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与收入分配

中国经济改革与收入分配

李　实^[1]

我大概从五个方面讲一下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变动趋势；第二，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我们利用最新的数据对中国收入差距进行了估计，将估计结果向大家汇报一下；第三，理论界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具有必然性，依据是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我们利用数据对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进行验证，得到的结果不支持这个假说；第四，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和市场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国内很多“左”派人士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归咎为市场化的经济转型，对于这样的观点到底有多少依据，我们需要看看一些实证的分析结果；第五，面对多种多样的收入差距问题、分配不公问题，我们如何建立相应的政策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变动的趋势，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变动、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变动、全国收入差距变动上基本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差距的总体情况。先看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统计局用可比调查数据对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进行估计，给出了从1978年到2007年这30年的收入差距变动趋势。1978年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22左右，到2007年上升到0.38。从趋势上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虽然有几年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下降都比较短暂，而长期趋势是不断扩大的（见图1）。

再看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应该说城市收入差距的上涨幅度超过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城镇收入差距比农村小得多，基尼系数大概只有0.15，而2007年上升到0.36。当然对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很多人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估计到的数据存在低估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住户抽样调查中存在着高收入人群样本偏差的问题，以及收入低报的问题。然而趋势非常明显——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见图2）。

下面是全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1，到2001年的时候大概是0.44（见图3），我们估计2002年的基尼系数是0.45左右，包括刚才帕金斯教授引用的中国基尼系数也是来自于我们课题组的研究。

图1　农村收入差距

图2　城市收入差距

图3　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化

资料来源：Martin Ravallion and Shaohua Chen，“China’s（Uneven）Progress Against Poverty”，World Bank，June 16，2004。

那么现在的收入差距是怎样的状态呢？这是根据2007年的数据估计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1988年做的第一次全国住户调查数据，当时估计出来的基尼系数是0.38，2007年的估计结果大概是0.48到0.49。最高10%收入人群和最低10%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比例，1988年的时候大概是7.3倍，2007年上升到大概23倍。

第二个问题，关于我国收入差距的低估和高估问题。

对于上述估计结果，有人认为可能存在低估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高估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低估因素和高估因素可能都存在。如果把低估因素和高估因素都考虑进去以后，中国收入差距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呢？对此我们做了一个测算。高估的因素主要是表现在我国城乡之间生活费用是有差异的，同样一块钱在农村购买力可能比在城市要高一些，这样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是不对等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考虑农村和城市的购买力或者相关的生活费用指数，把这个考虑进去以后对名义收入进行调整，调整过后看实际收入差距到底是多大。根据我们的估算，调整过后基尼系数可能会下降4到5个百分点。同样还有一些低估的问题，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我们在做调查时，高收入人群的样本比重是在不断下降，有很多有钱人不太愿意参加调查，对于他们来说参加调查的机会成本太高，即使有个别高收入人群愿意参加调查，他也倾向于低报收入。二是要比较城乡之间实际的收入，如果按照消费效用原则来看收入的话，你会发觉还有很多的隐性收入或者实物收入都没有考虑到个人收入中去，尤其是城市很多职工，享受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福利和公共服务，这是农村居民享受不到的。在我们做收入差距估计的时候，这一部分非货币性收入都没有考虑进去，如果把它们考虑进去，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要比现在以货币收入表现的收入差距更大一些，全国的收入差距也会更大一些。

面对以上两个问题，我们都尝试了一些解决办法。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于解决高收入人群样本偏低问题的基本思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一个正常的收入分布大概是这样的（如图4）。

图4　一个正常的收入分布

在做抽样调查时由于高收入人群往往不愿意参与调查，所以我们获得的调查样本往往只是代表A区人口，C区人口的样本基本上是抽不到的，抽到B区人口的样本也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估计B样本和C样本，并把其规模、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估计出来呢？如果能够估计出来，那么结合我们现有调查的样本，可以对整个的收入差距进行完整的估计。这样可以解决样本偏差所带来的低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其中对于财产的分布，大家公认的在高端收入人群的财产分布或者收入分布是服从帕累托分布。根据帕累托分布，你只要在高收入人群中找到一定的样本，你就可以估计一些相关的参数，估计出参数以后，你就可以大概估计在每一个收入段之上的人群规模，另外可以把参数的一些性质估计出来。基于这样的原理，我们做了尝试，正如刚才所说，C区的样本通过一般抽样调查是难以获得他们收入情况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加以观察。在高端收入人群当中，包括富豪排行榜上的一些富人，包括上市公司的高管，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他们的收入和财产方面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可以估计出这类人群收入分布的相关参数，然后做一个外推，也就把B样本的收入分布的相关参数估计出来。在有了这两个样本的性质以及人数规模以后，就可以结合A样本对全国收入差距进行估计（见表1）。

表1　对全国收入差距的估计

注：＊＊＊代表t在1%。

资料来源：李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课题研究论文），2010年。

估计结果是什么呢？根据我们估计，B样本和C样本这样一个群体大概他的收入的差距，在群体内部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62，这时收入差距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样本里头可能有很有钱的人，比如说年收入达到几亿元，然后还有一些大概十几万元的。至于这个收入群体的总人数，我们估计出来大概在280万人，也就是说人均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的人群大概有280万人。这样一个结果可以得到印证的是，2007年全国12万元以上的申报税人数有220万人，也就是说我们估计出的280万人比这还要多出60万人。当然这60万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一些贪官污吏可能是不愿意报税。这个人群大概占城镇人口的0.5%，占全国人口的大概0.2%多一点，这一人群的平均收入是51万元。这是我们对这一人群的人口规模以及他的收入分布做的一个估计。与一般抽样调查样本合并到一起，然后对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和全国收入差距做一个新的估计，估计的结果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一高收入人群加上去以后，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由原来的0.34大概上升到0.42，也就是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会上升大概8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城镇之间PPP（购买力评价）的差别，基尼系数稍微有些下降，但是不明显，因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生活费用差异并不明显，而城乡之间比较明显，所以它对全国的收入差距影响比较大。对于全国的收入差距来说，如果不把高收入人群样本加进去，全国基尼系数估计结果是0.47，把这部分人群样本加进去以后，全国基尼系数上升到0.52，上升5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把城乡之间生活费用差异考虑进去以后，全国的基尼系数又回落到大概0.48。我前面提到的全国基尼系数估计结果大概0.48到0.49就是源于这样的估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一估计结果可能还存在低估问题，就是说城乡之间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差异并没有考虑进去，如果加以考虑的话，基尼系数可能还要上升一点，在0.51到0.52的样子。

接下来讲一下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中国收入差距变化，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大家都知道，按照这样一个假说，中国正处在“爬坡”阶段，也就是说收入差距仍处于不断扩大阶段，具体爬到哪一年能够爬到顶我们都不知道，至少知道它在往上爬，几年以后有可能它爬到顶以后，它自动就走下坡路（见图5）。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变化可能服从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但是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需要使用经验数据进行验证，以便发现中国数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持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验证，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只讲一个结果。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做了一个验证分析。这次调查问到了所有被调查者上一个月工资收入和劳动收入，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跨城市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回归分析，也就是说看看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和比较低的城市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存在一个倒U形的变化轨迹。在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收入变量包括收入的两次方变量，要想控制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可能失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外来劳动力所占比重可能是重要因素，还有外来劳动力收入和当地居民收入差距，把这些所有控制变量都考虑进去，看看收入水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收入差距的变化。我们做了这样几个模型（见表2）。

图5　库兹涅茨倒U曲线

表2　对收入差距的几种估计

注：＊＊＊代表t在1%；＊＊表示在置信度5%下显著；＊表示在置信度10%下显著。

所有模型里面都有收入解释变量，但收入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都是和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所预期的结果是相反的，收入差距不是说先上升再下降，而是先下降再上升，基本上不是倒U形而是正U形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当时无意中发现的失业变量，也就是第三个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解释非常强。哪怕再引入其他变量也对这个变量的解释基本没有影响，这就说明一个城市失业率越高，收入差距就越大。另外农民工收入和当地居民收入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收入差距，而收入本身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像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的那样，而是一种相反的状况。从这种角度上说，我们面临一个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很难预期到哪一年它会开始缩小。

第四个问题，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和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化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关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收入差距扩大的几个基本层面来看，看这些层面在多大程度上是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我把它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个方面是部门之间，特别是垄断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个就是税收问题，第四个是受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第五个是灰色收入问题。从这五个方面来看，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和改革开放并不密切，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有那么直接的联系，也没有太多的因果关系。先看看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实际上就有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那时在计划体制下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在扩大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几年中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特别到1981年的中期，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从1985年开始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到现在为止达到3.3倍，最近几年虽然没有进一步扩大，但是一直徘徊在高位上（见图6）。

图6　城乡人均收入之比的变化情况

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重或者影响力是越来越大，根据我们几次调查的数据做了分解分析，1988年时城乡收入差距解释全国收入差距37%，1995年解释41%，2002年解释46%，2007年解释51%，通过其他分解也可以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是解释全国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

另外是部门收入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在扩大，不管是用基尼系数还是其他指标来测度都在扩大，最明显的问题还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收入差距。我们把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进行一个比较，从他们之间的相对工资的变动，大家可以看出如果把制造业（它的竞争性比较强）的平均工资作为基准，和其他的行业相比较，如电力、中国电信、保险，金融等，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基本上电力（包括金融业等）的收入比制造业的收入高出20%，从90年代初期开始这个差距在不断地扩大，到现在为止这个差距已经是两倍、三倍、甚至更高，而这种衡量还没有包括垄断部门的很多福利，也就是说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扩大（见图7）。当然有人说垄断部门的收入比较高是因为它的人力资本比较高，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了分解分析，也就是说把一些无关变量控制住，看看其他变量的解释能力，这样我们得出像人力资本等因素的解释能力只有40%，而大概60%归结为一些不可解释的因素，也就是来自垄断部门的垄断力。

图7　部门间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

接下来就是税收的问题。中国不仅面临收入差距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在农业税取消以前，中国的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苛捐杂税”等都带有累退性质。也就是说穷人所负担的税率要超过富人，至少在2002年以前高收入人群所负担的税率要低于低收入人群，1995年最高收入10%的人群所负担的税率相当于收入的3%，而最低收入10%的人群所负担的税率相当于收入的10%，这就反映出税收的累退性。在这种情况下，税前的收入差距反而要小于税后的收入差距，像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都很难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受教育机会的问题。应该说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不断上升，到现在为止大概上升到10%，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会增加10%左右。而且教育在解释收入差距中是起作用的，也就是学历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解释越来越重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1982年它大概能解释4%的收入差距，1995年上升到7%，2002年上升到16%，2007年上升到20%左右。也就是说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最后就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现在有很多相关的文章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看到非常好的研究文献，也很难做实证分析，因为腐败数据和灰色收入的数据很难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先看模拟的结果，假定2002年有4万个贪官，每一个贪官获得腐败收入500万元，看看这样对收入差距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会使基尼系数大概上升2个百分点。如果再增加4万个贪官，每个贪官获得腐败收入100万元，看看收入差距如何变化？基尼系数只上升0.4个百分点。这仅仅是个模拟分析，我只想告诉大家收入差距扩大与收入分配不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腐败收入、灰色收入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收入不公的问题，而对收入差距所带来的影响远远小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带来的影响。从实证上说可能对收入差距有一点影响，但带来的主要问题还是对公众心理上的冲击，所以我们重点还在应该解决由收入不公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不是对所有收入差距一味采取缩小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最后我简单讲一下第五个问题——收入分配政策问题，希望能对将来的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帮助。正如前面提到的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解决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的第一步是应该把初次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政策都理一理，看看有多少政策我们可以用，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合中国，且在现实上又是可行的。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是全局性的，不仅错综复杂，而且积重难返，因此我们需要一套有效的政策体系。对于初次分配的政策，我们把它列为七种；对于再分配政策，我们也列为七种，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另外就是其他的配套体制，我们也列为七种。然后需要研究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中国实际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是说政策和问题之间有没有对应性，这涉及政策的预期。有些政策的正向作用是可以预期的，有些政策的负向作用是可以预期的，而有些政策可能是很难预期的，因此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如有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徐长生教授点评：

刚才李实教授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长期以来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大家，这里他对全国的基尼系数测算为0.48到0.49，对高估和低估做了详细的分析，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我个人有一点想跟李老师请教，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全国数亿的外出打工者的收入在城市没有被完全统计，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小一些。这是统计数据需要完善的地方。

（整理人：邓忠奇）

【注释】

[1]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