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密州任所，苏轼便开始调查蝗灾受害情况_

抵达密州任所，苏轼便开始调查蝗灾受害情况_

进入密州境内，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苏轼的注意：虽然早已是农闲时节，田间道左，男女老幼依然三五成群，奔忙不已。原来，他们正在用蒿草藤蔓将满地的蝗虫、虫卵包裹起来，挖地深埋，以绝后患。沿途两百余里，处处可见。苏轼敏感地意识到，今年密州飞蝗的来势一定极为凶猛，如果不尽快采取补救措施，多少穷苦的民众又将无以为生，流离失所。想到这里，他骤然感觉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个人的愁苦也就暂且搁置在一边。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一月三日，苏轼抵达密州任所，下车伊始，便着手调查蝗灾受害情况。他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吓的数字，迄今为止，农民捕杀的蝗虫总数，报官的已经三万斛之多！可是当地的官吏却漠然置之，认为蝗虫虽多，但还未构成大的灾害。更有一些媚上邀宠之徒，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蝗虫飞来，能为民除草”。苏轼异常气愤，当即反驳道：

“蝗虫如果真的能为民除草，农民应该祈祷祝福，盼它们多来，越多越好，又怎么忍心捕杀呢？”

就在两个月前，在杭州任上，苏轼还亲自到各个属县组织捕蝗。当时飞蝗从西北铺天盖地而来，嗡鸣之声压过了江水的波涛声，“上翳（yì，遮掩）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这些都是他亲见亲闻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www.guayunfan.com)“淮浙的蝗虫只不过是京东的余波所及，危害已是如此之大，而京东却说蝗不为灾，这能骗得了谁呢？”

他来到田间地头，走进村落农舍，实地调查的结果更令他心头万分沉重。连年旱蝗相续，早已饥民遍野，大多数人都只能依靠草根树皮聊以度日。而今年秋旱又比往年更加严重，从夏到秋滴雨不下，冬麦几乎无法下种，直到十月十三日，才好不容易盼来一场雨雪，可那时早已是天寒地冻，难以播种，即使勉强种下，麦苗也无法生长。因此，和常年相比，十分之中只种得二三分。由此可以推知，明年春夏之际，饥荒将更甚于今日。面对这种情况，苏轼没有被吓倒，而是以他精明练达的才干、踏实勤政的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工作。他一边组织民众灭蝗抗旱，生产自救，一边多方采取措施处置天灾所带来的种种后果。

由夏至冬的长时间干旱，特别适宜于蝗虫的孳生，满地幼虫，多如尘埃。如果坐视不管，一旦春回气暖，就将展翅高飞，酿成无法收拾的灾难。苏轼常常回想起在杭州亲眼目睹的飞蝗横空而来的可怕情景：

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

——《次韵章传道喜雨》

蝗虫所到之处，草木为之一空，简直就像烧杀掠夺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样可怕。人们对此束手无策：

农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区区难抵御。

——同上

所以，他主张尽可能地防患于未然，在春暖之前，广泛发动民众以火烧土埋的办法群起捕杀幼虫：

秉畀（bì，给予）炎火传自古，荷锄散掘谁敢后。

——同上

争取最大限度地减轻来年将要发生的灾情。并且专门拨出粮米，用于奖励积极捕蝗的群众。苏轼自己也身先士卒：驱除蝗虫是地方官的职责，典籍上早有记载，因为这是有关农业生产的根本大事，丝毫不可以忽视。他从早到晚奔忙在田间地头，巡视督察，亲身体验到灭蝗的劳苦。

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

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

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

——《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

在捕蝗的过程中，苏轼经常和老农交谈，向他们请教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老农告诉他，从来“蝗旱相资”，如果天降甘霖，旱情解除，蝗虫就会大批死亡。而且，只要过了桑蚕初眠的季节，蝗虫就不再生长。他们还说，境内的常山祷雨最灵，往往有求必应。所以，第二年春四月，在蝗旱最为严峻的时刻，苏轼沐浴焚香，素食斋戒，前往常山虔诚礼拜。在祝文中，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山神解救人民的苦难，并且认为“殄民废职，其咎唯均”（《密州祭常山文》）。一方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山神与地方官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同样难逃其咎。或许是他“摩抚疮痍”的诚心感动了山神，这一次求雨真的成功了！

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

（商羊：鸟名，民间有“天将大雨，商羊鼓舞”的歌谣。）

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

——《次韵章传道喜雨》

苏轼欣喜若狂，满怀希望地展望前景：

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

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同上

然而，苏轼在密州的两年，蝗旱之灾持续不断地困扰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常山山神也并不是真的每一次都那么灵验。苏轼长时间地处于一种忧心如焚的状态中，无时无刻不像农民一样盼望着瑞雪甘霖，因而，在他的诗中也就非常自然地流露出对每一场雨雪的关注。冬天大雪纷飞，他油然联想到：

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

——《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之一

春天细雨初晴，他又不无遗憾地写道：

稍压冬温聊得健，未濡秋旱若为耕。

天公用意真难会，又作春风烂漫晴。

——《雪夜独宿柏仙庵》

偶尔路遇乡野老农，他也会亲切地和他们谈起气候和收成：

父老借问我：“使君安在哉？”

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

诗中展现了一幅在封建时代极为少见的吏民相亲的动人画面，充分体现了苏轼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可贵感情。

尽管从到任之日起，苏轼便带领密州人民与大自然奋力拼搏，可是，由于当时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巨大的天灾面前，人力的抗击依然显得微不足道。那几年，与密州邻近的数千里地区全部陷入了严重的饥荒，穷苦的百姓甚至连逃荒也无处可走。饿殍遍野，被遗弃的孩子随处可见。苏轼常常怀着沉痛的心情“洒泪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之一），又几经周折，设法拨出数百担粮米，单独储存，专门用于收养这些可怜的弃儿。并且在各处张贴告示，明文规定：愿意领养孩子的家庭，每月由官府补助六斗米，以此来鼓励和劝谕人们怜惜这些幼小的生命，使这些失去依怙的孩子重得家庭的温暖。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养者对自己抚养的孩子产生了深厚的骨肉之情，即使生活再苦，也不肯轻易舍弃。就这样，苏轼怀着伟大的人道精神，救活了数千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儿童。

在无衣无食的困苦之中，孱弱者抛儿弃女，辗转死于沟壑；强悍者则铤而走险，恃强行劫。盗贼蜂起，令身为知州的苏轼极感头痛，维护地方治安也是他刻不容缓的职责。到任之后，一方面，他立即制定了周密的缉盗方案，“磨刀入谷追穷寇”（同上）；另一方面，他深知民穷必反的道理，试图从根本入手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他认为，大荒岁月对于广大的穷苦百姓来说，“冒死而为盗”固然可能一死，“畏法而不为盗”也难免饥饿而亡，不少人“相率为盗”，正是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终究是治标而不治本。只有宽政利民，给人民一条生路，才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然而，作为一名地方官，手中的权力毕竟有限，要做到这一点何其难也！所以，他决定上书朝廷，陈说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