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做起”的开端_国民党改造运动考察

“从头做起”的开端_国民党改造运动考察

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已经40年（本文作于1989年）了。

40年来，台湾社会和国民党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逐步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国民党也为了因应社会发展和转型，不断改造和变革自己的成分、素质和结构，一党专制政治体制也因此多次修补与调适，缓慢迈向现代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

国民党变革的开端是1920—1922年的改造运动。虽然，改造运动并没有确立以后40年的长程目标，甚至与以后的国民党转型亦无必然因果联系，但是，它在台湾重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党专制体制，改变了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的人员素质，确立了比较精干、廉洁和团结的中枢领导核心，使国民党跨出“从头做起”的第一步，对未来的变革和进步无疑发生积极的历史影响。本文试图对改造运动展开专题考察，从背景、准备到改造进程和内容，分层加以探讨和研究，以评估这一运动的历史地位。因笔者学识浅薄，资料不全，错咎在所难免，祈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缘起与目标(www.guayunfan.com)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宣布第三次下野，主要意图是：第一，由李宗仁出台与中共谈判，拖延时间，而蒋氏隐入幕后，迅速部署江南防务，准备最后会战，同时，抓紧安排战略退却；第二，彻底整顿与改造国民党，“另起炉灶”，重建蒋氏独裁的党内权力结构。

于是，汤恩伯、白祟禧分任中下游江防，陈诚赴台湾任职，蒋经国、俞鸿钧、陈大庆抢运上海库存黄金、外汇到台湾。蒋介石已经决定，一旦江防溃决，他将逃亡台湾。历史表明，这一决策具有明智清醒的前瞻性，他没有走抗战时期撤往西南的旧辙，而选择台湾，营建基地，可谓“起死回生”的重大决策。

1949年1月22日，蒋氏引退的第二天。他沉痛反思内战溃败原因，承认这是国民党本身的失败。具体失误归结为三点：

第一，“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国民党未能适应新旧承接的形势，确立由蒋介石独裁的严密统一的专政体制，失去“建国救民的基本条件”，“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蒋氏的潜台词是，新的“宪政体制”虽然出台，但形同虚文，一党专制却被迫“先已放弃、崩溃”，导致体制混乱和危机，国民党无力应对，成为大陆溃败的制度因素。

第二，“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国民党人“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人民不堪暴政的奴役和剥夺，当然拥护中共，推翻国民党统治。

第三，党内的派系矛盾引发的对立和分化。党“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致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国民党不能领导军队和政府，一党专制无法落实，加剧派系纷争，以致不可收拾。[1]

蒋介石提出的对策是彻底改造国民党。他指出：

本党民三和民十三两度改造，都是在革命失败之后艰难痛苦、耻辱重重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革命没有失败，党的改造也不会成功。要知道，失败是严厉的淘汰，失败是坚强的锻炼。失败之中总有觉悟，失败之中总有奋发，只有在革命失败之后，党才能检讨过去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路线。[2]

其实，蒋介石在发动内战后，就曾在1947年搞过党团合并，企图整合党的组织，统一纪律和步伐，“贯彻中央的政策”，以建立举国动员的战争体制。结果事与愿违，“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排挤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党团合并，“彻底改造本党的努力可以说是毫无成就”。国民党因此“竟有瓦解土崩的趋势，而无以自救”。蒋介石认为，大陆溃败并不是中共力量的强大，而是国民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3]

因而，他决心仿效孙中山两次改组国民党的历史经验，准备第三次大动手术，以图“起死回生”。可是，当时军事、政治形势空前严峻，改造运动一时很难提上日程。蒋介石遂令蒋经国着手筹划和准备改造事宜，并以官邸亲信参与设计。1949年3月，蒋经国草拟《组织意见书》、《重整革命之初步组织的意见书》，为蒋介石所首肯，是为一年后《国民党改造纲要》的张本。

1949年2月26日，解放军席卷东南，蒋军残部逃窜台湾。蒋介石抵达高雄，指定蒋经国、陶希圣等10名亲信，组成设计班底，修订3月炮制的改造方案。6月11日，蒋介石向中常会提出12人名单，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他们是：蒋介石、李宗仁、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显然，这仍是包容各大派系头目的中枢机构，由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7月16日在广州出台。其实，委员会四分五裂，根本不能胜任改造重任。

7月18日，蒋介石提出《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案》，中常会原则通过，将全案颁发各地党部，汇集意见，呈送中央。改造案要求，改造运动不能只局限于党部整理、党员登记，“必须对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以及党的作风，从根本上痛切反省，严厉检讨”。[4]它确立了改造运动的六项原则。

（1）思想路线：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

（2）社会基础：农、工、青年、知识分子，以及生产者等广大民众；

（3）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

（4）组织基础在于小组；

（2）领导方法：一切通过组织，组织决定一切，以思想沟通全党，以政策决定人事，以原则决定问题；

（6）作风：贯彻主义，尊重组织，坚持政策，讲求实效，认真团结。

总的目标在9月22日蒋介石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得到阐述，他说：党务改造，“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我们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切实改造”。积极方面是重整党的组织，“要以严肃的纪律，保障反共战斗的胜利，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伟大使命”。[5]

说来说去，就是驱使国民党员继续追随自己坚持反共。当时，蒋氏父子奔窜流徙，封疆大吏或降或遁，非常委员会作鸟兽散，改造成了蒋介石的空谷高调，无人响应。更严峻的是，中共大军南下，西南地方势力首领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宣布起义，中南地区程潜、陈明仁倒戈反蒋，只有东南沿海还在挣扎。蒋氏父子见势不妙，于10月12日在定海召集决策会议，蒋介石决定：“从西康、台湾和海南岛三个地方，选择了台湾作为复兴基地。”[6]

李宗仁一直与蒋氏在党内对着干，当然不愿去台湾当阶下囚，突然飞赴美国，一去不归。蒋介石遂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把改造运动提上日程。1949年12月30日，他在日月潭涵碧楼召开会议，出席者：蒋经国、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棻等党务亲信，再次商讨改造计划。会后，蒋氏指定3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党的改造案研究小组”，搜集各方意见，拟出《国民党改造纲要修正案》。他提出的修正要旨是：“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法和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对不能“彻底与共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而让有为志士革命建国”。[7]蒋介石正式提出把清洗作为改造运动的重要环节。

蒋氏敢于清洗，乃基于党内各派力量的变迁。非蒋派系：如桂、阎等系，地盘和武装全部覆没，李宗仁流寓美国，阎锡山寄蒋篱下，完全失去派系实力。蒋系内部：CC党工中，各级骨干多在大陆陷没，少数高层头目已经失去草根型的组织系统，势力一蹶不振，而且声名狼籍；宋子文、孔祥熙两家族，捞足了内战油水，在美国当寓公，已经疏离政坛；政学系风吹云散，只剩下张群等几个政客，显然难以参与瓜分孤岛上的政治资源；黄埔系是岛上最有实力的派系，但原来的悍将胡宗南、刘峙、顾祝同等都成了光杆司令，只有陈诚集团，在历经打击之后，撤出了较多的兵力，控制台湾陆军之半，成为台湾主要实力派。胡琏、高魁元、阙汉骞、刘云瀚，尹俊等是陈诚部属，为台湾重要将领。此外，蒋经国派系在大陆时期崭露头角，迁台后更加兴盛，向党军特系统积极渗入，形成新的实力集团。同时，蒋介石下野后，随同流亡的官邸集团倍受宠信，它与蒋经国联成一体，成为台湾新贵。这样，政治资源的分配必须按新的力量对比界定，原来的中枢权力结构显然不能因应现状，改组和清洗势在必行。蒋介石审时度势，把清洗和重建纳入改造运动，试图确立新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在台湾建立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

1920年3月1日，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抗议，重登“总统”宝座，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之后，研究小组拟就《本党改造纲要》、《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等文件，作为改造运动的指导方针与政策。在程序上，提出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另行指派中央改造委员。但是，部分中委对此持有异议，拒绝自行停权。蒋介石十分恼怒，开始向执监委逼宫，拒阅党部公文，不出席中常会。他威胁说：“六届中委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今日党的改造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亦即本党今后将无以负荷革命的责任。”[8]6月22日，中常会里有人建议向蒋介石屈服，但未能形成决定。

接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强逼中央交出权力。7月12日，在台执监委214人，被迫妥协，愿意自行停权，联名上书蒋介石，吁请他立即实施改造运动。10天后，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修正通过了改造案，确认蒋介石提出的《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决定六届中委交出权力，成立由蒋氏指派的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中委职权。又设立中央评议委员，安置被赶出权力中枢的元老和失势者，督导和监察改造运动。这样，蒋介石逼宫得逞，以自己的亲信班底，接管了派系复杂的中委权力。26日，他在台北宾馆召集中央执委茶会，宣布16名中央改造委员与22名评议委员名单。8月2日，中改会正式出台，委员在中央党部宣誓就职。至此，自下野时开始酝酿、迁台后抓紧准备，演出一场逼宫戏后，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改造运动随即开场。

二、内容与进程

根据《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中改会成为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开会时，由总裁蒋介石任主席。设秘书长1人，副秘长1—2人，由总裁指派，领导办事机构。中改会机构精干，分七组五会（见表1），简化原中央党部的行政层次，工作人员只有80余人，皆由蒋介石审定任用，工作效率较高，人员素质较优，且为蒋氏亲信随从，忠诚勤奋，构成国民党新的权力运作机关。中央改造委员16人：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其中：陈诚、张道藩、谷正纲、张其昀、蒋经国、袁守谦、郑彦棻等7人为原第六届中常会成员，其他9人均由蒋氏擢入权力机构，取代原来22人的中常会，成为新的最高权力中枢。更引入注目的是，他们都不是非常委员会成员，而是清一色的蒋系骨干，非蒋派系完全被排斥于中改会之外。陈诚、袁守谦是黄埔首领，代表军方和“行政院”；蒋经国、郑彦棻、陈雪屏属太子系；张其昀、谷正纲、沈昌焕等是官邸亲随；张道藩为CC大将；连震东代表台籍权贵。其他多属文宣、智囊人物，为蒋介石擘划捉刀。显然，这是一个完全由蒋氏控制的权力集团，彻底政变了决策中枢多元分裂状态，蒋介石独裁的一元统治体制初步确立。这是改造运动得以全面推进的重要保证。中改会组织建制如表所示：

表1　国民党中改会组织建制情况表

可见，中改会既具备中常会的最高决策权力，又兼行中央党部的实施职能，把党内决策和执行功能统合一体，并透过军政首领，中改会严密控御台湾各大权力系统；同时，经由各级改造委员会，建立自上而下的纵向控制网络。一党专制的体制因此迅速重建。

中改会每周会议一次，必要时，经蒋介石或秘书长决定，可召开临时会议。改造期间，共举行会议420次，可见其活动之繁忙。其机关刊物为《改造》半月刊，制造舆论，大张宣传，指导运动方向。

中改会出炉，中常会、非常委员会、执监委会都寿终正寝，各派系头面人物和党内元老：居正、于右任、吴稚辉、纽永建、邹鲁、何应钦、阎锡山、白祟禧，陈济棠、吴铁城、张群、朱家骅、陈果夫、丁惟汾、张厉生、刘健群、吴国桢、王宠惠、王世杰等22人，被封为评议委员，失去权势，退居二线，“负责监督改造工作的执行与推展”，其实顾而不问，成了国民党各派团结政治符号，改造运动则因此不受派系纷争的干扰，完全按照蒋介石意图展开。

中改会大权在握，具有沉重的忧患和使命意识，倾力推进改造运动。委员谷凤翔回忆：

那时不论改造委员或工作同志，几乎是日以继夜地苦干……但人人精神抖擞，不以为苦……大家没有官僚气。当时许多改造委员……连交通工具都没有。接洽公务时，有时自己骑着脚踏车来往。[9]

那些逃亡台湾的“立监委”，各省党部主委、书记长、委员等党的官僚，如今都失去往昔的富贵尊荣，“同住在一个招待所中”。“都睡统舱，吃住完全象学生一般……都有愧悔奋勉之意。”[10]他们丢掉了权势和地盘，也没有巨额钱财流亡海外当寓公，只得追随蒋介石卧薪尝胆，求得安身立命。他们看来比较清廉，支持改造运动。此时，层次复杂，内耗争讧的腐败体制被中共摧毁，中改会则可乘此重建新的组织体系。蒋介石决定把新陈代谢作为改造运动的根本环节，他说：

本党这次改造，在消极方面，对原有党员有贪污腐化的事实，反动投机的倾向，毁法乱纪自私自利者，要严厉整肃，以恢复本党革命的精神。在积极方面，对海内外仁人志士、爱国青年，要精诚号召，亲密合作，以扩大革命阵容。[11]

组织的整顿和重建分四个步骤：（1）党员登记归队；（2）整肃与清洗；（3）吸收新党员；（4）训练新干部，重建各级党部。

中改会制定了各级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任命团派干将倪文亚为台湾省改造委员会主任委员，各县市改造委员会也相继建立，行使同级党部职权。中改会因此建成垂直控御的权力运作体系，改造运动得以在各层次推展，不致中道阻隔，草率过场。

中改会发出政治通报，规定：未归队登记的党员一律撤销党籍；党员登记期限为20天，不得展延；登记结束，各主办单位在12天内将报到党员纳入组织。同时，制定《党员归队实施办法》，规定全岛党员登记日期是，1921年1月4日至23日。结果，登记党员人数20 228名，登记工作基本结束。[12]

另一项工作是整肃和清洗。《本党改造纲要》规定了整肃条件：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信仰动摇、工作废弛者；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党员犯有其中一项，“应予彻底整肃”。中改会拟出《原有党员整肃办法》，规定“党员与干部均应透过组织，由下而上整肃，但干部得由上而下先行整肃”。

整肃清洗从中央开始。中执监委经过一年整肃，在289名委员中，死亡6人，留居大陆情况不明者84人，在港澳海外者107人，开除党籍者62人，未归队者22人。在台者296人中，有2人未登记归队，被撤销党籍。

据中改会纪律委员会统计，一年来，审定党员违纪案件126人：其中，起义反蒋者94人，加入民革者10人，参加其他党派者3人，不出席党务会议者4人，侵吞公款及贪污者2人，违反党和政府指令者10人，分别受到不同处分。[13]

整肃清洗的同时，又大力发展党员。中改会制定《征求新党员办法》，具体标准有四项：愿为反共抗俄而坚强奋斗者；有刻苦耐劳之生活习惯者；能深入社会为民众服务者；工作努力能起模范作用者。发展对象是劳动民众、爱国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及生产者。重点是青年学生。截止1922年2月，台湾党员增加了两倍多。[14]新党员注意征收台湾省籍人士，以期改变党员单一的大陆籍成分，缓解省籍矛盾。这对国民党的台湾本土化将产生积极影响。

中改会大力甄拔和训练干部。甄拔的标准是：忠党爱国、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者；接近青年及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者；有领导工作之知识与技能者；严守党纪已起模范作用者；有大公无私之革命精神者；有刻苦耐劳之生活习惯者。[15]早在1949年10月，蒋介石就在台北草山设立“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为培训干部基地。在逃亡时，他与亲信就计划训练2 000名骨干，“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大陆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实践三民主义。因此，提出实践运动，而革命实践研究院就是以实践为宗旨”。蒋系重要干部都陆续调集该院轮训。[16]蒋氏父子亲往指导训谕，实践研究院培训出一大批天子门生，分据党政重要职位，为蒋家王朝竭尽心力，构成权力结构中的新血液。

蒋经国身任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一手操揽这项工作。中改会通过《干部训练计划大纲》、《干部政策纲要》、《从政党员管理办法》等文件，从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两个方面培训干部，试图造就一批素质优秀的干部，以统制和影响党员，扭转腐败风气，使党得以新生。

蒋经国早在赣南就开始组训干部，之后，相继主持三青团、青年军、中央干校的干部培训，形成一套模式和经验。太子系也由此衍出，控制了干部培训事务，中央干校第一期毕业生崔德礼就当上了研究院教育长。因此，蒋经国在训练干部中乘机大力扩展自己的派系势力。

中改会还把重建各级党部作为组织建设的终端工程，它制定了各级党部直至小组的组织规程，以为重建的依据。蒋介石接受大陆时期组织涣散的教训，强调“在党的基层组织内，一定要重视小组。小组是本党的前哨，经过小组，可以深入地方”。中改会第一组主管组织，成立“小组研究组”，在全岛划分南北两个视察区，直接督导小组建没，把重建工作做到基层。[17]中改会要求把每个党员都编入小组，小组会议两周一次，类型有：乡村小组、工人小组、青年小组、机关小组、城镇小组、山地小组等，《改造纲要》规定：“小组之划分在城市以职业为主，区域为辅；在乡村以区域为主，职业为辅。”小组以上，设中央、省（院辖市）、县（市）、区（区分部）委员会，县级以下组织保持秘密。各级党部层层节制，构成金字塔式的集权体制，渗透、参与和控御各级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乃至人民生活方式，成为一党专制的组织基础。

为了消除党政矛盾，中改会确立以组织管理从政党员的原则。《改造纲要》规定了党政关系的实施办法，“依主义制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各级党部决定政策，从政党员力求贯彻，“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及政令”。各级政务官及民意机关的国民党候选人，“应依本党法定程序产生之，由各级委员会支持其竞选，并指导监督其工作”。在具体组织系统上，“国大”、“立法院”、“监察院”分别设立党部；地方各级议会设立党团，把党员纳入国民党组织，操纵各级民意机构。在政府系统，行政、司法、考试三院，设立党的政治小组，各级地方政府，由国民党籍主官组成政治小组，控御行政官员。而在政府与民意机关之间，则设立政治综合小组，在党内沟通意见，统合二者的政策与行动，贯彻党的意旨，确保以党领政体制的顺利运行。

中改会还着手重建海外党组织。据统计，海外直属中央的总支部、支部、分部共102个，失去联络的38个。中改会制定了《海外党务改造实施纲要》，蒋介石指派负责海外党务的第三组主任郑彦棻曾往美洲、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地活动，重建和整顿海外党组织，吸收一批新党员，加强了国民党在海外侨团中的影响和地位。[18]

《改造纲要》强调强化党的领导，提出三条方针：原则领导；一元领导；民主领导。核心是一元领导。它规定，一切通过组织，组织决定一切；领导采行组织的决议，干部贯彻领袖的意志；以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19]显而易见，蒋介石通过干部、组织和党员，决定政策，贯彻自己意志，统御全党，驾驭一党专制政治体制的运作。

对国民党的性质，曾发生歧见。有人主张仿效欧美，把国民党建成民主性质政党，改变专制独裁体制。蒋介石当即否决，定性为“革命民主政党”。他把中国革命划为三期：推翻清朝；推翻北洋军阀及抗日战争；“剿共戡乱”。而今，内战惨败，流亡海岛，蒋介石不甘失败，继续坚持“反共抗俄”，要以“革命手段”实现目标。在蒋氏词典里，革命就是暴力和专制；民主则是人民把权力交给国民党行使，他们要理解政府政策，而且应心悦诚服地极力乐成。他声称，蒋家王朝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宪政体制，远比欧美各国政治民主。他辩解，民主就是儒学标榜的“王道”，由他“行仁政”，“发政施仁”。革命是手段，其“本务是行仁”。只有用暴力消灭“霸道”，才能实行“王道”，施仁政，施舍人民以“民主”。不言而喻，蒋氏的革命和民主都是传统封建政治货色，当然要排斥西方民主。因而，改造国民党并不意味其性质的变化，而是比大陆时期更为强化和明确党的专制独裁体制，这是一党专制的基础。

除了组织整顿和重建外，中改会还发起总动员运动，提出了六项《现阶段政治主张》，把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施列为一项，宣称：

各行业均有均衡合理发展机会，整顿国营事业，扶植民营事业，保障劳工权益，抑制土地投机。

“行政院长”陈诚负责这一工作，在经济上，施行币制改革，稳定财政金融，抑制通货膨胀。并且推行三七五减租与公地放领，开始实行土地改革。此时，美援恢复，经济危机和混乱局面得到初步治理，趋于稳定。陈诚还着手展开社会改革，计划给劳工保险，逐步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政治上，开始实行地方民意机关的选举，宣传地方自治，让台湾人得到一些参与地方政治的机会，以缓和省籍矛盾。

客观地说，这些改革具有民主、进步和开放的因素。尤其是减租与土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所有制形式，促成了阶级结构的变动，冲击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缓和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有助于国民党争取农民，控制农村，在台湾培植根基。

中改会还对青年运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提出“指导方案”，使国民党介入和控御各种社会运动的方向，把它们纳入一党专制的轨道，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青年，特别是城镇知识青年（主要是学生），是控制重点。中改会提出并发动“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各级学校强制推行党化教育，中等以上学校厉行军训，建立训导制度。学校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和政治思想领导，通过科技、文艺、康乐、野营等集体活动，体现国民党的活力。党组织要动员青年参加生产劳动，报考职业学校，或接受职业训练，为安置就业预作准备。更应组织青年到军队、战地和社会服务，参加国民党军队，物色特务、间谍，潜入大陆破坏捣乱。[20]

1922年1月31日，中改会通过《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原则》。3月29日，蒋介石发布《告全国青年书》，声称救国团目的在于“为了有效号召、并正确领导我全国青年，使能普遍地展开第三次的青年大结合”。它将反共青年“纳入统一的组织之中”，推行“明礼尚义，雪耻复国”的文化改造运动，“敦亲睦族，勤劳服务”的社会改造运动。青年是运动的主力和前导。[21]后来，救国团成立，蒋经国为主任，操纵和控制青年运动。他按照从苏联学到的经验，深入学校，参加野营，与学生交往对话，把救国团纳入自己派系圈子。这样，国民党接受大陆失败教训，以救国团严密而有效地控制学校，通过党团训导、特务监视、党化教育，在校园结成森严恐怖的网罗，禁锢和箝制着师生言行及思维。这样，台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消弭了大陆时学潮频仍而引发政局震荡的不安因素，有利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巩固。

中改会在劳工、农民和妇女各界，建立党的特别机构，成立官办职业社团，渗入党工和特务，控制和掌握群众言行诉求，统合各界舆情动向，使国民党成为草根型的执政党，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

显然，改造运动期间，国民党的青年和群众工作还处在筹措和设计阶段，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政治效益。但是，这意味着它变革的开端。改造运动结束后，国民党按照上述设计深入各界，动员和强制群众纳入官办社团，并从中征收党员，从而相应改变国民党的素质和作风，增强了国民党的战斗力。

三、后果与影响

192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举行，改造运动宣告结束。蒋介石在政治报告中，归纳了运动确立的五条施政方针：稳定经济；整顿军纪；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而且找到实现上述目标的办法：保持币信，充实准备；贯彻命令，肃除浮滥；保密防奸，肃清“匪谍”；打破派系，集中意志；养成守法精神，实行地方自治。[22]这一切都是中改会执政时，在改造和重建国民党的同时运筹推动的。

看来，除了得力于美国保护和援助的外因，以及海峡阻隔了中共强大陆军直接推进的自然地理因素，国民党改造运动显然是台湾局势得到稳定的重要主观因素。蒋介石总揽权力，直接掌管军事、情治，军事管制全岛；而以陈诚主管政务，实施某些民主改革，竭力恢复经济；蒋经国专力改造运动，插手党务、军事、情治和青年、民运等系统。大陆时期派系丛生、紊乱倾轧的体制得到统合和简化，陈诚、蒋经国与官邸幕僚同舟共济，逃亡海岛的文武在忧患中求生图存，都支撑着将倾的蒋家流亡朝廷。改造运动得以顺利展开，揭开了国民党历史新篇章。

国民党史学家把改造运动看作是“起死回生”的重大手术，虽说颇有水分，但是，这确是国民党新生和转型的开端。蒋氏父子等人毕竟是历经政治风浪的政治家，终于在灭顶的溃决后反思和抉择，从改造国民党入手，为以后数十年专制统治安设了一块坚实的基石。蒋介石在七全大会上号召党工，今后要继续沿着改造运动奠立的路子走下去，具体目标是：建立制度，注意组织，改造风气。在任务实施上分两个层面：

其一，澄清党内思想。“要认清敌我，以民族精神为武器，以民族文化为骨干。”坚持“反共抗俄”，强化儒学文化灌输。

其二，确定三民主义的具体目标和现实内容。民族主义——保卫中华文化，振肃社会风气。民权主义——尊重民主宪政体制，建立全民政治基础，转移社会风气，重建国民道德。民生主义——平均社会财富，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里，三民主义已被阉割掉民主精髓，只剩下“宪政”的躯壳和道德、风气的教化，而一直被冷落的民生主义则有了某些货真价实的内容——耕者有其田。自同盟会提出平均地权以来，国民党空喊了近半个世纪。而今，大陆正值全面土改，国民党面临严峻挑战，不得不作出积极反应。但也不失是一项民主改革举措。

蒋介石在七全大会后蝉联总裁，选出了32名中央执委、16名候补中委。中常委10名：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陈雪屏、袁守谦、陶希圣、倪文亚。较之六届289名执监委、22名中常委的庞杂规模，可谓精兵简政。常委中，除张道藩为CC大将、吴国桢与美国系瓜葛较深外，皆为官邸亲信、黄埔骨干及太子系人物。评议委员则扩大为40人，以安抚失势元老功勋。从改造委员会到七届中常委的名单分析，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权力体制开始生成。

早在改造运动开始时，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两大旨趣：“其一，当然是去害马以免败群。必须党内无害马，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投机政客，不能立足于党中。然后纯洁忠贞的同志，才能团结一致，为争取反共抗俄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其二，是加强党的组织和总裁的领导，求能在精神一贯、指挥若定的情形下，让本党去发挥再造国家的力量。”[23]

看来，改造运动实现了上述旨趣。

中改会秘书长张其昀在1923年撰写了《国民党的新生》，专题探讨改造运动，概括了改造的主要成果，写道：改造运动一方面肃清失败主义，消弭派系倾轧，铲除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充实基层组织，建树干部制度，确立党政关系，开展教育训练，鼓励文化事业，发展民众运动，举办社会调查和设计研究，策划大陆工作和海外党务，实施纪律考核，整顿财务与党营事业。“较之改造以前，显然已有相当的成绩与进步。”

因此，改造运动最大的成就，乃是重建和强化蒋介石一人治党的独裁体制，形成了新的精干团结的党内领导核心。至于其他工作，多限于文献、议案和政策设计，并没有收到速效。但是，国民党的机制运作则因改造运动开始向法制化程序化的轨道缓慢转变。

蒋介石把他在台湾的挣扎看作是“党国中兴”，改造运动则是“中兴”的起点，他声称：

中兴比任何创业更难，因为中兴不仅是要从败亡中从头做起，而且是要从腐烂中刷新重生，从废墟中奠基再造。尤其是要从自信的丧失之中，来重新建立自信；是要从被击败者的敌人手中，回转头来击败敌人。[24]

剔除“建立自信”、“击败敌人”的高调虚声外，改造运动确实是“从败亡中从头做起”的第一步，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本文为未刊稿）

【注释】

[1]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正中书局，1978年，第137—138页。

[2]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6年，第436页。

[3]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第448页。

[4]蒋介石：《交议本党改造之说明》，台北，油印本，1921年，第22—26页。

[5]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第426—429页。

[6]《中央日报》1987年2月11日。

[7]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青年战士报》，1978年，第140页。

[8]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第421页。

[9]《中国国民党改造之历史意义与时代使命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1982年第43期。

[10]《中国国民党改造之历史意义与时代使命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1982年第43期。

[11]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第421页。

[12]中改会秘书处：《一年来工作报告》，中改会秘书处，1921年，第4页。

[13]中改会秘书处：《一年来工作报告》，第118页。

[14]中改会秘书处：《改造》，1922年第47、48期合刊。

[15]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第426页。

[16]《中国国民党改造之历史意义与时代使命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1982年第43期。

[17]《中国国民党改造之历史意义与时代使命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1982年第43期。

[18]《中国国民党改造之历史意义与时代使命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1982年第43期。

[19]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第427—428页。

[20]《中央日报》1922年10月11日。

[21]《蒋总统言论汇编》第22卷，正中书局，1926年，第117—121页。

[22]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7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第72—104页。

[23]《改造本党再造国家》，《中央日报》1920年8月7日。

[24]《党国的中兴》，《中央日报》1922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