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符号化

“秦始皇”的符号化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会自觉地创作出一种人格化的文化符号，也就是从历史上或者现实中选取某种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加工，让他成为一种符号。最简单的体现就是古代的“尧舜”和“桀纣”等。而在很大程度上，“秦始皇”在很长时间内也都是一种符号性的文化，而这种符号性的标签也是不断变化的。

首先这种符号化的评价首先来源于先秦的评价。在我国古代，有抨击暴君暴政的传统。传统的历史中《尚书》、《诗经》等文献中就留下来一些著名篇章。在先秦的文化评价体系中，诅咒暴君总是与敬仰明君是结合在一起的。道义上的价值常常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出现，也就是“尧舜之道”。以“尧舜之道”为一个尺度，也就是以“有道”与“无道”作为标准。

先秦时期，人们在谈论为君之道的时候，诸子百家中绝大部分人都以“尧舜之道”来评价的。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观念，很多公众人物都成为这种观念标签的组成部分。其中赞扬的人包括了尧、舜、禹、汤、文、武等开国明君，而他们的反面就是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等人。前者的成功人人羡慕，而后者的失败则被人所唾骂。当这些例子被摆出来的时候，“尧舜之道”的价值就会被凸显出来。而这种价值尺度被人们所认可的时候，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标尺。(www.guayunfan.com)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奉行的政治政策成了后世认定“秦始皇”暴政的基础。从历史上看，秦始皇完成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包括外部的征战，同时也包括了内部的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又大多数是凭借着暴力完成的，故而就让人形成一种口实。秦始皇还在当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认定秦始皇是一个暴君了，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卢生、侯生等人。

在风起云涌的各种群众性反秦斗争中，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宗旨的各种政治纲领和政治口号十分盛行。这就在社会各阶层中容易形成一种全面的否定，也就是认为秦朝的政治是一无是处的。

汉朝建立以后，上至统治者，下到普通臣民，为了论证由秦至汉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以及为了借鉴秦亡的教训，一般最好的办法就是否定它。曾有学者做过这样一个统计，整部《史记》中有关汉人议论秦朝灭亡教训的记载共有80多处，其中指责秦始皇施行暴政的有将近70处，这样一个比例是很容易说明其中问题的。就在这样的一片指责和谩骂中，人们在有意无意中曲解和篡改了历史原本的面目。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每当人们提及“秦始皇”的时候，人们脑海中想起的就是一个残暴君主的形象。

汉初首先对秦始皇做出评价的是陆贾。根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在被刘邦拜为太中大夫后，在刘邦面前“时时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见陆贾言之有理，于是便命令他“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接受命令在所著的《新语》一书中这样写道：“秦始皇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陆贾只是这种代表的典型人物之一。剩余的包括贾谊、晁错、贾山等人也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反复提及这样的问题。综合他们的议论，他们罗列的秦朝罪状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就是“废先王之道”。这可以说是批判秦政的纲领性论点。在汉代政论家中，每次论及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首先都将“废先王之道”作为诸多提纲，所谓的“于是秦兼并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模式化的评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判大多数都是儒生，他们在这种背景之下自然要替“王道”说话，而崇尚法制的秦始皇只能是被批判的对象。

第二就是“焚百家之言”。无论是汉代还是现代，秦始皇焚百家之言都被列为罪行最为恶劣的一桩行为。特别是后世的一些儒家认定这是秦始皇专门针对儒家学说的暴虐行为。在古代的政治批判中，只有秦始皇被加上了“欲尽灭先圣之道”的评语。历代儒者抨击过许多暴君，而加在秦始皇面前的这条是其他暴君所不具有的。这就是说，秦始皇不仅是“无道”，而且是“大逆不道”。历代儒者抨击的诸多暴君中，加在秦始皇身上的诅咒最重。

第三就是废分封，行郡县。许多汉代政论家认为，秦始皇的一大罪状就是“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风，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许多政论家认为这是导致秦朝快速灭亡的主要原因。绝大部分的汉代政论家认为，秦代行商鞅之政，废除井田，虽然可以富国强兵，但是却导致了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等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由此引发的等差不分、赋敛无度等一系列的政治问题。

第四就是刑罚酷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法治必然要重用法吏。秦始皇的法治与法治相关的弊政是汉代政论家们抨击的主要对象。贾谊就曾说过“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这其实就是抨击秦始皇的治术。这种言论在汉代是司空见惯的。

第五就是秦始皇穷奢极欲。汉代政论家普遍认为：“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大奢，奉终大厚。”这一类的抨击已经涉及秦始皇众多的骄奢政治。这种论调以东方朔的言论最为典型，在《汉书·东方朔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这一类的抨击在汉代是很常见的。

以上几点可以说是汉代政论家特别是群儒对秦始皇所下的公论。这些言论涉及秦始皇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原则以及具体的操作等。这样一来，秦始皇的政治也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暴政。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群儒在以一种特定的价值体系来诠释历史上的秦始皇，这种将客观存在的暴政事实与夸大的乃至虚构的暴政交织在一起，于是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一无是处的暴君形象。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汉代群儒故意不谈“汉承秦制”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事实。在汉代，无论是制度还是具体的规章规范都是从秦代承袭而来。他们将秦政归咎于法家，将汉政归功于儒家，甚至将汉朝的一些弊政都归罪于秦朝的遗毒。他们为了确立和巩固儒家学派的官方学说地位，甚至对秦朝一些政治刻意歪曲，大肆渲染他的暴政。汉代群儒以特定的价值体系诠释历史上的秦始皇，在“秦始皇”这一文化符号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汉代政论家的种种抨击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人抨击秦始皇的暴政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无论是陆贾还是贾山、贾谊、晁错、主父偃，他们为君王的现实政治对策服务，每一篇议论都非常具有针对性，且大多具有劝谏的性质。他们对君王的劝谏很少进行客观分析，并且多有耸人听闻的嫌疑。有的时候为了自圆其说，他们不惜夸大其词，甚至凭空捏造。

除了这些政论家，汉代史学家的记述和研究也在有意无意中强化了秦始皇的暴君形象。汉代进行秦史研究的时候，各种事件刚刚过去不久，留下了许多第一手史料和遗迹。这种研究史料的方法，优势是史料翔实，大多比较可靠，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抑秦扬汉，感情色彩很浓。这种史实的剪辑和描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让后世者误解。这种表现，就连治史严谨的《史记》也没有例外。司马迁认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