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像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年）是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和西汉时代精神孕育而生的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写的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成为史学史、思想史上的不朽著作。
司马迁一生大致与汉武帝在位时期相始终。他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黄老之学，任太史令。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典籍，受到优良的文化教养。20到35岁之间，他两次游历名山大川。第一次“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第二次一直到达今天的四川和云南西部。第一次游历回到长安后任职郎中（皇帝的侍卫），开始仕宦生活。奉侍武帝出巡的时候，“西至空桐（今属甘肃），北过涿鹿（今属河北），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史记·五帝本纪》）。35岁时司马迁又奉命出使巴蜀以南。他的行踪几遍全国，阅历之广是先代和当时任何学者都不能相比的。他在游历过程中，观赏祖国壮丽河山，考察史迹民俗，体验人民生活，接触下层民众，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胸襟，对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父亲临终叮嘱要他“无忘吾所欲论著”（《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立志继承父志，写作《史记》，时年36岁。38岁任太史令后，他曾主持改革历法，所制定的新历法《太初历》，即通行至今的“夏历”。完成历法改革以后，司马迁即开始写作《史记》。47岁时，他因李陵案件触怒武帝，被判死刑。汉律规定，被判死刑的人可以纳钱赎罪，或受“腐刑”代死。司马迁家贫不足以自赎，遭受了残酷的羞辱性的“腐刑”。这次横祸给司马迁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年轻时代对仕宦的热心，这时已经消失无余，为了完成《史记》，他忍辱含垢，坚强地活下来。他并不希望《史记》得到当权统治者的赏识，但他看重自己的事业。他说：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同上）
他以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这些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发奋有为的精神自励，忍辱负重，终于写完《史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突出地表现为它的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在《史记》成书的年代里，儒家学说已被确立为正宗统治思想，董仲舒的神学思想弥漫整个思想界。他曾跟随董仲舒学习过《公羊春秋》，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偏见左右，而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对儒、道等各个派别作出评价。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对学术文化的贡献。先秦诸子被列入《史记》“世家”的只有孔子一人，司马迁称孔子为“至圣”，强调指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还为孔子的弟子写了列传，肯定整个儒家学派在学术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但他不拘泥于孔子的言论，没有陷入儒家的学派偏见。他不赞成儒家鄙视生产劳动的态度，不同意孔、孟一概排斥暴力的主张，认为战争是“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世”的必要手段，“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史记·律书》）。他也不赞成儒家崇古卑今的历史观点、重义轻利的伦理观点以及“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
《史记》中也常引用《老子》，对道家有不少的称赞之辞，对老子表现出深沉的尊重，并用黄老之学“以虚无为本”的思想反对武帝的“多欲”。但他也批评了道家。《货殖列传》一开头就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如果按照老子的主张，追求小国寡民、无为而治，那只有让人民闭目塞听，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司马迁对《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的观点也依据史实提出了疑问。后来班固看到《史记》的是非标准常常与孔子不同，因而说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似乎把他当成道家学者。朱熹为司马迁辩护，把司马迁说成是儒家，强调司马迁与司马谈的区别。认为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杂学辩》）。班固和朱熹都不甚理解，《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正在于不拘于学派成见的求实精神。这种精神在汉代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思想途径。
《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还在于它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时代的精神风貌。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许多下层人物被推入历史事变的中心，建立了卓著功业，成为显赫一时的英雄。佣工出身的陈涉发难称王，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史记·陈涉世家》）。布衣出身的刘邦取得了天子的地位。至于汉初的功臣，出身下层的也很多，如萧何、周勃、灌婴、曹参、陈平、韩信、樊哙，他们有的曾以屠狗贩缯为生，有的出身乡亭小吏，却在当时建立了显赫的功业。
《史记》忠实记载历史事实的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书中为上述人物一一列传，如实地加以叙述。甚至像韩信这样的因“谋反”而被处死的人，《史记》在批评他的同时，也赞扬了他的军事才能。西汉社会所尊崇的民间打抱不平的游侠，在《史记·游侠列传》对这些人物的歌颂中得到了真实反映。即使对酷吏的评述也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史记·酷吏列传》一方面斥责酷吏的残忍作风，一方面又称道他们“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据法守正”“其廉者足以为仪表”。虽然酷吏有残酷镇压人民的一面，但在当时也有镇压横行乡里、骄恣不法的豪强贵族的一面。《史记》一书并没有脱离它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在封建制度上升时期反对封建制度，而是忠实地反映出时代的爱憎和观念意识，这正是《史记》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所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