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身苦处的《诗历》_从性情而出的诗论

横身苦处的《诗历》_从性情而出的诗论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61章　横身苦处的《诗历》——从性情而出的诗论

黄宗羲写诗始于崇祯三年，他在南都应试参加复社金陵大会，时年二十一岁。会聚在金陵的南方诗人，如广东的韩上柱，福建的林古度，绍兴的黄居中，苏州的林云凤等，都向他授以作诗之法。还参加南司空何乔远主持的金陵诗社凤凰台诗会。他自称“余时颇领厓略，妄相唱和”，但领悟的厓略，仅修辞琢句，抑扬声调之间，使与“古人一二相合”而已，因此，“明知久久学之，必无进益，故于风、雅意绪阔略，其间驴背篷底，茅店客位，酒醒梦余不容读书之处，间括韵语，以销永漏，以破寂寥。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题辞》。

可知他当时写诗的兴趣不高，但还是写了一些，可惜他在晚明所写的诗，一首也没有留下，仅留下一些鸿爪，他在《旧诗序》里，保留了昔日复社名士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三人为他的诗册所作的《序》。据罗万藻所说，“壬申冬”，昆山朱浮石“手太冲所为诗一册示予”《全集》第十一册《旧诗序·罗万藻序》。壬申为崇祯五年，离崇祯三年仅二年，黄宗羲已积诗成册，请这三位复社盟兄为他作诗序。罗万藻接着说：太冲英才磊落，挟少年之气，今其诗幽折峭拔，而忳悒多思，与老成积于世故者相类。其《铁琴》、《死战马》、《老狐行》诸篇，命事称名，亦颇与原（屈原）之《山鬼》、《国殇》，翱（谢翱）之《铁如意》、《玉麈尾》同。至其《红闺》、《丽事》诸诗，岂所谓托情男女，亦《宓妃》、《佚女》、《洗蓝曲》、《楚女谣》之致类乎？何其情之峭以深也？哀心感之，无言不疾，故曰“发愤于太仆之所为作多矣”。他在《序》里提到好几首诗篇的名称，又指出黄宗羲当时诗的风格：幽折峭拔，更说明黄宗羲的诗是有感而发的，即“发愤于太仆之所为作”。

艾南英也点出他“发愤于太仆之所为作”，太仆，即太仆卿，黄尊素于崇祯即位后，赠以太仆寺卿，赐祭葬。艾南英说：“当是时，逆珰借外廷以攻君子，非先帝意也。公有子太冲，博学能古文词，尤攻为诗。读所谓《老狐行》，若未尝怨诽其上，而一时受祸之深，所以致祸之由，读者如见其人，盖深于诗人之意者。”《全集》第十一册《旧诗序·艾南英序》。艾南英举黄宗羲所作《老狐行》一诗有关黄尊素被害的诗句，说明虽发愤，其诗怨诽而不乱。至于陈际泰的《序》，则以谈黄尊素为主，如说“逆珰败而黄子行歌”《全集》第十一册《旧诗序·陈际泰序》。等，但对黄宗羲的诗谈得很少。

这些诗序都述及黄尊素，可以看到黄宗羲在袖锥讼冤后的二三年中，他的心情尚未从父亲惨死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在《旧诗序》后有一小段自注：“三序皆少时旧稿，今无一存者。存此以识知己之感。”他在前明所作之诗，当失落于避地逃难之时，从这一自注，当可推定《旧诗序》为他在康熙二十四年扩编成《南雷诗历》时所编。(www.guayunfan.com)

明亡，黄宗羲目睹腥风血雨，天地变色的惨状，又经过自己踵侧焦原，手缚雕虎，濒于十死的经历，他一方面感到必须抢救明亡抗清这段历史，除写《弘光实录钞》、《海外恸哭记》、《行朝录》等史著和以碑传作史传外，而他自己的这段经历，也是见证这一天崩地解巨大变化的历史实录。因此，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四十七岁时，他就开始写自己的年谱，他在《书年谱上》诗中说：“等闲四十七于今，风絮雨萍何处寻？八尺血光开鬼路，二商日影破琴心。鸡推噩梦归残角，自比古人庶艺林。珍重他年书下卷，芒鞋藤杖记登临。”《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一《书年谱上》。按：黄宗羲自编《年谱》一直未停，卒后藏于续钞堂。康熙五十二年，其家不戒于火，藏书半失。火余之书，由郑梁子郑性载之以去，藏于其家二老阁中，而其自著《年谱》尚存。据郑性子郑勋说：“公自著年谱，勋曾见于从兄家，未手录。”很可惜，这本黄宗羲手定《年谱》不知为何又失，有可能郑家自毁于雍正、乾隆年间兴文字狱之时。黄宗羲五世孙黄璋，曾据其家藏神道碑及黄宗羲著作，编其祖《年谱》，是为黄宗羲第二本《年谱》。郑勋于是手录这本年谱，“复补其所未及”，这是第三本《年谱》。然这二本年谱后又佚。现所存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当为黄氏的第四本年谱。见徐嵩《二老阁记》，黄璋《重修南雷文定后序》及郑勋所著已佚名的稿本。此后，他一直写自己的年谱，以图纪录自己见证历史的一页。另一方面，通过现实的严酷磨难，他悟到诗为心声，而心声应是时代的反映。晚明时期他写的这些诗，不过是摹仿古人的修辞琢句之作，“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耳！”《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题辞》。于是他开始在康熙三年，审视明亡后自己的诗作，删去一部份，编成一卷。二十一年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又再次删节这二十一年中的诗作，将原来所有近千首中的诗，削去十之八九，编成三卷。关于《南雷诗历》所编时间，见吴光《黄宗羲遗著考》（六）《南雷诗集考·南雷诗历》。编成后，取名《南雷诗历》，在诗集卷前作《题辞》以为序，其中说：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适所从耶？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若无王、孟、李、杜之学，徒借枕籍咀嚼之力以求其似，盖未有不伪者也。……余不学诗，然积数十年之久，亦近千篇。乃尽行汰去，存其十之一二。师友既尽，孰定吾文？但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谓不逼真耳。南雷黄宗羲题。黄宗羲在这里仅讲到从文学角度上予以汰除。其中尚有另一汰除原因他没有讲，即由于忌讳之故。康熙二十四年前编的三卷，正是他历经明亡抗清的烽火连天和颠沛流离的岁月，悼念抗清死难烈士，怀念故友。

他为二十年后交入“大壮”而弘扬蕺山之学，整理《明文案》，编著《明儒学案》以抢救故国文献；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培养青年士子，以传播汉高级文化，乃至三藩之乱后对交入“大壮”的希望和失望之时，为捍卫蕺山之学与程朱学派的论争，这正是他一生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这大半生与国家兴亡和学术消长有密切关系，所以他的《诗历》，应属诗史，在某些方面可以补正史的不足。

可惜的是，经过康熙二年湖州的庄廷珑明史案之狱，康熙十八年后的程朱、王刘之争所形成的思想统治的无形压力，他自然不敢将自己埋在心里的某些真实的心声，直接形于纸上，在“删其十之八九”的过程中，不仅有他认为“嚼蜡了无余味”之作，而且必然将某些忌讳之作，也随之而汰除了，如顺治六年，他在浙东沿海抗清，于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时，与吴钟峦、张肯堂等相互征逐为诗而作的《穷岛集》，一首也未留下。

黄宗羲不仅写诗，而且通过其所作序文和一些墓志铭，发表了不少诗论。

黄宗羲认为“诗文同一机轴”《全集》第十册《董巽子墓志铭》。在《诗历题辞》中主张“读经、史、百家，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但他在诗论中突出的是至情说和意境说。

黄宗羲提倡“诗之道，从性情而出”《全集》第十册《寒村诗稿序》。这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传统思想。黄宗羲由此出发，提出下列几个观点：

首先，他主张“一写性真，不假粉墨”《全集》第十册《顾麟士先生墓志铭》。诗歌要写出直抒胸臆的真性真情，要发自内心的人性美。他在《万贞一诗序》中说：“今之论诗者，谁不言本于性情，顾非烹炼，使银、铜、铅、铁之尽去，则性情不出。”《全集》第十册《万贞一诗序》。这种须烹炼尽去的银铜铅铁，是指与真性真情相对立的俗情俗性。他说：“人世富贵福泽之气煎销净尽，而后甘苦咸酸之味始出。”《全集》第十册《钱退山诗文序》。而流露出富贵福泽俗性俗情的诗，“是非无性情也，性情不过如是而止”《全集》第十册《景州诗集序》。

他反对在创作中束缚真性情的各种清规戒律，说：“今人多言诗而无诗，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世以开元、大历之格绳作者，则迎之而为浮响；世以公安、竟陵为解脱，则迎之而为率易、为浑沦，以求之于一时之好尚也。夫以己之性情，顾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为徇物之具，宁有诗乎？……故介山胸中所欲鬯之语，无有不尽，不以温柔敦厚之名而蕲世人之好也。”《全集》第十册《金介山诗序》。黄宗羲在这里反对的是单纯追求诗的声调格律（前后七子），或诗的某种风格（公安、竟陵）。不过他并不绝对反对“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而是要突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观点。如他在《万贞一诗序》所表明的那样，对“怒如掣电，哀而凄楚”的至情相当肯定。

其次，他扩大了古代诗论中“性情”的内涵，把性情与天下治乱结合起来。古代作者所指的性情，多局限在个人生活小圈子里，黄宗羲则强调个人性情应与时代脉搏共同跳动。正如他在《诗历题辞》中所说：“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个人的性情，应与客观世界结合起来，“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全集》第十册《陆鉁俟诗序》。关于这个问题，他晚年有较详细的评论：夫人生天地之间，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汙隆，物理之盛衰，吾与之推荡磨励于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平则鸣”，此诗之原本也。幽人离妇，羁臣孤客，私为一人之怨情，深一情以拒众情，其词亦能造于微。至于学道之君子，其凄楚蕴结，往往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则其不平愈甚，诗直寄焉而已。……然而人远（朱人远）之所以为诗者，似别有难写之情，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历之江山，必低徊于折戟沉沙之处；其所询之古老，必比昵于吞声失职之人，诗中忧愁怨抑之气，……不自觉其陨涕也《全集》第十册《朱人远墓志铭》。这一段话，表达了如下几个重要思想：一，诗歌是“人事”、“世变”的反映，“诗之原本”即是诗人与客观世界“推荡磨励”的结果。二，诗歌所表达的性情，其实是人在客观世界生活中产生的“不平”。三，区别了一人的性情和众人的性情。个人遭遇的不平，可以为诗，而以事功名节，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君子（学道之君子），其不平更甚，诗意更深。四，亲历陵谷变迁惨剧，备尝国破家亡之痛的爱国诗人，情发于中的形于言，其诗中忧愁怨抑之气最动人。

黄宗羲进一步主张景与情融的审美意境说。他认为，要在诗词的艺术构思中使诗人的性情流露出来，以获得深邃、雋永的审美效果，必须“情与物游”，性情必须与客观世界息息相通。康熙十八年，他在《黄孚先诗序》中说：嗟乎！情盖难言之矣。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亲，思妇劳人，结不可解，即风云月露，草木虫鱼，无一非真意之流通《全集》第十册《黄孚先诗序》。他所讲的审美客体的物，既指社会现象，又指自然景物。

要达到诗的上乘艺术境界，需要移情入景，情景交融，即审美认识与审美感情的紧密结合。而审美感情，也只有通过审美认识才能表达出来，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全集》第十册《景州诗集序》。

然而，诗人在诗歌中体现的不可能是纯粹的客体，只能是审美认识的景。黄宗羲后来在晚年时十分重视“景”的作用。他认为诗有三等：求之于景，求之于古，求之于好尚，而以求景为上。他说：“以花鸟为骨，烟月为精神，诗思得之灞桥驴背，以求之于景者也。”《全集》第十册《金介山诗序》。不过，如果撇开诗人的情，为写景而写景，而景为滞景，诗为恶诗。他说，徐凝咏瀑布诗“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只有形象而无兴象，成为文学史上的笑柄。黄宗羲即以此为例说：“左思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彼‘一条界破青山色’，非徐凝之恶诗耶？诚不如丝竹管弦，犹为不恶。”《全集》第十册《蕲熊封游黄山诗文序》。

那么，审美感情是通过什么方法与审美认识相结合的呢？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赋、比、兴的诗词创作方法论。黄宗羲提倡三者融合并用，反对割裂或偏废，他说：古之言诗者，不出赋、比、兴三者，《诗传》多析言之。其实如庖中五味，烹饪得宜，欲举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后之为诗者，写情则偏于赋，咏物则偏于比，玩物则偏于兴，而诗之味亦漓矣。下此则有赋而无兴比，顾卤莽于情者之所为也《全集》第十册《淇仙毛君墓志铭》。黄宗羲正确指出割裂赋、比、兴，或专取其一，审美感情就难以通过审美认识的对象流露出来。

黄宗羲强调时代对审美感情的作用，主张真、善、美相结合。他的诗论是对我国古代优秀诗论的批判和继承，体现他所处时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