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发怒了_关于曹锟的故事

冯玉祥发怒了_关于曹锟的故事

北京的永定门外，有一个小镇子叫南苑，又称南海子，是元、明、清历代帝王狩猎、讲武的地方。这片地方最兴盛的时候（大约是明永乐年间），周围凡一百六十余里，建有行宫、寺庙，苑垣设九门，地方大得几乎有三个旧北京城面积。到了清末，这里便逐渐萧条，庙寺宫阙渐成农田，连一片可观的遗迹也不见了。辛亥革命之后，已经成为一片军营。1922年10月，冯玉祥由河南督军调任北京陆军检阅使，他的部队便驻在这里。刚刚过了“不惑”之年的冯玉祥，进驻南苑之后，便没有一日心情舒畅，终天愁容满面，默不作声——

许多年了，冯玉祥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有什么办法呢？他倒是想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可是，握权人物一批一批都那么腐败，争权争势的斗争又那么激烈，何况他自己也不时地做着领袖梦，这样，握权的北洋人物怎么能不歧视和猜忌他？皖系当权时，徐树铮等人排挤他；直系当权了，吴佩孚又压制他。现在，他是直系中的主力军之一了。可是，不仅队伍不得扩编，连饷项也常常不给。第一次直奉大战时，京汉路军事吃紧，冯玉祥派他的李鸣钟旅北上援助。结果，仗打胜之后，吴佩孚拟将李旅扩编为师，留在保定，企图让李部脱离冯玉祥。冯玉祥当然不会答应李部任吴摆布，不仅不会答应李部驻保定，督豫后，还杀了吴佩孚派去做军务帮办的宝德全，又拒绝吴提出的更换省长，并且将自己的第十一师大加扩充，积极训练……这一切，都极大地惹恼了吴佩孚。结果，冯玉祥督豫不到半年，北京政府即在吴佩孚的威逼下，将冯调任只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移军北京南苑。

冯玉祥并不恋栈河南。吴佩孚在洛阳，冯玉祥在他的眼皮底下，有好日子过吗？不如远远地离开，倒也清净。平心而论，无论冯玉祥跟吴佩孚的关系怎么僵，他对曹锟还是怀有好感的。他觉得曹锟待他还是真诚的，厚道的。只是曹锟太缺乏主张，常常被吴佩孚左右着，跟着吴佩孚做错事。

可是，离开河南冯玉祥离开得也不利索。移军的前夕，吴佩孚硬是要将他十一师的五个补充团留在河南。一师兵力去掉五个团，岂不只有一个空番号了么，冯玉祥当然不乐意。他急急忙忙跑到陆军部，找到当总长的老上级张绍曾苦苦诉求，才算全师兵力北上。可是，吴佩孚答应每月由河南给冯玉祥拨去军饷二十万大洋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北京政府却又以为“既然河南有饷给冯部了”，也就不再拨饷，以致冯部驻南苑之后，竟然十一个月分文军饷未曾收到。面对着这一切，冯玉祥的心情怎么能舒畅？他站在营房之外，仰面望天，深深地叹道：“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www.guayunfan.com)冯玉祥二十岁进入袁世凯编练的新军，迄今军涯生活已经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他由一名正兵升任到一省督军，不容易呀！他追随袁世凯，但当袁世凯不顾国人反对悍然恢复帝制时，冯玉祥却断然拒绝在“劝进”电报上签字。不仅如此，护国之役打响之后，冯玉祥在四川还与护国军遥相呼应，以致使北洋头目曹锟、段祺瑞对他十分恼火。不久，他回师北京时，便被免去了职务。只是因为为时不久出现了张勋复辟事件，为讨伐张勋，他才又获重新统率混成十六旅的机会。就在这些波波折折中，冯玉祥与孙中山先生有了接触，了解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和军队，并且有意靠近孙中山。孙中山也比较欣赏冯玉祥，并且把自己写的《建国大纲》送给冯玉祥，冯玉祥拜读得十分认真。不久前，孙中山先生还把他与张作霖、段祺瑞的代表卢永祥的三角同盟形成情况派专人告诉了冯玉祥，希望冯能脱离曹、吴。冯玉祥委托他的教友，即将南去广州的马伯援，请他代为向孙中山致意，请他告诉孙先生：“目前直系军兵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

冯玉祥南苑住定之后，思前想后，忧心伤神，人也就明显地瘦了许多。此刻，他想得最多的，是这二十多年来跟着他东征西战的将士，尤其是那些已长眠地下的战士和将领！“他们一个个身先死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又有什么建树呢？他们的死又有多少意义呢？”想到这些人，冯玉祥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值得吗？日久天长，会有人还想着他们吗？不行，我不能忘了他们，我要为他们树碑，为他们立传，让他们千古永垂！”

冯玉祥亲自主持在南苑建造一处官兵义地——昭忠祠。昭忠祠落成的那一天，冯玉祥广邀军政及社会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致祭大会，以表彰牺牲将士的丰功伟绩！

这是1924年9月初的一天，新秋骄阳，天高气爽。冯玉祥南苑的昭忠致祭大会开得十分隆重，不仅对自己的将士鼓舞莫大，对于前来致祭的各界人士也是极大的激励和安慰，大家都说“冯将军不忘故旧，建祠永志，对生者死者都仁至义尽了”！致祭大会完了，冯玉祥单独把老朋友、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的孙岳留下，作了长谈。

孙岳，同盟会老人，滦州起以前与冯玉祥结交，长期往来无间，私交甚厚，政见相一。辛亥革命时，孙任第三镇中校参谋，可是他已经与南方革命军暗通消息，同时与滦州驻军军官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密谋起义。事不密，被当时的三镇少校副官吴佩孚知道了，吴告密于三镇统制曹锟，曹撤了孙的职务。后来，孙岳南下，黄兴讨伐袁世凯时，孙被任命为北伐第一路军总司令。其后曾一度去陕西，与陕西国民党人胡景翼深相结纳。曹锟当了直隶督军时，以旧日关系委孙为军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争时，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战争结束后，因被吴佩孚压抑，只任了现职——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孙对吴佩孚极为不满，这一点，与冯玉祥更是相投。二人在密室坐定之后，孙岳便深有感慨地说：“民国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了许多战士，令人痛心呀！”

冯玉祥说：“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个忠字，也算不朽了。”

“都是忠义好汉，都是精魂忠骨啊！”

冯玉祥摇摇头，淡淡地笑了。“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你百年之后，人们应该怎样称道于你呢？”

孙岳也淡淡地笑着说：“那还用问么，像我目前这样做法，在真正的革命党看来，还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

冯玉祥不笑了，他严肃起来。“你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做人家的走狗呢？”

孙岳没有被激怒，反而哈哈地大笑起来。笑一阵之后，也严肃起来。“我算什么，还有那带着三四万人的人，不是也做着人家的走狗而无可奈何吗？”

冯玉祥却被激怒了。他长长地叹息一声，说：“目前，闹到这种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统辖的队伍，虽然名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但实际不到三万支枪。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鲁莽从事。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王八蛋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了的官兵，更如何对得起创造民国的先烈！”

听了冯玉祥这番话，孙岳也激动起来。他以坚决的态度对冯说：“你若是决定这样干，我一定竭尽全力相助。此外，胡笠僧（即胡景翼）也定然愿和我们合作，我可以负责去接洽他。他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也是老革命党，更何况他和你我又有深厚友谊。合作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据形势判断，直奉必有一场大战，我们有的是机会。现在咱们不妨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

冯玉祥十分赞同，说：“胡笠僧那里的事就请孙二哥去一趟，一定争取办妥帖。”

——这件事因为冯孙二人是在一处草亭子里秘密磋商的，所以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之为“草亭密议”。

胡景翼，青年时期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早有接触，辛亥革命时起义于陕西耀州；护法之役在三原宣布独立。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与胡结识。胡曾写信对冯说：“只要你能领着我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冯玉祥感其诚意，将其所带的靖国军改编为陕军第一师。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胡景翼随冯玉祥出潼关援直。冯调北京任陆军巡阅使，胡部即驻防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调胡部南下攻广州，胡不去，吴便在军饷上多方为难他。正是此时，孙岳从北京来见他。

孙岳把他和冯玉祥的密议对胡叙说一遍，胡闻之大喜。说：“盼望许久了，冯将军能够这样做，对国对民，都是莫大的好事，我绝对服从冯将军命令。”

“这就好了。”孙岳说，“曹吴太不顾民心，不顾天意了，这是他们自取灭亡，罪有应得！”

“事不宜迟，”胡景翼说，“曹吴耳目众多，一旦事漏，困难就大了。”

“既然笠僧已经决定，我看咱们可以立即商定一切。”

“好好，我立即派人到北京去见冯将军。”胡景翼略加思索，又说：“这样吧，就让岳维峻先生随你一起去京见冯将军。他可以完全代表我，你们商量办法好了。”

岳维峻到了北京南苑，立即拜见了冯玉祥，表明“胡将军一切听从冯将军命，请将军做出决定吧。”

冯玉祥十分高兴，脸上丢失许久的笑容也回来了。他说：“这事我思索许久了，行动必须慎之又慎！我看，咱们是不是这样办……”

“请将军直说。”

“第一，”冯玉祥显然是胸有成竹了，“吴佩孚要打倒异己，对奉战事，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第二，我们必须利用形势，相机行事，将来如果成功，必须迎请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计。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孙先生的《建国大纲》真是太好了，如果把这个细细地读一遍，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我们既抱定了革命的决心，此后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和帮助民众，否则，我们绝不能成功。就这三条意见，你们看如何？”

岳维峻立即点头，说：“冯将军想得很周全，我们完全接受。”又说：“我可以把三条意见带回去，立即就转告胡将军。”

岳维峻回到彰德，把同冯玉祥谈的情况叙说一遍，胡景翼十分赞成，说：“冯将军想得极是，我看应该这样办。”

不久，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又亲到南苑同冯玉祥进行了密谈，表示了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的三角同盟便告成功。

吴佩孚从洛阳匆匆来到北京。

曹锟在密室里接待他时，发现他愁绪满怀，眉头紧锁，便惊问：“子玉，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吴佩孚摇摇头。

曹锟又问：“此次来京，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马上还要回洛阳去？”曹锟想到了不久前被排挤的国务总理孙宝琦的事，孙是吴佩孚推荐的，他在总理位置上没坐多久便下来了。“吴子玉是不是来追究这件事的？”曹锟心跳了。“是不应该这么匆匆让孙下去。这样做，太伤害吴子玉的面子了。”曹锟想主动解释一下，向吴佩孚说几句歉意的话。“子玉，”他态度谦虚地说，“孙宝琦那件事情，我思考得不仔细，不该让他来去匆匆。只是，那个人，也是个性情极强的人，留下一纸辞呈，就拔腿走了。这事……”

“走就走了吧。”吴佩孚摇着头，“我不是为这事来的。”

曹锟听说吴佩孚不为孙宝琦的事，心里轻松了，又说：“因为国务总理事，也着实让人头疼呀！孙宝琦走了不是，国务总理位子不能空，由王克敏顶上去了。这不，还不到半年，王克敏也不干了，只好让外交总长顾维钧来担当了……”

曹锟的话没有说完，吴佩孚便摇手阻止他。“现在的事情不在谁来当总理。”吴佩孚声音沉沉地说，“国政这件事好办，总理谁都可以当。大不了不办事，或办不了大事。另外一件事，却大大地不然了……”

“什么事？”曹锟焦急着问。

“珊帅，”吴佩孚没有称曹锟总统，还是叫他“珊帅”，他觉得这样称呼他更亲近、更实在。大总统，吴佩孚总觉得太空、太玄，又不太稳定。“张作霖败出山海关之后，天下似乎太平了，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这个红胡子不会老老实实认输。早已败退的段歪鼻子也不会认输，加上广州的孙中山。这样，离天下太平还有一段距离，而那些人又绝不会老老实实，何况他们手下又都有些实力。一旦他们兴风作浪了，不用说三方联合，就是各干各的，南北齐动，也就危险之极。这一点，无论如何，松懈麻痹不得！”吴佩孚说得认乎其真，仿佛他有确切的消息，上述三方势力果然正在酝酿行动。

曹锟十分惊讶，吴佩孚所言太怕人了。真的南北起兵来反，他没有把握去得胜。直奉之战结束之后，曹锟便昏然了，除了梦寐着争总统大位，军事上的事他是放松了。他觉得皖奉都是他手下的败军，一时半时还不至于东山再起，而孙中山又在遥远的岭南，自身力量就不强，他何敢冒险远征！于是，曹锟便把枕头垫得高高地，优哉游哉睡自己的大觉。现在，吴佩孚风风火火地来了，又焦焦急急地说了那么多军情，曹锟没了主张。“至于出现那个局面吗？”

“怎么不至于？”吴佩孚心里想，“‘居安思危’，我们居的尚不安，怎么能不思危呢？你曹锟领了半生兵，打了无数仗，怎么竟对形势也分不清了？”于是，心事重重地说：“乐观不得呀！据我所知，南北方均在蠢蠢欲动……”于是，他把他掌握的各地情况对曹锟仔细说了一遍——

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的“三角同盟”结成之后，共同的目标自然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曹锟贿选总统，南北通电反对，孙、段、张连连发表宣言斥责。但是，曹锟的大总统却是依旧当上了，并且对任何一方的声明、宣言都无动于衷——这也是常情了，夺得大权的人，有几个是被声明“声”下台的？又有几个是被宣言“宣”下台的？轻来拂去，他可以不理不睬；严重了，他可以派武力镇压。谁又会凭着“良心发现”，自动下野呢？这是所有握权者的昏厥，也是所有权者的手段！

曹锟不下台，孙、段、张又不答应。这样，就在全国范围，一场大战在紧张地酝酿之中：山海关外的张作霖在秣马厉兵，准备重新打入关内；段祺瑞在沪浙的势力——以浙江军阀卢永祥为首，也蠢蠢欲动；云贵湘赣都在窥视北京……由贿选激怒的举国上下，简直就像烈火靠近了干柴，曹锟尚昏在深宅大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苏督军兼着苏皖赣巡阅使的直系军阀齐燮元派他的十九师旅长马葆琛到了洛阳。

吴佩孚对齐燮元原来就不欣赏，接待他的代表也属应酬。客室对坐之后，吴佩孚不冷不热地问：“马旅长匆匆来到洛阳，有什么大事呀？”

马葆琛也开门见山地说：“抚万（齐燮元字抚万）将军有一重大设想，想请玉帅能够支持。”“什么重大设想？说说我听听。”

“抚万将军想请玉帅跟江西蔡成勋、福建孙传芳打个招呼，三家联名给浙江卢子嘉（卢永祥字子嘉）一个通电，请他撤出上海，还上海给江苏。”

吴佩孚心中一跳：“向皖系要回上海？段祺瑞正想挑起一场战争没有借口，要上海岂不是等于宣战了么？”吴佩孚摇着头说：“齐抚万又要胡闹了。此刻北京要平静还怕平静不得，怎么能再惹是生非呢？你回去告诉他，上海一时间万万要不得！我不会向江西、福建做工作的。”

马葆琛不欢而去。

马葆琛走了，吴佩孚不安起来——他知道齐燮元是个过于刚愎的人，不会听从他的劝阻，即使不支持他，他认准了的事，是非干不可的。吴佩孚觉得一场大战即将从长江三角洲挑起，所以，他匆匆来到北京。

吴佩孚介绍并分析了形势，曹锟吃惊之后却又摇摇头，说：“不至于吧？齐抚万应该知道他的对手并不弱。一旦战起，他取胜的把握不大。”

“何止是取胜取败，”吴佩孚说，“那样做了，将有一场举国大战不可避免！”

曹锟不再说话，但心里却想：“不至于吧？”他又迷信自己的实力了，同时也轻视别人的实力。

吴佩孚心里想：“曹仲珊总是对自己、对形势都估计不足。当了大总统就认为万事大吉了。无居安思危之心，必因危而失安呀！”他还是忧心忡忡地说：“任何时候，万万不可轻敌！”吴佩孚走了。吴佩孚给北京的总统府并没有留下多大的阴影，曹锟的脑门只热了一下，形势紧张不紧张的事便同吴佩孚的身影一起消失了，他依旧过着平静的生活。

曹锐从天津来到北京。老四这次到京，颇有点特殊，他没有去先找三哥曹锟，而是寻着小道先到他的三嫂郑氏房中，以尊敬的神态和这位老嫂子谈起心来。

“三嫂，你这一向身子骨还好吗？”

郑氏心神不安地让侍人为老四端上茶，说：“好，好。我身子骨好。健亭你也好吗？我有些年不见他婶淑君了，很想念着她……”

郑氏是个温纯善良的典型闺阁女性，从不与外界接触；像曹锐这样的自家兄弟接触也少；如今也是花甲老人了，又是曹锐特地来找她，所以，她也平平静静而愉愉快快地接待了他，并且还特地问候了曹锐的夫人严淑君。曹锐也平平静静地说：“淑君很好，常常念着三嫂。我来时她还特地说，‘务必看看三嫂，问问她的关节还痛不痛，还要不要什么药物治疗？’她还说，‘妯娌们也渐渐老了，很想见见你，盼你能回大沽去’。晚时三嫂畅快了，就回家看看。”郑氏叹着气说：“健亭你该知道，我何尝是个想出头露面的人？凭我自己的心意，这辈子也不出大沽镇，守着船厂，守着孩子，妯娌们亲亲热热，那日子该多好呀！你三哥非把我拖出来不可。这好，我出来了，就把我牢狱似地关起来了。关在保定还不行，又弄到北京。现在可好，这片怀仁堂怀义堂的，活活像一座大牢，除了一片天空，啥也看不到。给你三哥说说吧，我想回大沽。”说着，还拿出手绢揉眼睛。

曹锐心里一惊：“三嫂这是为什么？我没有说什么，怎么竟惹她伤心落泪呢？”于是说：“三嫂，如今三哥是一国之主了，不说诰封你什么品位吧，你得算国中的头等夫人了，不用说举国上下，就是这中南海里，哪一位夫人、太太敢不听你的？有什么伤心事……”

郑氏摇着头，揉着眼，说：“四叔千万别这样说，当年我到你们曹家来的时候，是冲你那个卖布的三哥，一个普通的男人，我只想过一生平平安安，有情有义，知热知冷的生活，梦都不敢出大沽镇。早年把我带出来了，我还是想着过几年还回老家去。”郑氏是个老实巴结的妇道人，没有非分的想法，只图安逸；家中有了钱，好善乐施，常为社会办好事。离开大沽老家，住进深宅大院，她渐渐觉得与世隔绝了，与普通百姓接触的少了，听到厮厮杀杀、争争斗斗的事情多了，她心里很害怕。后来，知道曹锟花大钱买了个总统，心里就更不平静，一来觉得花钱买总统不值得，“盖庙造神、修桥铺路也比买总统好，总统能个个都是好东西？”二来更觉得总统不易当，“这十来年，多少总统了，哪一个当好了？死的死，跑的跑，不死不跑的也被人赶下台了，老婆孩子都不能团圆。”这女人别看涉世不多，从评书、唱本上可知道不少宫廷轶事，她觉得，世上最残酷的事情都出在帝王家，“兄弟杀哥，儿子杀爹，越亲越仇，哪一个平民百姓家出过这样的事？”自从跟着曹锟住进中南海，她就没有一天平静过，老是做噩梦，不是曹锟偷偷地把别人杀死在自己家中了，便是有人闯进家来，把曹锟和她一起杀死了。她想离开中南海，可是，曹锟又不许她离开。因而，她总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曹锐来看她了，老嫂老弟，相处四十多年了，小叔子也成了亲弟弟，索性把心里的苦都吐了出来。

曹锐很惊讶，“好好的日月，人王地主的生活，怎么就悲观到这地步了？三哥是纳了不少小妾，可这‘夫人’的名分还在她身上，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情呢？”曹锐进中南海没有先去见曹锟而是先到内宅，其实并不是无意所为，他是想着来问问这位老实的夫人，“买总统究竟花了多少钱？花的钱究竟何日可以捞回来？”他想争取这位老嫂子能够站在他一边，迅速把花出去的钱弄回来。不想，自己的事尚未开口，就被这个嫂子占了先，一股脑儿说了那么多败兴的话。“真是妇人之见！”可是，曹锐对这位老嫂子并不反感——说心里话，当初曹锐也是不主张花大钱买总统的。别看他不曾做过京官，更不曾管过财政。可是，他对国家的财钱情况却是了知得不少。当年，他也曾当过直隶省的省长，一省的财钱他还是了解的，银库空呀！你争我夺，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哪里有钱交纳国税皇粮？何况，在黎民中榨出了点银钱，够贪官吞的吗？一省如此，省省如此；省省如此，国家又怎么能例外？曹锐想：“大钱花到众多议员手中了，他们至多给一张选票，给不了银子钱。大总统当上了，国库是空的，想贪也无处贪。这不是拿着大钱打水漂漂的事么？”所以，他想探探虚实，寻寻收回的办法。郑氏一番话后，曹锐银子钱的心事未了，又添了官场上的心痛。“是的，嫂子的话也有道理，最险恶的世事，莫过于权力之争；权力之争的最险处，又莫过于最高峰！当初不该出钱为三哥买总统。有那些银子钱，还不够儿孙们享受的吗，何况，总统这官又不许世袭，三哥已是六十过了的人，自己享受又能享受几天呢？”想到这里，曹锐诚心地佩服了郑氏这个普普通通的妇道人家。他说：“三嫂的意思健亭完全明白。只是，明白得太晚了，白花花的银子钱都花出去了，谁家也不会退还咱。现在，没有一点退路了，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想着法子弄回来。现在若是退，岂不名利全丢了？”

郑氏叹息着，说：“我也只是说说罢了，没有想着有什么作用。我的话从来也不起作用。你来了，先到我这里来了，我只当是舒舒心，把话对你说说。哪里想什么用处？外边的事该咋办，你们还照原来的样子去办，只当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你三哥若问你呢，你就说我想回大沽去，想在大沽过日子，图个清静。别的没啥意思。”郑氏原本还想说，“免得以后出了事，想回大沽也不能了。”想了想，觉得不吉利，也就把话咽到肚里去了。

曹锐又跟他这位老嫂子聊了一阵，才告辞去见他三哥曹锟。可是，走出郑氏房门时，曹锐又有点茫然了：“跟三哥说什么呢？总不能见面就提钱，何况三哥对钱的事已经够头疼的了，不能再惹他不愉快。”曹锐虽在天津，北京的事他是心中有数的，国务总理走马灯似地轮换，已经够当总统的为难的了；南北方又都纷纷反对贿选，有兵的想动兵，无兵的发宣言，举国上下吵吵闹闹，也够当总统的烦心了……曹锐虽是个全心恋财的人，他也知曹氏的财是与官紧紧相连的，他不能不想到官。要不，他怎么会从自己经管的银库大筐大箩地拿出银子钱去分送给议员？

曹锐不知该怎么做好，边走边皱眉，直到走进总统办公室门外了，才决心干什么：“好吧，一切都丢下，只说来看看三哥和夫人、太太们，问候健康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