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武功终须到文治

后唐：武功终须到文治

第十四章　后唐：武功终须到文治

五代十国是乱世纷争的年代，不仅全国分裂成多个割据政权，就连被视为正统的五个中原王朝也在五十四年内出现了八个姓氏共十四位帝王（后唐明宗为李克用养子，末帝为明宗养子，后周世宗为太祖内侄），而且后唐、后晋、后汉的君主都是沙陀胡人，称得上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而来的是，武功成为唯一的标杆而文治被抛诸脑后，正如后晋安重荣所言：“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则为之耳。”胡三省指出：“安重荣粗暴一夫耳，使其强梁亦何所至！然其所以强梁者，亦习见当时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这无疑背离了传统政治精神中逆取顺守的原则，它又反过来促成了这些朝代的短命，后唐（907—923—936）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客观地说，后唐开国之君庄宗的军事才能和成就在五代屈指可数。十一岁时受父命去朝见，唐昭宗对他的外貌称奇不已，称之为国家栋梁，嘱托他将来为国尽忠。的确，唐庄宗李存勖自幼机敏，有勇有谋，在李克用为朱全忠所困，疆土日渐缩小的时候，他劝慰忧虑重重的父亲，凡事物极必反，朱全忠倚仗诈力，穷凶极恶，吞并四邻，人神共怒，今又逼迫皇帝，窥伺帝位，这是走到极点而要灭亡的前兆。李家世代忠贞，虽然势力不足，但是问心无愧，应当忍耐静观以待其衰，不能轻易灰心丧气而使人失望。李克用为之一振。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晋国李克用临终前传位给李存勖，理由是他志向远大，日后定能完成这番未竟的事业。李存勖果然不负所望，先是兵不血刃地除掉了图谋篡位的叔父李克宁，接着出其不意地解除了已有一年之久的潞州（山西长治）之围，朱全忠得知败讯后大为感慨，生子当如李亚子（存勖），李克用的基业不会败亡，自己的儿子只是猪狗罢了。此后李存勖任用贤才，减轻租赋，昭雪冤案，禁绝奸盗，把晋军训练成军纪严明的部队，实力猛增。两年后取得柏乡（河北邢台）之战的胜利，扭转并掌握了梁晋争霸的主动权。朱全忠临终前痛哭失声，经营天下三十年，没想到晋国的势力愈发强大，李存勖志不在小，而上天夺去自己的年寿，儿子又不是他的对手，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了。事情似乎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后梁均王贞明元年（915），朝廷想趁魏博（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去世而分化控制这个自中唐以来的强势藩镇，反倒让李存勖坐收渔翁之利，不仅获得广阔的地盘，还收编了骁勇的银枪效节都，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然，这些人向来强横，动辄作乱，也给他后来的覆亡埋下了祸根，正如胡三省所言：“晋王遂以银枪效节军取梁，而亦以银枪效节军取祸。”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庄宗采纳郭崇韬等人的建议，出奇兵攻占后梁首都大梁（河南开封），最终消灭了宿敌。

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更明显地把后唐带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原路前行，要么转向文治。其实，后唐并不缺乏深通治国之道的人才，关键在于君主的态度，用之则兴，不用则衰。后唐建立前的三件事情颇能说明问题：一是关于强军之道，自从根据地晋阳（山西太原）之围后，李克用数年不敢与朱全忠相争，并向幕府咨询修筑城池、贮备军粮、添置兵器等增强军事实力的办法，掌书记（机要秘书）李袭吉指出，国家富裕不在于仓库储备，军队强大不在于人数多少，正如古人所言，民众归依有德之君（《尚书·咸有一德》），鬼神降灾骄盈之人（《周易·谦卦·彖辞》），与其有聚敛之臣，不如有偷盗之臣（《大学》），苛政猛如虎（《礼记·檀弓》），所以变更法令不如教养百姓。历史地来看，散发鹿台之财而周武王得以兴盛，齐国仓库被焚而晏婴入朝庆贺，近代的情况恰好相反，华州（陕西华县）韩建积蓄钱财而最早侍奉朱全忠，河中（山西永济）王珂变法如麻而一朝投降朱全忠，定州（河北保定）城高而王郜为叔叔王处直所逐，蔡州（河南汝南）兵多而秦宗权为朱全忠所擒，这些都足以引为鉴戒。只要推行德政，选任贤能，重视农业，训练军队，自会富足安定，建功立业，至于统计户口和增加税收之类，不是迫切的事情。二是关于爱民之道，司录赵季良因魏州（河北大名）拖欠赋税而受到责怪，他却反问何时能平定黄河以南，李存勖认为这是越俎代庖。赵季良指出，谋划攻取而不爱护民众，定会离心离德，只怕连原有的地方都会丢掉，更不要说建立新的功业了。三是关于教化之道，降将李严读书甚广，因不肯教李继岌而惹怒其父李存勖，教练使（主管训练军队）孟知祥从中劝解，强敌未灭，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向义之士。这里暗含的意思是，读书的目的在于修身立德教化天下，妄行杀戮与此背道而驰，只会证明自身失德而大失人心。

可惜的是，李存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转变治国方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使得他的性格弱点被加倍放大，引发了一系列恶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贪功而炫耀自得。这样的情况多次在征战中出现，也注定会深刻影响国政。他特别喜欢亲率轻骑逼近敌方营寨挑战，多次遇险也不收敛。例如在魏州带领百余名骑兵偷偷侦察敌营，结果中了五千人的埋伏，战斗进行了三个时辰援兵才到，突围后损失了七名士兵。他笑言，差点成为俘虏而被人耻笑，手下恭维，这正足以让敌人见识晋王的英武。另一个相反的事例是，王檀偷袭晋阳而被击退，由于解围的谋略不是出于自己，李存勖对有功之人不予奖赏。胡三省指出：“晋王矜伐而有功者不赏，此其所以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也。”当然，并不是没有人规劝，只是他从不在意。都营使李存审多次进言，冲锋陷阵是将士的职责，晋王应为社稷苍生自我保重。赵国王镕和北平国王处直也婉言相劝，晋王身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不可自我轻率。李存勖笑答来使，只有身经百战才能安定天下，岂能深居帷房养肥自身。胡三省指出：“晋王此语，谓王镕也。然王镕志守祖父业、自豢养而已；晋王则志于灭梁以雪仇耻者也。及梁既灭，庄宗之志满矣，驰骋田猎，意以为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帷房自祸也。”这种心态在称帝后演变成没有节制的玩乐，以至于打算毁弃当年即位的神坛来开辟球场。张宪和郭崇韬郑重地提醒，这是开始受命于天的重要地方，背天忘本是最大的不祥。甚至在饿殍遍地怨声载道时，庄宗照样沉湎于游猎，禁卫军所过之处，破坏力比贼寇还厉害，连地方官吏都藏起来躲避。(www.guayunfan.com)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许多局外人早已看清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唯独局内人没有醒悟。后梁被灭后，各国都感到害怕，吴国徐温后悔当初拒绝发兵相助晋国，严可求反倒认为，天子得到中原后自傲自满，用人没有法度，数年之后内部会发生变故，只要对彼卑辞厚礼而对内保境安民即可。荆南节度使（湖北江陵）高季兴从朝廷返回后也认为，天子举起手对功臣宣称，自己用十个指头得到天下。如此居功自夸，别人都没有功劳，谁不灰心丧气？再加上沉迷于狩猎和女色，势必难以长久，没什么可担忧的。这些都是实情，他参观过去打仗的地方时仍以指挥群臣为乐。胡三省指出：“此即帝自言‘我于十指上得天下’之故态也。”同光三年（925），前蜀被灭，高季兴很是害怕，梁震反而认为，天子会愈加骄横，覆灭指日可待，几乎是在替别人谋福。南汉宫苑使何词以朝贡为名窥测中原的强弱，得出的结论同样是天子骄傲荒淫，不理政事，不足为虑，因而断绝了两地的往来。

（二）贪财而不恤军民。李存勖想要赌博或者赏赐伶人，总是受到河东监军张承业的制约。于是在钱库摆酒，让李继岌跳舞讨赏，但张承业仅赠以宝带币马，并声明这是从自己的俸禄所出，因为钱库是用来供养战士的，不能拿公物作私礼。双方都很不高兴，张承业进一步剖明心迹，宦官无须为子孙打算，这样做只是为了晋国的霸业，否则财散人去，哪里还能消灭强敌复兴唐朝。李存勖动了杀机，张承业自行请死，幸亏曹太夫人及时出面使之和解。张承业是忠心耿耿的先朝功臣，多少还有些约束作用，自从善于邀宠搜刮的孔谦主管财政，虽然长期保证了军需供应，但让百姓愁苦不堪。为了讨好庄宗，他在大赦之后仍向免征之人收税，引发人们普遍怨恨，不再相信诏令。他还通过放贷获取高额利润，翰林学士承旨兼汴州（河南开封）知州卢质用后梁的事实说明这种做法的危害，没有得到回复。这位加重赋税而弄得民不聊生的租庸使竟然获得了丰财赡国功臣的封号。

与此相对的是，士卒贫困而日渐离心。在宦官的怂恿下，国家财赋被分为内外二府，地方租税充当国家经费，方镇进贡专供天子使用，致使外府不足而内府有余。南郊祭天时缺乏劳军的费用，郭崇韬带头献了十万缗钱，并劝说内府也要资助，天子极不情愿地从没收李继韬的财产中拿出数十万金帛，引起军人强烈不满，产生了叛离的想法。右谏议大夫薛昭文论述时弊时提到，士卒长年征战，赏赐不丰而多数贫困，应把各方贡品及南郊祭祀的杂税赐给他们。天子不以为然，终于使事情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租庸使因储备不足而大肆消减军粮，人情骚动，军中盛传各种谣言，群臣奏请赶紧广施财物，庄宗准备照办，吝啬的刘皇后却以君权神授而凡人无可奈何为由横加阻拦，宰相再次讨论时，刘皇后把梳妆用具、三个银盆及三位幼小的皇子抱到他们面前，声称大家都以为宫中积蓄很多，其实赏赐完以后就剩这些东西了，通通卖掉供养军队吧。大臣们害怕地退了出去。刘皇后所言并非实情，因为庄宗被弑后，她带着大批金银珠宝出逃。直到形势无比危急的时候，庄宗和伶人景进才拿出金帛慰劳，遭到士卒的唾骂，妻子儿女都已饿死，再拿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等到大梁失守，军队叛亡，庄宗知道大势已去，只好寄希望于犒赏，而士卒明确地告诉他，一切为时已晚，不会再有人感恩了。除了哭泣，庄宗束手无策。

（三）贪权而倚重伶人。庄宗自幼喜爱音乐，所以特别宠信伶人，有时甚至自涂粉墨，与他们一起玩乐，以讨宠妃刘夫人开心。某次演戏，天子连喊两声李天下，伶人敬新磨突然上前打他耳光，天子变了脸色，伶人也十分惊恐，敬新磨慢条斯理地说，理天下者只有一人，还叫谁呢？天子高兴地赏赐，并由此得艺名李天下。敬新磨还算不错，天子打猎时践踏了庄稼，中牟（河南郑州）县令毫不留情地质问，这是要把百姓饿死后扔进沟壑吗？天子盛怒之下想要杀他，敬新磨故意先行责骂，身为朝廷命官怎能不知道君主的喜好，为何让人们任意耕种而妨碍出猎呢？天子笑着免罪。然而，总体来看，伶人随意出入宫廷，捉弄欺负士人，百官愤恨而不敢出声，有人倒是依附贿赂他们以求富贵。景进即是受宠的典型，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国。天子想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不时采集民间琐事上闻，逐渐成为耳目，每次都是屏退左右秘密呈奏，因而有机会害人坏事，大家无不害怕，而孔谦把他当兄长侍奉。

伶人败坏国政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无功受禄。前蜀乐工严旭擅长唱歌而被任命为蓬州刺史，庄宗得知此事后答应恢复他过去的职务。胡三省指出：“人皆谓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而败；不知此乃帝气习也，观诸李存贤、周匝之事可见。”天子的亲近伶人周匝在胡柳（河南濮阳）之战中被俘，后梁被灭后，他恳求封赏帮助过他的教坊使陈俊和内园栽接使储德源而得到应许。郭崇韬提出异议，大功刚刚告成，共同夺取天下的忠勇之士尚未受赏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怕会大失人心。后来伶人屡次提及此事，天子表态，虽然郭崇韬所言在理，但既已应承就该执行，还是让他开方便之门，以陈俊为景州（河北东光）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山西娄烦）刺史，南征北战而未受封的人莫不扼腕叹息。正如胡三省所言：“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二是受贿请托。匡国军节度使温韬入朝后送给刘夫人和权贵伶人许多金帛，得以回到原来的镇所。郭崇韬明确反对，大家为唐朝洗刷耻辱，而温韬几乎挖遍了唐朝帝王的陵寝，罪过与朱温相等，若再授以方镇重任，无疑会遭致天下的非议。理由正当而未奏效。叛将李继韬用四十万两银子和各种礼物贿赂刘夫人及伶人宦官而得到赦免，直到密谋重回原来的方镇之事败露才被正法。

重用伶人称得上是庄宗的特色，这也让宦官势力得以重新坐大。宫中原有五百多宦官，在外者全被送回后多达千人，天子一律厚待，委以职务，当作心腹。本来自唐昭宗天祐年间（904）诛杀宦官以来，宫内各司使都由士人担任，现又起用宦官，日渐干政，还重新委派他们为各道监军，凌驾于主帅之上，仗势争权夺利，各地十分忿恨。宦官败坏国政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一是鼓动骄奢。例如劝说天子扩充后宫，理由是唐懿宗和唐僖宗时宫女不下万人，如今大部分宫殿空空如也，以致出现鬼物。随后在各地挑选了三千多人，张宪奏称，魏州诸营有千余名妇女逃亡，可能是随驾军士把她们藏起来带走了。其实是入宫了。天子在宫内没有找到满意的避暑之处，宦官以盛唐宫殿数以百计为由怂恿兴建，郭崇韬指出，时下两河干旱，军费不足，应等到丰年再建。还是不起作用。二是党同伐异。河南县令罗贯不避权贵，不理请托，遭到刘皇后和伶人宦官的诋毁，虽经郭崇韬营救，天子还是以督促修筑路桥不力为由把他斩首示众。

除此之外，刘皇后也成为乱政的助推手，她出身贫寒而专事积蓄，甚至连柴草果菜都拿去贩卖，内库使宦官张容哥在自尽前把国家纷乱的罪责归结为她的吝啬，不是全无道理，可是这样的人还积极干政，所发命令等同天子。庄宗问丧偶的元行钦（李绍荣）是否再娶，可以替其求婚，刘皇后出于嫉妒，竟然要求把内宫那位既漂亮又有儿子的宠妃赐给他，就在天子难以拒绝而含糊其辞地答应后，此事立刻照办，弄得天子为此好几天托病不吃饭。这种事情尚且如是，其他自不必说了。

正因有上述“三贪”，庄宗刚愎好胜，不愿臣下揽权，听信佞人进谗，疏远猜忌旧将，点燃了覆亡的导火索。同光三年（925），郭崇韬作为实际统帅平定了前蜀，但遭到宦官的诽谤，就在天子犹豫不决之际，刘皇后直接发密令处决了他，天子也就顺水推舟将其灭族。当时伶人宦官掌权，功勋故旧无法自保，朱友谦（李继麟）被灭族，李嗣源差点送命。正是时局的黑暗动荡，一则谣言轻而易举地引发了惊涛骇浪，原来，民间讹传郭崇韬被杀是因先杀李继岌而在蜀地称王，魏州监军宦官史彦琼受密令去杀朱友谦之子朱建徽，民间又讹传刘皇后因李继岌之死而弑君，急招史彦琼商议。就在人情惊骇不定之时，银枪效节都皇甫晖作乱，刘皇后推荐归德节度使元行钦去招抚，而史彦琼在城下放言要把他们碎尸万段，结果招降和攻城全都失败，李嗣源临危受命，却因从马直张破败叛乱而被乱军劫持并立为天子。朝廷内部同样发生了变故，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伶人，因视郭崇韬为叔父而受牵连，又因部下王温作乱而被猜疑，转而动摇收买人心，利用禁卫军的不安心理而兵变弑君。胡三省指出：“郭崇韬熏旧也，以无罪而族；康延孝（李绍琛）（蜀地）之乱，皇甫晖之乱，张破败之乱，卒以成郭从谦之弑，皆由崇韬之死而将校之心不自安也。”契丹耶律阿保机听说天子被乱兵所害后评论，他纵情声色游猎，毫不爱惜军民，一切尽在情理之中，此后不再喝酒，遣散伶人，释放鹰犬，因为那样做只会自取灭亡。

此后的三位君主，似乎只有明宗较为懂得这个道理。他登基时已年过六旬，每天夜间焚香祷告，自己是个沙陀胡人，因动乱而被众人推举，希望上天早降圣人为万民之主。在位期间多年丰收，很少战争，称为五代时期的小康。因不识字，奏章多由安重诲诵读，而他仍无法完全通晓，于是任用文臣共同处理政事，以翰林学士冯道和赵凤为端明殿学士。值得一提的是，天子特别重视用儒家思想教育儿子，他告诉安重诲，皇子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圣旨，让他不要接近儒生，以免削弱志气，正是考虑到他年纪轻轻就掌管邺都这么重要的地方，才选用名儒来辅佐，没想到奸人竟然讲出这种话来。秦王李从荣喜欢做诗，还聚集浮华放荡的文人互相唱和，自我标榜，天子谆谆告诫，自己虽不识字，但是喜欢听儒生讲解经义，可以开启智慧和思考，庄宗倒是喜好写诗，教训近在眼前，而且武将家平素并不研习文章，只会让人笑话，不要效仿。史馆修撰张昭远论述时弊时提到，先朝皇弟和皇子亲近伶人，进门盛装打扮姬妾，出门夸耀仆人骏马，习染这种风气是不可能成为贤人的，应精心选择老师，让他们恭敬地侍奉，听讲经书的含义，领会安危的道理。另外，古代帝王即位则立太子，是为了确立名分，从源头上杜绝祸乱，现用占卜来确定继承人，恐怕不符合传统精神，赏赐和婚姻等事情也应区分等级，断绝侥幸的念头。胡三省指出：“自梁开平以来，至于天成，惟张昭远一疏能以所学而论时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赏叹而不能用，呜呼！帝之赏叹者，亦由时人言张昭远儒学而赏叹之耳，岂知所言深有益于人之国哉！”大概正因如此，天子的成就仅此而已，后唐也在三年的内斗中走到了尽头。

后人往往把庄宗与周世宗相提并论，司马光贬抑前者褒扬后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和说服力。有人提出疑问，在五代帝王中，庄宗和周世宗都号称英武，究竟谁更贤明呢？一般来说，所谓英武是指统治四方万国，不肯降服则讨伐，势力微弱则安抚，法令统一，信义昭明，以此爱护百姓。庄宗消灭后梁，天下震动，湖南马殷之子马希范前来朝贡，庄宗暗含心机地赞美他，近来听闻马氏的家业终将为高郁所有，现在看来，有这样的儿子，必不至如此。马希范之兄马希声听说后，伪造父亲的命令除掉了这位最重要的谋臣。这种离间计，只是市井小人的勾当，丝毫没有帝王的风范。庄宗善于打仗，故能以弱小的晋国战胜强大的后梁，可是获胜没几年就众叛亲离，死于近侍伶人的政变，说明他只知道用兵之术而不懂得治国之道。周世宗则不然，以诚信驾驭群臣，用正道要求各国，所以后蜀凤州（陕西宝鸡）节度使王环宁死不降而受拔擢，南唐寿春（安徽寿县）守将刘仁赡坚守不屈而蒙褒奖，南唐宰相严续尽忠报国而获称赞，蜀兵先降后周又降南唐而遭杀戮，太师冯道丧失臣节历事诸朝而被遗弃，澶州（河南濮阳）粮料使张美曲意施恩讨好而致疏远。江南尚未归服之前，甘冒箭石，抱定必胜的信念；降服之后，又像对待子女般细心呵护，推心置腹，知无不言，为之做长远打算。这种宏伟规制和博大胸襟，庄宗怎能同日而语呢？正如《尚书》所言，没有偏袒，也不结党，王道坦荡平直；大国畏惧他的实力，小国怀念他的恩德。周世宗十分接近这些话了。

对照史实，司马光的评价完全符合事实。总体而言，周世宗统军号令严明，处身箭石之间镇定自若，随机应变的谋略出人意料，勤勉治国，任人唯贤，赏罚分明，再加上不爱乐器珍宝，喜听儒生讲解前代史书，商榷经典大义，人们畏威怀恩，从而开疆拓宇，战无不胜。他三十九岁时突然英年早逝，后周随即被北宋取代，但这不是施政不当的结果，也不同于通常的改朝换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后者继承并完成了前者未竟的事业。毫无疑问，周世宗是精通军事的。例如禁卫军历代相承，以老弱居多而缺乏战斗力，并且骄横傲慢而不服从命令，各朝大多由此丧国。周世宗指出，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不区分勇健懦弱，就无法激励众人，况且百名农民未必供养得起一个士兵，不能榨取民众的血汗来奉养无用之人，因而选征精兵，淘汰老弱，组建了五代最精锐的部队，所向披靡，捷报频传。

更为重要的是，周世宗懂得文武并用之道，使国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仁政爱民。在与将相聚餐时感言，最近特别寒冷，在宫中吃着美味佳肴，没有功劳而坐享禄位，对此深感惭愧，既然不能自行耕种，那就只有冒着箭石的危险为民除害，才能略微自我安慰。正因有这样发自肺腑的道德自律，才能真正做到爱民如子。汝州（河南平顶山）马遇的父亲和弟弟被冤枉致死，屡经审查而未能申冤，天子当面审问即得实情，自此各部长官无不亲自审理案件。淮南发生饥荒，天子让地方把粮食借给百姓，有人提醒，这些都是贫民，恐怕无法偿还。天子明确答复，民众即是子女，没有子女受困而父母不为之解脱的道理，并非一定要还。对佛教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不是灭佛，而是站在儒家的立场阐释规范，废除三万多座寺院而仅保留两千多座，规定出家必须征得长辈同意，禁止舍身自杀、斩断手足、手指燃香、挂钩点灯、身带铁钳之类败坏社会风俗的行为。显德二年（955），由于货币匮乏，朝廷采铜铸钱，规定民间的铜器和佛像等物品，要在五十天之内全部送到官府换取等值的钱，否则治罪。天子给侍从大臣解释这项政策，让他们不要疑虑毁掉佛像，因为佛是教人向善的，只要立志行善，就是信佛了，并不取决于是否跪拜铜像，退一万步来讲，佛的宗旨是普渡众生，只要有需要，连脑袋和眼睛都可以布施给别人，铜像更是不在话下。与此同理，身为天子，要是自己的身体能用来帮助人民，也是不值得吝啬的。

司马光热情洋溢地赞叹，周世宗不顾惜自身而爱护百姓，算得上仁爱；不为无用的东西而废弃有益的事情，称得上英明。

（二）坚守信义。诚信是长治久安和万国来朝的道义基础，也是破除武力或智谋至上论最有效的方法。天子对臣下如是，改变过去把入朝镇将留京或改任的做法，送山南东道节度使（湖北襄阳）安审琦返回先前的镇所，理由是近世不用诚信待藩镇，他们即使想效忠尽节也无路可走，只要君主不失信用，何愁诸侯不会归心。对他国也如是，南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奏请直接隶属朝廷而未被允许，因为南唐业已归顺，应仍像从前那样，既可以加深他本人始终如一的情义，也能让天子尽到安抚四方的义务。天子向南唐使臣钟谟问起是否仍在操练军队加强战备，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开诚布公地提醒，昔日的仇敌如今已成一家，彼此名分既定，自然不会发生变故，只是人生难以预料，后世的事情不可知晓，应趁此时加固城墙，修缮武器，据守要塞，为子孙着想。这不是虚言，因为南唐果真照办而未引起任何反应。

（三）推崇礼乐。中华文明大致可以称为礼乐文明，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方法，很受周世宗重视。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招纳人才。让中书舍人（起草诏令）窦俨编撰《大周通礼》和《大周正乐》。天子参观仪仗乐器时，见到挂设而不敲打的钟磬，乐工无法阐明原因，故而让窦俨考正雅乐。王朴精通音律，向天子阐述了礼乐与政治的关系，礼仪用来规范形体而使外表恭顺，音乐用来陶冶心灵而使内部平和，推行礼乐，教化不急而成功，政令不严而大治，由是天下太平，万国感化归服。由于前代音乐早已失传，他提议按照古法重新制定，让百官考校得失正误，所拟得以采用施行。

枪杆子是用来夺天下和保天下的，笔杆子是用来治天下的，唯有文武并用，方能天下大治，这是古今通识，可惜并不是所有君主都能深刻懂得和善于运用这个基本政治原则，以至于在强盛之时轰然倒塌，引来后人无尽的唏嘘慨叹。

其实，治国即是治心，先有居上位者修身立德，将心比心，才可能推己及人，天下归心。2010年，温家宝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是新时期治国理念的崭新表述，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领导干部要从我做起，加强道德自律，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各级政府要以人为本，尊重民情民意，践行服务人民的宗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人们心中播种诚信和谐的种子，收获公平正义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