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平介绍_司马迁与史记的资料

司马迁生平介绍_司马迁与史记的资料

每读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一段文字，人们对我国古代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的故乡，今日陕西省韩城市，无不油然生出无限的向往之情。这是一座历史悠久、钟灵毓秀的文化历史名城。如今，这里依然是“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在城南10公里处，还完好地保存着司马迁的遗迹——太史公祠及其墓冢。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他用史学方法上的全新体例，开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历史人物的传、纪为“纬”，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经”，百科全书式地展现了我国古代三千年的历史。其规模宏大，气象万千，无论在史学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司马迁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毫无愧色地被后世尊之为“文史祖宗”。

史官世家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我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这个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家学根基。相传，司马迁的先祖为远古时期帝高阳之后，其子孙依序为：称——卷章——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氏居火正。火是史前时代人类文命的象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由于重黎忠于职守，给天下带来光明，帝喾将重黎称之为祝融，后人尊之为火神。在周朝，司马家族“世典周史”，一直是史官。到了宣王时期，其后人的一个支系中有一位叫休甫的，被授予“伯”的爵位，其封地在程地，后来朝廷任命其为司马。古人有以官职为姓氏的习惯，这一支脉就改姓司马了。

到了周惠王、周襄王之际，司马家族东迁到了晋国。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年)，晋襄公卒，为拥立新君，晋国上下乱成了一锅粥，晋大夫随会入秦迎襄公之弟公子雍，贾季召公子乐于陈。赵盾却在晋国国内拥立了襄公太子夷皋，是为晋灵公。这样，公子雍就被拒之于国门之外。

随会无奈，只得奔秦避难。这时，为躲避战乱，司马氏家族便又移居于少梁(陕西韩城。春秋时为秦地，称少梁邑，后归晋。晋解体后，属魏国。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魏把包括少梁在内的上郡15县献于秦)。其间经过了300年，秦国的司马错在秦国出了名，成为一名将军，公元前316年领兵伐蜀，成为蜀地的第一位郡守。从此，司马迁祖上才有了确切可考的世系。这里，谨据司马迁所著《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将司马迁的氏族世系列之如下：司马错——(二世佚名)——司马靳——(四世佚名)——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

在司马迁的这些先祖中，像秦惠王时的伐蜀名将司马错，曾和善于口舌之辩的纵横家张仪有过争论；像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曾在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随秦武安君白起大破赵括军于长平(山西高平西北)；像秦始皇时的铁官司马昌……这些司马氏家族的名人，都是司马迁引为自豪的人物。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学识渊博、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的学者，曾跟随当时著名的星象专家唐都学习天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和自然变化，并以此附会人世间的政治人事的变故；跟随西汉初年国宝级的《易》学传人、学者杨何(字叔元)学习《易》；跟随当时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黄生学习无为而治的治国理论。www.guayunfan.com

这些宝贵知识武装了司马谈的头脑，使这位学者型官员，在入仕不久就根据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的精要，写出了《论六家要指》这样的名篇。文章毫无保留地肯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的思想，对其他五家学说则各有所褒贬，强调了诸子百家、殊途同归的思想，展现了司马谈在治学方面平和兼容的胸怀。

建元、元封年间(前140—前135年)，司马谈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

太史令，即史官，这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职。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管天时星历、祭祀礼仪，并搜罗和保管典籍文献。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

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前140—前111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父亲的高深学养和远大抱负，对于年轻的司马迁无疑起着春风化雨的作用。

司马迁出生在夏阳(陕西韩城)，6岁时，他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随后即至京师长安，先后师从研究《古文尚书》的学者伏生学习《左传》、《国语》等典籍，还就教于当时的著名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从多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学业基础。

这位未来的大史学家勤奋而又聪慧，他10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晦涩难懂的古文了。19岁补为博士子弟。20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安排下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壮游”。

这是一次带着任务的游历，那就是既要考察祖国的山川形胜，又须征集秦焚书后的劫余典籍。因为是官派，所以所需旅费概由政府报销，旅行也可乘坐驿站的车子，这对司马迁来说，当然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他决心不负此行，先后游历了长江中下游各地以及山东、河南等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在长达四年的漫游中，他考察了传说中的“禹疏九江”遗迹；凭吊了屈原在汨罗江的自沉处；在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在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在汉高祖刘邦起兵的丰沛等地，采访了汉初的开国功臣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家乡及其遗事；到过大梁，瞻仰了信陵君的门客侯赢曾经警卫过的“夷门”，并考察了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境，访问了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他广泛地采集了各地风土民情，积累了丰富翔实的素材。这些，都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宝贵资料。

此后，大约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至元鼎元年(116年)之间，司马迁已年届不惑，始被任命为郎中。这虽只是一个“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低级职务，但警卫宫闱，岗位十分重要，所以，通常要由2000石的高官和富豪之家的子弟担任，而司马家既非高官，也不富裕，却能忝列其中，无疑是武帝已经看好这个广闻博识、富有见解的青年才俊了。所以，在此期间，汉武帝经常外出巡游，在东巡汾阴，西登崆峒，北出萧关时，司马迁大多随行。武帝大概是要考查他，对他似乎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一次谈话中，武帝居然将初出茅庐的司马迁的名字和已经名满天下的董仲舒、司马相如相提并论了，并不无赏识地说：“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帝国已经平定了西南夷，并在那里设置了七个郡。这是一块新辟的国土，境内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何巩固、治理这个地区，这对国家原有的体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朝廷也极需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当时，司马迁已经进入到汉武帝的视野，“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经过多年历练的司马迁，当时已经35岁，作为奉使西南夷的不二人选，他奉武帝之命，以监军身份被派往如今的川、黔以南和云南一带。

在两千多年前，中国西南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开发前期，可以想见，司马迁在那里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他仍然很好地完成了朝廷设郡置吏前的准备工作。一年以后，当他“两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很愜意的，也是踌躇满志的。

司马迁的这一次“奉使方外”，为他以后在《史记》中为少数民族立“传”，拓展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思路。

司马迁受命河洛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祭祀天地，名之曰封禅。即所谓“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叫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叫禅。合而为之，叫封禅。在古代，历代帝王到泰山封禅，都是轰动朝野的大事。因为这种祭祀大典对于历代最高统治者而言，是他们受命于天而领有天下的合法性的一次庄严宣示。

据记载，封禅这种祭祀天地的仪式早在春秋时期就存在了。当时的齐国、鲁国的儒生们为了适应各国诸侯兼并争霸的大趋势，就蠱惑人心地设计出了这种祭祀仪式。后世的帝王心领神会，一有条件，都会不失时机地上演封禅的把戏。

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举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当这位“千古一帝”横扫六合、统一全国的第三年(前219年)，便再也控制不住那颗膨胀的脑袋，于是，率领群臣登上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封泰山，禅梁父，登芝罘山，尔后南登琅琊。并建造了琅琊台，在其上凿碑刻石，自我歌颂了一番。这次活动，前后滞留了三个月，直闹得轰轰烈烈。然而，却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为后世帝王所竞相效尤。

汉朝建立之初，国家积贫积弱，虽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没人提出封禅的建议。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汉帝国经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而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汉武帝从小就尽情地享受着盛世的红利，大概还在上幼儿园年龄，他就当着自己的小表妹阿娇夸口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储之。”听听这口吻，家里如果没有一座金山，小小年纪，哪来这股冲天牛气?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凭借着雄厚的国力，废除了屈辱的“和亲”政策，开始对蛮横的匈奴人发动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先后经过三大战役，极其沉重地打击了匈奴人的势力，造成匈奴在“漠南无王庭”的态势，从根本上解除了匈奴人对大汉王朝的威胁。随着对匈奴战争的全面胜利，西域36个国家纷纷内附，再也没人敢于在边疆寻衅滋事了。

为了进一步巩固北部边防，汉武帝诏命大量移民“实边”，仅在元狩四年(前119年)，一次移民就达70多万人。在东从朔方(内蒙古杭锦旗)西到令居(甘肃永登县)的广大地区，鼓励士卒屯垦戍边，政府供给种子农具，开荒种田，成为汉朝的建制。在河西走廊一带，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派兵驻守，确保了西域的交通，丝绸之路从此也畅通无阻。

与此同时，汉武帝先后派遣大军，南下消灭了南越政权，东向逼降了朝鲜，这时汉朝的疆域空前扩大，一个东起朝鲜半岛的东海岸、西至西域、北通漠北、南达越南中部的大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这时，汉朝社会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封禅之事就被不断地提到了汉武帝的议事日程。武帝即位之初，曾命赵绾、王臧等人负责“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后因掌实权的窦太后的极力反对而作罢。窦太后死后，武帝又为封禅造舆论。元狩六年(前117年)，在汾阴出土了一件“文镂无款识”的大鼎，被当作符瑞，于是，封禅之声再起。

因写《子虚赋》、《游猎赋》、《大人赋》而深受武帝喜欢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在死前，也乘机推波助澜，“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劝上封禅，上感其言”。又经过了八年，这个在汉武帝心里酝酿已久的封禅计划终于开始实施，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十月，一代雄主勒兵18万骑，自云阳出发，途经上郡、西河、五原，北出长城，历朔方，临北河，威震匈奴。其间旌旗浩荡，逶迤一千余里。紧接着，又先后祭祀了西岳华山及中岳嵩山。随后，巡察山东沿海，礼祀齐国神祠。就在同年夏四月，开始了庄严隆重的封禅大典。

汉武帝封禅前，曾多次和诸儒生研讨封禅的礼仪程序，但一直争论不休，最后武帝决定，按照祭祀太一神的最高礼仪，以封禅泰山。据记载，其封土仪式在泰山东麓的一座高台上进行，台高为九尺，周长一丈二尺。封土下埋藏玉牒书，内容秘不示人。封土之礼以后，汉武帝只带霍去病的儿子、侍中霍子侯登上泰山。

第二天，从泰山北道下来，到梁父的肃然山举行禅礼，其仪式是按照祭后土的方式而更加隆重。山下的封、禅两次典礼，参与者均穿着黄色衣服，用江淮间产的“一茅三脊”作为铺垫，用象征五方的五色土加封。举行封礼前，命令宫廷侍从和儒生均头戴皮弁，束大带，插笏板，举行射牛礼。举行封礼后，放飞从各地搜集来的“奇兽尺禽及日雉”。典礼完毕，武帝在泰山的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并颁下诏书，宣扬封泰山时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景光”，说明自己得到了上天的认可。为纪念这次封禅大典，汉武帝在当年改元为元封元年(前110年)。

当时，在拥护汉武帝封禅一面倒的声浪中，也夹杂着不协调的音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敢于进谏的太史公居然不顾自己人微言轻，认为汉武帝封禅不符合古制，不同意汉武帝的封禅举措。这不可避免地惹恼了一意孤行的汉武帝，便命令有司责成司马谈“不得与从事”，这位执拗的太史令只好留在洛阳待命。

当时，到泰山参加封禅大典，百官扈从，声势浩大，而负责记录皇帝起居的太史令却不能同行，这是一件极其不正常的事情，司马谈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只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于是火气攻心，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司马迁才从西南夷出使回来，“见父于河洛之间”。父亲拉着他的手，流着眼泪讲述了司马家族世为史官的历史，痛陈自己未能有所作为的遗憾，希望儿子继承遗志，著天下之史文，“扬名于世，以显父母”。

原来，司马谈早就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不料却“发愤而卒”，只好将这个未竟之志托付给儿子了，父亲嘱咐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父亲的一席话让司马迁悲痛欲绝，他跪拜在地，痛哭流涕地说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正是父亲的这次“河洛”遗嘱，更加坚定了司马迁著“天下之史文的志愿”。他当仁不让地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他决心秉承父亲遗嘱“述往事以思来者”。

司马谈带着千秋遗恨走了，留给司马迁的是撰写中国通史这副千斤重担。元封三年(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继任父职，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他以太史令的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治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年的日数是365.25天。同时，把长期形成的指导农时的二十四节气纳入其中，这对于我国以后历法的改革、改良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历法史上的这次重大改革，使得我国的历法在当时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司马迁隐忍著史

一个人如果无辜地遭受到奇耻大辱，其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大概有两条：一条是悲观沉沦，蝇营于一己的痛苦而不能自拔；一条是奋发图强，奋起于不倦的追求而展翅高飞。司马迁不愧是人中之龙，他毅然选择了后者，秉承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志，忍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将自己心中所有的人生悲愤和社会思考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了，他被任命为只有阉宦才可以做的中书令。这虽然是一个可以接近皇帝的角色，他却感到悲愤和屈辱，“垢堪甚耳”。这时，司马迁念念不忘的是家族、历史、信念赋予他的使命，尽管自己已经是残缺之身，形同宦竖，他却具有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抱负，所以，他“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决心像历史上在困厄之中取得成就的先贤一样，也要创造出骄人的业绩，他鼓励自己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坟》；《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经历酷刑的身心折磨，成就了司马迁如炬的历史眼光，所以，他能以科学的态度和翔实的记事，真实地再现古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表明心志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是更重视《春秋》敢于褒贬人物的实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事实上，他也是按照孔子的史学观、秉承《春秋》的褒贬精神著史的。因此，历史学家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坚持了这种“实录”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的历史成规和陈腐观念，敢于面对现实，记录现实，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认真思考，删除芜秽，取舍精当，从最高的封建帝王到贵族、将相以及各级地方官吏，既不抹杀其光彩、成功的一面，也揭露其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另一面。尤其令后人钦敬的是，他对汉代最高统治者的丑陋嘴脸的揭露也丝毫不加掩饰，于是摆在后人面前的，就有了汉高祖刘邦处世待人的流氓无赖相，就有了汉景帝刘启的“忍杀”大臣的冷面孔。即使是对于当时随意挥舞杀戮刀剑的汉武帝，司马迁仍然能够如实记述。

这位晚年曾后悔“所为狂悖”的皇帝任用酷吏，掀起一个又一个政治风波，什么推恩令，告缗令，巫蛊案，牵连极广，杀人无数，其残忍寡恩，都在司马迁的历史解剖刀下原形毕露。尤其是对于这个迷信狂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诞不经，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

但是，对于敌对的人物如项羽等人，则寄以极大的同情，用饱蘸笔墨的热情来歌颂这位失败的英雄。在巨鹿战役中，项羽以破釜沉舟的气概，率领大军渡河，以一当十的勇力，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垓下之战中，一个英雄末路的形象跃然纸上，项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读之不禁令人产生巨大的震撼。

司马迁能站在历史的顶峰，跨越朝代的鸿沟，对中国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赞誉有加。当年，司马迁曾到零陵郡瞻仰过舜帝的陵墓，并对舜的事迹做了实地考察。在《史记》中，他把尧、舜的事迹写进《五帝本纪》，热情地赞扬了尧、舜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记述了老百姓对二位圣王的由衷爱戴，当他们去世时，“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意思就是天下百姓如失去父母，三年之内全国不举办娱乐活动。对于“完璧归赵”的赵国大夫蔺相如和敢于诚恳检讨自己的将军廉颇，也是倍加赞扬。他还到过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并在那里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史记》中，他深切地同情屈原一生的悲剧遭遇，他高度赞扬屈原可与日月争辉的品质，并无比愤怒地揭露了楚国贵族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对于那些“不欺其志”的刺客和“以武犯禁”的游侠，司马迁从不吝惜笔墨。因为在法制极不健全的社会里，游侠们的行为是伸张正义的一种必要手段，这也反映出司马迁对现存社会某种不合理制度的逆反心理。所以，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这些《游侠列传》中的主人公，或反抗强暴、慷慨赴死，或救人急难、见义勇为，都成为司马迁歌颂的人物。

那位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卫人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而只身赴秦，最终血溅秦王王廷!那悲壮的一幕，直令当时的另一位英雄鲁勾践痛惜不已，说道：“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这一句仍然能令两千年后的我辈为之动容的话语，无疑传达了司马迁心声。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如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或行侠尚义，或助厄济困，司马迁同样怀着深深的敬意，他称赞说：“虽时扞当世之文(法)网，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焉”。又称赞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矣。”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残忍，司马迁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他专门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称《酷吏列传》。他揭露出的那帮皇帝鹰犬的嘴脸，个个入木三分。在这些被称为“酷吏”的官吏中，有一位极受汉武帝赏识的张汤，绝对是一个善于奉迎、奸诈冷酷的冷血杀手，司马迁说此人“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投机取巧，图谋私利的意思，此人做小吏时，善施阴谋诡计算计他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做了高官以后，与另一个酷吏赵禹一起制定了见知不告等各种法令，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同时还捏造了一条荒唐的“腹诽之罪”，不论你是否有犯罪行为，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定罪，开创我国司法历史上的一个恶劣先例。张汤治狱，手段残忍，视人命如草芥，不知有多少人冤死在狱中。张汤还处处“体会上意”，迎合汉武帝的心思，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诛杀无辜何止以千百计!

司马迁正是以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的坚定性，历经近20年的“隐忍苟活”，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艰苦卓绝，辛勤劳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终于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完成了《太史公书》这部我国史学的旷世经典。可能是《史记》的完稿，了却了他的全部心愿，也可能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伟大的司马迁在他摘取了这颗史学皇冠上的明珠不久，大约还不满60岁，便与世长辞了。

至于司马迁的晚年，是不是寿终正寝，由于疑团太多，两千多年来，一直是聚讼纷纭。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说，司马迁“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于是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写《报任安书》触怒了汉武帝而被处死的。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也有暗示说：“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又在结尾处引《诗经·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两句之后，感叹道：“难矣哉!”这段话似乎成了司马迁死于非命的佐证。当然，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

还有一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巫蛊之祸”。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年)，被武帝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死后被太子报复，就诬告太子埋木刻人诅咒武帝，太子便在怒杀江充后自杀。武帝仍执迷不悟，在穷治巫蛊之祸的同时，转而大兴严查太子自杀之狱，前后三四年，波及朝中许多官员，累计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罹患此难，那么，已经拂了汉武帝逆鳞的司马迁恐怕也难逃厄运。

当然，这些看法多为学者的推论，尚缺乏确证，对于这位举世瞩目的伟大的史学家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结局，那就有待于学者们的继续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