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等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精通史学和天文历法,武帝即位初为太史令。司马迁随父进京(长安),在茂林(今陕西兴平西北)开始学习。曾向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十岁诵古文”。20岁以后,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漫游大江南北。回长安以后,入仕为郎中,随武帝巡游各地。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平定西南夷,他奉命出使西南,安抚视察,这是第二次大游历。次年(前110),父卒,临终奉遗命:“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元封三年(前108)继任太史令,集中精力撰述《史记》。天汉二年(前99),为李陵败降匈奴辩解,说了几句直话,触怒了汉武帝,遭受残毒的腐刑(阉割),下狱。出狱后,为中书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继续完成著述。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后又写作五六年,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全书才得以完成。从他任太史令到写成《史记》共计18年;如加上实地考察采访和删定改削,足足花费了40年时间。《史记》完成时称《太史公书》,东汉末,始名《史记》。

一、《史记》

《史记》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巨著。它全面记述了中国古代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由五大部分构成,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65万字,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不仅在史学上有巨大的贡献,而且对史传文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一)“史家之绝唱”

《史记》之所以称为“史家之绝唱”,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忠于实录”的进步的历史观上。他继承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表现出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民主色彩,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赞扬下层人民的品质才干;他还具有卓越的民族观,主张各民族间应平等友好,反对以掠夺、扩张为目的的不义战争;他揭露和批判了汉武帝以前的多位汉代皇帝及其宠臣们的荒淫、奢侈、残忍和自私,统治集团内部的钩心斗角、互相残杀、屠戮功臣、对外扩张等政策;他对上流社会的唯利是图、背信弃义、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等恶劣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还重视经济发展对国家兴盛的作用。总之,他这种“不虚美,不隐恶”,被后世誉为有“良史之才”的史德、史识,对我国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无韵之《离骚》”

《史记》之所以称为“无韵之《离骚》”,主要在于它具有极强的文学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把史传散文的发展推向高峰

史传散文,或称传记文学,它叙述历史事件而又描写人物,具有文学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国语》、《左传》和《战国策》已初步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但直到《史记》,真正的完整的史传散文——史传文学才开始出现,它和此前的历史散文相比,有以下不同的特点。

(1)从规模来说,《国语》和《战国策》是记述各国片断的历史,《左传》以鲁国为中心,兼及各国,限于242年,《史记》则扩大为全中国史,以历代君王为主,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了历史的统一观点,上下约3000年。

(2)《左传》等历史散文,以记述历史事件为中心,人物描写附于历史事件之中。《国语》写人物受到记言的限制,只勾勒骨架,对个别人物如晋文公,虽用许多章节描写,但因很多言论的间断,人物形象仍不能突出;《左传》以编年为主;《战国策》分国记事记言,一人一事的本末、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往往散见于几卷或几十卷,篇幅长,不易连贯,显得松散。《史记》则不同,它采用纪传体来写历史,以描写人物为中心,通过人物行事的本末来表现历史。如《项羽本纪》通过项羽一生兴衰成败的形象描绘,反映出秦王朝在农民起义中的覆灭和楚汉相争、项羽失败、刘邦胜利而建立汉王朝这一历史过程。又如《李斯列传》,以李斯一生的成败,形象具体地反映了秦王朝的兴衰过程,可以说通过李斯这个人物传记的叙述描写,形象地反映了秦王朝兴亡的历史。此外,《史记》写人物的每一传记,篇幅短小,人物形象的描写集中突出。各篇传记,既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有严密的组织安排,是有系统的整体。

(3)史传散文或史传文学,都是记真实的历史,写真实的人物,这是《史记》与《左传》等共同的特点。但是,《史记》的突出成就,则是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遵循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以自己的强烈爱憎褒贬,对人物事件进行艺术加工,集中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创造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个性特征和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作者的倾向。如《高祖本纪》中既记述了刘邦建立汉王朝的功业,揭示出他性格中让他成功的因素,同时又直言不讳地写出刘邦的流氓无赖行径。如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殿前,为其父祝寿时问太公:“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又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幼时看到秦始皇时发出的豪言壮语;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破秦军,诸侯军人人惴恐,无不膝行而前,写出项羽的英雄盖世。垓下之围,写项羽悲歌慷慨,斩将刈旗,自刎乌江,等等。渲染、夸张,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

2.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和批判性

它赞赏顺应历史潮流,有利于民众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的政治改革,如肯定商鞅变法等;同情广大民众的疾苦,肯定人民群众反对封建暴政的反抗斗争,为一批下层社会人物立传,如刺客、游侠、医卜、倡优等;对统治阶级,甚至是当朝最高统治者的残酷、贪婪、阴险、昏庸,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讽刺,表现出深刻的批判和斗争精神。

3.在艺术表现上重人物塑造

其中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有100多个。这些人物大多具有英雄气质,积极进取,勇于事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的实现与事业的成功。如伍子胥、孙膑、商鞅、陈涉、项羽等,这些人物又大多具有悲剧色彩。其悲剧命运的原因:一方面是环境,他们面对的是“人治”的社会,最高统治者是绝对权威,他们的好恶与昏庸,往往是造成一些忠直耿介之士悲剧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是这些人自身的性格,他们要么直言敢谏,忠心耿耿,被谗被害;要么恪守承诺,重信重义,为解救国家和朋友的危难而奋不顾身,“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的道德信条。

4.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

(1)对人物外貌的具体描写。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说项羽的眼睛“重瞳子”与舜一样;又写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从外貌突出项羽其人的不同寻常。如《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外形:“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写李广人高,臂长,与其善射有密切关系。再如《高祖本纪》写刘邦的帝王相:“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秦始皇本纪》写秦始皇的凶残面目:“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

(2)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如《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的心理:“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在听了客的批评劝说之后,“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通过信陵君前后不同的心理活动,表现出他虚心下士,纳谏如流的品德。如《汲郑列传》中当汲黯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时,武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几个字,表现出汉武帝的心理活动而引起的神情变化,显露出好听谀辞、好大喜功的性格。

(3)通过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如《李斯列传》写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通过李斯见厕中鼠和仓中鼠不同境况的感叹、联想,表现出李斯贪恋权势富贵的人生观,一生行事,显现于此。又如《酷吏列传》中写酷吏张汤:“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通过张汤少年时对老鼠偷肉进行掘窟、审理的细节,既表现了张汤办案的才能,也表现了其为“酷吏”的本性。再如《项羽本纪》开头写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以及见秦始皇出游的细节,表现项羽豪放不羁、胸怀大志的形象。《魏其武安侯列传》,写武安侯田蚡未贵时,“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侄”。后来田蚡做了丞相,魏其“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设宴等候,他则表现出冷漠的态度。通过前后两个细节,表现出田蚡贪慕势利、骄横自恣的形象。

(4)把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来描写。《左传》、《战国策》虽已多次运用这一手法,但不如《史记》形象突出,生动感人。如《项羽本纪》中通过钜鹿之战对项羽形象的描写。战前,陈涉兵败被杀,项梁军被秦章邯攻破,项梁战死,赵地义军被秦军包围于钜鹿,反秦义军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正在这时,项羽杀宋义,表现出在救钜鹿问题上的远见卓识;破釜沉舟,表现其英勇果断、誓死不还的战斗决心。然后,极力描写项羽钜鹿之战的声威,用了三个“莫敢”:“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用了三个“无不”:“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无不膝行而前”。用诸侯的怯懦、惴恐,衬托秦军的强大,而项羽三败秦军,给其以毁灭性的打击,扭转整个局势,又烘托出项羽不可一世的壮勇形象。《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也运用了类似手法。

5.叙述方式多样,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以叙代议,以议代叙,寓褒贬于人物事件记述中,有鲜明的爱憎倾向,抒情性极强

(1)寓褒贬于细节之中。如写刘邦为亭长时,往贺沛令,“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一细节表现出司马迁对刘邦流氓无赖的讽刺和揭露。《李将军列传》记述李广世世受射,其才气,“天下无双”,身经70余战,屡立战功,威震匈奴,号称“飞将军”,然而“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终以不堪督责,“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叙述中不仅对李广的一生遭遇深表同情,而且对武帝的偏私寡恩深为不满。如果同《卫将军骠骑列传》两相对比:卫青由于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帝王,“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霍去病因为是卫皇后姊子,传中写他“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而“日以亲贵,比大将军”。两相对照,不同的论赞,司马迁的爱憎褒贬,十分鲜明。

(2)借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表示自己对人物的论断。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述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然后,记颍川儿歌,表示自己的论断:“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颍水不会永远清,灌氏也不会永远横行下去,终有一天要遭灭族之祸。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当时有人对卫青的评说:“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这也寄寓着司马迁对卫青的论断。

(3)在叙事中把议论和抒情结合在一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屈平列传》中对屈原作《离骚》的解释:“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大段的议论,联系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其不平之气。《伯夷列传》在记述伯夷让国,饿死首阳,则就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进行大段议论,对所谓赏善罚恶的天道提出怀疑,同样抒发其有类伯夷遭遇的感慨,表示出自己的天道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廉颇失势,借宾客的对话抒发其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也与自己的遭遇有关。

(4)《国语》、《左传》中常借“君子曰”对人物历史加以评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则不仅是对人物、历史的直接论断、褒贬,有时还是对传记中人物事件的补充、说明,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如《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一段评论文字:“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这是对项羽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最后,对项羽的“背关怀楚”、“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和错误所在。评论中对项羽这一英雄人物,充满爱慕和惋惜之情。

6.在语言上有极大的创造

(1)在生动形象之外,还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独特的思想和性格。如陈涉辍耕垄上的叹息:“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表现陈涉为人佣耕时不同寻常的抱负。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秦始皇则“喟然叹息曰:‘嗟呼,大丈夫当如是也。’”不同的独白,表现出两人出身地位、性格的不同。项羽为贵族后裔,粗犷、剽悍、雄心勃勃;刘邦为小亭长,向往富贵,只能羡慕赞叹,性格内向深沉。

(2)《史记》常引用民谣和谚语,以增强表现力。如《淮阴侯列传》引民歌:“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客观叙述中,寄寓着司马迁对刘邦陷害功臣的谴责。其他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李将军列传》引谚语,等等,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含义深刻。

(3)《史记》在引用古语时,常常翻译成明白晓畅的口语,使文章的语言风格一致。

7.语言风格多样化

韩愈说它“雄深雅健”,苏辙说它“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艺概·文概》),表现在传记文中,比较突出的是,有的文章风格常与记述描写的人物特点相一致。如《项羽本纪》写项羽这个英雄人物的壮勇不可一世,文章雄健壮丽,气势奔腾。《李斯列传》、《酷吏列传》写法家人物,则表现严峻深峭的文风。《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写志士仁人的不幸遭遇而寄寓自己的身世,则又写得激情满怀、低咏浅叹。《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写谋士张良、陈平的运筹帷幄,用奇计以定社稷,文章又表现出恢诡奇丽、变幻莫测的特点。司马迁文章多种风格的形成,既继承了《春秋》、《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史传散文的主要成就,也受到诸子散文及《诗经》、《楚辞》的影响,刘熙载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艺概·文概》)

(三)《史记》的创作及其影响

1.创作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就是要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

(1)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灾谴”的神学,弥漫一世,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要从历史的变化发展中探求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主张“天人相分”,重视人的作用,反对、怀疑所谓天道、天命,这与当时董仲舒的思想是对立的。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董仲舒也主张“天不变,道也不变”;司马迁研究历史,则要从成败兴衰的道理中,探求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他是主张“变”、肯定“变”的,他说:“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他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就是在著述中要表达出自己的主张见解,在形式上要有所创造。他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就是要通过以往的历史著述,表达自己的理想,给后世以启发。

(2)司马迁写《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的这种“实录”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勇敢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大胆无畏求实的态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按照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做出忠实的记录。他不仅为帝王将相、贵族士大夫等上层统治阶级人物立传,而且也为游侠、刺客、医者、卜者、商人、倡优等下层人物作传;既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人物作传,也为外民族的统治阶级立传。同时,司马迁不是一概人、事都记录,而是有所选择。首先考其真实可信,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在许多历史人物的选择上,他还与自己的褒贬爱憎、人生理想密切关联。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因此,司马迁笔下的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如廉颇、蔺相如、鲁仲连、韩非、吴起、屈原、韩信、晁错、李广,他们或以高尚的道德、崇高的气节、爱国的思想、卓著的功业,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大多有理想,有抱负,奋发有为,具有昂扬上进的精神。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记述描写,表现出司马迁的爱憎和理想,也表现出当时普遍存在的昂扬上进的时代精神。可以看出,司马迁写《史记》有伟大的抱负,有进步的思想,有创造的精神。

然而《史记》的产生,还有其客观社会背景和作者的主观因素。在客观方面,西汉中叶,武帝在汉初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内外建树,使经济高度繁荣,国家空前统一,中央集权巩固加强,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随着汉帝国的出现,物质条件日益具备,汉武帝对文化发展采取重要措施:“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这为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条件。新兴的地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需要总结历史作为鉴戒。因此,创作《史记》正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主观方面,司马迁自幼受到史官家庭的熏陶和名师的指教,任太史令,有机会“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广泛地涉猎古代的文化典籍。其后,又漫游全国实地采访,网罗旧闻;加之父亲的遗命和伟大的抱负理想,促使司马迁以巨大的热情为完成这部历史巨著而奋斗。遭李陵事件,幽于缧绁,在苦难的境遇中,在生死剧烈的斗争中,司马迁“穷而后工”,更加发愤,把自己郁积的愤懑、不同于当时的政治观点,熔铸在《史记》之中,表现出卓越的见识、进步的观点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2.影响

《史记》正因为具有如此巨大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提倡的古文(散文)运动,就是要从当时盛行的骈偶文体中解放出来,形成自然流畅的散文风格。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清代桐城派的著名作家,无不推崇《史记》。对小说、戏曲的影响更为繁多。明朝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等小说,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取材于《史记》,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深受《史记》笔法的影响。《史记》中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也成了元、明以来戏曲编演的蓝本。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传刻的《六十种曲》,其取材于《史记》的作品就有11种。至今京剧传统优秀剧目中还有《文昭关》、《鱼肠剑》、《赵氏孤儿》、《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鸿门宴》、《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等,话剧《屈原》、《棠棣之花》,电影《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等优秀的京剧、话剧、电影作品都取材于《史记》。应该说,《史记》是中国文学的一座宝库!

二、《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司马迁除《史记》之外,还有两篇很有名的散文:《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这是了解、研究司马迁生平最重要的资料。

(一)《太史公自序》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自己的生平活动,写作《史记》的动机、目的,准备经过,指导思想,结构安排等,它实际上是一篇自叙传和写作《史记》的纲要细目。清代李景星说:“《自序》非他,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于是乎在也。又史迁以此篇为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以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以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四史评议》)《自序》中概括《史记》各篇主旨,多对称排比句式,整齐中又间以参差,纡徐而又雄逸,如:“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再如:“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再如:“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等等。总之,本文是引导人们认识和了解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指路之作。

(二)《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写于公元前93年,距李陵事件已经五六年,司马迁下狱受腐刑后,复召为中书令。但是,受腐刑的屈辱痛苦,使他抑郁悲愤,无时或已。正在这时,他的朋友任安来信,希望他以推贤进士为务。于是他在回信中,把长期郁积在内心的痛苦和悲愤一一倾泻出来。在回答了身残处秽、刑余之人不足以荐天下豪俊之后,怀着深沉的愤懑之情,叙述李陵事件的本末,得祸的缘由,受刑屈辱的痛苦过程,对汉王朝最高统治者是非不辨、压抑贤才、严刑峻法、残酷寡恩,表示极大愤慨。同时说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提出了震撼千古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这一光辉思想的照射下,在古圣先贤身处困境、发愤著书的精神鼓舞下,司马迁为坚持自己的理想事业,继续完成未竟的《史记》,表现出坚忍不拔、顽强战斗的精神。他要使他的《史记》巨著“述往事,思来者”,“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信中,叙事、议论、抒情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用各种长短不同的排比、对偶句式,把一腔的郁积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写受腐刑的耻辱痛苦,一连用了十个排比句: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十种耻辱,腐刑到了耻辱的极顶,而司马迁遭受的正是这样的奇耻大辱的腐刑,其痛苦悲愤之情,可以想见。诉说自己身居囹圄的痛苦,则又用不同的排比、对偶句式:“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在这样的屈辱痛苦中,司马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心忍辱含垢,效法圣贤,为实现发愤著书的理想而奋斗。最后又用了一段更是骈偶成对的句式:“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由屈辱难忍的痛苦,到思想上的生死斗争,到发愤著书的顽强战斗,感情一层一层地加深。随着感情的起伏变化,不断变换句式,波澜起伏,跌宕沉郁而又雄逸奔放。“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吴楚材《古文观止·报任安书》评语)这是散文史上最早、最长的一篇抒情散文,流传广远,影响深巨。文中大量的铺陈排比,表现出司马迁所受纵横家文风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西汉前期散文的骈偶倾向,它被人认作西汉前期骈文开始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