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登天子堂，诏举贤良策问治道

朝登天子堂，诏举贤良策问治道

朝登天子堂，诏举贤良策问治道

公元前141年（景帝后元三年）正月的一个早晨，年仅48岁的汉景帝在重病中撒手归西。国不可一日无君。老皇上死了，赶紧拥戴新主子登基才是要紧事。在大臣们的扶立下，16岁的刘彻立即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汉武帝。

刘彻先将父亲的灵柩发葬到长安东北45里处的阳陵，然后在高祖刘邦时所建的未央宫正殿里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

一朝天子一朝臣，登上皇位之后，刘彻首先要感谢他的妈妈、感谢他的姑姑，感谢亲人不遗余力的支持。于是，汉武帝的第一份诏书就成了委任状。他封母亲为皇太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封姑妈刘嫖的女儿阿娇为皇后，入主中宫，实现了姑妈让女儿做皇后的愿望。(www.guayunfan.com)

西汉皇帝最信任娘家人。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汉武帝封自己的舅舅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外祖母臧儿被封为平原君。这么一来，皆大欢喜，为刘彻即位出了力的人都暂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大家也就该死心塌地地帮刘彻当好这个皇帝了。

汉武帝这个皇帝当得很舒心。高祖刘邦建国之初，正是多年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国力薄弱，刘邦出门找不到清一色的四匹马来拉车，官至丞相的大臣们上朝都只能坐牛车。老百姓兜里没钱，皇上想刮地皮也刮不出钱来。想吃猪肉，就得把猪养肥了，想让国库充盈、锦衣玉食，那就得让老百姓有钱。因为这个缘故，汉初几位皇帝都讲究无为而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那时候，战乱刚刚止息，许多农民因为战乱而离开土地，转而成为了倒买倒卖的生意人。农业社会，根基在农业，商人多了，种地的农民就不够了。从刘邦那时起，就采取一些恢复农业的措施，下令对不务农的商人严厉打击，不准他们穿绸缎衣服，不准他们乘坐车辆，并且加重对商人的赋税。商人们一看这架势，立马扔掉算盘，扛起锄头垦荒去了。

此外，为了不加重百姓负担，汉高祖还减少军事行动，节省支出，发展国内经济。

吕后掌权后，虽然在朝廷上弄得乌烟瘴气，但在民间还延续刘邦的政策，限制商人，不许工商业者及其子孙做官，地税实行十五税一，也就是百姓的生产成果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缴税，例如某人这一年挣了15文钱，只需要交1文钱税。这就比秦朝时规定的农民要缴纳收获的三分之二做赋税低了许多，同样是一年挣了15文钱，在秦朝就要上缴10文做赋税。农民减轻了负担，有了土地，日子好过了，朝廷和各级官府财政的收支也平衡了。

到文帝、景帝时期，两代皇帝继续实行与民休戚的休养生息政策，文帝和景帝首先起带头模范作用，省吃俭用。当官的节俭，花销就少了，赋税劳役也就少，百姓免受过分的赋役之苦，如果不遇上大的天灾，家家可以自给自足，官府的仓库里也因此满满地装着钱粮。当时，长安城内国库中的钱因为堆放时间太长，穿钱的绳子都烂断了，铜钱散乱在一起，多得无法计算；粮仓里的粟米因为堆得太高，许多粮食从仓中流到外面烂掉。

田野里牛马成群，连平民百姓都能有供自己骑乘的马匹。当时百姓的生活，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国家家至少有辆别克。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富裕程度。

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因为生活富裕，文景时期人人自爱，把犯法看成是一件严重的坏事，互相之间劝勉多做好事，不愿因为做坏事而受到朝廷的羞辱。而汉朝政府为了不影响休养生息，为了革除秦朝酷刑的弊端，法律也比较宽松。在这两种因素作用下，文景时期，每年官方处决的犯人全国只不过有几十人，天下一片太平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面对先帝们留下的丰富遗产，汉武帝为自己的幸运庆幸不已。同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即位的汉武帝干劲十足。他早就有自己的远大抱负，不想守着先帝留下的丰富遗产混日子，不想做个守成之君。他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做个比历代先帝更了不起的皇帝。

当时，汉武帝只有16岁，尽管人很聪明，但缺乏统治臣民的经验，朝中军国大事都是由他母亲王太后和舅舅田蚡做主，而在他们之上，还有祖母窦太后，窦太后几乎掌控了当时西汉的一切。

武帝做太子时有两个老师——卫绾和王臧，都是儒家弟子。受老师的影响，武帝对儒学就比较偏爱，所以在即位之后就打造了一套以儒者为宫廷、军政辅弼的高级领导班子：老师卫绾当了丞相，而舅舅田蚡之所以被重用，也是因为其喜欢儒术。

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六月），卫绾被免官，窦婴担任了丞相一职，田蚡则被封为主管全国军队的太尉。

窦婴也是好儒学的。他和田蚡认为应该加强儒家子弟在朝廷官员中的比例，于是竭力向武帝推荐儒家人才，武帝基本上都采纳了。例如《诗经》专家申公的徒弟赵绾被拜为御史大夫，武帝的另一位老师王臧担任了郎中令一职。

儒家思想被统治者采纳，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春秋时期，有些诸侯国曾经聘请了孔子，但没有哪个诸侯把儒家思想定为治国方略；到了战国时期以及后来的秦朝，法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秦朝的严刑、酷法正是在法家思想统治下的产物；汉高祖推翻了暴秦，把黄老之学请了出来，实行的是清静无为的统治。所谓黄老之学，是战国时形成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这个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因此名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在政治领域强调君主应无为而治，不要扰民。

武帝刚登基不久，就发诏书策问天下，询问治国之道，其中儒生董仲舒的对策最让武帝满意，获得了在未央宫面见武帝的荣耀。武帝跟董仲舒寒暄了两句，互相吹捧了一会儿，然后武帝就问了：“朕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请先生赐教。从前三皇五帝的时候，天下那么太平，可到后来，王道衰弱了，许多国家先后灭亡了，这是上天的安排吗？朕想效法上古，学习尧舜好榜样，不知道这样做对当下有没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那么上天给它们降下的祥兆是什么呢？为什么总会闹天灾呢？人有长寿、短命，性格有好有坏，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朕现在希望淳朴的风气在社会上流行，希望法令能执行下去，希望刑罚减轻，希望奸佞改过，也希望百姓和乐、政治清明，还希望通过修正整饬，使雨露滋润、五谷丰登，国家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骘，泽被四海。怎样才能实现这些愿望呢？”

董仲舒也真是有两把刷子，略加思索后开始侃侃而谈：“陛下问到天命和情性，草民不敢妄言能够知悉，但根据圣人孔子编著的《春秋》的记载，我看到了些天人相应的情况，使人敬畏。书上说，国家如果有大乱要发生，上天会先用灾害怪异来进行警告，但只要那个世道不是太离谱，老天爷还是愿意扶持和成全的。当然，人自己也要努力才行。努力求知识，那就见识广博，越来越聪明；努力追求道，那德行就越来越高尚，功绩也就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立竿见影的事。”

说到这里，董仲舒偷眼一瞧，见武帝频频点头。于是，他又接着说：“那么，什么是道呢？道就是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如何推行道？就要靠仁义礼乐。古代的圣王死了多少年，他们的子孙都能得到几百年的安稳日子，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从前，周厉王、周幽王的时候，周道衰败了，这不是说道没有了，是厉王、幽王不遵循周朝的道。到周宣王那会儿，想起老祖宗的德政了，推行教化，周道又回来了。所以说，国家治乱兴衰，在于皇上本人，天命是可以挽回的，厉王、幽王失道，那是他们自己掌握不当，使道统失去。”

这一通大道理讲下来，武帝一时反应不过，低头咂摸滋味。董仲舒说了半天，终于回到正题上来了。他说：“草民按照《春秋》的本义，找到了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秦朝讲刑罚，结果两代就完蛋了。《春秋》上讲过‘一元’的问题。一是万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万物开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海。四海都正了，那就远近臣服，也就能实现王道了。皇上现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恩厚，智明意美，爱民好士，可以称为很好的君主，但为什么天地没降祥瑞来呼应您呢？因为教化制度没有确立，思想没统一，万民不正。秦代的遗毒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除，虽然有法令，但依然奸佞横生，无为而治的思路得改改了。咱汉朝建立七十多年了，先帝们常想稳定天下，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应该变更教化而没有变更。到皇上您这里，可不能再犯这个糊涂。”

董仲舒的观点当然是为了给儒学谋求地位。但他这些话好就好在说到点子上了。过去汉朝讲究无为而治，皇上若真的什么都不做，那么，皇权的尊严和地位便很难得以体现。这些话很合武帝的心思，因为他早就对无为而治的思想看不顺眼了。想想自己的老爹景帝，头一个怕窦太后，再一个怕刘嫖，就连栗姬这样一个泼皮破落户也能搅得后宫鸡飞狗跳。当皇上就得大权独揽，一言九鼎，不能任由他人指手画脚。所以，武帝听了董仲舒的回答，觉得有些相见恨晚。他赶紧命董仲舒将自己的政见写成文章，告诉他：“你刚才说得有点乱。把条理理顺了写给朕看。”

董仲舒受宠若惊，连忙赶写第二道对策。在这道对策中，他进一步总结了上古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因触犯刑律而被处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乱的人也遍地横生。他认为应以德治天下，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应该设立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场所。最后，董仲舒还说，如果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揽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实现三皇五帝的治世局面，武帝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了。

武帝接过对策一看，觉得不错，但是天人感应的道理还是没说透。他又告诉董仲舒：“听说你们这些喜欢谈天的，都能拿人间的事实作为证据；喜欢说古的人，也肯定能在当世找到验证。朕想知道天人到底是怎么相应的，以便于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的所作所为。先生既然讲了一大篇治国的大道理，分析了历史上大治和大乱的原因，那就再讲得透彻一些，朕看着也方便思考。”

董仲舒于是写了第三道对策，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董仲舒认为，治国之道出于上天。天不变，道也不变，希望武帝坚持不变的天道。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着装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董仲舒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正常的轨道，是从古到今通畅无阻的大义。所以，我们应该全方位地大一统。但现在我们在治国思想上不是大一统——负责教化的人派别不同，每人的见解也差异很大。百家争鸣，就有一百种治理国家的方法，结论也不相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治国思想冒出来，做皇上的今天觉得这个对，明天觉得那个对，法令制度也是朝令夕改。而且，源于一种学说的政令发布下来，下边的人也许就是另一学派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执行其他学派的思想。这样下去不行，得统一。臣以为该这样统一：凡是不在儒家的经典六经《易经》《礼经》《乐经》《诗经》《书经》和《春秋》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以及与儒学相违背的学说，全部罢黜，不许这些思想、言论与儒学并存。只有这样，道统和纲纪才可以统一，法令才可以明白，人民才知道遵从正道。这样百姓也就好统治了。”

董仲舒所倡导的，几乎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本意一样，中心意思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其他思想通通消灭，只留下儒家思想。这个“大一统”的论调正对武帝的心思。武帝很高兴，把董仲舒大大地称赞了一番。

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之后，武帝立即实行，将策问天下行动中发现的优秀儒生提拔上来。会稽吴县的严助被提升为中大夫，董仲舒被委任为江都国的国相，辅佐同父异母的哥哥江都王刘非。刘非一向骄傲凶暴，董仲舒用礼教辅佐，不时规劝几句，刘非后来很敬重他。

不过，董仲舒在江都虽然说话刘非还听，但在其他地方，董仲舒根本说不上话。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话句句被重视呢？董仲舒又提出“天人感应”说来了。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辽东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便殿相继遭受火灾。董仲舒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写了篇《灾异论》，用自己的灾异学说加以分析：为什么高庙和长陵失火了呢？这是因为汉武帝失道了，是上天对你的警告。文章写完还没等上奏呢，先被主父偃探听到了。

这个主父偃是谁呢？他原本是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最初，他学的是纵横之术，擅长辩论，后来也学了《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故乡，他广泛结交各个学派的人物，但非但没能得到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根本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为了步入仕途，主父偃费尽了心机，甚至跑去托人向齐王说媒，想把自己闺女送给齐王做妃嫔。齐王的老妈纪太后根本就看不上，还羞辱了他一番。主父偃又气又恨，索性于公元前134年（建元五年）跑到长安去碰运气。当时不论是官宦还是草民，都可以上书给皇上。主父偃就写了一份点评天下时事的意见书递了上去。武帝一瞧，说得还真不错，当即传旨接见。见面后再一谈，武帝高呼：“主父偃，人才啊！”马上让他做了郎中，并且一年之中四次提拔他，让他担任了谒者、中大夫等要职。

且说主父偃得知董仲舒写了《灾异论》，其中有攻击武帝的言论，乐坏了。他早年受儒生排挤，最恨的就是儒生，总想着算计他们，现在机会就来了。主父偃把《灾异论》偷去呈送武帝。武帝一看，里边竟然指责他失道，这还了得？他马上召集群儒，命他们审议此文。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在其中。他不知这文章是自己老师写的，大骂文章狗屁不通，说写文章的人欺君罔上、十恶不赦。这时，武帝才告诉他那是董仲舒的大作，吕步舒当时就傻眼了。随后，武帝以诽谤朝廷的罪名将董仲舒投入大狱，定成了死罪，但念他以前上对策有功，才最终下诏赦免。

董仲舒的这些遭遇都是武帝即位很久以后的事。而在武帝即位的当下，董仲舒的意见使儒家的地位水涨船高，还使儒家思想成了汉武帝治国的主要依据。儒家势力蒸蒸日上之际，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开始准备实行儒家的一些礼仪制度。他们请武帝在长安城外设立明堂，以召见诸侯。武帝早就有改革的想法，马上就吩咐赵绾、王臧按照古代礼仪制度去起草和设计明堂。赵绾、王臧并不知道该怎么设计明堂，就向武帝推荐他们的老师申公。申公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儒学泰斗，武帝对他早有耳闻，马上吩咐使者用驷马安车聘请申公入朝。

驷马安车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一般安车都只用一匹马，而汉武帝命使者用四匹马，并且用蒲草包裹好安车的轮子，防止颠簸。这样做主要表示对德高望重的申公的尊崇。

申公见皇上对自己这么重视，不便推辞，应召入朝。武帝以隆重的礼节迎接了这位远道而来的老人。他尊敬地询问申公如何治理天下。申公恐怕这位年轻的君主好高骛远，能说不能做，就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多说话，而在多做事。”武帝此时正喜欢文学辞藻，申公这咸不咸、淡不淡的一句话，既没有高雅的修饰，也没有华丽的辞藻，毫无诗意，似乎也没哲理，让武帝觉得扫兴。武帝没插嘴，等着听下文。却没想到申公也不说话了。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很是无趣，尤其是汉武帝。不过，大老远的已经把人给请来了，要是没个结果，等于自打嘴巴了。于是，汉武帝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作为明堂、巡狩、改历法、易服饰的顾问。

申公退下来之后，赵绾和王臧赶紧跑去询问明堂该怎么弄。申公毕竟是有经验阅历的人，刚跟武帝打了个照面，就知道儒生们现在高兴得太早了。因此，两个学生跑来请教，申公仍旧一言不发。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儒生们大祸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