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砺心性的京师生涯_关于林则徐的故事

二?磨砺心性的京师生涯_关于林则徐的故事

一八一三年的六月，京城天气开始变热。少雨，很干燥。

习惯了南方水乡，妻子郑淑卿有些不适应。夫唱妇随，命中注定一生跟随，倒也无怨无悔，并以极大热情扮演好她贤内助的角色。

翰林院，如今遗址在北京东长安街路南公安部院内。里边古松参天，青草萋萋，环境十分幽静，适合读书。林则徐便在这里，向教习先生成格、陈希曾、吴烜等学习满文。能否拿下这门功课，关系很大，不可等闲视之。林则徐使出吃奶的劲儿刻苦攻读，此时有一位同乡林春溥也在这里任翰林院编修，正好可以时常向他请教补习。其实每一种文字，并非天书，皆有入门的要领，只要努力都会有所收获，林则徐的满语成绩很快突飞猛进。

这期间，京畿百里发生了足以震撼朝野的大事。

天理教暴动骚乱，席卷华北。大自然的灾祸，往往成为一场社会运动或民众事件的导火索。直、豫、鲁连续的大旱，接着又是暴雨，灾情严重，农民苦不堪言，把矛头指向统治者的救灾无能，这也正好成为民间怀有政治野心之人搞事的机会。有位名人曾言，陕西每个农民都有做皇帝的梦，依我看，晋冀鲁豫哪块儿的农民都没有安分过，都怀揣过那个梦，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梦。(www.guayunfan.com)天理教，又称八卦教、三阳教、荣华会，它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派，属于华北农民中的反清秘密组织之一。历史上，白莲教是个跨越多个朝代的秘密民间宗教组织，有一千多年历史，也叫白莲社，混合佛教、明教、弥勒教等内容，其教义崇尚光明，认为光明定能战胜黑暗等，教徒禁食葱乳，不杀生不饮酒，神职人员不出家，可娶妻生子。它主源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由茅子元创立，元时盛行，至大元年被禁止，在元、明、清三代常作为农民起义的核心。该组织从北宋初建起就开始以造反为业，宋时反宋，金时反金，元时反元，明时反明，清时就反清，不管谁当权他们统统造反，专造当权者的反，因此被历朝历代均定性为邪教，并严加剿灭镇压。

这次天理教造反，最初是以直隶大兴县人林清，还有河南滑县木匠李文成为首。林清年轻时当过药铺学徒、官衙佣役和运粮船夫，后加入天理教，成为坎卦教主，兼领八卦，传教河北，之前荣华会以邪教罪被查禁后，林清接任教首后改称天理教。经过他三年传教、组织活动，各地八卦教分支均由林清和九宫卦首李文成组织起来，教众达数万人。李文成“统领八卦”“兼理九宫”，林清则出任最高教主。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林清、李文成等各重要卦首，在河南滑县道口镇开会，做武装暴动的组织准备：分封“三皇”“八宫王”及“六十四卦伯”，林清被推为天王，使宗教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并议定了旗帜、服色及口令，规定暴动部队共举白旗，白巾裹头、系腰，以“得胜”为口令。他们预定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三省教众同时暴动，届时林清率直隶教众袭击北京皇宫，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在豫东、鲁西攻打官府。十七年十二月，李文成又至黄村与林清议定，从河南选派千名精兵，伪装商贩，暴动时来京支援林清。

本已一切就绪。可天有不测风云。

未料，滑县赶造兵器时败露，东窗事发。滑县知县强克捷察觉有异变，抢先抓捕首领李文成入狱，剁其双足。李妻张氏见况不妙，仓促起事，率领教徒提前行动，打进县城救出丈夫李文成。那位知县强克捷一时慌了手脚，弃城而逃，还被误传成被义军所杀，嘉庆帝很是嘉奖抚恤了一番。随后，这位强知县感到无颜面君，羞愧和畏惧中自缢而死。面临大事，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结果。抓捕李文成很果断，可未能及时跟进斩除祸根，造成大祸，他还不够聪明和老辣，麻痹大意导致自己由功臣变成罪臣，最后命丧黄泉，这也是自酿的必然结果了。

尽管仓促起事，造成的动静还是很大。滑县提前行动，没来得及通知林清，但山东等地同党冯克善等闻风而动，起兵响应，在曹县、定陶等地杀官破城，烽火四起。林清则依旧按原计划行动，于九月十四日派陈爽、陈文魁各率一队数十人，化装进北京。十五日午，由内线教徒太监刘得财、张泰接应，分别从东华门及西华门进攻皇宫。陈文魁一路攻入西华门内，在隆宗门、中正殿、养心殿与清军战斗。开始如此顺利，全因嘉庆帝不在宫中，正率大臣们在热河围场狩猎不亦乐乎。事出突然，毫无防备，皇宫内只有嘉庆次子爱新觉罗.旻宁（即后来道光）聚集人员在养心殿抗敌，御林军则从神武门那边疾驰而来增援。清军紧闭内外宫门，围歼叛乱者，最后众寡悬殊，河南援军又未能如期来京，很快林清部大多被歼，仅进攻东华门一队受挫后撤回黄村。俘虏供出林清行踪，清军十七日在黄村迅速逮捕林清，二十三日就割了他的人头。此次事变，令嘉庆帝大为震怒和惊愕，派陕甘总督那彦成指挥清军及八旗健锐火器二营，会攻盘踞滑县的李文成。十月二十七日，清军攻破滑县道口镇包围滑县城，此时山东、直隶境内的暴动也已被击溃，俘获冯克善。李文成乘车潜出滑县城，收集教众四千余人，攻占辉县司寨，企图向山区发展，清兵佯败诱敌，设伏歼灭两千余人，李文成见大势已去自焚而亡。此次天理教暴动，就此宣告失败。

虽是有组织有计划，但只以“杀官兵，以应劫数”“若要吃白面，除非林清坐了殿”等口号做动员，过于简单和缺少广泛基础，带有很大盲目性，加上双方力量悬殊，失败是在所难免。但只以不足百人之众，竟敢冒险“直犯禁阙”，试图夺皇宫，确如嘉庆帝在《遇变罪己诏》中所说，“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显得过于异想天开。当然，这对清统治者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一次沉痛教训。

此时林则徐在京城庶常馆，从头知悉事发经过。他已被列入朝廷栽培官员，又是经多年苦读奋斗后熬上来，在其思想态度上自然是与朝廷保持一致，不会像后世阶级论史学家那般去肯定和赞扬已被历届朝廷定性的邪教造反者。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敌视态度，称天理教为“贼匪”“匪徒”，林清李文成等是“匪首”云云，即便过了很久，三十年后还著文《书强忠烈公遗墨后》[15]，哀悼同情那位被逼死的知县强克捷。

中国历史数千年，朝代更迭如走马灯，孰长孰短，全看其统治者英明或昏庸，英明则长，昏庸则短；如果气数尽墙倒众人推，如果国运昌盛小股造反无济于事，这就全看朝廷有无为民众办好事得民心。还是李世民英明，早就明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清朝盛世到嘉庆，还不足以让百姓一呼百应推翻它，即便林清上台“坐殿”，百姓也未必能吃上“白面”，也许更为水深火热尚不知。故而，不可轻言他们推动了历史进步。当然，民众借灾荒闹事，让朝野颇为震动，引发上下讨论“致变之原”，朝臣奏章很多莫衷一是，自然触及到“吏治腐败”“军事堪忧”“补救前非”等等重要问题。尤其嘉庆皇帝，之前通过办大贪官和珅心里早清楚，掌握大权的满洲贵族们的奢靡以及地方官吏的腐败怠惰不办事，将对江山社稷酿成什么后患，不再励精图治思谋良策将会危险。

林则徐自然也在思考，什么是救世良方？社会事变，总让人浮想联翩。

此时，“经世致用”思潮，正好借机应运抬头。

嘉庆十九年（1814）五月这一天，翰林院庶常馆异常寂静。

林则徐和同为庶吉士的吴慈鹤，一起参加“散馆御试”，均以“清汉书同试，各列第一”，授编修第级。

翰林院编修，只不过是个正七品小文官。但林则徐终于摆脱苦读书，开始做事了，先是参加国史馆的编纂工作，如《一统志.人物名宦》等，后来职务也变更数次，基本都在翰林院做事，忙碌清冷的文史纪纲，直到两年后首次出京城充任江西副主考官为止。

这一年（1814），林则徐还有一件好事，那就是夫人郑淑卿为他生了长子林汝舟。他们结婚已有十年了吧，幸得第一胎儿子，这可是莫大的喜庆事。

远在福建的林宾日闻喜讯，更是乐不可支，有了长房长孙林家有后，他的那颗默默期盼已久的心终可落下来。祖宗传训，有后乃大。

添了人丁，林则徐领取的那点皇俸，生活上有点捉襟见肘了。从林则徐书信中，便可窥见他这时期生活的窘境：

愚初作翰林时，即有家眷，在京一年俭用，约以五百金办度。编修俸银俸米及馆上月费，合计将及二百，寻常笔墨中亦有所得，能觅一馆地贴补，则又觉从容矣……

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若不读书，岂不虚度日历？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亦风会使然也……

历代文献、我朝掌故，史臣所必当通晓者，不可不孜孜留意，不特通于政事，即遇大考考察命题，偶涉不为聋聩，不触忌讳，亦极有关系也……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

年薪微薄，入不敷出，怎么办呢？文人无他能耐，只有舞文弄墨搞点小钱以贴补拮据。而京城风气浮华，应酬花酒颇多，“好学者，百不得一”，林则徐心里很是看不惯。这几年因各种原因，搬了几次家，先是栖居琉璃街，后迁虎坊桥之东、土地庙上斜街等，一有闲时便替人缮写折子书信，同时兼着一家教书馆的活儿，出时文试帖课题，批阅课文。甚至恩公张师诚，都接济过他银两。显然，长安米贵，小京官的生活拉家带口的，实在不易应付。渐渐天冷入冬，“天气极寒，寓中亲眷只三人，大小俱病，殊不可支，连日延医调治，自厌又自怜也”[16]。看看，这日子过得还真是艰难。生完长子，第二年次子林柏生接着出生，可三日便夭亡，再过一年后长女林尘潭、次女林金銮相继出生。这个郑淑卿一旦开怀，便有收不住的架势，一年一胎，可怜则徐更是苦不堪言、生活困顿了。他也只能向郭阶三等少时友人诉苦，称自己运气极差，春考才排三等二十九名，又夭折了次女金銮，夫人多病，医药开销很大，甚至出公差离京都无人照顾家里有病的妻子。

当然，也有穷中作乐的时候。北京有一批文人墨客朋友，时聚时散。常聚的有座师董诰、曹振镛、文幹，房师沈维矫，朝考读卷师宋镕，有同年程恩泽、李彦章、李象鹍、王赠芳、许邦光、杨希铨等，还有一拨是福建同乡郭尚先、叶申万、王道行、梁章钜、廖金城、达麟等。尤其同乡好友梁章钜（1775—1849，字茝中、闳林，号茝邻）不得了，比林则徐大十岁，嘉庆七年（1802）就进士出身，十年（1805）开始任礼部主事，二十一年（1816）考选军机章京，后历任多地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一度兼署两江总督。

这段时间，林则徐来往最多的还是同乡梁章钜、郭尚先等人。郭尚先与林则徐同年生，比林则徐早两年考取进士，历任乡试考官、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四川学政、光禄寺卿、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等多职，博学多艺，著述甚丰。林则徐说自己和他是“年齿同而义气合”，郭则称与林则徐“相与研究舆地、象维及经世致用之学”“并几促膝，上下古今，或感慨悲歌，嬉笑怒骂，或酒酣耳热，泣数行下”。还有一位内阁学士白熔，跟他是邻居，两人常聚一起纵论天下，作为前辈对林则徐也比较关照，林写诗记忆“我昔初举子，绣褓犹稚婴。公见呼英物，谓当飞且鸣”。

中国传统中的社交应酬活动，历代都是一道风景，水很深，上千年来形成了一股特殊的风气。尤其京师，社交场合就是个变相的官场交际，皇宫里不便说的都在这各种饭局酒会、雅歌投壶、唱班堂会之类活动中表现出来，有的附庸风雅，有的联络感情，有的行贿修好。康雍乾盛世这类风气十分浓厚，到了嘉庆时期社会危机还未显现出来，这种奢靡风气依然很盛，装饰着盛世太平的表面繁荣。林则徐尽管是个小京官，尽管对此有些头疼，但也无法免俗，不可能独自孤立于世外。他常参加的活动，一个是“雅集”，一个是在京师后期的“宣南诗社”聚会。这“雅集”，以辛未同年生又是同科进士的“文酒聚宴”，几乎每月一聚，林则徐在他《丙子日记》中把每次活动做了详细记载，如“同年在浙绍乡祠演剧，公请文远皋师”“同年招游南西门外……池荷初开，修竹成荫，坐花行酒，文宴甚欢”“同年集陶然亭，会者三十二人”等等。这些同年进士，个个才华不凡，胸怀大志，又都是初入京城官场，大有舍我其谁的狂劲儿，等候机会登上政治舞台一展抱负。估计林则徐参加同年“雅集”，没有心理包袱，无大官在场形成压力，较能放松自己，还可从同辈那里学到东西激励自己，因而他十分愿意参加，后来即便赴外省做官只要回京赶上就参加“雅集”，“必作竟日叙”。他们与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大官僚截然不同，多为以进士出身的小官员，出身低微，大多来自安徽福建江浙湖广，是经世派活动最活跃地区。按照林则徐自己的说法：“志合道同……树立猷守相期许”，有人也曾类似认知说：“三年同社人，各怀经济略”。

至于“宣南诗社”，是他离京前数月才参加的活动。这个“诗社”基本也都是来自南方的小京官在嘉庆七年（1802）组织起来，以陶澍、吴椿、洪占铨、夏修恕、顾莼等同年进士为骨干，搞些“赏菊忆梅、文酒唱酬”，办了几次之后解散。后来嘉庆十三年（1808）同岁进士贺长龄、谢阶树等也办过类似的“消寒诗会”，不久也停止活动。陶澍等恢复已停止活动的“消寒诗会”，而且为避免狭隘，打破原来的以同科为主的组合，也不独为消寒，吸纳居住在宣武门以南的南方籍小京官和知识分子进来，组成比较有活力的文学社团。不涉及什么政治内容，纯粹是文人墨客的消遣活动，除了吟诗作画赏花品茶之类外，偶尔做些学术探讨，加上都是些从事文史诗学等官场职业，大多还处在怀才不遇状态，抒发抒发抚今追昔的感慨，表达对时局变迁的见解。

林则徐也算是个颇有才气的诗人，常常显露出诗人的浪漫、感伤、理想化的气质。他参加“宣南诗社”活动大约半年左右时间，最重要的是“宣南诗社”那里汇集了一批“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如贺长龄、陶澍、朱士彦、朱为弼及后来的龚自珍、魏源等，对他颇具些吸引力。

其实他算不上该诗社的主力人员，赶上活动就凑凑热闹而已。文人雅士的这些被外人看起来“发酸”的聚会，搞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比起宫廷的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还暗藏杀机，更是不算什么。

林则徐在他《云左山房诗钞》中，倒是记录了一首《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

宦游我忆长安乐，听雨铜街梦如昨。

朝参初罢散鹓鸾，胜侣相携狎猿鹤。

清时易得休沐暇，诗人例有琴尊约。

金貂换酒玉壶春，斗韵分曹劈云膜。

……

四序流连付游屐，百端悲喜归吟槖。

岂无叹息居不易，臣朔朝饥米难索。

室如蜗角车鸡栖，衣似西华履东郭。

秀句要教出寒饿，高歌那管填沟壑。

……

不难看出，前一段，反映他当年做京官时，官宦们偷闲作乐怡然自得的状态；下面一段，则写出这帮入不敷出的小官员们苦中作乐，又“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复杂心态。

总体来讲，对那段文学社团活动，他还是颇为在意，结交了不少具有共同志趣的朋友，通悉官场之事，增强了对朝廷规矩、政治动态、思想流态的广泛认识。也可以通过这段社会经历，能看出林则徐那个时期的思想动态，以及他内心深处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隐藏的东西。

这时节的京师动态颇有意味。林则徐在福建时就受其影响的“经世致用”思潮，借“白莲教事变”在京城知识文化圈子里渐渐流行，并开始具有一定的社会呼应。嘉庆皇帝似乎也默许有头脑的官员们，多提供些有用的治国良策，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正此时，龚自珍、魏源等“经世致用”思想的中坚骨干，进入京城，他们的新锐文风在京师开始崭露头角，刮起一股清新之风。当时的“宣南诗社”，亦成为这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京城知识分子的一条纽带。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清代中后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思想先驱者和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此人继承家学渊源，多才博闻，受“春秋公羊学”影响，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加重，提倡“经世致用”改革思想，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对封建专制积弊进行揭露和抨击。尽管志不得伸，并不消沉，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建议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他一生追求“更法”，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就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在史学上发出“尊史”呼吁；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使学术研究密切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后研究地理学致力于当代典章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积极建议，致力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尤其深入探讨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哲学观。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做全面的批判。纵观其政治思想和主张，始终还是积极的，尤其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寓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这一点很不简单。

龚自珍的一生，算是不太如意顺畅。嘉庆二十四年（1819）会试落选后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才中进士，时年已三十八岁，担任低微官职，为内阁中书等。四十八岁便抑郁辞官南归，五十岁时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在清朝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积极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他当时属于少有的思想超前的佼佼者，固而不招维护统治的皇上喜欢，得不到朝廷重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选择退隐也算是无奈的结局了。

另一人物魏源（1794—1857），也和龚自珍有些相似，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二十五年（1845）始成进士，官至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他也极力主张“经世致用”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后总结和发扬林则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被后人赞誉为清代启蒙思想家之一，算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睁眼看世界”的不多先行者之一。

也许，这二人前后进京时，林则徐正好出京外放，史料中没有留下他们那时间段交往的记录。然而相互闻名仰慕，是肯定的，文章相互传阅也是必然的。

居京时期，林则徐的另一种追求是书画。

一贯好学的他，绝不放过在人才济济的京城里，向各路名家学习切磋这一难得的机会。书法方面，他最初学唐书，临欧阳询《皇甫诞碑》、颜真卿《送刘太冲序》等，这跟当时盛行“馆阁体”及会试用楷法有关，楷法源于王羲之，被推崇是有道理的。他的行书和草书造诣也已不凡，进而学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同年程恩泽赞他：“君昔解褐衣，书名倾一时。书自柳颜入，自将堂堂旗。”对此，林则徐自言：“或谓学唐书者，专从事于间架分布之间，魏晋风流去之弥远，能真而不能草，宜碑板而不宜翰札。此言诚然。然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踖等于钟、张、羲、献，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17]

楷书讲平正挺拔，他总结出“笔力秀挺，墨气鲜润”八个字，并要求“于腕下作功夫”。他常与好友梁章钜、程恩泽等交流心得，探讨书艺，广泛临帖学习二王、赵孟、米芾等多位名师，后渐渐自成风格，达到了较高的艺境，他的字显得圆润稳健又不乏内涵遒劲刚硬的风格。

常说，文如其人，其实书亦如其人。

另外就是作画。历来是书画一家，擅书者也擅画。

林则徐说：“古书家多善画，盖书不独有笔法，且有墨法。笔法尚有口讲指画，墨法则非画理精熟不能识此妙也。海岳、欧波书中皆有画，云林、石田画中皆有书，即文、董亦然。”[18]

书法也好，作画也罢，最终都不是他的正业。

这些旧时文人士子的玩法，好听点说陶冶性情，不恭维说大多是附庸风雅而已，远离了现实问题社会事务，把自己锁在自我陶醉的精神世界里寻求慰藉罢了。

回过头，还得面对现实。

其实，林则徐是个十分务实的人。

白莲教借旱灾饥民引发京畿骚乱，使得主张“经世致用”思想的士人们开始做深入思考。林则徐也不例外。他认为根源在京畿地区的农耕单一而落后，过分依赖天雨而劳作，因而他意图改变北方只种旱田的传统，引进南方的水稻种植，改变这里农作物全靠天雨的生存方式，并要兴修水利。为此，他读了很多书，做深入调查，还着手撰写《北直水利书》。北方历来缺水干旱，动不动闹天灾，各朝代都引发过动乱，有的甚至令朝代变更，可是兴修水利让农民富足安定方面，任何朝代都没拿出过有效具体的措施，始终是依靠漕运南粮北调这唯一途径。

岂不知，他这改革建议甫一提出，便已触犯了别人的利益！

京畿地区种水稻？天方夜谭，谈何容易！

牵涉到漕运、屯政、河防等几个部门的管辖职权，影响到他们把持的银两利益，招来攻讦和排斥是必然的。林则徐，这时候还有些天真，甚至执着，认为自己提出的这是“养民为本”，为“朝廷万年之计”着想，如果得以实现，华北农民生活可以安定，农民起义的火种就可掐断。于是，耿介的性格让他继续力排众议，博引书籍典章，撰写专章上奏表达自己见解，力陈“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而畿内艺稻又为天下之本务”。

说实话，在当时，他这一主张，不可不谓是个大胆的设想。足见魄力，颇有远见卓识。

如今，京津地区种植水稻，甚至大东北都种植水稻，全不是个事儿了。北方种植产量很高的水稻，已成为供给国家粮仓的重要支撑点。可那时候，谈何容易。由此也可看出，年轻的林则徐当时思谋之远，出策之实际，常人无可比。

但，好比站在旷野上出声，如蒙克之画荒原上的《呼喊》。

林则徐发出的声音，如被荒原之风刮走，消弭于无际。

他深感自己在京城官场，身单力薄，位卑声弱，也许背后还常遭人指指点点，说他自不量力吧。

故此，当恩公张师诚，这位被他认为具有济世之才又清廉能干的明贤，因“愚孝”擅离职守遭贬后现在被皇上重新起用，进京任翰林院编修时，林则徐对此感到格外地高兴。京城官场需要振兴纲纪的贤能明臣，而不是成天拍皇上马屁的奸佞之徒。

林则徐，这时期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济世匡时，是他的真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