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及其《史记》

第一节　司马迁及其《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左右。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并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担任太史。太史是“掌天官，不治民”^[1]的官吏。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这是说，司马迁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10岁时就能诵读《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知晓各家学说。

其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其父亲司马谈的严格教育和深刻影响。父亲的品格、学识，对司马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司马谈在治学上强调要广采众家之长，而要归于正;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传习而省察，省察而能用。司马谈的临终遗命是:“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2]说到司马谈“所欲论著”，我们不能不想到、不说到他的《论六家要指》，于中可见他的治学精神、论著旨归。为此，我们将《论六家要指》援引如下: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羮。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记载的这一篇司马谈传授的《论六家要指》，是当时对诸子思想的精辟概论。就其总体而言，这种“要指”，多从诸家学说的社会功能、思想结果去分析、概论其思想要旨，虽不能全部道出各家思想的整体内容，但却可以窥出其大纲要旨。

《论六家要指》把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选取主要的“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作全面的概括、分析、评论，肯定其所长，批评其所短，意在“务为治者也”。使六家殊同归，“同归于正”。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体会其对各家思想的认定，确实可以看到精当处、兼容性、可取性。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论六家要指》就其主观价值取向而论，抬高了道家的思想地位，道家不仅兼采众家之长、兼容众家精神之处，而且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可以“与天地长久”而“以治天下”。其所以如此抬高道家思想，强调其政治作用，其宗旨、目的则是针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黑白于一尊的封建专制思想。司马谈还就此提出百家皆务为治，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思想主张。他不同意汉武帝的思想专制主张，并对此深以为惧。他嘱咐儿子司马迁:“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交，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3]他们父子心灵相通，不敢公开反对封建威权，只能以揭示百家思想要旨对抗独尊儒家，抬高道家，亦意在于此。所以说:“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既然如此，何必定黑白于一尊而要废除百家!由此足见司马谈的卓识智见、思想远见。这种思想见解、治学精神对青少年时代的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

司马迁10岁“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者，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4]20岁的司马迁，怀着远大志向，进行学术考察，收罗天下旧闻，增加知识阅历，对历史地理、古今人物、战场形势等，都了然于胸，为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顾炎武评论道: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吴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5]

苏辙对司马迁的游学之益论说道: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6]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以郎中之职，出使巴蜀以南，后归复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随行。行至洛阳，司马谈病重，不能前行。正在这时，司马迁奉使归来，在洛阳见到病危的父亲。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哭泣着留下了临终遗言。司马迁守孝三年后，遵守父亲的临终遗命，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任为太史令。便开始“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准备撰写《史记》的有关资料。

司马迁任太史令的第五年，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命大中大夫孙卿、壸遂，太史令司马迁共造《太初历》，并颁布实行。司马迁参与封禅、定历活动，十分高兴，想起父亲的教诲、遗训: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7]

司马迁想起父亲的遗训，认为“继《春秋》”的事业应当抓紧进行，“于是论次其文”，写作、整理、编定《史记》的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宗旨、目的、笔法，基本上以孔子的《春秋》为样板、范式。他在回答上大夫壸遂“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之问时，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8]

司马迁之所以取法《春秋》而作《史记》，就在于《春秋》不载空言，明辨是非，长于治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区善恶，举贤人，下不肖，存亡国，继绝世，拨乱反正，并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然，这也是他父亲的教诲。司马迁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9]司马迁赞同父亲的看法。

正当司马迁紧张撰著《史记》，“论次其文”之时，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天上飞来横祸，由于他为李陵辩护而受株连，被捕下狱受腐刑，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打击、摧残。然而，他仍坚强不屈、百折不挠，为完成《史记》而发愤著书。对此，他自述道: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10]

李陵本是抗击匈奴名将，经过激战，歼敌万余，终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投降匈奴。这本是汉武帝指挥、调度失策所造成的悲剧。有正义感的司马迁对朝中阿谀奉迎小人十分憎恶，对李陵的遭遇极为同情，所以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时，他怀着对武帝的一片忠心而说了实话。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叙述了事情的本末、真相。这就是:“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効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狱中之司马迁，思念父母亲戚妻子，“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于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成《史记》。“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11]

《史记》是司马迁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伟大著作，它不仅开创了中国史家“纪传体”的先河，而且敢于冒犯、突破最高统治者的“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综论各家，论理达道，学究天人，斯为实录。就连对司马迁持批评态度的班固，也不得不借刘向、扬雄之口称赞道:“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2]尤其可贵的是司马迁的人格魅力、道德情怀、担道精神，为中华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