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封称考略

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封称考略

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关于他们的功过、历史地位成了史学界热烈研究与讨论的课题，出现了许多文章与论著。可是，首义六王的封称情况却未能深入展开研究，至今还若明若暗，存有歧议。本文拟就六王的封称过程，作一番探索性的考察，由于史料零散，水平所限，难免讹错，请史学界同仁予以批评矫正。

一、洪秀全何时称天王

洪秀全自称天王时间很早。1837年农历四月五日，因第三次落第，洪悲愤患病。农历四月八日，他赋诗言志：

鸟向晓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www.guayunfan.com)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

这里，他已经自奉为“王”了。后来，他又用朱笔写了“天王大道君王全”的一张纸条，并将名字改为“秀全”。[1]这表明他的政治抱负是想作“天王”，代表上天统治天下的臣民。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宗教后，上帝成了他的父亲，耶稣是他兄长，他则成为上帝的次子，天王就不再是泛指的天授了，而是上帝封予洪秀全的。1847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九仙庙题诗云：

朕在高天作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

迷惑上帝子女心，腼然敢受人崇拜。

上帝差朕降凡间，妖魔诡计今何在。

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须走快。[2]

这位上帝次子原来是在高天作天王的，1837年，上帝派他降到凡间，并授命这位天王率领天军，诛灭妖魔，恢复人间对上帝的崇拜。

金田起义爆发时，洪秀全究竟是否正式登基称天王呢？简又文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

起义时，洪氏即大位，正式称尊号曰“天王”。远在丁酉年患病期间，洪氏即已以“天王”自居，尝以朱书“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于纸上暗塞于门柱缝隙中……其后入桂运动革命亦以“天王”自居。然此不过是暗中“僭称”耳。至义旗高举，公开起义时，乃即“天王”位而正式称此尊号。证以后事——在庚戌十二月初旬以后……均有“天王诏旨”。[3]

可是，天历上有一个“登极节”——农历二月二十一日（1821年3月23日），洪秀全分明注释，这一天系“太兄暨朕登极节”，[4]而且“登极同日排由父”，[5]上帝要他两个儿子在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同日登极。简又文对此作出解释，认为洪秀全“误为提前一月举行”的耶稣复活节，“并即附会为自己登极之日，一并举行祝典，以示与‘天兄’并尊之义，殆不一定指明其确在是日登极（即位）为天王也”。[6]

简氏自己也没有充分把握否定洪秀全是在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宣布登极、正式就天王位的。同时也表明，他上述“起义时，洪氏即大位”、正式称天王的论断不一定成立。

其实，洪秀全是在1821年3月23日正式登极称天王的。就在他登极后不久，农历四月十五日，杨秀清就以天父代言人的身份，为这位刚登基的天王大造舆论与树立权威。这一天，天父在东乡下凡问：

“众小，尔认得尔主上真么？”众小对曰：“认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即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7]

既然洪秀全以为3月23日是耶稣复活节，他把登极之日放在这一天完全可以理解，这就使天王登极日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成了“太兄暨朕登极节”，并且是天父排定的。杨秀清果然用天父身份证明洪秀全所说，确实是这位天父“差尔主下凡作天王”的。于是，已有的神秘色彩又加上一圈神圣的光轮，王权就带上了神授的标记，而且与上帝、耶稣的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组合。

简又文断定洪秀全在金田称天王的论据并不充分，无非是他起义前就以天王自居，起义时即位理所当然。按照这种逻辑，洪秀全何以不在团营令下时称天王呢？为什么挨到1月11日自己生日呢？又为什么不宣布这一天是“登极节”呢？

既然洪秀全在金田未即天王位，究竟称谓什么呢？上引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表明洪秀全在正式称天王前称谓是“主”。太平军攻克思旺，解救洪秀全至金田，被称为“迎主”。

简又文说，“证以后事——在庚戌十二月初年旬以后……均有‘天王诏旨’”。因此，洪秀全是在这时即位的。我们一査，不对了，庚戌年十二月初旬宣布五大纪律的文件，开头曰“天王令曰”。此后各个文件则为“天王诏令”、“天王诏曰”、“天王诏旨”，而这都是1821年3月23日以后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的初刻本是壬子二年辑成颁刻的，当时洪秀全已经即位许久，因此开头冠以“天王”二字，但从庚戌年十二月的“令”和3月23日后的“诏令”、“诏旨”的区别中，我们依稀可以辨识出洪秀全在金田称主，因而下“令”，登极之后，称王而下“诏”。简又文还提出一个旁证，洪秀全封了幼主，证实他已经正式登极。但这恰恰表明，洪秀全称主，其子册封幼主，为当然继承人，完全名正言顺，这条材料却成为称主说法的有力旁证。

洪仁发兄弟回忆洪秀全早期革命活动时，称乃弟为“主”。洪秀全即天王位后还正告臣工继续称他为“主”。此后，主的称谓一直与天王并行，幼主与幼天王并行。“扶主打江山”在团营时就成为拜上帝信徒的普遍口号，凌十八部就是“遵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亦是同拜上帝，共扶真主”。[8]

二、五军主将与四军师

简又文肯定，1821年1月11日，洪秀全即天王位，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9]但是，他没有交代材料依据。太平天国官书上第一次出现五军主将衔号，系在1821年8月12日（辛亥年农历七月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下达的《行营铺排诏》中。[10]因而五军主将封授时间当在此前。简又文认为，洪秀全正式称天王后，才可能封授杨秀清等主将，这是符合逻辑与常识的。我们已经考证，洪秀全起义时称主而未称天王，因此，此时五军主将尚未封授。我们同意茅家琦先生的看法，182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同时或稍后封授了五军主将，这与简又文的逻辑推理亦相吻合。

后来，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又由主将升为军师。这四位军师又升封于何时呢？简又文回答说：

至克永安之前，在茶地，杨升左辅正军师；萧，右弼又正军师；冯，前导副军师；韦，后护又副军师；石则如旧。[11]

稽查依据，简氏云：“《贼情汇纂》卷三，谓‘至茶地皆改为军师’。”[12]笔者核对《汇纂》原文，原书分明写道：“前军长、后军长、左军长、右军长、中军长，此贼倡乱之初所立名色，至茶地皆改为军帅（着重号系笔者所加）。”[13]简又文没有看清楚，把“军帅”看成“军师”，一字之差，失之千里，洪秀全在茶地没有升封四位军师，因为简又文所持的论据是虚假的。再说，1821年8月12日天王下达的突围诏旨中，明明称杨秀清等人为五军主将，表明这一天以前他们还没有升封军师。第二天，8月16日，“后山上官兵夜间遥见四山微有火光……据报贼匪由花雷潜窜胡村一带屯踞，并于三江口、马河、军营等处焚烧房屋”。[14]太平军已经撤出紫荆山区，转入新墟，洪秀全则由茶地移驻莫村，根本不可能在转移的匆忙紧张之中加封四位军师。从此，天王未再返回茶地，因此，四军师肯定不会在茶地受封。

军师第一次见诸太平天国官书是1821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天王诏旨。该旨命令各两司马记录士卒每次战争中的功罪，层层逐级上报，最后由“丞相达军师，军师转奏”。[15]之后，天王又于十二月四日发布诏旨，明确规定了功勋等臣，在上到小天堂后，“大则封丞相”，军师职位已经固定，故而不会开放封授。[16]由此可见，军师是1821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前加封的。十月三十一日，赛尚阿奏折中提到了军师。他说：

探来之信亦不甚划一，有谓伪太平王系胡以洸，万岁，洪秀全九千岁，冯云山八千岁，罗亚旺七千岁，范连得六千岁。韦正伪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伪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者其伪号为正命天国。[17]

太平军1821年9月22日攻克永安，10月1日洪秀全进驻永安城，农历十月三十一日赛尚阿即获悉太平天国有军师及×千岁，前线将领当然知道得更早一些。据此，我们推断，四军师是在1821年农历十月升封的，同时从杨秀清到石达开还得到九千岁至五千岁的尊呼。这样，根据军机处档案材料，我们矫正了简又文的错误说法，基本确定了升封军师的时间。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封军师的同时，洪秀全又加给杨秀清等×千岁。原来史学界一般认为，×千岁的尊呼是在分封诸王时加给的，从中国封建社会爵位的一般规定看，只有王才能有千岁之尊呼，其他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是不能称千岁的，军师是官职，与千岁没有联系，因此，杨秀清等在封军师时，很难设想有×千岁的尊呼。档案材料表明，杨秀清等在没有封王之前，而且是在升封军师时，就享有×千岁尊呼，这与历史上的习惯规定大不一样。看来，这与当时首义诸王的各自状况及其微妙的相互关系有关。（1）洪秀全称天王的愿望之所以能够实现，说是由于天父的授予，其实是出自杨秀清等人的推戴。洪秀全自己是天王，不能称帝，如果他再封别人为王，这样君臣之间的差别难以体现。洪秀全又是一个熟读经史、深知名器重大意义的知识分子，儒家学说中的皇权主义毒素对他颇有影响，因而他不愿意封杨秀清等王爵。（2）封别人王爷，这是封建王朝的“凡间歪例”，爷只有上帝才能称之，其他人是不宜称的。这样，他不能封杨秀清等王爵。（3）杨秀清等从拜上帝组织创立、发展，并参加首义，指挥战争，处理政事，为太平天国建立了极大的功勋，又势在必封，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升封他们为军师，另一方面给其×千岁的尊呼，让他们享受王爵的实际待遇这样的“反常”状况。根据传统封建礼制，千岁即是王爵的尊呼，而他们已经是九千岁至五千岁的待遇，与洪秀全的万岁差距不大，大家共有、共治、共享权力和尊崇，同时又借口封王是“凡间歪例”，违背拜上帝宗教的礼制，不给王号。顺便指出，李秀成称：“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玺，呼称万岁……封东、南、西、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呼万岁在后。”[18]这一说法不符史实。因为洪秀全即位时，就有万岁的尊呼，永安初期，杨秀清等还未封王，就有×千岁的尊呼，李秀成所说不可信。

三、分封诸王

洪秀全把“名器”分开，企图用军师与×千岁来安抚和满足杨秀清等的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和洪秀全一样，这几位领袖也很想获得王爵。如果说王爵违背了拜上帝宗教礼制，冒犯了天父，那么，洪秀全称王，岂不带头破坏礼制。因此，杨秀清等当然不满足于没有王爵的×千岁，希望洪秀全让步。很可能，在这点上，洪秀全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修改原来的决策。农历十二月十七日，他终于下达了封王诏旨，说明了自己的苦衷。诏旨云：

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继自今，众兵将呼联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继自今，众兵将呼朕为主则止，不宜称圣，至冒犯天父天兄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爷、是魂爷，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论道，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制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19]

诏旨曲折地反映了他以前没有封王的主要原因，以示天王本人无私与模范地遵循拜上帝宗教礼制。他严令臣下不得称天王为帝、为上、为圣，称为主则止，正好恢复他在未登极之前的称号，以此向杨秀清等表白，自己正在自觉限制更高一级的称谓，期望他们也要适可而止。接着，诏旨笔锋一转，指出杨秀清等封王即如他洪秀全称帝、称上、称圣一样，是冒犯天父天兄的事情，拜上帝宗教礼制是不允许的，不过是以前的“凡间歪例”，不是洪秀全的初衷。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待说，主要是杨秀清等的实力地位和强烈的正名要求，迫使洪只好“姑从凡间歪例”。

杨秀清得到了最多的好处，诏旨明令，“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原来总理军政，在天王之下驾驭一切的权力，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因此更加稳固正当。而且杨秀清还有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当他在天父附身时，又成了洪秀全的主宰与父亲，这可以使他驾驭与挟制天王。这样，杨秀清把实际上的军政大权与宗教上的特殊权力集于一身，使洪秀全的皇权潜伏着二元化的危机。分封诸王，这是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的产物。它表明洪秀全与首义诸领袖之间的实际权力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与杨秀清。但是，在当时诸王中，萧朝贵权力颇大，其妻杨云娇被洪秀全认作妹妹，并改姓名为洪宣娇，朝贵成了贵妹丈，他与杨秀清关系密切，同为紫荆山区拜上帝信徒首领。此时，太平天国诰谕多由他和杨秀清联衔发布，而且，他还有代天兄发言的特权。冯云山是紫荆基地的开拓者，又是吸收杨、萧加入拜上帝组织的老师。此人胸襟开阔，谦逊无私，顾全大局，在将士中威望极高，掌握着太平天国的重要决策权力。这样，整个领导集团保持着均衡团结的局面，组成了坚强的核心，形成了洪秀全领导下，杨秀清总理军政，诸王议事决策的体制。这一体制对太平天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洪秀全从拜上帝教与农民平等观念出发，把诸王认作兄弟，呼之为清胞、贵妹丈、山胞、正胞、达胞，彼此是异姓兄弟。但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与诸王又成了君臣关系，体现了皇权主义的封建观念。洪秀全根据《周礼》发挥，周天子不称帝，而称王，裂土分封诸侯。洪秀全则裂土封了诸王，他们各有统治地区，坐镇于天朝四方，管治各藩属国，洪秀全俨然是“天下万国之主”。诸王各有王府，设立了自己的政事机构，组织了六部，还有少量军队，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朝廷。这样，影响了洪秀全本人集中统一的权力，各王府自成系统，长此以往，逐渐形成山头和派系，终于导致矛盾与冲突，为天京事变埋下了隐患。

尽管洪秀全封王时申明，“姑从凡间歪例”，但杨秀清等则要求已得的王爵合法化和制度化，而且还像洪秀全一样，世袭传至万世。这样，《太平礼制》便应运而生。它规定了从诸王到两司马的森严等级，这些大小头领及其子女、妻子、宗族、姻亲都规定了不同的称谓，繁琐苛细。尤其是官爵封号累代世袭，充满了腐朽的封建气息。于是，洪秀全从小天堂的封官许愿，到分封诸王，而《太平礼制》总其大成，使太平天国的等级制、世袭制形诸制度，确定礼仪规范，准备上到小天堂后拿出来全面兑现。在永安，首义诸王提前兑现，享受特殊待遇，其他将士则必须勇敢杀妖，积累功勋，将来在小天堂才能转化为特殊权益。洪秀全把这一套封建货色当作刺激和鼓舞军心的灵丹妙药，实是一大失策。这使太平天国原来的平等平均斗争目标受到强烈的冲击与损害，模糊了广大将士的斗争方向，使他们目光狭隘地追求个人的升迁享受，逐渐忘记了自己的阶级和人民群众。将士们把小天堂与封官授爵、个人的特权及享乐联系在一起，导致了腐蚀太平天国政权的严重后果。攻克南京后，小天堂确定了地点，享乐腐化的趋势不可遏制，这是洪秀全在永安所不曾料及的。

到了后期，洪秀全鉴于内讧教训。既不想封王，也不愿封军师。洪仁玕到来，他又破例，引起了李秀成、陈玉成的怨愤，终于又一次让步，而后又为了牵制与分散他们的军权，乃多封王爵。最后，为了挽回衰亡的危局，刺激将领，封王又变成了廉价的手段，大肆滥封，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有人认为，永安封王“对广大的革命群众发生了鼓舞作用，而对封建帝王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的统治，实质上起了否定作用”。这种肯定未免拔高了封王的历史作用。其实，清朝方面长期弄不清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封王确实情报，连究竟是洪秀全还是韦昌辉为最高领袖都把握不定，广大群众更是无从知晓，不知何以受到“鼓舞”？否定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靠封王是不行的，而是依靠农民战争。我们认为，封王之弊甚大，不能评价过高，如果缓封王或者不封王，于革命将更有裨益。

（原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

【注释】

[1]洪仁玕年述第，韩山文记：《页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842—843。

[2]《太平天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646页。

[3]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香港猛进书屋，1928年，第13页。

[4]《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7页。

[5]《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4页。

[6]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第370页。

[7]《天命诏旨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60页。

[8]《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86—387页。

[9]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229页。

[10]《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32页。

[11]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第33—34页。

[12]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第33—34页。

[1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99页。

[14]《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0—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4—32页。

[16]《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4—32页。

[17]《赛尚阿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3—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2页。

[19]《天王诏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