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的社会经济状况_唐宋民族史

回纥的社会经济状况_唐宋民族史

一、经济生活

回纥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盛产马、大足羊和骆驼等。后来，回纥与唐朝互市，每年动辄以马数万匹易绢帛。德宗时武义成功可汗为迎娶咸安公主，纳聘马二千匹，骆驼一千峰。仅此一斑，足见其畜牧业的发达。狩猎业在回纥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常以战阵射猎为务，是回纥人攫取肉食与皮毛的重要来源之一。贞观年间，回纥归附唐朝后，貂皮是向唐贡赋的主要物品。

回纥是以寇抄为生，这是最原始的劳动形式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从前是以反对个别部落的争斗，现在已变为以夺取财产为目的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掳掠。

游牧民族的单一经济，使交换成为其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商业交换是游牧民族的经济特征之一。这种交换有“贡赐”与“互市”两种形式。贡赐，是回纥以朝贡方式向唐进献马匹、毛皮等方土特产，唐廷则回赐绢帛等中原物品，这是特殊形式的商业贸易。自玄宗至文宗的一百二十九年间，见于文献记录的朝贡不少于四十一次，可见商业交换之频繁。互市，以绢马互市和茶马互市两种为主要内容，交换的东西不仅有马、绢、茶三种，其间当有品类繁多的交换在互市中进行。见于记录的，互市时马匹多至千万匹，可见规模之大。利用互市、朝贡、借师等方式住居于中原的回纥人还营放高利贷。他们“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20]唐朝“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为此，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曾下令，“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部得与蕃客本钱交关”。甚至唐朝的一些达官贵人也向回纥商人举借高利贷，如右龙武大将军李甚，因“子贷回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21]，被贬为宣州别驾。说明回纥高利贷者不仅资金雄厚，而且颇有势力，能利用朝廷催逼欠债。和亲也是回纥向中原王朝取得财物的一种方式，每次和亲，唐廷都要以大量的绢帛、珠宝等作为陪嫁。宪宗时，公主和亲的费用高达五百万缗。(www.guayunfan.com)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到公元8世纪时，原来随水草移徙的回纥，有一部分贵族开始建宫室、筑城邑，逐渐定居下来。如葛勒可汗在色楞格河建筑了“富贵城”；登里可汗在鄂尔浑河建筑了城市与宫室。这些宫室开始主要是安置妇女，但也是回纥商业发展的结果。据前苏联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证明，在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回纥汗国时建造的。例如鄂尔浑河畔的合剌巴剌合孙，为回纥汗国的牙帐遗址，都城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城郭中心有特殊的墙垣环绕着，位于碉楼的西南，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再向外为居民区，城郭外垣之外有花园绿地。城堡不仅面积很大，而且防御工事颇为坚固，城垣高达十余公尺，城中心耸立着望楼，高达十四公尺，登楼远眺，草原景色，一望无际。街道和建筑的遗址，长达二十四公里。建筑风格及许多装饰物具有鲜明的唐朝特点。当然，回纥的绝大部分部落仍随畜迁移，过着居无常处的游牧生活。由于回纥贵族已习惯于城市生活，就为后来迁居于河西走廊的回纥人，从半定居转变为定居生活打下了基础。定居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多用骆驼耕种，生产小麦、青稞、葱、韭、胡荽等农作物。

二、社会经济结构

北魏到唐初，回纥作为铁勒（高车）的一支，在土剌河、鄂尔浑河流域游牧，他们“无君长，居无垣所，随水草流移。”[22]所谓无君长，并非没有首领，而是尚无世袭的大酋长。北魏时，作为生产资料的牲畜已开始变为私有财产，部落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富有游牧民“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23]。这种贫富分化，导致专门主持公共事务的首领的专职与世袭。所以，北魏时，其部落虽无都统大帅，但仍各有君长，并有专职巫师“甘”的存在，后来则出现了一批渠帅酋长。

自菩萨时起，回纥逐渐强盛，掳掠的人口和牲畜按地位高下分配，加速了阶级分化。贞观初年，吐迷度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兼并其部族，占有其土地，正式建立汗国，标志着回纥正式进入阶级社会。回纥不仅在家务劳动中使用奴隶，而且在畜牧业生产中也使用奴隶，曾强迫契丹、鞑靼人为其放牧。回纥击败突厥时，俘其部众，兼并薛延陀时，收其部曲，南侵唐境，掳掠人口。这些大都为了扩大土地和增加从事各种劳动的奴隶。但是，奴隶制并未在回纥社会中充分发展起来并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其内部缺乏发展奴隶制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深受唐朝封建社会的强大影响。随着回纥经济和军事势力的强大，与唐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交流的日益频繁密切，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财富不断增加，向诸部牧民征收羊马以为赋税成为主要的剥削形式，封建制度在回纥社会里逐渐建立起来。

回纥社会中主要有“哈剌布敦”和“匐”两大阶级。“哈剌布敦”意为黑民，是平民，为主要的生产者；“匐”是各部落贵族，地方封建主，后世的“伯克”。在当时社会中，盛行着一种“荫客制度”，即匐供给食宿，使客做工，为匐放牧羊马、制作劳动产品。客的来源，绝大多数是破产贫困的平民。平民要向汗国缴纳羊马以为赋税，还要服兵役，出战时自备马匹、武器和食物，战争中掠获的人口、财物等，大部分为匐占有。经常不断的战争和沉重的赋税，使平民破产，只好作为“客”投附匐的门下，受他们的“荫庇”。

平民以外，主要的生产者是“库尔”，即奴隶。其中有为主人完全占有的奴隶和不完全占有的半奴隶，他们大多数来源于战俘，也有一些突厥汗国遗留下来的汉人、西域人以及从唐境内私买或诱骗来的汉人。库尔从事回纥人不屑为的农业、手工业及家务劳动，但不成为基本的阶级，因为奴隶劳动没有大量地使用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畜牧业上。

匐的上面有“额尔”，即氏族贵族，狭义指可汗一系的贵族，广义指内九姓的贵族。可汗由氏族贵族推选改为父子世袭，不只是受唐的影响，而且还得到唐的促进，在唐册封的世袭瀚海都督的形式下，药罗葛氏政权逐渐趋于稳定，瀚海都督既是唐朝的命官，又是回纥的可汗，具有统领诸部的权威和力量。凡是构成汗国的诸部落，都得向可汗缴纳赋税，有责任提供兵役。被征服的诸部落则由可汗派遣总督（设或叶护）去统治，并派遣监使（吐屯）去督察赋税和政事。[24]

三、政权机构

回纥的政权机构，主要沿袭突厥制度，职官名称也采用突厥的旧例。回纥的最高首领被唐册封为瀚海都督，但仍自称可汗，其后唐也册封可汗的名号。可汗的子弟称“特勤”，典兵的将领称“设”，大臣有叶护、颉利发、阿波、啜、俟斤、达干等，皆为世袭，没有固定员额。回纥归附唐后，深受中原的政治影响，也采用了唐朝的官制，设置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等官号。唐代宗时，遣使册命可汗及其妻可敦，并封左右杀、胡禄都督、拔览将军、内外宰相。

当时，东北的奚、契丹、室韦，西部的沙陀别部、葛逻禄三部、白服突厥等皆为其所役属，回纥于诸属部设置“监使”，负责每年的贡赋交纳。这个“监使”，与突厥的“吐屯”之官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