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注与文化产业的形成

四、政府（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的关注与文化产业的形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关法律被制定，相关的机构被建立，相关措施被实行。20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和政界相继出现了关于“后工业化”或“再次现代化”的讨论。这表明，这些国家已开始相继进入所谓“第二次现代化”进程，其突出地表现为:“文化”逐渐上升为各国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主题。

在北美，1965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依据此法，美国创立了致力于艺术与人文事业发展的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与国家人文基金会。这一立法，保证了美国每年拿出相当比例的资金投入文化艺术。此外，美国政府还依据文娱版权法、合同法和劳工法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美国文化艺术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作为移民国家的加拿大，因立国较晚，其文化底蕴并不十分深厚。但是其健全和完善的文化法规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管理文化产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在文化领域不同的方面，譬如广播、影视等，政府均制定有相关的法律，如《国家图书馆法》（1953年）、《国家艺术中心法》（1966年）、《电影发展公司法》（1967年）、《文化财产进出口控制法》（1977年）、《加拿大多元文化法》（1985年）、《公共档案法》（1987年）、《国家公园法》（1988年）等，并相继成立国家电影局、加拿大理事会（副部级文化机构，管辖范围甚广，从表演、视觉艺术的资助、管理到代表政府执行与外国签订的交流项目、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切活动等）、遗产部等文化组织和机构^[14]。20世纪70年代初，加议会通过决议，将多元文化政策作为政府的基本国策。这一决议不仅使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奉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文化政策加强了国内各族裔的团结，极大地繁荣了本国文化，丰富了加拿大文化的内涵，为日后加拿大文化产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0年代伊始，加拿大政府宣布将负责制定文化政策的工作由国务部移交给通讯部，同时还特别将国家的广播、影视、表演艺术、美术、图书、出版、档案馆、博物馆等统一归入该部管理。

在欧洲，德国政府把加强德国电影在欧洲和国际的合作作为其文化与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对电影的发展采取种种支持政策。例如于1968年根据德国联邦电影促进法（FFG）而创建的电影促进署，不仅资助电影制作，也支持电影院，其经费来源由所有影剧院、公共和私营电视台和录像业资助。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文化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文化政策的目标:以创造财富为目的。在这个目标与思维的主导下，文化活动变成了“产品”，观众变成了“消费者”，而政府的艺术辅助变成了一种“投资”^[15]。前《泰晤士报》总编威廉·理斯·莫格（WilliamRees-Mogg）于1985年撰文指出，在1984—1985年间，英国政府在艺术理事会投资了1亿英镑的文化“税金”，回收了2.5亿英镑，创造了2.5万个就业机会^[16]。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达到170亿美元，仅次于汽车工业。

在大洋洲，20世纪60年代起澳大利亚政府就以津贴的形式拨款给电影业，成立了新的电影基金组织和电影电视广播学院，其结果是澳大利亚产故事片在海外重要电影节上的影响日益扩大，经常夺得负有盛名的奖项。70年代，联邦和州属电影代理机构在电影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机构直接向电影业投资或帮助筹款，创办或鼓励创办电影制作机构、委托机构和培训学校。1968年，联邦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即现在的澳大利亚文化协会），1973年更名为澳大利亚委员会。7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委员会便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文化产业尤其是艺术产业是一种范围广且可以带来效益的产业。

在亚洲，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日本政府不仅在政策上予以鼓励，而且还制定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1970年5月6日颁布的《著作权法》。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提出“建立文化发达国家”的战略构想，努力使日本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基地。

从全球范围来看，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墨西哥城召开“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会议明确把人文—文化发展纳入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并把推动文化发展当作各国政府面临新世纪所应当做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