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坚持知识良知的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

“人”字的诠释和证明——一生坚持知识良知的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

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贾植芳《且说说我自己》

贾植芳先生于1916年10月出生在山西汾城（现名襄汾）的南侯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5月他在获得上海市第五届文学艺术奖提名奖时发表感言：“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言语中的自信、豪迈显示出他坚强的意志以及乐观的精神。近90年的生命中，有近30年历经四次监狱生活的坎坷磨难，还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植芳先生完全不是驯顺的人，用他自己在一篇散文里的介绍，他从孩提时代就在“家里闹事，外面闯祸”。当他在太原有名的成成中学念书时，该校从校长到教员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山西学生，五四新文化的火种由这些人传到了封闭的娘子关内。植芳先生从此开始认识世界，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启蒙著作。30年代起，植芳先生便开始用一个鸳鸯蝴蝶派十足的笔名“冷魂”开始在《山西日报》上投稿发表文艺创作。

17岁时，植芳先生离开家乡和父母，来到北平求学。他就读的崇实中学是贵族学校，在这里他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正式接触了进步学生运动。他激烈的性格和行为很快引起了校方和一些特务的注意。1935年春，校方的一个美国牧师终于向他下了逐客令，使这个还有半年就可以拿文凭毕业的山西籍学生被迫退学。这以后他接连转了两个学校，都因为没有长久而干脆搬到一个学生公寓住下来，每天跑到北平图书馆自学。随之一二・九学生运动到来，植芳先生因卷入散发传单而被捕，后来托了人情才被保释出来，并在1936年初夏，逃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植芳先生以更大的热情参加到留日中国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中，并开始接触左翼文艺运动。他自觉地在社会与文艺理想上秉承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五四传统，并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从事严肃的批判现实的创作。有一天，他在内山书店看到《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丛刊中的文章散发出强烈的鲁迅式的战斗气息，植芳先生极为惊喜，于是写了一篇小说《人的悲哀》，未经人介绍就寄给了那家丛刊编辑部。小说后来发表在丛刊的第四集上，同时也收到了编者胡风的来信。植芳先生与胡风的友谊便从此开始，而后半生曲折的政治官司，打这也埋下了祸根。

植芳先生由于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自然成了东京警视厅秘密警察的监视对象。抗战爆发后，那些帝国警察揭去文明的面纱，频频前来搜查，但这时植芳先生已决定放弃学业，不久便回国参加抗战去了。

在抗战中的30年代末期以后，植芳先生辗转于山西、重庆、陕西、山东、江苏和上海，经历了战争、追捕、策反、囚监、释放、再回监的炼狱之苦。大约是1943年或1944年，在西安古城卖文为生的时候，他与任敏女士相识，两人由相知到相爱，自由结为夫妻。这对植芳先生颠沛流离的人生是极大的慰藉。1945年春，植芳先生在陕西黄河边上的一支国民党工兵部队里做日文翻译，被上峰怀疑为共产党，要抓去秘密处决，他获知后，带着妻子连夜逃亡，在黑暗中爬过一座座荒山，直到天明时方才脱险。但半年以后，他还是以策反罪名在徐州被抓进日伪警察局特审科。再过两年，夫妇二人双双被国民党中统局抓进监狱。7年后，他们又因“胡风分子”的罪案，一个被关押狱中，一个被流放青海，天各一方。

此后的25年中，植芳先生一直处于被批判和侮辱的位置上，但他的精神却并没有垮掉，意志没有丝毫的松懈和软化，他拒绝那些诬陷和胁迫，使自己的灵魂免受玷污，既没有出卖过一个朋友，或对落井者下石，也从未对强权俯首听从。即便是在内心最黑暗、无援的时刻，他都是按照自己的良知活着，艰难而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并透过历史的阴霾用力去看清社会进步的道路。

植芳先生追求“人”之意义的生命，胸中激烈的道德理想和实践使他注定不是一个学院派的人。尽管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创了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门学科，是全国第一批现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拥有极高的学术造诣，但他的学术活动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洞察力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他把梁漱溟先生的话——“我不是学问中人，而在社会中”——引为知己。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把‘人’这个字最后一划，划到该划的地方去。”

晚年，植芳先生由于夫人中风病倒而被拖得山穷水尽的时候，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他没有向任何人，包括他的学生，吐露过一句关于经济困难的话。反之，从那时候起，他不声不响地整理起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并撰写回忆录以及各类长短文章。他每天伏案，著述不已。他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包括回忆录《狱里狱外》的修订版，记实体文献资料《解冻时节》，散文集《雕虫杂技》、《不能忘却的纪念》、《老人老事》，自选集《历史的背面》，书信集《写给学生》、《贾植芳致胡风书札》，修订版译著《契诃夫手记》，以及《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等。植芳先生在每一本新书出版时总是最高兴的，在一大堆散发着墨香的书籍中间，瘦小的老人兴致勃勃地忙着整理、签名、送人……嘴里兴奋地谦虚着：玩玩、玩玩……仿佛是把自己生命历程的一部分幸福也散发给了他人。

对于这些，植芳先生曾说：“我们这些人，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投身到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呐喊鼓呼、为社会的民主进步奋斗的事业中去，一辈子艰辛坎坷，付出血与汗的代价，所希望得到的，难道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吗？我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一辈子‘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临终前夕，心里系念的仍然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的老朋友胡风先生，在自己追求和期待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高唱‘时间开始了’的颂歌，他所期望的，是在即将展开的时间中努力开拓文艺的‘现实主义的路’，‘在最大限度上发挥群众的创作潜力’、‘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作家的个性成长与作品竞赛’、‘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艺术质量与积累精神财富’，以促进我们的社会和文明的真正成长。他们都用一生的劳动和实践，向社会和历史证明了自己不愧为我的良师益友，也不愧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儿女。我在他们的精神乳汁的哺育下，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扪心自问，一生的成就也无非就是做到了像他们那样，把一个‘人’字写得还算端正。”

值得欣慰的是，作为历史的见证，植芳先生一生的成就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肯定。他引用朋友的话提醒社会“正视过去，执著现在，这样才能得到未来”。他自己正是这样牢记并实践着的。

“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这句平淡、从容的话语使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所承载的历史，和历史在其身上的展现。

（殷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