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历与西教_布鲁诺的故事

西历与西教_布鲁诺的故事

在利玛窦灵柩正式下葬后不久，李之藻因父亲去世而返回故乡处理丧事，随后便在家居丧丁忧。这时郭居静、金尼阁（金尼阁，法国传教士，1594年加入耶稣会，1610年来华。后受命返回欧洲汇报中国教务发展情况，在欧洲期间刊行利玛窦所著中国札记（定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8年再度启程赴华，随行携带欧洲书籍7000余册，为中欧文化交流史上之一大盛举。）（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等传教士应徐光启之邀前往上海开教。在杭州料理父亲丧事的李之藻得知消息，便派人往上海邀请郭居静等到杭州开教。

不久后，郭居静等乘船到杭，靠岸后他们先派中国籍修士钟鸣仁拜见李之藻，考虑到李之藻父亲刚去世不久，李之藻肯定有很多事要处理。传教士们还专门嘱咐钟鸣仁，如李之藻忙于处理丧事，没有时间准备好传教士们居住的寓所，那就先返回上海，等以后有机会再到杭州。钟鸣仁去后不久就回来报告，称李之藻已将一切准备就绪。传教士们遂离船登岸，住进李之藻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寓所。三天后，郭居静回上海一趟，带回举行弥撒的所需物品。在郭居静返回杭州的第二天，即1611年5月7日，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弥撒，是为天主教在杭州开教之始。（Litterae Annuae 1611，——(comp.) N.Trigault，Nanjing，1612，in Litterae Societatis Iesu e regno Sinarum Annoum MDCX & XI Ad R.P.Claudium Aqvaiuam eiusd.Societatis Praepositum Generalem，Mangium，1615，pp.164—169.另可参见P.Daniello Bartoli：De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La Cina.Terza parte dell’Asia，Firenze，1829.III，pp.36.）

传教士们初来杭州时，李之藻考虑到他们的长相与国人截然不同，为了避免引起当地百姓的惊骇，便叮嘱他们尽量减少外出。但就是这样，杭州城中很快出现了谣言，称有神佛下凡，摄取人形，且寓于李之藻府中云云。这种流言越传越广，甚至引起了负责治理杭州的官员（金尼阁原文中称该官员是本地四大要员之一，则其所担任的职务可能是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或提学。）的注意。他为此还修书询问李之藻神佛降临其府第的详情，并表示愿意登门拜访，在信中他还十分认真地向李之藻请教拜会神佛所应行的礼节。李之藻见信后对于这位官员如此敬神也忍俊不禁。于是回信称：“舍间确有海外学者二人寄寓，但蔼然可亲；足下误以为神，实亦人也。虽来自遐方殊域，要非自天而降者。其中一人（指郭居静——引者注），弟在南京与交已久，其一(指金尼阁——引者注)来华日浅，尚难解语，如蒙惠临，无任欣慰！别无当行仪礼，即以文士相待可也。”（Litterae Annuae 1611，——(comp.)N.Trigault，Nanjing，1612，in Litterae Societatis Iesu e regno Sinarum Annoum MDCX & XI Ad R.P.Claudium Aqvaiuam eiusd.Societatis Prae-positum Generalem，Mangium，1615，pp.175.）于是在数日后，那位官员便大摆仪仗，来李之藻府中晋谒，他此行还带了友人某进士同来。娴熟华语的郭居静出面迎接，与其谈论天主教教理，并指引他们参观刚刚设立的小圣堂；分别时又馈赠了若干西洋物品作为礼物。接下来郭居静根据中国社会通行的礼仪，前往该官员府上回拜，也受到对方的热情款待。和这位官员结交之后，不仅此前流传的谣言被不攻自破。传教士们在杭州进行传教活动也不再受到地方官员们的阻碍，得以顺利进行。

李之藻邀请传教士来杭，使杭州逐步成为天主教在华发展传教事业的重要基地。他还劝说同乡好友杨廷筠受洗入教，使天主教在中国又多了一位柱石。

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好友，早年在北京任职时，也曾与利玛窦交往，但他对于利氏讲授的数理知识不太感兴趣，倒是喜欢其所谈的名理之学。李之藻因父亲去世回乡奔丧，此时已离职在家闲居的杨廷筠闻讯上门吊丧，却见到李之藻将其夫人和母亲原来供奉的满满一室佛像尽数焚毁。这让虔诚信佛的杨廷筠大为惊讶。便向李之藻询问个中原委。李之藻遂借此机会向杨廷筠讲授天主教教义，此后杨廷筠又邀请住在李府的郭居静、金尼阁到他的宅第详谈。(www.guayunfan.com)在经过反复问难辩驳后，杨廷筠逐渐接受了天主教教义。但因为有妾的缘故，郭居静等传教士一直不同意为杨廷筠施洗礼。杨廷筠也为此问题而苦恼不已，于是向李之藻问询，他认为自己以御史之尊而师事传教士，传教士们在戒律上仍不肯有丝毫放松，如果是信奉佛教就不会有如此严格的要求了。和杨廷筠有着类似经历的李之藻则正色回答道：“于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徒比也。泰西戒规天主颁之，古圣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规戒何？先生思救人而不欲奉己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规，先生之不苟也。其所全多矣。君知过而不改。从之何益乎？”李之藻义正词严的这一番话令杨廷筠“忽猛省痛悔前非”。他于是“谕妾异处，躬行教戒”。传教士们遂“鉴其至诚俾领洗焉”（［意］艾儒略口授、（明）丁兆麟笔受：《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第1016 V号。）。由郭居静为杨廷筠施洗礼，李之藻为其教父。明末天主教的第三大柱石也正式皈依了天主教。

李之藻丧父之后，根据朝廷规定，须在家丁忧三年。但在他南下返乡奔丧后不久，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因原颁行历法错漏百出，请求重修历法，并推荐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以及精通历算之术的徐光启、李之藻、邢云路等参与修历，晚明时期的修历工程由此揭开序幕。

明代立国之初，其历法仍沿用元代的《授时历》，仅更其名为《大统历》。由王恂、郭守敬主持修订的《授时历》是中国古代一部很精良的历法。王恂、郭守敬等人曾研究分析汉代以来的40多家历法，吸取各家之长，而修成《授时历》。其所测定的太阳回归年的长度、黄赤交角等数值均相当精确。但入明之后，钦天监对这部历法一直沿用而不加修正，导致测验误差不断积累，测验差错屡次发生。早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钦天监监副李德芳就上疏指出《大统历》在测验中存在误差，此后推演交食就屡有失误。“景泰元年正月辛卯，卯正三刻月食。监官误推辰初初刻，致失救护。”“（成化）十五年（1479）十一月戊戌望，月食，监推又误”，鉴于钦天监推演交食失误频频，真定教习俞正己上《改历议》，却被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认定为“轻率狂妄”（（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历志一》。），结果被下诏狱治罪。此后天文生张升上言改历，而钦天监坚持祖制不可变，令改历之议又胎死腹中。

《大统历》的错误不能及时修正，其误差越积越多，测验的差错次数更是与日俱增。“弘治中，月食屡不应，日食亦舛。……正德十二、三年，连推日食起复，皆弗合。”（（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历志一》。）《大统历》存在的问题已毋庸置疑，而改历之议遂兴。

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后，很快认识到天文学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对于利用这条“通天捷径”来推进传教事业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他在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件中，就强烈要求罗马方面派遣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中国，以修订历法来推进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

阁下：

我非常迫切地向您请求：

我在许久前曾向阁下提出从欧洲派一名精通历算的天文学家神父或修士到中国来，但时至今日仍杳无音讯。我在这里提到的天文学家，是指他应该精通比较深奥的天文学问题。像几何学、日晷和星盘制作等方面的知识，以我所理解掌握的也足够应付了。但这些问题并不被中国人所重视。他们更关心行星轨道和位置、交食推算、星历表的制作等领域的问题，这方面的人才是中国人最需要的。朝廷每年要召集二百多人来计算星历表。这些人除了根据大统历的方法计算出一些数据外，什么也不懂。他们不懂原理，其结果多有错误，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遵照古法的。

由于我制作和介绍了世界地图、日晷、浑仪和星盘及其它仪器，我获得了世界最伟大的历算家声誉。

……当然，如果在我们将星表(tables)翻译成中文之后——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容易的，派这样的天文学家到中国，我们就可以担当起修改历法的任务，我们的声誉也因此而大大提高，那么我们完全进入中国将是很容易的，我们在那里的权利就可以得到确认，也就可以享有更大的自由。（Bernard，Henri，S.J：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to China，tr.by Edward C.Werner，Peiping，1935.pp.56.此处译文参考了方豪和林金水两位先生的翻译文本。）

1601年利玛窦入京后，向明神宗进献方物，并上呈了一份奏疏，在奏疏中他就婉转表示了自己愿意为明廷修历的愿望：

又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然而不敢必也。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黄伯禄：《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1904年版，第5页。）

虽然明神宗没有接纳利玛窦的请求，但随着与公卿士大夫们频繁交往，耶稣会士通晓天文历法的声名日盛。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的天文学造诣深为与之交游的士大夫所佩服。万历三十八年（1610）底，钦天监在预测日食时再一次发生严重失误，“万历庚戌十一月朔壬寅日食。初钦天奏称日食七分有余，未正一刻初亏，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复圆。春官正戈谦亨等又称：未正三刻初亏，已互异矣。既而兵部员外范守己驳之，谓亲验日晷，未正一刻不亏。至正、二正、三正四刻俱然。直至申初二刻，始见西南略有亏形。至申正二刻方甚。且不止七分有余，历官前后俱误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日食讹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5页。）

钦天监预报的初亏时间比实际早了30分22秒；预报食甚时间在下午3时42分36秒，实际时间是4点整；复圆时间预报在5点，但实际在日落之后。

钦天监此次预测日食的失败，导致修历的声音在朝野间再次高涨。礼部也决定广泛征求“知历学者，令与监官昼夜推测，庶几历法靡差”。（（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万历三十九年（1611），时任钦天监五官正的周子愚（周子愚与来华传教士多有交往，还曾为熊三拔的《表度说》作序。）上书推荐庞迪我、熊三拔等西洋传教士可参与修历：

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不久之后，礼部上奏，称：“精通历法，如云路、守己为时所推，请改授京卿，共理历事。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历理，可与迪我、三拔等同译西洋法，俾云路等参订修改。然历法疏密，莫显于交食，欲议修历，必重测验。乞敕所司修治仪器，以便从事。”

这份奏疏虽被明神宗留中不发。但“未几云路、之藻皆召至京，参预历事。云路据其所学，之藻则以西法为宗。”李之藻在丁忧满后被起复，入京补官，同时也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

万历四十一年（1613），已改任南京太仆少卿的李之藻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力荐庞迪我、熊三拔及龙华民、阳玛诺等传教士参与历法的修订。

李之藻首先在奏疏中指出推算日月交食乃国之大事，而钦天监推测屡屡错误，虽然朝廷征求能士加以改进，却总不尽如人意。

兹者恭逢皇上圣寿五十有一，盖合天地大衍周而复始之数。御历纪元，命曰万历。则亿万年无算之寿考，与亿万年不刊之历法，又若有机会之适逄，事非偶然。而其绍明修定之业，当有托始于今日者。迩年台监失职，推算日月交食、时刻亏分，往往差谬。交食既差，定朔定气，由是皆舛。夫不能时夜，不夙则莫，诗人剌焉。钦若昊天，敬授人时；尧典之所首载，以国家第一大事。而乖讹袭舛，不蒙改正。臣愚以为此殆非小失矣。天道虽远，运度有常。从来日有盈缩，月有迟疾，五星有顺逆，岁差有多寡。前古不知，藉后人渐次推测，法乃綦备。惟是朝戡征求，士乏讲究。间有草泽遗逸，通经知算之士，留心历理者。又皆独学寡助，独智师心；管窥有限，屡改爽终。未有能确然破千古之谬，而垂万祀之准者。（（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1页。）

接着李之藻便推荐庞迪我等传教士，指出这些教士娴熟历算之学，并通晓华语。

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慕义远来。读书谈道，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1页。）

随后李之藻列举西洋天文历数“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十四事，指出西法较之传统中法有着一系列优越之处：

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体皆圆，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径各有测法。从地窥天，其自地心测算。与自地面测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极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离天顶亦因而异，以辨地方风气寒暑之节。三曰各处地方所见黄道，各有高低斜直之异。故其昼夜长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围圆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为一重天，层层包裹。推算周径，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万七千余岁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当指列宿之天为昼夜一周之天。六曰月五星之天，各有小轮。原俱平行，特为小轮旋转于大轮之上下。故人从地面测之，觉有顺逆迟疾之异。七曰岁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盖列宿天外，别有两重之天，动运不同。其一东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极微，从古不觉。八曰七政诸天之中心，各与地心不同处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

此由太阳天心与地心不同处所。人从地面望之，觉有盈缩之差，其本行初无盈缩。九曰太阴小轮，不但算得迟疾。又且测得高下远近大小之异，交食多寡，非此不确。十曰日月交食，随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从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审。十一曰日月交食，人从地面望之。东方先见，西方后见。凡地面差三十度，则时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东西则视所离赤道以为减差。十二曰日食与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则先食后合。在午后，则先合后食。凡出地入地之时，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渐近于午，则其差时渐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宫，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转测。十四曰节气当求太阳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阳正当黄赤二道相交之处，不当计日匀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观前此天文历志诸书皆未论及。或有依稀揣度，颇与相近，然亦初无一定之见。惟是诸臣能备论之，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观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皮肤。

又况见在台监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晷堂方案，尚不知为何物者，宁可与之同日而论，同事而较也？（（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1—5322页。）

在奏折最后李之藻感慨精通历法的利玛窦已经去世而“其学未传”，庞迪我等也已年老体衰，故开历局，聘请庞迪我等传教士译书修历已是刻不容缓：

万历三十九年，曾经礼部具题要将平素究心历理如某人、某人等，开局翻译，用备大典，未奉□□明旨。虽诸臣平日相与讨论，或窥梗概。但问奇之志虽勤，摘椠之功有限。当此历法差谬，正宜备译广参，以求至当。即使远在海外，尚当旁求博访，矧其献琛求宾。近集辇毂之下，而可坐失机会，使日后抱遗书之叹哉。洪武十五年奉太祖高皇帝圣旨，命儒臣吴伯宗等译回回历经纬度天文书。副在灵台，以广圣世同文之化，以佐台监参伍之资。传之史册，实为美事。今诸陪臣真修实学，所传书籍，又非回回历等书可比。其书非特历术，又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节气。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凡各钟琴笙管，皆别有一种机巧。

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器本领。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深惟学问无穷，圣化无外；岁月易迈，人寿有涯。况此海外绝域之人，浮槎远来，劳苦跋涉，其精神尤易消磨。昔年利玛窦最称博览超悟，其学未传。溘先朝露，士论至今惜之。今庞迪我等须发已白，年龄向衰。遐方书籍，按其义理，与吾中国圣贤可互相发明。但其言语文字，绝不相同。非此数人，谁与传译。失今不图，政恐日后无人能解。可惜有用之书，不免置之无用。伏惟皇上久道在宥，礼备乐和，儒彦盈廷，不乏载笔供事之臣。不以此时翻译来书，以广文教。今日何以昭万国车书会同之盛，将来何以显历数与天无极之业哉。如蒙俯从末议，敕下礼部亟开馆局。征召原题明经通算之臣如某人等，首将陪臣庞迪我等所有历法，照依原文译出成书，进呈御览。责令畴人子弟，习学依法测验。如果与天相合，即可垂久行用，不必更端治历，以滋烦费。或与旧法各有所长，亦宜责成诸臣细心斟酌。务使各尽所长，以成一代不刊灵宪。毋使仍前差谬，贻讥后世。事完之日，仍将其余各书，但系有益世用者，渐次广译。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补。（（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2—5323页。）

李之藻上奏后，礼科给事中姚永济等也先后上疏请求开历局修历。但关于是否开设历局朝廷上一直议论未定。一向怠于政务的明神宗在此事上也表现消极。李之藻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在工部原有的职事已经交卸，他只能在京师等待新职。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初，他才被任命为敕理河道工部郎中，前往高邮治水。到达高邮时，正值黄、淮河水交替上涨，“淮城危在旦夕”，李之藻先“起泾河、黄浦二闸以泄之”；又在高邮城外“开回坝塞海子之东泄，俾绕城而北。复淮安板闸五坝，以防黄河浊流内灌。又筑黄浦南堤之属宝应者。两治河漕，咸著成绩。”（康熙《仁和县志》卷一七《治行》。）

正当李之藻在高邮专心治水时，南京礼部侍郎沈上疏参奏在华传教士图谋不轨，“南京教案”爆发了。尽管三大柱石竭力护教（详见本书《杨廷筠传》第三章。），明神宗还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下诏书驱逐庞迪我等传教士，修历计划也随即被搁置10余年，直到崇祯初年才被重新提起。

“南京教案”之后，李之藻仍留在高邮治水。据《行水金监》所载：“万历四十五年七月带管总荐，檄郎中李之藻督扬州府通判冯乘云筑黄浦闸下南岸一带，至射阳湖止，长五十里。”（（清）傅泽宏：《行水金监》卷二一九。）经过一系列治水工程的综合治理，高邮水患得到了极大的减轻。当地百姓为感谢李之藻的功劳，还将他入祀当地的七贤祠（（清）左辉春纂修：道光《重刻高邮州志》卷一《坛祠》。）。

“南京教案”后，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受到严重打击。在三大柱石的保护下，在华的多数传教士在杭州等地暂避，躲过了被驱逐的命运。但他们的传教活动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数地区基本上只能处于地下状态。

而此时的大明国势也是每况愈下。随着关外后金政权的崛起，辽东形势日益危急。面对后金八旗精骑的冲击，大明朝廷上下急谋对策。

万历四十七年（1619）3月，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大败。京师大震。此时在朝中任职的徐光启连上数道奏折，建议练精兵、求真才，制造使用军事器械等。同年10月，徐光启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奉命管理练兵事宜。万历四十八年（1620）4月，徐光启前往通州训练新兵。

为了加强明军的战斗力，徐光启决心借助于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的帮助，购买西洋大炮以强化明军的攻防能力。考虑到葡萄牙人的态度还不明朗，而朝堂上自“南京教案”之后，对于西洋人的戒备心理甚重。因此徐光启决定先不上奏朝廷，而是让他的两位好友李之藻与杨廷筠以私人名义先与葡萄牙人交涉购买武器事宜。

李之藻在高邮治水数年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初因母亲去世而再次回乡丁忧。在接到徐光启的信函后，便和杨廷筠商量赴澳门事宜。经两人讨论，最后决定派杨廷筠的门人，已经受洗入教的张焘带着杨、李筹措到的款项前往澳门购置西洋大炮。

金尼阁在1621年的信中详细记录了张焘此次赴澳门购买大炮的经过：

光启在未知葡人是否愿来，并能援助中国之前，不愿意奏陈皇帝。

……乃致函中国教会两大重要人物，即李之藻与杨廷筠，嘱他们派一二新教友前往澳门，信中告以此行必大有利于国家，尤能为教会树立大功，张弥额尔与孙保禄（张弥额尔（Miguel）即张焘，孙保禄（Paolo）即孙学诗，他也是天主教徒。）遂膺此选，二人抵澳门后，下榻于吾公学。葡人愿以正式官礼接待，而教中上司不允，盖二人虽朝廷官员，但以私人名义前来，并未奉旨。二人乃直陈来意，时葡人虽可托词不允，但二人并未遇丝毫困难，顺利购得大炮四尊，寄送光启，以便献呈皇帝，以为军援。二人仍不以此为足，复自费聘请炮手四人，盖欲以此表示效忠于君也。（Litterae Annuae 1621—(comp.)N.Trigault，Hangzhou，1622，in Histoire de ce qui s’est pas se’es Royaumes du Japon et de la Chine，Tirée des Lettres escrites és années 1621&1622，Adressée au R.P.Mutio Vitelleschi，General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Paris，1627，pp.175.）

张焘等将这批大炮运回内地时，倡议此事的徐光启却因饷械不继，兵员补充缺乏而不得不中止练兵事宜，并屡次以“前疾突发”为由乞求回籍修养。天启元年（1621）3月，他终于获准回籍调理身体。徐光启这次称病辞职，主要还是遭人排挤，其志难伸所至。在他辞职获准后不久，徐光启致函李之藻，坦言其练兵计划未获采纳，令他心灰意冷：

东事披至此，此如早暮寒暑必至之期，而人情以为出其不意耶？汲引纷如，弟每厕名其中，以势度之，恐见及者皆夙昔相期之人，若知其不才而舍之者甚众也。果欲用弟，则夙所陈说，必一一致行然后可。一言不见信，一事不尽法，恐终无益于事也，是惟翁丈知之。方今何等时，而可以君国侥幸，易旦夕之暂荣耶？嗟乎！人各有心，知言甚难，专委任而责成功，此意不复见于今之时，知吾曹必获免于今之世矣。（（明）徐光启：《与李我存太仆》（天启元年辛酉三月），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第465页。）

因为徐光启已经去职，李之藻等担心这批火炮解运至京会所托非人，便决定将其暂存于广信，应聘的葡籍炮手，则被广东官吏遣返回澳门。

徐光启虽奉旨回籍，但他并不急着回到上海老家。离京后在天津暂住。不久，辽东军情恶化，沈阳、辽阳相继陷落。朝廷又急下诏书召回徐光启。正在天津逗留的徐光启接旨后便火速赶回京师就职。

徐光启回京后，上疏明熹宗建议速造西洋大炮，多筑炮台以抵御后金军，并推荐李之藻等主持铸造事宜，另速取去年所购之西洋大炮以加强防务：

今京师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炮。盖火攻之法无他，以大胜小，以多胜寡，以精胜粗，以有捍卫胜无捍卫而已。连次丧失中外大小火铳，悉为奴有，我之长技，与贼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矣。今欲以大、以精胜之，莫如光禄少卿李之藻所陈，与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炮。欲以多胜之，莫如即令之藻与工部主事沈等鸠集工匠，多备材料，星速鼓铸。欲以有捍卫胜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明）徐光启：《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175页。）

李之藻在辽东战事紧急之时也被起复（此前之藻被任命为广东布政使参政，但因辽事紧急被留于京师主持铸造炮台事宜，并未到任。），任光禄寺少卿兼管工部都水清吏司，在徐光启上疏推荐后，又受命监督军需。李之藻到职之后，即在6月初向明熹宗上《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请求朝廷速取四铳，以加强明军的战斗力。

李之藻在奏疏中先指明当前军务危机的关键所在，明军唯有在火器上对后金军占上风，但在辽东连战失利的情况下，明军原有的各类型火炮大多为后金所缴获，这一优势已不复存在：

臣思火器一节。固有不费帑金，不侵官守，深于战守有裨。而可以一骑立致，如香山奥夷商所传西洋大铳者，臣向已经营有绪，兹谨循职言之。臣惟火器者，中国之长技，所恃以得志于四夷者也。顾自奴倡乱三年以来，倾我武库甲仗，辇载而东以百万计。其最称猛烈如神威飞电大将军等器，亦以万计。然而付托匪人，将不知兵，未闻用一器以击贼。而昨者河东骈陷，一切为贼奄有。贼转驱我之人，用我之炮，佐其强弓铁马，愈以逆我颜行。我师否臧，扶伤左次。堂堂天朝，挫于小丑。除凶雪耻，计且安施。今自广宁山海至于京畿，步步须防。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坚致远什倍于前者，未必以能为决胜之计。（（明）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4页。）

在李之藻看来，要解决当前的困境，唯有引入火力更为厉害的西洋大炮，才能恢复明军在火器上的优势地位，进而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取得主动：

则夫西铳流传，正济今日之亟用。以助宣□神武，巩固金瓯；机岂偶然，不可以坐失者矣。臣闻往岁京营，亦曾仿造此铳。然而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术。臣今所言，另有来历。昔在万历年间，西洋陪臣利玛窦归化献琛。神宗皇帝留馆京邸，缙绅多与之游。臣尝询以彼国武备，通无养兵之费。名城大都，最要害处，只列大铳数门，放铳数人，守铳数百人而止。其铳大者长一丈，围三四尺，口径三寸。中容火药数升，杂用碎铁碎铅。外加精铁大弹，亦径三寸，重三四斤。弹制奇巧绝伦，圆形中剖。联以百炼钢条，其长尺余。火发弹飞，钢条挺直横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摧。其余铅铁之力，可暨五六十里。其制铳或铜或铁，煅炼有法。每铳约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车有地平盘，有小轮，有照轮。所攻打或近或远，刻定里数。低昂伸缩，悉有一定规式。其放铳之人，明理识算，兼诸技巧。所给禄秩甚优，不以厮养健儿畜之。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明）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4页。）

在叙述了此前购买西洋大炮的事宜后，李之藻建议尽速将大炮调运至京以加强防务：

臣尝见其携来书籍，有此图样。当时以非素业，未暇讲译。不意玛窦溘先朝露，书遂不传。臣与道义相契，躬为殡殓。礼官奏赐垄恤。风闻在奥夷商，遥荷天恩。一向皆有感激图报之念，亦且识臣姓名。但以朝廷之命临之，俱可招徕抚辑而用也。昨臣在原籍时，少詹事徐光启奉敕练军。欲以此铳在营教演，移书托臣转觅。臣与原任副使杨廷筠合议捐赀，遣臣门人张焘间关往购。夷商闻谕感悦，捐助多金，买得有大铁铳四门。议推善艺头目四人，与伴通事六人，一同诣广。此去年十月间事也，时臣复命回京，欲请勘合应付，催促前来。旋值光启谢事，虑恐铳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万一反为夷虏所得，攻城冲阵，将何抵当。是使一腔报国忠心，反启百年无穷杀运，因停至今。诸人回奥，臣与光启、廷筠惭夷商报效之志。今沈辽暂失，畿辅惊疑。光启奉旨召回，摩厉以须。而臣之不才，又适承乏军需之事。近闻张焘自措资费将铳运至江西广信地方，程途渐近，尤易驰取。兵部马上差官，不过月余可得。（（明）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4—5325页。）

西洋大炮虽然杀伤力惊人，但如无善用之人，也很难发挥其全部威力。因此李之藻认为要使配备该武器的部队人员尽力学习并掌握其制造与运用之技术，方可令西洋大炮尽得其用。而要学习火炮的制造与运用之技术，势必求教于招募来的葡萄牙炮师，对于这些火炮专家，李之藻主张给予较高待遇，以使他们能“悉心传授”。此外他还在疏中建议访求尚未离境的传教士（李之藻建议访求传教士以帮助明军掌握西洋火炮技术，自然是希望借此机会缓解“南京教案”后天主教在华的不利处境，并为传教事业争取合法地位。徐光启对于此事也十分积极。），让他们协助翻译与火炮有关的书籍，帮助明军掌握先进的西洋火炮技术：

但此秘密神铳，虽得其器。苟无其人，铸炼之法不传，点放之术不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总亦无大裨益。又其人生长广海，万里远来。抑或沿途水土不服，存亡难料，必须每色备致数人，以防意外乏绝之虞。相应行文彼中制按，仍将前者善艺夷目诸人招谕来京，大抵多多益善。合用饷饩原议夷目每名每年安家银一百两，日用衣粮银一百三十六两，余人每名每年银四十两。缘此善艺夷目等众，奥商倚藉为命，资给素丰。不施厚糈，无以劝之使来，臣等共竭私家之力，不过如斯忠义相勉，此曹亦无赊望。若论朝廷购募，当此吃紧用人之际不妨更从优厚，用示鼓舞，庶肯悉心传授。如谓廪费太重，则今各处所养无能之将，无用之兵，岁糜若干，宁堪查核。此当计实效之有无，不当算钱粮之多寡者也。至于试有实效，一铳之用真抵精铳数千。防护此铳，又当如护连城，勿俾奸细窃窥致有疏失。必须再练罴虎万人。配以精甲利兵，翼以刚车壮马，统以智勇良将，方可畀以此铳成师而出。鼓行而东，恢疆犁穴。计自无难，因而依法广铸，传术九边，每边各有数门，幕南应无虏迹。渐可汰兵省饷，休养元元，利益不小。至于铸造之妙，耐久不炸，铁不如铜。但其所费不赀，有非今日财力所能办者，仍当就彼番舶多方购求。地方诸臣，虑无不气厉吞胡，忠先忧国。是区区者而不能致，则亦臣愚之所未信矣。臣又惟致铳尚易，募人实难。

道里固远近悬殊，警报则岁月难待。忆昔玛窦伴侣尚有阳玛诺、毕方济（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意大利传教士，1603年入耶稣会，1613年来华，先后在北京、山东、江南、广东等地传教，并曾受南明政权之命出使澳门求援，卒于广州。）等若而人，原非坐名奉旨遣还人数。其势不能自归，大抵流寓中土。其人若在，其书必存。亦可按图揣摩，豫资讲肄。是应出示招徕，抑以隗致在奥夷商。招示国家广大茹涵之意，令毋疑阻，愈坚效顺之忱者也。如果臣言可采，伏乞圣明俯允。敕下兵部复议停妥，马上差人填给勘合一面，前往广信府，查将原寄在铳四门督同张焘陆路押解来京。一面前往广东赍文制按衙门，转行道府，招谕前项善能制造点放夷目诸人，仍前赴京报效，及将阳玛诺等一面出示招徕以广群策，伏惟圣慈俯垂裁择。（（明）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5—5326页。）

在李之藻上奏的同时，兵部尚书崔景荣亦上《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乞敕速取，以扬天威，以殄夷疏》，建议尽快将张焘等所购西洋火炮搬运入京，以装备明军：

夫西洋传此神器，乃为中朝有心人所得，即人巧之献奇，知天心之助顺矣。夫来自殊方，待之自当破格，况人数不多，费用能几？加衔守备张焘，间关万里，捐赀曲致；已取四铳到江西广信府，臣部便马上差官，同加衔守备孙学诗，勒限一月，搬运入都。到日验之果效，就其原价盘费，倍数偿补。再移咨广中巡抚诸臣，征取原来善制火器数人，并盔甲兵器数件。广省工匠曾在澳中打造者，亦调二十余人，星夜赴京。此中仍豫备铜铁物料，以便制造；精选有力便捷兵士，以待教演。差出员役，与澳工同来，寺臣谓阮泰元者素习西情，可使也。（（明）崔景荣：《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乞敕速取，以扬天威，以殄夷疏》。转引自方豪：《李之藻研究》，第162页。）

崔景荣在奏疏中也强调访求传教士的重要性：

惟是诸澳工素所信服者，西洋陪臣阳玛诺、毕方济等，皆博涉通综，深明度数，并饬同来，商略制造。兼以调御诸工。器得人而尽利，人藉器以用神。（（明）崔景荣：《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乞敕速取，以扬天威，以殄夷疏》。转引自方豪：《李之藻研究》，第169页。）

在李、崔两人上奏后，徐光启也上呈《台铳事宜疏》，建议尽速派人访求毕、阳等传教士：

然此法传自西国，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请求，仅得百分之一二。今略参以己意，恐未必尽合本法。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则之藻所称陪臣毕方济、阳玛诺等，尚在内地，且携有图说。臣于去年一面遣人取铳，亦一面差人访求，今宜速令玛窦门人丘良厚见守赐茔者，访取前来，依其图说，酌量制造，此皆人之当议者也。（（明）徐光启：《台铳事宜疏》，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188页。）

此后，刑部尚书黄克缵、刑部侍郎邹元标等也纷纷上奏请求朝廷购枪造炮，明熹宗遂决定将已购西洋大炮运送至京师，并派张焘、孙学诗再赴澳门，采购更多的西洋火器。还下诏访求通晓火器的传教士。

存放在广信府的四门西洋大炮于天启元年（1621）底解运抵京。据《明熹宗实录》卷一六记载：

先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建议，谓城守火器，必得西洋大铳，练兵词臣徐光启因令守备孙学诗赴广，于香山澳购得四铳。至是解京，仍令赴广取红夷铜铳，及选募惯造惯放夷商赴京。（《明熹宗实录》卷一六（天启元年十二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

这四门大炮运抵京师后即被明军装备，在此后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建树了不少功勋。据瞿式耜《讲求火器疏》中所言，这四门大炮中的一门在天启六年（1626）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臣考万历四十七年（瞿式耜此处叙述年代有误，四大炮购置是在泰昌元年（1620），运京则在天启元年（1621），非万历四十七年（1619）。）奉旨训练，遣使购求，而得西洋所进大炮四门者，今礼部右侍郎徐光启也。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后奉敕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正此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明）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

张焘、孙学诗于天启元年（1621）7月间再度抵达澳门，这次他们是代表明廷的钦使，在当地更是大受欢迎。据巴托利《中国耶稣会史》记载，张焘等在当地顺利聘请了葡籍炮手多名，澳门当局还派出了一支100人的小军队来支援明王朝：

当地（指澳门——引者注）得知消息，群议要派出葡萄牙的精锐武装部队，前往内地支持大明皇帝；另外又派出一百人的队伍担任辅助，这支队伍也由军人组成，由洛伦特·蒂·里斯·范里奥（此人姓名与中文史籍上所记载的崇祯年间雇用的葡萄牙军官公沙的西劳(Goncalvo Teixeira Correa，？—1632)的副手鲁未略的葡文名字相近，疑为同一人。）（Laurent de Lis Veglio）统率，他的军衔是陆军中尉，作战非常骁勇。他之所以欣然接受这一艰巨任务，不是出于虚荣心，而源于他对宗教的热诚，其惟一的目的，是打算借此伴送传教士进入北京。能够获得澳门当局的帮助，其功劳应归于李之藻。

……皇帝亲自下诏书给澳门当局，并委任孙学诗及张焘二人为使者。皇帝钦派的使臣到澳门来，实属创举。当二人出现于澳门时，其仪仗侍卫之盛令民众夹道而观，都想一睹其丰采。澳门士绅也全体率仪仗相迎，并在一华美的大厅中接待。不久以前，一艘英船为飓风卷至中国东海岸，船已破损，船上所有的巨炮三十尊，已为中国所获，钦使因此要求聘请技能优秀的炮手十人，因为此前所聘请四人已经被遣返回澳门了。（P.Daniello Bartoli：De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La Cina.Terza parte dell’Asia，Firenze，1829.IV，pp.717—728.此段翻译参考了方豪的译文。）

张焘等人在完成购炮和聘请炮手事宜后，原打算尽快返回。但这时朝中政局又发生变化。传教士们的死敌沈入阁任大学士，他立即着手阻挠购买西洋火炮的事宜，而徐如珂、余懋孳等官员，也迎合沈的意图，再度弹劾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认为他们是邪教魁首，要求朝廷严加惩治。（参见陈垣：《浙西李之藻传》，《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6页。）在这种气氛下，运送西洋火炮回内地的事也被搁置下来。直到天启三年（1623）4月，张焘才将新购置的22门西洋火炮解送到京，同来的还有招募的23名葡籍炮手和1名翻译。而这时倡议并主持该事的徐光启、李之藻都已在守旧势力的排斥下被迫去职。解送至京的火炮一部分被调往山海关，其余则用于防守京城。解运山海关的火炮以后又陆续运往宁锦前线，在与后金军的交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葡籍炮手则留在京师训练明军炮手。后在试炮时一门火炮发生故障自爆，葡萄牙炮手约翰·哥里亚（Joao Correa）被当场炸死。守旧势力借机发难，认为雇用葡人有百害而无一利，便将余下的葡籍炮手全部遣返澳门。

访求传教士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正如曾德昭所言：“因为找神父的人，很清楚神父在哪里。”（［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84页。）刚开始传教士对于参与制造火炮表示疑虑和反对，“神父们强烈反对采取这个让他们重振旗鼓的特殊措施，理由是，他们完全不懂战争武装，及有关军事的一切情况。因此他们并不认为以此为理由提出申求是合宜的。”而倡议此事的徐光启和李之藻很清楚这只是一出有趣的戏剧。李之藻针对传教士们的疑虑作了这样的答复：“神父们，别让这个干扰你们，因为以军事为理由，对于我们来说，不过像针和裁缝的关系而已，裁缝穿针引线，衣服于是告成，到时把针取掉；诸位师长一旦奉圣旨入京，打仗的武器将变为书写的笔。”（［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84页。）

在打消了传教士们的顾虑后，这场寻找行动正式开场了。当时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的罗如望（罗如望，葡萄牙传教士，1583年入耶稣会，1598年入华，一直在江南传教，后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卒于杭州。）（Jean de Rocha，1566—1623）很快接到了皇帝的诏令，让他指派两名传教士去北京指导火器制作。罗如望选择了龙华民和阳玛诺作为所谓的火器专家前往北京。在两名传教士到达北京之后，这出戏剧的第二幕开始了。

龙华民和阳玛诺被带到兵部。兵部的官员们问他们是否能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红夷大炮，还问他们是不是使用红夷大炮的专家。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陈述说，他们是宗教的专家，不是军队的炮手。不过，他们可以劝说葡萄牙人的炮手来做这项工作。他们的回答让兵部满意，因此被允许在北京住下。（［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171页。）

传教士们在被驱逐出北京五年之后又回到了这座城市。他们住进原来的居处，继续被中断了的传教事业，尽管有着火器专家的头衔，但传教士只需“管他们职能方面的事，从不提有关的战争、鞑靼人或武器”（［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85页。）。

在明廷禁止天主教数年后，传教士们借助于火器专家的名义在中国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在西洋大炮的帮助下，受到沉重打击的天主教开始复苏，而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西学传播又开始了。

李之藻起复入京后，即受命主持军需事务，主要是负责筹措京师防御所需军备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整顿后，他上奏明熹宗，提出了防御京师所需军备物质的详细规划。

在《谨循职掌议处城守军需以固根本疏》中，李之藻先详细列举了北京防御计划在军事上的种种部署：

项缘河东失陷，畿辅震惊。都城守御合用器械铳炮火药，奉旨严限责成。臣最菲劣，蒙恩拔擢卿寺，监理军需。臣于四月二十一日始奉部札，至五月初二日始领礼部所铸钦给关防，则臣之受事，实在奉旨再旬之后也。臣惟事关军旅，呼吸安危，部堂具疏之时，臣即豫会坐门勋戚九卿台省司马之属。于前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遍阅城楼，见贮甲仗，缺者议补，损者议修。盖臣固不敢以婴城为下策，而致弛牖户之防。亦不敢谓坐井之足窥，而不师群策之益。或者议集于盈庭，而臣奉令承教，亦可幸无罪也。乃诸臣言人人殊，有谓每垛宜设悬帘捍矢石者，有谓宜用挨牌垛口遮护者，有谓宜用折角铳炮望下冲打者，有谓垛口各悬滚木与灰瓶炸炮并击者，有谓宜多备草束加硝黄掷焚攻具者，有谓宜办木女墙以备意外崩缺之虞者，有谓宜逐段树栅以断守军惊溃之路者。有谓宜于两台相望处，高结战栅，擎驾城外射打近城贼徒者。有谓宜立高大旗竿上扎巢者，有谓宜设陷马滚轮暗置品坑者。此皆各抒忠荩以卫社稷，第令钱粮饶裕，不妨并蓄兼收。调度得人，畴非御侮石画。第其间用有缓急，故持议人有异同。酌以时宜，参之事力，又当先其急者同者，约略而论防御之器。大率长兵短兵二等。长兵御贼于数百步外，铳炮为先，辅以毒弩劲弓，俾不得逼近城濠，此最稳着。万一逆贼有以御我，舁其攻具，蓦濠薄城，此时短兵相接。钢斧长刀，钩镰虎，其必用者矣。炸炮灰瓶，滚木石，诸机巧亦所协用者矣。第其中有当计而设者，滚木架悬掷蚁附，撞车架横击机梯，以至悬闸之绳板，箭楼之铳炮，城楼将台之号旗，濠桥外埋伏之钉板蒺藜。此类皆须豫置各门，看警移用。有当计铺而设者，金一鼓一梆一，以传暗号。大水桶一二，以备扑救，以解烦渴。有轮火炉一，以备烧煅。又设大铁佛郎机四位，虎蹲连珠百子等炮四位，火箭火药铅弹称是，此类皆宜随铺措办。以听临期移置。马面，三面冲打者也。有当计垛口而设者，每垛一军，每军一铳，似已敷用，然而装药接放多多益善。惟是铳不多得，今议火铳毒弩，相间而用。每十垛以五铳五弩当先，次各有副。俾其铳一放一装，其弩一发一张。是十垛口，凡用十铳十弩也。铳则不拘鸟嘴、夹靶、三眼、快枪等器，但据今所见有者，随便分派。火药铅弹，尤当多备。毒弩毒药亦如之。短兵则每五垛设军器，一垛上插大斧、大刀、钩镰、虎各二把。五垛五军，今赢其三，或以备一时之乏也。又长柄水斗一，便挹注也。灯竿一枝，灯笼二个，黑油罩全，备夜照也。以上按垛而设皆不可少，此臣会会诸臣酌议分派之大略也。（（明）李之藻：《谨循职掌议处城守军需以固根本疏》，（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6—5327页。）

防御计划已定，接下来就是需要为此提供多少军备物资。李之藻在奏疏中开列了一份详细的清单：

而最吃紧者，提炼精细之火药。旧皆贮于盔甲厂一处，不惟远地难于取用，抑且积聚或有可虞。不如每门各造砖库一所，中设地，外筑墙垣。每库细药万斤，再搬贮粗药万斤。总计都城九门，重城七门，合备粗细火药三十二万斤。此外应备滚木架六十四座，撞车架三十二座，钉板三百二十扇，生铁炸炮四千八百个，铁蒺藜六万四千个，灰瓶一万六千个。都重城楼角楼箭窗，通共一千五百六十眼。上一层用佛郎机，余用鸟嘴夹靶三眼快枪等器。内外城铺舍，共二百九十六处。城垛二万七百七十七口，共备大佛郎机一千六百零八架。鸟嘴等铳夹靶等枪，共一万一千九百一十三件。虎蹲等炮，一千一百八十四位。火箭五十九万二千枝。毒弩照垛口之数，箭百枝。火炉金鼓木梆，照铺舍之数，水桶倍之。刀斧、钩镰、虎各八千三百一十二把，军器架、水斗、灯竿，各四千一百六十五柄。灯笼灯罩又倍之。其它悬帘战棚诸类，应是临时酌用。若至坚壁清野之时，近城高树，附城房屋，势所不留，皆我滚木棚垒之资。此时库藏非饶，未须豫设。其旗号、盔甲、弓箭、长枪、腰刀、防牌，则万历四十七年新所修造者，堪用尚多。但彼时竞谈节省，所备仅半。今须每门各增盔甲三百副，共增四千八百副，仅足以供门军披执之用。至于城军，原未议及。臣兹豫计城军器械，其数若此，然而临机损益，变化若神，自有总督重臣主之，非臣之愚所能豫定于今日者也。臣又往谘协理佥院，则谓刀斧、甲胄诸器，京营俱有，须修不须制。而欲臣先造战车六百七十辆以供教肄。此为水衡惜无措之费，为臣惜有限之力，与有限之光阴，先于其急。第使车营严阵于郊，而城下之战可纾也。老臣计虑深确，臣甚服焉。（（明）李之藻：《谨循职掌议处城守军需以固根本疏》，（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7—5328页。）

在奏疏最后李之藻还批评了军需供应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措施，如各部门明确职能，减少附加需索，鼓励武器制造上的革新，加强质量管理等等：

以理论之，祖制设有城守营军。有一垛即有一军，有一军即有一器。居恒持以操练，有事挟以登陴，诚不须更为造办。然而承平习玩，即如近议修补甲仗一节。文移往来，已非一日，而倏议厂修，倏议营修，迄无归着。倘更临期有缺，臣愚将毋执其咎乎。合无容臣查将兵仗局、戊字库、盔甲、王恭二厂见贮前项军器有堪用者，且抵前数。堪修者照数抵足，运发各门收贮，以备城守之用。其余陆续整理会同验收存贮两厂，以备边镇取讨之需。其无见贮如滚木架、撞车架之类，必须作速分造，事不宜迟，又非一手一足所办。臣愚以为凡属木制架座板扇，应借营缮司。凡属水桶水斗，应借都水司。而至于铜铁火药器仗之属，则虞衡司盔甲两厂。原自专官莅事，又不待言。诸皆择委贤能，庶几众擎易举。内除戎政府旧造大斧一万五千把，原以豫备城守，不须另造；及有木柄三万根，议加铁刃，今就用为刀、钩镰之柄。其余在营旧敝甲仗等物，虽未交厂，据咨已有成数。就彼核实，速估修理，足以供其操演。似此分派各项军需，俱有要领，缪绸根本，将或无误。独有一瓢十舁，推委弃置，而又浮慕节省之名，不究实际之用。费银一两，实用不及五钱。器则以节省而恣其苦窳，官又以节省而颇碍苛求。衙蠹需索，实繁有徒。积棍营窠，法不可试。稍一清厘，谤帖盈路。是以大家苟挨岁月，以致武备之日坏，而今何时哉。臣愿自今军需修造，悉遵旧估，免其什一扣除。有献新巧车制铳制，堪以施用者，不妨稍宽其值，以尽其用。估务充不务俭，器贵精不贵多。庶几制一器，获一器之用。而不以卒与敌乎！至于作奸冒破，法在必惩。更须申饬赫连勃勃之治军器也，以弓射不贯即斩弓人，射贯即斩亟人。今六曹分秩，笞杖不得擅拟。极大奸猾，恭送之后，每从轻释，人亦何惮而不玩法以渔利哉。当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必须造器之时，三复查验。倘有作弊不堪，有司扑造。堪者必镌官匠姓名，送营之后，试验不堪，坐名鞭贯。临敌误事，必斩以徇。治军器参用军法，理或穸然，则亦庶知儆乎。然臣所虞仍不止此，京营行伍耗蠹，振作实难。率倩市游，昨甲今乙，操演已同戏剧。见敌委而去之，积械如山，未免徒以资寇。则辽东之近事可鉴，而臣心滋戚已。所愿与在事诸臣，共肩劳怨，以补救于万分之一者也。（（明）李之藻：《谨循职掌议处城守军需以固根本疏》，（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8—5329页。）

李之藻对于军需供应中弊端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其改进措施也切中要害。但在大明王朝日趋腐败没落的大趋势下，李之藻的建议也基本上被束之高阁。

辽东战事失利后，北京的安全保障成为明廷关心的第一要事。建造炮台护卫京师受到了朝廷的极大重视。徐光启鉴于建造炮台需要精通度数、才智兼备的主持者，在所上《台铳事宜疏》中建议由李之藻专门负责此事：

造台之人，不止兼取才守，必须精通度数，如寺臣李之藻尽堪办此，故当释去别差，专董其事。（（明）徐光启：《台铳事宜疏》，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188页。）

天启皇帝对于可以护卫京畿的炮台建设十分关注。他下诏命工部尚书王佐总领此事，而由李之藻加以协助。王佐对于徐光启制造西方火器的主张一直相当支持。因此当徐光启得知是由泰蒙公（王佐字泰蒙）主持修造炮台事宜后大喜，认为由王主持、李辅佐，其事当可顺利推行。他随即致函李之藻，指出修筑炮台关系国家“千万年苞桑之固”，是“万世之计”。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去除拘泥常格，因循积弊等弊端，集思广益，该用则用，无用则省。

读泰蒙公手札，以手加额，此功成，真国家千万年苞桑之固，惟兄知此言大而非夸也。荀卿言用财欲泰，用之而当，虽泰实省。目前军火器械皆非克敌制胜之具：弟前疏谓今日之害，只是拘泥常格，因循积弊。不除此二端，虽空竭帑藏，终无实用、终无战胜守固之理。今时危势亟，正是可为之时，又得泰老主之，仁兄佐之，岂非多难兴邦、国以人兴之一机乎？一切修造大应集思详议，有实用虽数倍工价不足惜；无实用者虽毫厘亦妄费也。

……炮费亦钜，如得泰老主持，弟尚欲专请内帑助之。此万世之计，而金石不毁，千年常在，不比寻常之费一往不返者，计明主所不靳也。（（明）徐光启：《与李我存太仆》（天启元年辛酉五月），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第465—466页。）

徐光启在信中还提到他对于火器使用和制造的心得，告诫李之藻勿受工匠欺骗。

火器一节，少不如法，非止无益，伤害极惨，尤宜慎之。昨与敝同年言一器佳恶，而孙恺老云“不必与辨，第须造成试之”，此言可谓居要。第试亦有真伪，今之名为试验，实受匠役所欺者多矣。武弁方士，类言火器，而十无一真，亦宜择善而从，长中取长可也。近言战车者，但取轻便，昔年俞虚江所造，一概抹杀。不知贼之车甚坚甚重，与之火器甚大甚多，而专以轻小当之可乎？愚意谓宜兼用，惧勿一向求轻也。火药合成者不宜太多，余宜炼清各贮以防火，且多备杵臼，事急之日，人人可以用力，何患不及乎？更如西国法，多备连臼尤便矣。若多积井积，游行出地之火，时有焚烧，非天灾也。（（明）徐光启：《与李我存太仆》（天启元年辛酉五月），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第466页。）

李之藻和徐光启反复商议，将炮台的图样、规制、长阔尺寸，所需用的砖石数量，以及整个周城需用几座炮台等一一确定，然后由李之藻制成木质模型一座，交由工部详细审议，擅长算术的李之藻还详细计算了修筑一座炮台所需的各种费用，包括木石砖灰等材料的数量统计和估价以及制作工匠的工价。此后，徐光启自己也制成一小型模型。

正当徐、李专心于炮台的设计和制造事务时，朝廷中一些守旧官员却热衷于对他们进行攻讦。在他们的压力下，徐光启不得不再度称病离职。（徐光启在致工部尚书王佐的信函中就提到：“前领到文字，即拟报命，而累被指摘，上章乞归。”（参见（明）徐光启：《与王泰蒙大司空》，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第472页。）李之藻的处境也日益困难。但他仍为炮台的建筑尽心尽力，希望能以此挽回大明日益衰败的国运。

天启二年（1622），辽东明军因经抚不和，导致广宁大败，关外之地几乎尽失。朝廷上下深为之震惊，一些陈腐官僚畏敌如虎，主张退守山海关，尽弃关外之地。也有朝臣建议招抚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明人称为虎墩兔憨），让他从侧翼威胁后金，并合力收复广宁。此前明朝几次招抚林丹汗，而察哈尔部仍多次入寇边关，且林丹汗常以助明为名，“邀索无厌”。李之藻并不反对以夷制夷（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太仆寺少卿管工部水司郎中李之藻题‘以夷攻夷’二策，内言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参见《明熹宗实录》卷二七（天启二年十月）。），但明廷在招抚林丹汗一事上不仅未得其助力，却屡遭其勒索。如仍沿用以往招抚之策，势必未受其利，反受其害。因此李之藻向明熹宗进呈《山海关西虏抚赏议》奏疏，提出新的招抚方案。

李之藻首先指出招抚林丹汗的必要性：

议得虎墩兔憨抚赏，旧在广宁一带。广宁弃而山海关东四百余里之地，荡为飞磷。我与憨邈不相接，安所从索赏于我，乃兹议其抚赏何也。憨雄长于东北我不抚，奴将媾焉。夷与虏合，我益不支，难一。又目今朵颜诸部，皆受抚去。憨贪汉物，我不往抚。彼亦且来索，而我不暇拒，难二，故不若因而用之。（李之藻：《山海关西虏抚赏议》，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5—5336页。）

鉴于以往招抚策略的失败，李之藻提出的招抚政策有以下几点改变：一、直接与林丹汗打交道，避开中间的种种环节；二、抚赏专用，“有广宁则还以广宁之赏”；三、以林丹汗可以独享抚赏引诱之，令其为我所用。

职是以有用夷之疏也。然而职所谓用憨者，非教猱升木，开其需索之端；恣其壑之欲，如金缯岁帑之谓也。又非漫听抚夷猾弁，私构近边小酋。巧立名色，多方恐惕。非惟内诳督府，抑且外诳憨酋。我费其什，憨不得其一者也。固将用肯綮之人。如王世忠者直入憨庭，交关阏氏。教以自固之策，激以事奴之辱，动以复仇之谊，歆以兴灭之名。彼虽犬羊，亦有血性。婚姻仇怨，理所不忘。而就中又以抚赏啖之，使必摇尾而来。故抚赏者，吾所必用，而非所专用。且为恢复广宁，缚献孙得功而用。或功有可录而酬以示信，或情已毕见而犒以为招。非无端麇至塞下，而倾储给之。如今日之所云者也。有广宁则还以广宁之赏，无广宁则吾之赏抑有何名。赏之费，又恶从出。令我失广宁之地，复任广宁之费，无论我实不堪。乃憨旧负协助广宁之约，今无恢复广宁之功，无端而挟百万之赏。谁教虏为是者，不亦大可讶乎？今云斟酌于新旧之额，岁费约镪百万。再四商确，似不容啬。则是督府已有成数，本兵已有成议，事机呼吸，阃外之计，其谁得而遥制焉？然而既寻广宁之赏，当傍广宁之额，总之不离旧额者近是。吾毋徇诸弁之说，择人而使，与憨面自讲折，以广宁之复与不复决抚赏之行与不行。渠发兵而复我广宁，我分军合营守之。如古戊已校尉，贼来为我打围。师出为我犄角。吾论功而旌之金帛，或计口而给之米布。譬如内地调募，庸独无费，悉所不吝。而不然者，尺寸之功未据，膏血之吮何穷。即今十万百万，已属难供，况有明年后年，又将何继。沃焦奚益岁币伤体，不俟借筋以画，而后知其不可也。今天子宵旰东事，非靳帑也。帑发而用之于边，有当有不当，则督臣任之。譬如棋弈，争一着之先。如职前议先机一着，情有所必揣，机有所必应。乘其未动，诱之以战胜拓地，而赏格施焉。彼自报仇，彼自御侮，吾因其势而导之。出我汉物，用为表饵，于以鼓舞其间。人不必有定额，年不必有定例。一切缓急厚薄，我皆得而操其权。是中国常尊，而诸虏为我折垂使也。不然而听狡弁之瞽说，乘危要挟，抚赏骤增，名曰岁额，将来彼虏视为应得之物。受之不恩，裁之即怨。置豺狼于肘腋，狺狺而起，又何以善其后哉。今天气尚炎，憨素骄贵，恋巢不出，必未拥众临关。诸弁讲赏，必是小酋贵英教之。指一科十，乃是从来宿弊。谓宜乘其未来，先往讲折，与憨觌面，理谕情通。使知曩日之讲，利归群部，今日之讲，利归虏主。富弼之说契丹，用此道矣。而又使知曩日抚赏，滥恶相欺。今兹抚赏，实堪叹着。即使稍裁原额，渠亦以为望外之恩。而况我固厚之，有不感激报效者乎。然后相与订盟，钻刀说誓。既誓之后，永坚无改。纵使从征不赡，但令保塞有余，此数十年之计也。总之费不在钜，在于当机。如谓奴馈金银无美，我非多饵不能使为我用。不惟堂堂天朝，无与奴争媚争献听命于胡诌之理。即奴气骄志满，亦恐未屑媚憨释憾，为近交远攻之拙也。职以为今日者朝廷毋靳百万之帑，为异时愤事者口实。而督府斟酌机宜，亦毋轻信诸弁而辄拟岁额，以为诸虏异时之口实。且仍用一肯綮之人以往，而不然者，宁储之以为军实，与经略秣马饱士外。固守而内修恢复之令，意者其有益于国乎。（李之藻：《山海关西虏抚赏议》，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三《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6—5337页。）

察哈尔部作为漠南蒙古最为强大的蒙古部落，如果明朝能善用其力，对于后金就形成夹攻之势。明军在辽东的不利态势也将大为改观。但朝廷大员关于招抚事始终议论不定，坐失良机。最终坐视察哈尔部被清军击破，而漠南蒙古各部也尽数归顺清军，反成为清军攻明的助力。

在徐光启离职之后，朝堂上的斗争愈演愈烈。随着魏忠贤逐步掌握朝廷大权，阉党势力逐渐布满朝廷，正直的官员纷纷去职，李之藻在朝中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了。

在上海闲居的徐光启得知李之藻在京师的境况，遂致函慰勉，信中说：

东事之殷，弟于人情事势，稍稍知有今日，故请出使东藩，少可干济一二耳。既已差池，便当噤口束手，而感激隆知，勉就时局，尚图万一之幸，不忍逆料其必如所料也。既而果然。迨辽阳既陷，当事者方一意借重，翁丈亦出身任事，而弟不敢沮；弟之既去，亦知翁丈之必有今日，前书中略及之而不敢尽，盖亦图万一之幸，犹前志也，孰料其又如所料耶？虽然，使后来者果能了此，吾辈又何求焉。吾辈所志、所言、所事，要可俟诸天下后世而已，他勿论矣。（徐光启：《与李我存太仆》（天启二年壬戌），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第466—467页。）

徐光启自己被守旧官僚排挤而托病归，自然很了解李之藻当时的处境。但他也只能以“使后来者果能了此，吾辈又何求焉。吾辈所志、所言、所事，要可俟诸天下后世而已，他勿论矣”这样的话语来劝勉李之藻，对于此时政局的黑暗，徐光启也只有无可奈何而已。

天启三年（1623）初，无耻小人顾秉谦、魏广微等相继通过谄事魏忠贤而入阁，政局更加昏暗。李之藻感“志不用”，便上疏告归。次年，杨廷筠也告老还乡。复出为官的徐光启在天启五年（1625）被阉党弹劾而去职。此后，魏忠贤权势滔天，屡兴大狱迫害正直之士，天启朝的政治黑暗至此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