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封靖江王

十、明太祖封靖江王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巩固其朱家一统天下，采取“众建宗亲以藩王室”的政策，定封建诸王之制，先后分封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侄孙到全国各地做藩王。其中侄孙朱守谦分封桂林，称靖江王。朱元璋选择独秀峰南麓原元顺帝潜邸万寿殿作为靖江王府所在地，目的是“俾王靖江，以镇广海之域”。

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首封到清顺治七年（1650）末代靖江王朱亨堙被清军孔有德杀害，靖江王藩国传十一世，十四王，共二百八十年。

洪武五年（1372）至二十五年（1392），历时二十年，靖江王在万寿殿的基础上建成了靖江王府。据《广西通史》介绍，靖江王地的主体布局是：

王府正南面为承运门，正对着王城南面的端礼门。其台基全用大青石块砌成，前后接以云阶、玉陛、石磴。进入承运门，向前行数十步便到承运殿。该殿居于王府正中，是王府的正殿。殿基也是全用平整的大青石块砌成，高六尺九寸，殿的前后接以云阶、玉陛和石磴。殿四周，围以雕刻图案的石栏杆。殿内有房十一间，中间用几十条大圆柱支承，四壁高耸，殿顶盖着青色琉璃瓦。殿的左面为宗庙，右面为社坛，两旁还有房子数十间，是王府官员的办公室。殿的后面是寝宫，分为前、中、后三进。左、右两旁还有房子数十间，均围以红色宫墙，是靖江王及其妃嫔们生活居住之地，外人禁止入内。在寝宫后面包括独秀峰、月牙池在内，是王府的花园。园内栽有四时不谢之花，长有一年常青之草，建有各式亭台楼榭，畜养鹿兔犬马，陈列奇石假山。整个王府的殿台亭阁共有四十多座，红柱碧瓦，画栋雕梁，十分壮观。

洪武二十六年（1393）到永乐元年（1403），靖江王又花了十年时间，在王府外围修建了靖江王城。据《桂林旅游资源》一书介绍：

（靖江王城）呈长方形，南北长五百五十六点六米，东西宽三百五十五点五米，墙高七点九二米、厚五点五米。内外均以巨型石灰岩长方石料砌筑，浇灌灰浆，中填夯土。辟南北东西4门，序名端礼、广智、体仁、遵义，城门为方石砌壁，青砖券拱。端礼门为正门，系三券拱门洞，中门高五米，宽五点四米，深二十二点四米。

据赵平《靖江王府旧事》记载，靖江王室成员于洪武十二年（1379）就藩桂林时，仅有朱守谦一人，永乐元年，二世朱赞仪复藩桂林时，已有十三人，正统十一年（1446）增至二十五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达三千多人。人数的激增，给桂林市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靖江王不仅为自己建造了王府和王城，而且还为自己建筑了王陵。桂林城区山皆石山，唯尧山为土山。它绵延于桂林城区东北，主峰海拔九百零九点三米，相对高度七百六十米，其高、广为桂林城区诸山之冠。它山势雄浑，冈峦起伏，气势磅礴，为小巧玲珑的城区桂林带来一种壮阔之美。尧山植被丰茂，杜鹃遍野，每到清明时节，形成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气势。取名为尧，是因为秦代在这里建了尧庙。尧山博大精深，不仅体现在其形体高广，而且显示于其文化的厚重沉郁。尧山地理暗合中国风水哲学，自古及今桂林人乐于将它作为安息之所。靖江王陵墓群东起灵川大圩流水山，西至穿山乡的望城岗，南抵柘木镇的大园岭，北达灵川甘棠的老虎岭，方圆约一百零五平方公里。王陵背靠尧山，墓群均沿着酷如龙脉的尧山西南麓走向，绵延七公里，有“龙盘虎踞”之势。左右两侧群峰林立，错落有致，山的余脉像巨大佛像展开双臂把靖江王陵拥抱在怀中。正前方奇峰对峙，形似拱卫。山峰之间形成天然陵口，一望无际。第二世靖江王至十二世靖江王皆葬于此。

明代桂林不仅修建了靖江王城，而且扩建了桂林城。明城桂林比宋元桂林城扩大了大约三分之一，《广西通志》记载：

明洪武八年（1375），增筑南城。九年，塞西坝，开城壕，导阳江经新城西门外，通宁远桥，分二派，一南注，合雉山旧江；一东注，经王马阁，出象鼻山，与漓江合。

这次修城的结果，一是使桂林城扩大了大约三分之一；二是阳江（今桃花江）被改道，原来阳江是在雉山与漓江汇合的，改道后有一路在象鼻山与漓江汇合；三是阳江的改道部分成为桂林南面的护城河，原来的南面护城河——榕杉湖成为桂林的内湖。如《桂林简史》所说，明城桂林北至观音阁、南至宁远桥，形成东西狭、南北长的长方形城市，明代包裕有诗句描写其繁荣景象：“如流车马门前度，似栉人家水上围。”

桂林三面环水，城市的扩张必须依赖于桥梁，交通的畅达必须依赖于桥梁。宋代已经有阳桥架设在南面护城河榕杉湖之上、永济桥（今解放桥）架设于东面漓江之上、花桥架设在东面小东江之上。明代，随着城市的扩大，花桥被改建为石拱桥，并改名为嘉熙桥。这座桥建成后，“巍然为郡邑诸桥之冠，凡东郊数十里之地脉居民，得以会聚贯通”，东江成为熙熙攘攘的闹市。又在宁远河上修建了富义桥，桂湖上修建了定西桥，在改道的阳江上修建了文昌桥等，原来的永济浮桥也被加固、加宽。包裕《永济桥记》专门记录了永济浮桥的建造情况：

造舟五十，铸铁柱四，各丈八尺，埋峙岸浒，半入地中。铸铁缆二，各长百余丈，横亘舟上，索缆于柱，镇铁锚入水，以固舟……

1941年，永济浮桥由中正桥取代。1944年因日军侵犯被炸毁，1951年，修复的断桥更名为解放桥。

张美美《水陆通道桂林城》真切地描述了漓江浮桥对于桂林市民的重要意义：

过大河唯有漓江浮桥，水小时浮桥为二十四对桥船，水大时不超过六十只，每两只船联成一对，统统用铁链系着。到了“山洪暴发漓江涨”的时节，由九娘庙码头专管桥船的水手们拆开桥船往岸两边摆好。这时撑船过河，这船开走，那船过来，水急浪摇，悬心吊胆。遇有急事又吃了豹子胆的人，便雇请鸟排冒险过河，真是“两岸行人过渡难”啊！

以浮桥为界，浮桥以北往湖南方向的叫上河，浮桥以南往梧州方向的称下河。上河船下来运谷米豆麦、桐油、生猪等，带盐、糖等回去。下河船运上来百货匹头、洋杂和盐等，转去带桂林土特产、山货及湖南的官堆纸等。新码头边有六江会馆，主管大溶江、小溶江、华江、茶江、运江、道江各路运来的竹排及块子柴（城里主要烧柴）的购销。从新码头到驿前街沿河岸停满了竹排，放排的农民带盐、梳篦、毛巾、布料和绒绳回去。

在桂林漓江沿岸还有许多码头，如行春门码头停靠董家巷村的砖瓦船和窑里村的土砂罐船。水东门大码头一般在三界楼前卸货，由九娘庙的苦力挑货上岸，按货上字号运到各家店铺，楼北的盐街为外路华集散地。桂林到梧州的水路，弯多滩急，上水船拉纤特别艰苦，船只至少半月才打个回转。

因为城区四周有了桥梁，与周围乡村的联系变得更为通畅，城乡之间的交流也更为方便、频繁，有力地促进了周边农村的发展，桂林城与市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极大地扩张。

据《广西通史》介绍，明代桂林已经有纺织业、制面业、酿酒业、制瓷业、铸币业等，其中，纺织业以临桂六塘的麻布著名，畅销全国；制面业以城北磨面洲靖江王府开设的水磨制面最好，在广东沿海有很高声誉；酿酒业中的桂林三花酒已经全国闻名；制瓷业以城北蒋家岭琉璃厂的瓷器最受欢迎；铸币业，桂林设炉十五座，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货币。同时，桂林的盐业也很兴盛，是广西、湖南、贵州几个地区食盐的集散地，明代曹学佺专门有诗描写桂林盐业的兴盛景象：“广南商贩到，盐厂雪盈堆。”明代桂林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三十三个大城市之一。

或许有一个证据能有力地证明明代桂林陶瓷业的发达，那就是桂林梅瓶。梅瓶，是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其造型特征多为短颈小口，丰肩圆腹，敛腰窄胫。此造型与梅之瘦骨相称，故称梅瓶。

桂林博物馆藏有从明代靖江王陵出土的各类梅瓶三百余件，其中六十余件为陶梅瓶，二百五十余件为青花为主的明代瓷梅瓶。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器型之多样，纹饰之富于变化，在全国均属罕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誉之为“国之瑰宝”，“藏华夏陶瓷瑰宝，集明代梅瓶之最”；南京博物院著名陶瓷专家张溥生赞之为“梅瓶之乡，桂林一绝”。文物界有“桂林梅瓶甲天下”之说。

据明代陈琏《桂林郡志》记载，桂林有圩镇三十八处。明城桂林“市”的商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漓江北上直达中原，南下直抵海域，漓江沿岸兴起了一批贸易繁华的城镇。阳朔兴坪是古代漓江沿岸最大的城镇，有一千三百年历史。大圩则是著名的集市贸易集散地。远在六百年前，大圩以其“大”，成为广西四大圩镇（宾阳的芦圩、苍梧的戎圩、贵县的桥圩）之最。始建于明代的单拱石桥万寿桥，至今仍雄跨大圩镇南。明代解缙《桂林大圩》一诗专门写了周围农民到大圩赶集的情景：

大圩江上芦田寺，百尺清潭万竹围。

柳店积薪晨爨后，壮人荷叶裹盐归。

学校教育在明城桂林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创办于宋代的宣成书院到明代移建于今桂林中学西侧，黄佐《广西通志》描写其规模：

前为门三间，匾如旧。内建二先生祠，祠后为春涛池，为丽泽门。中建堂三间，前曰“文会”，后曰“潜修”，又后曰“鹤虚堂”。又东西各立号房三十余间。高明深远，轮奂辉映，足为一省壮观。

人类对生活总是充满了积极健康的追求，明代桂林人自然也不例外。

《赤雅》记载：

桂林竞渡，舟长十余丈左右，白衣数人，右麾白旗，左麾长袖，为郎当舞。中扮古今名将，各执利兵，傍置弓弩。遇仇敌不返，兵胜则枭而悬之，饶歌合舞。十年一大会，五年一小会，遇甲戌年为之，有司毫不敢诘。

写的是桂林人在漓江上龙船比赛的情景，它的规模和样貌，今天的同类比赛都不能及。明代曹学佺的《桂林风谣十首》中的第一首则描写了当时围观龙舟比赛的情景：

楚粤流皆仰，湘漓水自分。

易生阶面草，难度岭头云。

素节龙舟竞，冥搜鼠穴熏。

水东街最盛，游女咽罗裙。

在明代桂林，数种深受市民喜爱的地方剧逐渐成熟。

桂剧，是广西代表性剧种之一，由明代徽调传入桂林演变而成，最早是明代靖江王的宫廷戏，后逐渐进入民间。现代的唐景崧、马君武、欧阳予倩等人都曾对桂剧的发展作过贡献。抗日战争期间，欧阳予倩主持了桂剧改革。当时还出现了桂剧的四大名旦谢玉君（如意珠）、尹羲（小金凤）、方昭媛（小飞燕）和李慧中（金小梅）。新中国成立后，较著名的剧目有《刘三姐》《瑶妃传奇》《大儒还乡》等。

彩调，产生于桂林农村，是在桂林农村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基础上吸收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间戏曲。清代，彩调盛行，曾有过彩调的四大状元等名演员。著名的彩调作品有《王三打鸟》《刘三姐》《巧妹子》等。

也有一种说法：“彩调又称调子，起源于永福县罗锦镇林村。《永福县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从福建迁来的林村人在祭祀令公时就有了‘调子’表演的雏形。表演形式主要是模仿桂林傩戏来跳神，结合唱本地山歌和福建采茶小调，此后逐渐形成了以桂柳方言演唱，带有浓郁桂北风情的地方戏曲——彩调。过去唱彩调的多是些‘泥腿子’，文化水平不高，唱的戏多无剧本，通常是定下一个故事框架后凭着生活积累和反应能力现编现唱，内容一般是生活常事和古典小说中的故事。”

彩调被认为是“快乐的剧种”，它起源于民间，剧情通俗易懂，形式谐趣活泼。“传统彩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张用夸张手法勾画的脸谱。彩调以小丑戏为多，所以根据丑行人物性格勾画的脸谱较为丰富，每张脸都有鲜明个性和一定寓意。蜻蜓脸为勤劳善良、聪明多智者，螃蟹脸用于蛮横无理的丑官，老鼠脸常用于小偷小摸的角色，桃子脸为书童角色所用，蝴蝶脸为活泼天真的儿童常用，红鼻子脸为愚昧贪色的角色所用，元宝脸为贪婪的丑官角色所用，豆腐脸为大丑、小丑的角色所用。由于彩调以三小戏为主，以小生、小旦、小丑‘三小’立戏，程式简单，易懂易学，劝人从善，深得群众喜爱。”（《桂林日报》2002年8月23日第5版唐庆甫文）

还有文场、桂林渔鼓和零零落。文场是从桂剧和江浙民歌小曲演变出来的一种清唱类型的民间艺术形式。桂林渔鼓和零零落都是用桂林方言演唱的民间艺术形式，有说有唱，风格幽默。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覆灭。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1645年，靖江王朱亨嘉“睥睨神器”，称帝桂林，很快被镇压。1646年，清兵孔有德长驱南下，直逼湖广和两广。桂王次子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1647年，瞿式耜护送朱由榔抵达桂林，桂林成为南明小朝廷的都城。在瞿式耜的苦心经营下，明军取得了三次桂林保卫战的胜利。第一次在1647年3月，清军已经冲入文昌门，焦琏、瞿式耜率士兵与清军进行巷战，最终取胜；第二次在1947年5月，孔有德率军猛攻文昌门，瞿式耜与焦琏再度合作取胜。第三次在1648年3月，清军猛攻北门，瞿式耜、焦琏、何腾蛟等顽强奋战，击败围城之敌。被史家称为“桂林三捷”的三次桂林保卫战的胜利，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桂林一度成为永历政权抗清的中心。这时的桂林聚集了一批抗清义士，如王夫之、方以智、张同敞、邝露、焦琏等。这些人汇聚在瞿式耜的旗帜之下，顽强抗清三年多。

1650年，清军陷全州、战兴安、破严关，兵临桂林城下，攻陷桂林。瞿式耜、张同敞战败被俘，誓死不降，最后被孔有德杀害于叠彩山。如今，其就义处竖有纪念碑，建有仰止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