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传序跋之著_国可灭，史不可灭（3）

碑传序跋之著_国可灭，史不可灭（3）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43章　碑传序跋之著——国可灭，史不可灭（3）

康熙七年（1668），他在《恽仲昇文集序》中说：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受其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朝可毕也。虽然，其所假托者朱子也，盍将朱子之书一一读之乎？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全集》第十册《恽仲昇文集序》。这一段话，是对科举制度造成思想僵化角度来批判的。由浅入深，层层抨击。首先，指出科举制度将儒学作为做官的敲门砖，“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这是指明朝以钦定方式，取儒家经书的程朱传注，汇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布天下，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成了一定之说，使科举之士重传注而不重经书，使孔孟之学亡；第二，这种“一定之说”，本身肤浅且属瞽言瞎说，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不能“深求其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无法“取证于心”；最后，这种“庸妄”之人，打着朱熹的招牌，却并不好好读朱熹的书，又不遵守朱熹要求人们“深思而自得”的教导。一句话，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思想浅薄而僵化，所以“举业盛而圣学亡”。在黄宗羲看来，在夷狄统治之下，要保存汉民族的高级文化——孔孟之道，必须对这种科举制进行改革。他的“举业盛而圣学亡”的命题，是对科举制中肯的批评，当时顾炎武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

康熙十年（1671），他在《振寰府君墓志铭》中，从另一角度批判科举制，认为举学之学兴而国家亡。他说：自科举之学兴，士人华藻给口耳之求，无当于国家之缓急，故兵革以来，衣冠阀阅之旧，降为皂隶，不能自振，免于饥寒者鲜矣，况能空弮而起累世之衰乎！四民游离失职，当是时而府君（张振寰）暴兴，岂非其才有过人者欤！……余尝遇士人问“叠山何人”？余应之曰“谢枋得”。又问“枋得何人”？余不知从何处说起，遂不应。又有士人过余斋头，见《宋书》有《陶渊明传》，曰：“渊明乃唐以后人乎？”余轩渠而已。两人者，其一举人，其一进士。嗟乎！科举之学如是，又何怪其无救于乱亡乎！向使府君移其用之家者而施于国，未必不如计然能解会稽之围也。《全集》第十一册《振寰府君墓志铭》。科举之学兴，不仅士子为求功名，埋首于“一定之说”的传注，而抛弃对经书的深求，使圣学亡。更进一步不去读能鉴历代兴亡之故的史书。黄宗羲在这篇文中，称誉张振寰在行商旅途中，“独默坐观《通鉴》，故于历代治乱、人物臧否曲折其首尾，如《节要》、《通纪》等书皆可背诵”。对不知宋末抗元的谢枋得，将《宋书》与《宋史》混淆不清的举人与进士的讽刺，可说入木三分。他认为科举制下这种不读史书，不了解历代兴亡的人，在今天必然“无当于国之缓急”、“无救于乱亡”，还不如张振寰那样，虽未中举，但能通晓历史，在商业经营上能使“贫陋”之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而“暴兴”，免于降为“皂隶”之苦，如能“其用之家者而施于国”，未必不如春秋时越国大夫计然那样，“能解会稽之围也”。

全祖望论黄宗羲之学时说，明人讲学只能袭语录之糟糠，不以六经为根抵。而经术所以经世，必须兼读史书，这段话，实际上从正面概括了黄宗羲上述两段批判科举制造成“圣学亡”和“无救于乱亡”的思想。不过，我们不可就中得出黄宗羲否定科举制度的结论，他提倡的是改革科举制。早在康熙二年的《明夷待访录·取士下》，他就提出了改革后的“科举之法”：在经学上打破“今日”只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的考试制，而扩大为五经，诸经既通，才可涉及传注，然后才可取证于自己的心，以“愚按”结题。这自然可以打破“一定之说”的僵化，使思想活跃起来。他又主张将《左传》、《国语》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以及《三国》、《晋书》、《南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宋史》、明《实录》（当时尚未有《明史》），作为考试内容，还要考“史论”，“答者亦必摭事实而辨是非”，否则就不中格，当然，还必须考“时务策”。在他看来，经过这样改革后的科举制，才能使圣学不亡，也才能使士子在国家缓急之际，能有救于乱亡。所以，他在这段时间批判科举制的答案，早在《明夷待访录》中提供了。

自从顺治十八年（1661）黄宗羲推算胡翰十二运，树立“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的信念后，这一信念成了支配他以后言行的出发点。因此，在上述碑铭序跋之作中，凡涉及生卒时间的年号，他都用明代年号或以干支纪年，或只写某年某月，而不书清廷年号。如康熙二年（1645）他为三弟黄宗会所写的《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中说：“癸卯四月，予至语溪，泽望尚强饭如故。逾月，急信告危，……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四十有六。”《全集》第十册《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在这篇文章最后，他署上写作年代：“癸卯十二月十二日”，癸卯即康熙二年。在《钱孝直墓志铭》，他写：“二十二而卒，为举社后八年之七月壬辰也。将以某年某月葬于某原。”《全集》第十一册《钱孝直墓志铭》。在《刘伯绳先生墓志铭》说：“生于某年癸丑六月十日，卒于某年甲辰九月八日。”《全集》第十册《刘伯绳先生墓志铭》。“甲辰”，即康熙三年。如果说这些墓主都属明遗民，那么，他写的《奉议大夫刑部郎中深柳张公墓志铭》中的墓主张翼，却是顺治五年举人，九年中进士。由于他是黄宗羲甬上弟子张九英的父亲，由张九英陪同黄氏的另一弟子陈夔献前来求铭文，他说：“九英，余友也，义不得辞。”不过他申明，写这篇墓铭，“然而非余分也”。《全集》第十一册《奉议大夫刑部郎中深柳张公墓志铭》。这是他在这段时间为清廷官员写的仅有一篇墓铭，但在文中仍写：“生于某年丙寅十月四日，卒于某年甲辰十月十一日。”甲辰为康熙三年，仍不书清廷年号。(www.guayunfan.com)

康熙十年，他作《振寰府君墓志铭》，现版本《黄宗羲全集》却出现了“卒于康熙己酉四月十四日”的康熙年号。然而原藏于宁波著名藏书家冯贞群伏跗室的《南雷文钞》钞本中，此文并没有“康熙”二字。现版本《黄宗羲全集》所收《南雷文钞》中《复芹堂记》，说此文写于“康熙十一年岁次壬子秋七月”。可伏跗室藏的《南雷文钞》钞本的此文中，同样没有“康熙十一年”五字，说明这些年代，是后人加上去的。

黄宗羲这一笔法，是从东晋遗民陶渊明处学来的，据《宋书》卷九《隐逸·陶潜》：“（潜）以曾祖晋世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降，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永初”，为灭东晋而代之的宋武帝刘裕的年号。《全集》第十册《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黄宗羲在康熙十六年（1677）在所作《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说“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即以陶潜自比。他不写新朝年号，说明他不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

除上述碑传序跋之著外，黄宗羲在康熙十一年（1612）写了－本集中体现了其《易》学思想的《易学象数论》－书。他在书中指出《易经》在历代递变中被九流百家之学窜入：西汉焦延寿京房灾异之说，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宋陈抟《先天图》，邵雍《河图》、《先天卦位图》等道家先天之说，都借《易》的名义立说，使《易》的本意模糊不清。黄宗羲反对《易》的象数之学，主张魏王弼、宋程颐和朱熹的《易》理义之学。然认为朱熹在其《周易本义》一书前加以邵雍的先天《河图》、《洛书》，反而障蔽了《易》的本义。于是黄宗羲用他故有的“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的方法，对象数之学一一疏通，“知其对《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全集》第九册《易学象数论·自序》

黄宗羲的经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文中,《易学象数论》是他少有的一本经学著作，所以很珍贵。后来他在海昌讲学中传于其海宁弟子。此书与其弟黄宗炎的《图书辨惑》，胡渭的《易图明辨》三书，开启了乾嘉时期清儒研究《易》学的先河。

此书第六卷收有顺治十八年所写《答王仲问泠州鸠七律对》、《衡运》、《胡仲子翰衡运论》、《卦运论》、《推法》及《流年直卦法》等文。除第一篇外，其余都是他推算胡翰十二运得出交入“大壮”时所写。此后他继续补写扩充，至康熙壬子十一年，扩而为六卷据《易学象数论》西麓堂本，此书黄宗羲所作《自序》的最后一句,有“辛丑冬日，梨洲山人书于龙虎山堂”十四字。辛丑为顺治十八年。明言康熙十一年壬子为“作象数论之年”。二本不同，不知何故，今姑系于康熙十一年。说明黄宗羲在康熙十一年时，继续抱有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的充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