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新闻工作者陈同生

丹心昭日月　正气贯长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新闻工作者陈同生

陈淮淮

陈同生（1906—1968年），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和市政协副主席，我国知名老作家、新闻工作者。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过文化工作，以笔名陈农菲写过不少作品，与知识分子保持着广泛联系。他参加过著名的“广州起义”，电影《东进序曲》中那位新四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即以他为原型，其剧本也是根据他的《郭村战斗时的谈判》改编的。他献给建国10周年的回忆录《不倒的红旗》，在读者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文据陈同生大女儿陈淮淮的文章摘编而成。

我家永远敞开门

1955年华东局撤销以后，我的父亲陈同生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任院长和党委书记。到了1957年，“反右”开始了。那时我还小，完全接受了学校的教育，认为右派分子都是坏人。可是回到家里，父亲却告诉我右派中大部分是犯了错误的好人，对老师中的右派不要歧视。

我记得有一天父亲在电话中对市委的某位领导说：“颜福庆不能当右派，他是上海医务界一面旗帜，也是上海知识界的代表，连这样的人都团结不了，我这个院长就不要当了。”那天争吵很激烈，他放下电话，气还没有消。我问他：“谁是颜福庆？”他说：“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他教育学生要用学到的知识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去赚钱；他培养的学生很多都是专家，不仅医术高而且医德好。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人家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哪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还说过，“抓右派有指标，百分之一、二、三。我这个医学院有一万多师生员工，按这个比例最少也有一百个右派。过去，我们要是有七八个地下党员在一所学校里面搞学生运动，就可以把整个学校翻过来。现在医学院要是有了一百个反革命，我们还能上课吗？”父亲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被打成了右派，但是他们仍然是朋友，关系并没有因此改变。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我们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反右”以后，政治气氛十分紧张。其实，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样搞运动也是有看法的，对于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他们内心是想照顾的，只是鞭长莫及。记得有一次张爱萍到上海来，要父亲帮他找一个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彭丰根医生，说要请他吃饭。他对上海把彭医生打成右派，非常生气。父亲考虑到他是副总参谋长，这样做不合时宜，就说，“还是我来请吧，你作陪好了”。彭医生曾经在敌人眼皮下，掩护过我们的地下党员。1930年，张爱萍在战斗中负伤，到上海治疗。在敌人追查得很紧的情况下，彭医生把张爱萍藏在医院里，并请他的朋友、医院院长格外关照。张爱萍一直怀念着这位正直的医生。

周总理也特别关照父亲照顾一个叫韩文信的牙科医生。抗战时期，周总理在重庆，韩大夫曾自愿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当保健医生。他不但冒了很大的危险，而且分文不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人。韩大夫的耿直是有名的，在反动统治阶级权势冲天的重庆，他对蒋介石、宋子文一概不买账。总理告诉父亲老人家脾气不太好，但确实是个好人。在“反右”中韩大夫被打成了“右派”，后来一些干部对他不尊重，老人家干脆不理他们；儿女们劝他，他一生气就干脆让他们都不用回家了。父亲去看韩大夫，开始他也很冷淡，但后来渐渐成了朋友。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韩大夫家去，一出电梯的门我就去按电铃。父亲让我别按，把我带到了后门。那里还有一个电铃，是韩大夫给朋友们用的，只要按那个铃，他准来开门。前门的铃响，他就是在家也不一定开。

后来，韩大夫和他的几位朋友请父亲吃饭，父亲带着我去了。他们和父亲有说有笑，毫无顾忌。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是名医，而且非常体贴病人。他们从不反对共产党，还一直帮助我们，营救我们。解放后，我们要是连这些人都团结不好，还怎么领导全国人民一起搞建设？”

1966年，沈尹默老人病了，检查的结果是肠癌。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了，医生没有把真实病情告诉他，只说是肠梗塞。那时，父亲已经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了，得知此事后就安排他住进华东医院，还请了专家为他会诊，并多次去探望他。那年春节前，沈老做了手术，父亲带了一盆自己种的水仙花去看他，老人家非常高兴。3个月后，沈老病愈出院，写了一首诗送给父亲：

玉花翠叶水中仙，息息生生发妙妍。相视与君同一笑，门前江水远连天。

父亲的处世哲学

1974年，我回家休产假，住的时间很长。有一天，我正在看一本傅雷先生的译著，母亲见了对我说：“你看完了收好。你爸爸说过，傅雷是个好人啊！现在他们夫妇都去世了，不知道家里的东西还能不能留下，要是什么也留不下，这本书上有傅雷写的字，对他们的后代就是珍贵的纪念品了。”那本书是傅雷先生送的，上款写的是“陈同生先生”，而不是“陈部长”。可见在傅雷心中，并没有把父亲看成官，而是当成了一个朋友，其他朋友亦然。

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家搬到了复兴西路34号的卫乐公寓，那里是名人聚居的地方。我家对门住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楼内住着画家赖少其、翻译家罗稷南、眼科专家郭秉宽、妇科专家郑怀美、小儿科专家顾庆祺、作家王西彦、作曲家吴应炬以及瞿维和寄明夫妇等。这些人大都彬彬有礼，见面总是互致问候。

1959年“反右倾”，上海市委一些和我们家来往密切的干部被打成了右倾分子，受到严重处分。我印象最深的是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他的妻子冯健阿姨是我母亲的朋友和同事。因为是邻居，我们两家来往很频繁。父母从来不提陈叔叔受处分的事，他们的交往一切照旧。那年暑假，陈叔叔停职在家，他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处之泰然，每天给孩子们讲解唐诗。母亲让我也去跟着听听，使我受益匪浅。

1960年，我上初中时，一次母亲出差，父亲病了，一连几天躺在家里，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去医院。一天傍晚，他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为了解放全中国，我和我的战友们奋斗数十年，行军、打仗、坐牢、受刑，吃了很多苦。你长大以后会碰到什么样的事，要吃什么样的苦，我还想不出来，也许比我们当年更艰苦。你现在要努力学习，将来要走自己的路。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不能照顾你了，家里你最大，你要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他还希望我学一门技术，将来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要当空头政治家。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话时沉重的表情，似乎被什么阴影笼罩着。

1965年，我高中毕业，按照父亲的希望和自己的兴趣，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在等待入学通知的日子里，同学们互相来往比较多，常在一起讨论离开家庭以后的生活。有人说，我们已经是大人了，很快就要走上社会，以后不能再像孩子一样天真，应该懂得一点处世哲学。我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父亲请教，今后处世要注意些什么。他似乎对年轻人研究处世哲学颇不以为然，对我说：“以后你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待人以诚，不要去学那些虚伪的市侩作风，那样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朋友的。”现在看来，这也正是父亲自己的处世哲学啊。

至死以他人为念

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了。父亲很早就被抛了出来，受到严重的冲击。

1966年夏天，父亲在去机关时昏倒在马路上，被交通警察送进医院，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我和妹妹鲁鲁回家看望时，他很平静地对我们说：“我这个人，一生做的事情没有不可以对子女讲的，以后你们可以看我的自传。”

1967年元旦，父亲在给我和鲁鲁的信中附诗一首：

出入波涛里，辗转四十年。

老来逢多病，随遇求所安。

自问心无愧，何惧名有残。

甘为俯首牛，不怕釜中煎。

心中藏旭日，东升顶峰前。

收到这首诗几个月以后，父亲就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徒。父亲感到这样下去来日无多，必须回家一次，让亲人们了解真实的情况。1968年1月13日，他表示身体不支，要回家考虑一下。造反派认为家属一定会为他的安危着想，会劝他承认自己是“叛徒”，这样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于是就同意让他回家住三天。

父亲告诉我们，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接待外调，已经为1934到1937年间同监狱的难友们和地下工作时期的同志们写了几百份历史证明材料。如果承认自己是“叛徒”，成了死老虎，造反派目的达到了，也许可以暂时保全性命。不过，以往为同志们写的那些历史证明材料就失去作用，几百个同志就将遭到更大的灾难。如果不承认，以他多病的身体是经不起长期的严刑逼供的。

父亲说：“这次回家就想告诉你们，我如果死了，而说我是‘畏罪自杀’，不要相信，我不会自杀。”

十几天后，父亲真的死于隔离室中，造反派诬称其“自杀”。

父亲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的时候，曾经在医务工作者中带头宣誓，并立下死后遗体做教学科研解剖用的遗嘱。母亲想执行这个遗嘱，把遗体交给上医，上医也愿意接受，但市统战部的造反派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如今，这件事已过去30多年了，每当我们兄弟姐妹听到别人捐献遗体时，总会感到难言的悲哀。这是我们无法替父亲完成的遗愿。

1978年7月29日，上海市委为父亲召开平反昭雪大会，有1200多人来到会场，远远超过了预先通知的人数。花圈从大门口放到大礼堂内，不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送的，还有很多父亲的朋友、战友、同志、学生以个人名义送的。在“反右”中，父亲保下来的颜福庆老人，终于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他的家属赶来了；父亲没能保成的苏德隆教授也来了，他毫无怨言，说陈部长已经为我尽了力。悼词很长，评价也很高，可惜我已经记不住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党中央终于证实了父亲在去世前留下的遗言，“历史将证明我无罪，不是大叛徒，而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心里在说，“爸爸，你可以瞑目了”。

历史在前进，中国在前进。父亲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我们的今天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