧桑易世之余，为宣武城南存故实也。[94]

时间已是民国，虽然“沧桑易世”，但徐世昌的笔调仍承接晚清顾祠的精神而来，特为强调读书人应如何砥砺精神，发扬风采，以天下为己任。他将顾炎武定位为朱子的继承者，已经不再具有汉宋之争的含义，而是赋其人以中国固有文化代表的意义，因为此时在较为赞同新文化的学者一边，对顾炎武的解释和诠释已经大大溢出传统的边界，而成为科学方法的代表人物[95]。

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6月徐世昌被迫下野，退居天津。失去了徐世昌的庇护，顾祠会祭从此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