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启园之后

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_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评述_刘禹锡诗词点评

陈尚君

瞿蜕园先生去世于1973年，遗稿有《刘禹锡集笺证》，定稿稍残，整理者据其初稿补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笔者第一时间购置了该书，原书没有自序，仅有简单的整理说明，因此没有特别地阅读，对其成就也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解。2001年为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撰写《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文献》一文时，介绍此书“为刘集第一个全注本，着重于名物典章和史实人事的诠证，引征丰富，精要不烦，颇具功力”，只是浮泛的肯定。近年因全面校订唐诗，方得缘仔细阅读此书，很惊讶于此书达到的成就。虽然书出版至今已经二十八年，但我仍感到有必要介绍此书之成就，以及瞿氏独到的治学方法。

瞿之生平，复旦大学2012年田吉博士学位论文《瞿宣颖年谱》有详尽考定。述其大略，则可概括如下：瞿宣颖（1894—1973），初字锐之，后改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人，是清末重臣瞿鸿禨幼子。一生涉足政、学两界，往来南北各地，交游和治学的兴趣都极其广泛。更具体地说，他出生在甲午战败那年，在他少年时期，其父瞿鸿禨历任署吏部尚书，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充核定官制大臣，地位接近宰相，欲引岑春煊与袁世凯相抗，反为袁所噬而出缺回乡。瞿蜕园因为父亲的缘故得以广交天下名士，也深切体会官场之波惊云诡，瞬息万变。他在清季民初有深厚的旧学积累，但进入大学接受的则是现代教育。他进入圣约翰大学后是学生团体的骨干，转学复旦大学后更遭逢五四学运席卷全国，他是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并充满激情地亲自起草《学生联合会宣言》，引一节如下：“期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远近各地，请即日响应，互通声援，以为全国学生自动的卫国之永久组合。自由与公理，为吾人同赴之目标，死生以之，谊无返顾。”但毕业要谋职养家，他只能在父亲熟悉的人事环境中谋发展，到北京政府任职，曾任国务院秘书、司法部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署印铸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国府南迁后，他以文教活动为主。1937年后留滞北京，曾担任诸多伪职，还曾短暂署理过伪北大校长，虽无大恶，但毕竟不甚光彩。1949年后一直没有固定职位和生活来源，冒广生曾欲推荐他进上海文史馆而不果，他只能靠为报社写稿、为出版社写书来谋生，后者较重要的有：科学出版社约请整理之清末王先谦遗著《新旧唐书合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撰写之《李白集校注》（与朱金城合作）及《刘禹锡集笺证》。他努力适应新社会，但身份只是社会闲杂，要交代历史问题还是靠自己努力投递上去，1955年得到“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但1968年仍因私下议论惹祸，以七十五岁高龄获刑十年，八十岁瘐死狱中。

周劭《瞿兑之与陈寅恪》：“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国维）、梁新会（启超）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瞿两先生可谓当之无愧。但陈先生‘史学大师’的称号久已著称，瞿先生则尚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其实两位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的。”这一说法可以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的文字中得到佐证。陈三立1936年为瞿《丙子诗存》题词：“抒情赋物，悱恻芬芳，而雅韵苍格，阶苏窥杜，无愧健者。”认为得窥杜甫、苏轼之门阑。次年陈三立去世，瞿作挽诗五首，《吴宓诗话》云：“寅恪言，散原丈挽诗，以瞿兑之宣颖所作为最工，惜宓未得见。”足见评价之高。其后瞿、陈二人的交谊唱和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

从目前看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存档来说，瞿蜕园在1961年12月26日致函称“《刘禹锡集校注》工作亦望酌量提出”，但版本及其他资料请提供利用便利。到1963年9月16日告该集笺校已毕，称“逐细考订，大致无遗，字数在30万以上”，请预支稿费。到1964年7月16日再告“现已接近最后阶段。除已交之部分外，增加注文及补充笺证，约计为十万字”。1965年1月11日告“此稿阅时三年有余，几经修订，合计全稿约五十二万言”，前交稿外又“钩考群书，补撰《刘禹锡集传》一卷、《刘禹锡交游录》一卷、《永贞至开成时政记》一卷”，请求结清稿酬。同年11月8日寄去最后修改稿，总计约六十万字。巧合的是，恰是在这前后一二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之文发表，“文革”开演，瞿不幸遭劫，这部书稿因已交出版社而得保存。(www.guayunfan.com)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瞿蜕园特作长庆体诗《陈六兄寅恪自广州寄诗见怀杂述答之》相赠，诗末云：“料君养目垂帘坐，听我翻诗转轴成。格律香山元不似，或应偷得句中声。”自注：“君近著《元白诗笺证》，持论精绝，故拟其格以博一笑。”在笺校刘集时，他还通过吴宓“有二三诗史上问题请于寅恪”（《吴宓日记续编》1964年5月13日）。陈寅恪同年作《赠瞿兑之四首》有云：“三世交亲并幸存，海天愁思各销魂。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表达关切思念，以及共同的借开元、贞元历史研究寄寓家世、时代沧桑之感的志趣。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刘禹锡集笺证》是瞿蜕园晚年卖文为生的一部书稿，在基本交稿后，他即提出“已陆续借支部分稿酬。兹值写定成书，可否惠予结清，藉以应付个人生活所需，实深感盼”，其困顿可想而知。但同时他又说：“关于刘集之资料，仍在继续搜集研究中，今后如有所得，尚拟补入稿中，以期尽量充实。必要时仍当分批取回该稿一用，用毕即归还。”已交稿仍未必满意，希望不断充实提高，绝不因卖文谋生而应付了事。

从表层来说，《刘禹锡集笺证》是一部符合古籍整理基本规范的著作。刘集唐时凡四十卷，到北宋已缺十卷，宋敏求另采《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汝洛集》《名公唱和集》《吴蜀集》等书所存刘诗407篇，另得杂文22篇，被编为外集十卷，成为后世刘集的通行文本。瞿氏以日本崇兰馆藏宋蜀刻本为底本，参校绍兴间董棻刻本以及明清几种刊本。两种宋本虽珍贵，但前者为董康于1913年影印，后《四部丛刊》收入，后者则1923年徐森玉曾影印，皆易见。瞿氏复参校《文苑英华》《唐文粹》《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等书，校勘认真，这在今日一般古籍整理者都能做到。全书没有辑佚，是志不在此，因此缺收可靠文章如《文苑英华》存拟翰林制诰，存疑作品如《陋室铭》与“司空见惯”的那首诗，稍存遗憾。值得称道的是涉及文本异文时，瞿氏每能追踪经史文本加以定夺，显示熟稔旧籍的深厚功力。如《哭王仆射相公》诗首句，诸本多作“于侯一日病”，瞿校以为崇兰馆本作“子侯”为是，盖用《史记·封禅书》载霍去病子子侯暴病一日死之事，切王播之暴卒。再如《再经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全唐诗》所录有句作“蛙螟衣已生”，瞿认为宋本“螟”作“蠙”，是用《庄子·至乐》“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是宋本不误。又如《咏古有所寄二首》之二“遗基古南阳”，一本作“南方”，瞿认为咏东汉阴丽华事，必不作南方。《金陵五题引》“逌尔生思”，朱氏结一庐本作“迺尔”，瞿谓“逌尔”用班固《答宾戏》语，“迺尔”为误解。《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宋蜀本作旧曹官，瞿谓当依《文苑英华》卷二一八、《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全唐诗》卷三六五作番官是，并引《唐六典》为证，知其人为刘官屯田时的掾吏。再如《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首句，宋本作“云雨江湘起卧龙”，似乎可通，瞿认为此处用《易解卦》，当依朱氏结一庐本和《全唐诗》作“云雷”。再如刘禹锡为何字梦得，他认为取名是据《禹贡》“禹锡玄圭”，而梦得则可能据纬书《孝经钩命诀》“命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凡此之类，非熟谙旧籍、典实、制度、地理等，难以臻此。

就全书构成来说，主体为刘集所有诗文的校订解读，每篇下分诸栏，一为“校”，乃求文本之真，操作规范，如前所述；二为“笺证”，非一般之注释文义，而是各就人事、事件、地望、制度等展开讨论，部分篇章称“注”，体例未及划一，亦有“注”与“笺证”兼有者，“注”明细节，“笺证”则发挥该篇写成时间、背景及所涉寓意之讨论。各篇详略各异，详者或至数千言，可作一篇论文看。全书之末，则有四项附录，一为《刘禹锡集传》，以刘氏自撰《子刘子自传》为本，据本集钩稽事迹以成新传，总二万余言，类年谱而将传主一生大节揭出。二为《刘禹锡交游录》，凡收五十五人，总约九万言，以刘之作品解读为依凭，稽考诸人之生平出处，重点交代与刘之交往始末及恩怨情隙，仔细阅读，方知此为全书最精彩之部分。三为《永贞至开成时政记》，首末三十八年（叙至刘卒），为刘禹锡一生与朝廷政治最密切的时期，似为他考查刘诗文人事交集与政治纠葛之长编大纲。四为《余录》，为治刘集之随感而各篇难以归属者。估计以上部分皆最后完成，是总结笺证心得而尤望加以发挥者。

刘禹锡存诗约八百首，存文约二百二十篇，颇为可观。因他学问浩博，为人强项，交游至广，大多为特殊原因或人际交往而作，寄意深远，解读不易。瞿蜕园早年即成长于同光余风的氛围内，于骈散文和古今各体诗皆称擅场，特别善于体会微妙的人际应酬和复杂的政治角逐中的含蓄表达，何况他的先人曾深陷政争，他本人又曾长期周旋官场，这些独特的经历和学养使他的解诗能有许多切肤凿骨的对现实的披露和揭发。

以对一首诗之解读为例。刘禹锡《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有引：“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禆于乐府云。”诗云：“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高台。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秋萤飞去来。”诗引（刘禹锡父名绪，故序皆作引）已经说明，丞相武元衡因主张平叛，为方镇遣刺客杀于上朝途中。刘禹锡与武元衡有宿怨，此时恰在南赴连州的路上，得讯而作此二语，托武姬人口气表达哀悼。前人对此诗之评论，如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即认为“其伤之也，乃所以快之欤”；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则比较柳宗元同时所作《古东门行》，认为二人虽皆与武有隙，柳“犹有嫉恶悯忠之意”，刘则“似伤于薄”。然则恩怨是个人间的事，武之平叛是为国家，牺牲更属壮烈，借此泄愤，更属不堪。瞿蜕园则认为刘之怨怼仅在诗引中“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谓二人名位本相埒也，“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明己之贬斥由于武也。不作挽诗而托于乐府，“虽不为快意语，亦固不许其为人矣”，这样的解读显然比宋人更为精当，更为刘诗之“微而婉”提供具体的注脚。附录柳《古东门行》，认为柳“不以元衡为力主讨淮西者”，诗意但“慨唐室之无能”，“与禹锡之制题隐约略同”。

文章即便明白，其本事如何，也很难得到确解。如刘禹锡祭柳宗元文有“近遇国士，方申眉头”，当然是说柳在病亡之际，得到有力者之赏识，可望起用。但国士为谁呢，瞿蜕园排比元和十三、十四年（818、819）之秉政者，只能举出令狐楚、李夷简二人，但柳与令狐无交往之迹，李居相短暂也未见推挽之事，因而竟难以究明。

读其诗须知其人，知其人需明其世，知人论世尤要辨其人之识见作为及奉公或谋私。瞿蜕园对刘禹锡进入仕途后国家大势的认识是：“自贞元政主姑息，唐之衰亡分裂已肇其端。德宗既卒，继事者不得不思矫其弊。王叔文辅顺宗，首折韦皋、刘辟割据之谋，移宦官典兵之权。及宪宗嗣位，杜黄裳始谋伐蜀，李吉甫继谋经画两河，吉甫殁而裴度继之。（李）德裕秉其父训，始终以富强为务，观其会昌中措施，皆叔文、黄裳、吉甫与度一脉相承之旨趣也。至于主安静，戒生事，汲汲以容身保位为务，因而忌功害能，党同伐异，则又张弘靖、韦贯之、令狐楚、钱徽、萧俛以及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诸人夙所主张者也。”（《刘禹锡交游录·李德裕》）这是一段讲述刘禹锡从入仕到去世的四十多年间政局总体走向的提纲挈领的文字，一方面是他在宦官、节帅和朝臣交互影响下，经历了七位皇帝的权力更迭，另一方面是大臣与文士因为家族、科第、仕宦、婚姻、师友等原因形成各种犬牙交错的利益集团，展开此起彼伏的政争和纠缠。政治斗争的起因经常并不是双方施政方针或原则有什么不同，焦点经常只是由谁来做，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来做。这是读这段政治史所必须了解的，刘禹锡的仕宦和文学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展开的。请先从他早年与府主杜佑的关系说起。

杜佑是德宗朝的名臣，从贞元五年（789）起任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十五年，保证唐东南财赋之运达。刘禹锡从贞元十五年（799）始，入其幕府为掌书记，极受信任，且私人关系也甚密切。《上杜司徒书》曾自述：“小人自居门下，仅踰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今存刘为杜起草的表奏尚多达29篇。贞元末杜入朝为相，直到元和七年（812）去世，其间刘亦入为监察御史，并因卷入永贞党人而长期被贬。用现在的话来说，刘是杜的部属，因杜之入朝而授京职，但在刘遭遇政治挫折长期被贬过程中，杜虽高居相位但从来没有发声，这当然是很特殊的情况。

瞿蜕园钩稽文献揭示，杜佑早年从事浙西，与刘禹锡父刘绪为同事。当杜以善理财而得擅东南财赋时，更乐于以世善财计的故人之子为掌书记。刘禹锡自述与杜之相得无间，正因此特殊原因。当王叔文用事时，杜已入朝为同平章事，充度支盐铁等使，刘禹锡以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即仍为杜之助手，且充当杜佑与王叔文之间的联络人。杜佑兼山陵使，刘禹锡亦为其判官。瞿蜕园认为：“佑与禹锡，恩谊之深应非寻常可比。”“不意此时佑忽为流言所中，使禹锡陷于王叔文、韦执谊之狱，不加营救。”换句话说，新政期间，刘禹锡仍一直是杜佑的助手，杜佑以位高德重，在永贞内禅以后到去世的六七年间，一直居相位而未曾改移，但刘禹锡深陷党案，遭到长期贬黜的处分，杜佑对他没有任何援接，反而几乎一言不发。

解开二人隐情的关键是刘禹锡到朗州贬所后给杜佑所上长信，其中有“飞语一发，胪言四驰，萌芽始奋，枝叶俄茂，方谓语怪，终成祸梯”。瞿蜕园认为飞语发自何人，语为何语，皆难以究明，但绝非王、韦之狱，而应该是起于私嫌，甚至可能借王、韦之狱为报复之举。他再参以刘禹锡给武元衡之启有“本使有内嬖之吏”，直指谗谤始于杜佑之左右。瞿蜕园怀疑此人或即杜自淮南升为正室的嬖妾李氏，即闺门中人干预公事，认为杜本为“位重而务自全者”，“尤易入肤受之言”，以至刘禹锡虽百般解释终难获谅解。

近年由于杜佑撰李氏墓志的发现（详《文史》一百期拙文《杜佑以妾为妻之真相》），瞿氏所疑仍可再检讨，一是永贞间李氏随杜已经三十多年，刘禹锡既经常出入其府第，自属旧所熟悉之人；二是其人时年已逾五十，且元和二年（807）即去世，而杜佑直到六年后致仕，方驰函于刘稍有见谅之意。虽事实仍多不明，但杜在关键时期对自己的薄情是让刘深感失望的。瞿蜕园从刘禹锡所述杜佑一段自污的佚事中，读出刘对杜之为官，仅为容身之计的鄙夷，也是一种理解的角度。

今人所言永贞革新，是指顺宗即位后，他所倚信的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文人集团试图改变德宗末年的慵堕朝风，改良政治的一系列举措。但因德宗逝世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顺宗即位后当年未改元原，待禅位宪宗后方改元永贞，故史称永贞内禅。王叔文等用事时并无永贞年号。顺宗退位后，他所信任诸人或被杀，或长期贬窜，史称二王八司马，刘禹锡、柳宗元皆在其内。其实二王八司马只是一个松散的文人集团，其形成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彼此之间也不免有许多分歧，在失败后各人之命运更有很大不同，唯刘、柳始终如一，友情不变。瞿蜕园对诸人关系有许多精彩揭示。

王叔文集团之形成，瞿蜕园所考虽承旧说，但精细过之。他指出王叔文侍太子即唐顺宗逾十八年，柳宗元与王叔文相交亦逾十年，刘禹锡因柳宗元而得识王叔文，相识虽晚而相知甚切，故虽王叔文败亡，仍在《自传》中给王以积极评价。瞿蜕园认为顺宗之立，宦官间已存异议，而其得权之方式，则因顺宗即位时已得风疾不能视事，由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复宣于亲信宦官李忠言，李授王，王与亲信文士图议后再下中书，交韦执谊施行。所恃为病入膏肓之顺宗，且又采取如此特殊之方式，虽施行之策颇有特见，一时权倾天下，内外则不免树敌太多。至其欲谋夺宦官兵权，必召致宦官群起反对。瞿蜕园云：“永贞之变，肇于宦官之分党，而成于藩镇之固位。”诚为卓识。台湾学者王怡辰认为，在顺宗继位前，宦官中已有拥立舒王李谊之一派在。而德宗后期怠于政事，方镇节帅或至二十年未迁改者。在新皇布新之际，各有利益必须维持，王叔文等峻急行新政，不遑顾及各方实力和利益，其覆亡自是不旋踵即可逆料者。瞿蜕园的这些分析，很好地解释了何以宪宗朝之举与顺宗朝并无大的不同，而于王、韦诸人则严谴如此，盖历来政治之是非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由谁及采取何种次序来做。

韦执谊为王叔文集团外朝宰相，地位重要，但刘、柳文集中皆很少提到他，其人面貌颇显模糊。瞿蜕园据各种点滴记载力图追踪其人之真相，知道他出身世家，进士登科，人物俊美，但其早年官微时即因缘得在德宗前论朝士之是非，二十多岁即任翰林学士而得宠任，瞿认为德宗性本猜忌，他的这些所为必然遭致朝士之“妒宠播谗”，无端敛怨，为后来的永贞事变埋下祸根。再者在顺宗居位时，韦执谊“既为叔文引用，不敢负情，然迫于公议，时时立异”，导致与王叔文渐成仇怨。特别在永贞内禅之重大分歧点上，韦执谊首鼠两端，直接导致王叔文之败。瞿蜕园分析说：“盖叔文孤寒新进，故专倚顺宗，自谓能行其志。执谊甲族进士出身，熟于宫府党援之习，不肯为直情径行之举。”是从出身背景判断两人行事风格之差异。韦执谊不反对太子继位，但宪宗掌政后，则仍不能谅其所为，虽最晚贬出，但所至也为最荒僻之地。瞿推测“刘、柳亦恶执谊之持两端而有以致叔文之败”，虽还难断言，但韦执谊子韦绚长期得到刘禹锡、李德裕的如子弟般的关照，刘之“笃念故交盖未尝稍懈”，尤属可贵。韦绚记录二人所谈之《刘宾客嘉话录》和《戎幕闲谈》二书存世，为古代较少见的私谈记录。

柳宗元为刘挚友，我们将他放在后文叙述。

二王集团其他人，王伾刘几未提及，原因不明。韩晔为旧相韩滉族子，虽参与较深，以累叶卿相，及祸稍轻。凌准在贬后三年即去世，最为不幸，瞿蜕园认为就所见文献考察，其人决非禄禄者，特别是在贞元末为翰林学士，与闻德宗遗诏之草定，并进而分析同时诸人皆出生南方，“南人联袂而居禁密之地，宜为当时士论所骇”，“愈足见南北地域之见亦有以召永贞之变也”。韩泰，瞿蜕园认为其是八司马中最具干才之人物，最善筹划，能决阴事，故王叔文派其为神策行营节度司马，是二王谋夺宦官军权的关键人物。其虽被贬，但从韩愈元和末在袁州敢举其自代，似被谤不及刘、柳为深。其与刘交谊保持到大和间身故，更属难得。程异是八司马中最早起复者，大约在元和四年（829）即因李吉甫保荐而起为扬子留后，当时给刘、柳看到重出的希望。更特别的是，他在元和十三年（818）意外入相，是八司马中历官最高者，但仅半年多即卒于任。瞿蜕园分析他虽居高位，但因本属党籍，畏祸谨慎而不敢援引朋侪，大约其人之所长在输纳理财，得有力者推挽而得大用。陈谏之名不见于刘集，瞿蜕园认为其人为八司马中最少表见者。可以补充的是，他早年为刘晏属吏，著《彭城公故事》推许刘为管仲、萧何一类人物，永贞间以仓部郎中领度支，盖亦善财税者。

刘禹锡因永贞政败而贬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曾短暂归京，旋再出守连州。从表面看，他远离京城，闲居外郡，无所事事，其实他一直在观察人事变化，寻找机会，希望得到有力者的汲引，虽没有大的突破，但他也一直在努力。瞿蜕园通过对大量作品的解读，揭示了他的种种作为，以及最终未能成功的深层原因。

权德舆于元和五年（810）至元和八年（813）间为相，时刘禹锡贬朗州，无一语相交。瞿蜕园考出权早年曾为扬子盐官，与刘禹锡父刘绪同官，刘禹锡当视其为父执。刘禹锡初登第，权作《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刘禹锡亦有诗赠权。刘禹锡晚年与权德舆子权璩唱和，璩诗已佚，从刘和诗分析，有念旧之意，而刘和诗仅述与璩之交集，不涉先世旧谊。瞿蜕园引《旧唐书》权德舆传“循默罢相”之评价，认为他“庸谨而已”，“庸庸自保”，“非能深知禹锡”，更难为其争一头地。

李吉甫元和前期曾两度入相，且其进入中枢在宪宗即位以后，与永贞党争无涉。虽然八司马被贬时受到“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严厉处分，但当八司马之一的程异被李吉甫召为扬子留后时，柳宗元、刘禹锡都看到了希望，分别致书启于李吉甫，请其代为缓颊进言。瞿蜕园从文本中读出以上史实，更进一步探究为何都难以实现。他从点滴记载中读出刘早年或曾识李，李首唱讨叛，看其政治主张与王叔文等并不扞格，又从李之为人与行事作风判读，他未必不肯援手，但最后办不成，瞿的判断是“非得解于（武）元衡不可”，即要为刘、柳解套仍要当年关键人物武元衡表态。

武元衡，可能是与刘禹锡中年经历最具关系，而事实真相最不显朗的一位。瞿蜕园在《交游录》中没有为他列出专节，但各诗文释读时则议论较多，但仍多难解处。武年长于刘十四岁，贞元十九年（803），武为左司郎中，刘为监察御史，地位相当，但次年武任御史中丞，则为刘之主官。史云德宗死后，杜佑为山陵使，武为其副即仪仗使，刘求为仪仗判官，以助王叔文等拉拢武，为武拒绝，因此挟嫌罢武为右庶子。对此瞿蜕园有所质疑，即刘于杜佑人事为亲，且山陵使地位为高，何以弃亲重而求疏轻，认为史载不足信。瞿蜕园另注意到李吉甫指点刘仍须有求于武，并亲自抄示与武唱和诗，由刘继和。刘于是再走武的门路，有《上门下武相公启》，瞿蜕园特别注意到启中有“山园事繁，孱懦力竭，本使有内嬖之吏，供司有恃宠之臣”，本使必指杜佑，其时已死，刘为自明，不惜揭其短以自解。刘、柳诸人元和九年（814）得召至京，瞿认为非经武同意不办，但入京后二月，关系则再度恶化，以至于宰相票拟新任地方，要让刘去最偏远的播州。原因何在，瞿以为难有确解，肯定其间有不可解之事发生。旧传刘此年春初游玄都观看桃花赋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为人诬其有怨愤，白于执政，因致嫌隙。瞿蜕园认为此诗本只是一般咏怀，因一时传诵，“恶之者从而加谤，谅亦事实”，但真相必不如此简单。

还要说到裴度。执政者既要刘禹锡去播州，母老难于行，柳宗元便提议以自己的柳州对换，自是朋友相助的无奈之举。出来仗义执言者为裴度，乃至冲撞宪宗亦在所不惜，终为刘改至连州。瞿蜕园详考二人行迹，有同时在朝之经历，但不见交往之记录，若然则尤见裴度秉公处事之可贵。其后裴度入相后出征，平定淮西，建不朽之殊勋，功绩震于朝野，刘禹锡既贺其功业，亦申述旧恩，希望得到他的提携。柳宗元作《平淮西雅》等，亦怀同样目的，但都没有盼到，两年后柳捐馆柳州，刘丁忧去职。瞿蜕园对此分析朝中权力变化，认为裴度在中书职主军事，未必有余暇顾及人事，而与同时诸相各不相得，终于难有作为。他还指出刘禹锡在南方所得传闻是裴度得到宪宗的倚重，但没有可能理解裴立朝期间的杌陧不安。此类分析，诚非老于官场者不办。

瞿对文宗时裴度因迎立之功而得掌朝事，对刘禹锡的几次照拂也都有揭示。对二人退居洛阳时虽唱和频繁，鲜及时事，认为“经甘露之变，亦必相戒以多言贾祸”而使然。

最后要说李绛。他进士比刘禹锡早一年，贞元末任监察御史与刘禹锡同官，前此则先后任渭南尉，颇存交谊。元和间为宪宗所信任，以直言敢谏著名，自翰林学士入相，前后多历年所。刘禹锡对他寄予厚望，曾上书叙及李绛在私下说到对自己的哀悯，但李绛也始终没有给以援手。晚年彼此有唱和，但似已颇生分。后李绛因兴元兵变遇害，可说是以身殉国，刘禹锡既为祭文述哀恸之情，又为其文集作《集纪》，即序，尽到自己的责任。瞿蜕园从祭文历述二人之交际始末，读出离合始终之感喟，更从“虽翔泳势异，而不以名数革初心”，读出“不足之意”。

中唐文学，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最称大家，诸人间卓然自立而可与抗衡者，亦仅刘禹锡一人，即称并世五家亦可。刘与四人均有极密切之交往，虽早晚、亲疏、事功及文学建树各有不同，但他们构成了中唐最可称道的文学风景。瞿蜕园对此解读至为精彩，不能不为之分疏一二。

柳宗元为刘禹锡一生最心会之朋友，其为人心气极高，亦最为耿介重义。瞿蜕园特别注意到柳在长期流贬中，对王叔文始终推重，未尝有异辞，并认为其《寄许京兆孟容书》称与王叔文等“共立仁义，裨教化”，“懃懃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和理想，但王叔文失败的原因在于：“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相信这是他外贬多年冷静思考后总结的结论，瞿蜕园认为“此数十语于永贞政变内幕揭发无遗”，可以揭示许多隐情。至于柳宗元于韩愈、刘禹锡之关系，瞿蜕园认为“韩非真知柳者”，“柳于韩殆亦非心服”。对刘在柳去世后的一系列文章中，不道其性行，评价文章亦仅借他人之言，瞿认为“盖禹锡知宗元深，决其志事必不湮没，故不为赘词，且哀之极亦不暇文也”。

对于韩愈与刘、柳关系的解读，大约是瞿著中最精彩的文字。众所周知，韩与刘、柳在贞元后期已有深交，但因言得罪而贬阳山，于路有“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的猜疑。永贞党败，韩则作《永贞行》丑诋之，今论者或谓韩与刘、柳政治立场迥异，并进而斥其人品。瞿蜕园则认为贞元末同官中，刘所最亲者即为柳、韩，待其结交王叔文、韦执谊时，则韩已南贬，因此而廓清韩之贬因得罪王之曲解。并梳理韩遇贬之缘由，一为言天旱人饥而指斥京兆尹李实，二或为言宫市，皆与永贞诸人所见相同，王叔文等无论成党与否，皆不至排韩。至永贞败后韩所作诸诗，瞿认为确有许多“无以自解”处，若比王、韦为共工、驩兜，瞿认为是因颂圣而“运用故实不无过甚”。对《永贞行》则认为一为“宦官之拥兵者张目”，二则述“求官不得者忿嫉之词”，三则将王、韦等比为董贤、侯景，有“天位未许庸夫奸”，“谓王、韦将谋篡，其谁信之”。这些过分甚至诬枉之词，瞿的解读是韩既要颂圣以让“君、相见此诗必深许其忠”，又要尽量撇清关系，“汲汲以不与刘、柳同党自明”，同时也留有与刘、柳今后相见之余地。对韩之诸诗，刘、柳皆未曾以为忤，也无怨韩之辞，瞿认为乃二人与韩在政治取径上虽不同调，“乃更望愈之仕途亨遂，早据要津，始有弹冠相庆之可冀”。这样解读虽似有些俗见，但可能正是对元和间三人升沉各异，始终没有“损及私交”的合理解答。柳宗元殁于贬所，韩愈为其撰墓志、祭文及《罗池庙碑》，尽了朋友之责任。刘禹锡先后有祭文悼念柳、韩，都反复述及三人之交谊。在政治风潮中人生命运会有起伏荣黜，三人虽曾稍有龃龉，而最终能友道始终，诚为不易。瞿之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不掩恶，不苛求，极具学人之识见。

元稹为中唐大家，其出身、仕历及交往，当时与后世皆有较多争议，瞿蜕园则广征文献，为其辩白。一是《旧唐书》本传云元和初元稹针对王叔文等故事，奏请东宫官宜选正人，瞿则引元稹原奏，所针对者为以沉滞僻老及疏弃斥逐之人，并非针对二王而发。二是他的进用因得宦官崔潭峻推荐之力，朝论鄙之，因此而为武孺衡于朝官聚食时侮之。瞿以为虽然元谄事潭峻为事实，不必曲护，但其时显宦而得交宦官者并非仅此特例，个人之间的交往有和有不和，任何时代都一样。崔奏进元诗，瞿认为元之新艳诗体为当时广传，“中官进以为娱”，皇帝也未必理解其中谏诤之意。他认为朝官对元之不屑，并非因缘宦官，而是出身明经，进身太速所致。并举出元和十年刘、柳等被召入京，元亦被召者之一，认为事出李吉甫，不能以召永贞党人为名，故一并召及，但诸人到京而李吉甫已亡，秉政者武元衡不赞成诸人起复，因而有再贬远州之处置，元亦再贬通州司马。武儒衡为元衡从父弟，有仇隙借机发挥也很正常。三是裴度对元的极度反感。瞿分析说：“至于稹与度似已至不可调和之程度。盖度腾章诋稹，非有深憾不至于此。以常理而论，度在平淮西以后，被推为元老重臣，似不应有轻率忿激之章奏，殆必有交扇其间者也。”原因难以究竟。瞿的这些分析，对理解中唐政事也很重要。至于元、刘间的交往，瞿认为二人在贞元末即可能结识，对顺宗时变政的举措，元亦应可赞成。其后元之贬官，刘颇表同情，元贬江陵，与朗州不远，来往更显密切。到长庆间元稹与李绅、李德裕同在翰林，因各自友人之关系，交往更深，刘除夔州，也可能得三人之助。其后十年，刘与元稹、李德裕关系密切的程度，几近无话不谈，且多有心曲之交流与时政之感慨，可另详下节。唯元死得突然，殊为可惜。此外，元、白齐名且交谊密切数十年，但刘与元、李走近以后，元似无意牵扯白入局，也是有趣的事情。

白居易与刘禹锡同年出生，但登进士第则晚了七年，但贞元、元和间文学声名鹊起，他亦勇于言事，但大多泛言时政得失，偶及中贵，因不似刘禹锡之结党抱团，多数情况下并无大碍。至元和十年（815）因越职言事得罪宰执，贬居江州，用世之心发生根本转折。瞿蜕园追踪刘、白二人之家世渊源与早年轨迹，认为结交于弱冠应属可能。元和、长庆间二人诗名各得擅场，有文字交往之痕迹，但绝无彼此私谊可言，是甚为可怪者。白居易云二人初逢在宝历二年（826）秋，时白自苏州因病去职，刘则和州任满，不期而遇于扬州，时二人皆已五十四岁。瞿蜕园虽认为“初见”“初逢”都是泛言，但也找不出二人前此同游之确证。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十六年，二人似乎一下子都认可了对方的价值，成为最好的诗友。特别是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以后，白与刘唱和更频繁。《淳熙秘阁续帖》在白与刘书云：“微（元稹）既往矣，知音兼勍敌者非梦（禹锡字梦得）而谁。”

瞿蜕园认为白、刘二人志趣颇有不同，刘禹锡始终未忘用世，而白居易中年后敛尽锋芒；在人事上，白居易因婚杨氏，与杨汝士兄弟亲好，而诸杨则属李宗闵、牛僧孺一党，刘禹锡则与李德裕为莫逆之交。虽然有这些不同，但瞿蜕园认为元、白、刘三人同为开元和新派之人物，为诗各成壁垒，白居易尤能知人，能服善，特别称赏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联，得其神妙。挽刘诗“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二句，“概括刘禹锡一生遭际，与二人之契合，其旨甚深”。也就是说二人唱和诗虽很少涉及时政，但“感往伤今，惊心触目，殆只相遇于无言”。二人之友谊，与刘、柳之深交，虽在不同的层面，但都到了特别的境界。可以说是脱尽铅华，勘破事功，在风花雪月中悟出人生的真谛，在心照不宣间彼此惺惺相惜。

长庆以后，牛李党争激烈，此升彼降，势如水火，士人各有取舍，趋避为难。如白居易即因此自称朝隐，尽量规避。刘禹锡个性强烈，好恶分明，但此时既与李党之李德裕、李绅、元稹等交往密切，曾编与李德裕唱和诗为《吴蜀集》一卷，与牛党之牛僧孺、令狐楚交谊亦密，与令狐唱和十九年，往返七十九次，有《彭阳唱和集》三卷，此外与李逢吉、杨嗣复、杨虞卿等也有过往。怎么解释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呢？瞿蜕园对此各有很具体的解说。

李党的几位关键人物，如李德裕、李绅、元稹等，与刘禹锡都堪称挚友。

李德裕是晚唐最有作为，也最多争议之政治家，其一生亦关涉唐后期之诸多重大事件。瞿蜕园特别关注李德裕二事，一为以门荫出身，为进士出身之清流所不喜，二是欲成就事业而不能不笼络宦官，甚至平定泽潞后追戮甘露蒙难诸人之遗族，以求欢于宦者。但引拔寒素，平定叛藩，经略边事，振刷有为，也确无他人可比。刘禹锡与他的交往大约始于长庆至大和初，结识虽晚，很快就结为莫逆，颇为知遇。瞿蜕园读出李德裕初镇浙西，有《霜夜对月听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述听乐后之沦落之感，时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皆在东南，各和此诗，元诗已佚，白诗专就听乐铺写，不涉李德裕之心事，刘禹锡和诗则直接李德裕心境，乃至为唐末罗隐所激赏。李德裕随即作《述梦四十韵》，叙述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接近权力中心的感受，并及外守后的凄凉抑塞，仅寄翰林同官元稹，元稹唱和后，李再示刘禹锡，刘禹锡虽未曾入翰林，但被二人视为知己，亦步韵相和。李德裕后来将此组诗收入其本人文集。此组诗显示三人间亲密无间的友谊，且因涉及翰林院景致与制度，四十韵皆次韵，也在史实与文学层面上有重要价值。接着李再作《晚下北固山喜径松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长诗分寄二人应和，但三人诗仅刘诗完整保存，李、元诗皆仅存残句。仅就刘诗看，李因凭吊六朝故地而述强烈的用世之心，刘则感同身受，以“用材当构厦，知道宁窥牖？谁为青云髙，鹏飞终背负”为结，对李寄托希望。那年李三十六岁，比刘年轻十五岁。其后二人唱和不绝，李改镇滑州，作《吐绶鸟词》示刘，刘和诗借鸟之遭遇喻李之屡为异党排斥。李入镇四川，游房琯故地，诗再示刘，刘和诗有“目极想前事，神交如共游”，瞿蜕园认为刘“洞悉其心事”，即感慨李与房命运相似，难展长才。大和七年（833）李德裕入相，赋《秋声赋》以结好令狐楚，刘和此赋，瞿蜕园认为，他虽不肯作衰瑟语，但亦自知难有机会行其志。果然仅一年有余，李即为李训、郑注等所挤，罢相再度出镇浙西。刘禹锡方守汝州，乃出州境为其送行。李虽再度蹉跌，但因此躲过甘露之难，乃不幸中之大幸。李、刘后来的命运是大家熟悉的。瞿蜕园说：刘禹锡虽一直“望德裕之相汲引，不谓德裕得势于会昌初，禹锡已老病且死矣”。

李绅早年与元、白因首倡新乐府诗而得名，长庆初与李德裕、元稹同为翰林学士，因声气相类，结为党援，此后其历官大起大落，皆与党争有关。他与刘禹锡年岁相同，于会昌二年（842）入相，即李德裕所引，若刘禹锡时方健朗，未始没有机会。刘禹锡与李绅元和中相识，大和末一镇越州，一守苏州，因有唱和。瞿蜕园推测“必常有书问往来”，惜并无明证。

李逢吉登第较刘禹锡晚一年，但元和后期入相，与裴度为敌，长庆间再入相，则与李德裕等为敌。瞿蜕园认为刘禹锡周旋其间，因身不与政局，得虚与委蛇，交情不深。从唐末开始，有李逢吉夺刘禹锡家妓之说，始则《本事诗》载之，继则《南楚新闻》演之，瞿蜕园认为二人其间仅一度相见，李逢吉虽凶暴，必不致如此无礼。我赞同其说，且以为瞿考尚未尽言，当别文详辨之。

牛党另一要人杨嗣复，其父杨於陵与刘禹锡元和间颇多往还，故刘与杨嗣复亦有唱和。瞿蜕园认为其所作“语皆谀颂，非有深意”，并进而认为“禹锡此时年老，怵于朝端南北司及党祸之烈，必亦无意于进取”，故与党争诸人“无不虚与委蛇”。这是较妥当的解释。类似的情况在李珏、杨虞卿等人身上亦是如此。其中杨虞卿与白居易为姻亲，与刘也为旧识，大和年间因有私人来往，比较奇特的是杨之小姬英英亡故，刘、白乃至从未谋面的姚合一起唱和哀伤，展示其时士人私生活的情景。

但牛党中令狐楚、牛僧孺二人，刘禹锡是真心相交的，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

今人多视令狐楚为牛党人物，瞿蜕园从科第和宦迹分析，他因河东兵变后助严绶继任而得揄扬，与李宗闵、李逢吉、杨嗣复相交尤彰，奇特的是他之所敌皆刘禹锡所厚者，他与刘禹锡虽订交甚晚，但两人交谊甚笃，至死不改。瞿蜕园分析，他与刘禹锡初见并订交在元和十五年（820），时令狐遭遇重大挫折，自宣歙观察使再贬衡州，与刘禹锡经历相似，故有同病相怜之感。对二人之交谊，瞿认为二人“似止于文章，而不及政事”，令狐对刘的前途虽颇关切，也曾数度相约欢聚，但并没有实质的援借。结论是：“楚之为人，小有文名，而务营党结私，所昵近多非端士，即与禹锡气类不同有明征。而私交顾始终无间。”虽感对令狐贬斥稍过，但气类不同自亦可成为笃友，人之交往本可以有多种类型。

牛僧孺于刘、白皆为后辈，元和初急切言事虽起波澜，但仕途则颇亨畅，方过四十即入相，为牛党魁首人物。据《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所载，牛登第前投卷于刘，刘率性褒贬，因此有隙。直到大和、开成间得缘相见，彼此赠诗述及往事，时牛已两度入相，刘则以幕府署郎职，至此居然相隔近四十年，仍为郎官，彼此地位相差悬殊，牛赠诗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句，虽略憾于往节，但对先进仍存礼数，刘则以“追思往事咨嗟久”表达歉意，以“待公三日拂埃尘”请牛见谅，终能尽释前嫌。瞿蜕园对牛之为人为政皆颇多批评，但也认为待诸人退居洛阳时，皆以年高无复宦情，牛亦不忌二人，“聊为游伴，只谈风月”而已。且在唱和中，白因曾为牛座主，有恃旧之意，“刘则词句多含谀颂，自处亦极谦抑，足征其惩前车之覆，力求解释旧嫌也”。

永贞至会昌初三十八年，曾居相位者约四十六人，与刘禹锡有个人交往者多达二十五人，这数量实在很可观。其他仆尚丞郎、方镇大员、文臣名士来往者更不可胜数。瞿蜕园的解读，对刘禹锡与诸人之交往始末及其人之为政大节及人品末行，颇为关切。略举数人如下。

王播，中唐时长期镇淮南，领盐铁，长于理财，但为政名声不佳。刘禹锡与他谈不上私交，但在他去世后有三篇哀挽随感之诗文。瞿蜕园认为祭文为代诸郎中作，照顾场面时偶存调侃。而挽诗则自抒己意，既以霍子侯为比，以及“歌堂忽暮哭，贺雀尽惊飞”句，见其平日声势之烜赫，以及暴卒后之门庭冷落。另认为《有感》：“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巳翻。平生红粉爱，惟解哭黄昏。”为感王播暴卒作，讥其“不存士行，奸邪并进”，仅知留连红粉，“不务荐达士类”。

王彦威，为中唐后少数不以进士出身而致身通显者之一。瞿蜕园分析其为元和相李鄘之内姻，或因此致身通显。又分析其政治立场，为依附李宗闵一党者。禹锡既为其父撰碑，又与其有诗歌唱和，瞿蜕园认为：“禹锡于宗闵之党方得势时，不显与立异，亦不绝往还，要之胸中非不辨泾渭者。”

甘露四相中王涯年辈最长，历官亦久，与刘禹锡亦最为旧交。甘露之祸无辜蒙难，如白居易早已淡忘世情，所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中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用潘岳事，哀王涯之不幸。但刘禹锡全无述及。瞿蜕园认为：“及涯被祸，禹锡甫到同州刺史人，于甘露事变之始末，仅能得之官报，故默无一言矣。”又说：“要之禹锡与涯相交岁久，甘露之祸，人所同愤，虽无一言，亦不能不隐为之悲也。”稍有些强作解释。

李程，宗室，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刘禹锡有过一段同事经历，二人友谊似乎一直保持始终。柳宗元亡于柳州，韩、刘各在南方，李程适为鄂岳观察使，居南北通衢，故刘托其料理柳之后事。李程成名早，历居要职，敬宗时短暂为相。刘禹锡可能有两次到他任所探访。瞿蜕园对此都有具体的解读，比较有趣的是他还从韩愈诗中发现一段露骨地对李程表达不满的话：“我昔实愚蠢，不能降色辞……公其务贳过，我亦请改事。”（《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虽寄了诗仍绕过武昌，取道安陆归京。虽事实不明，但韩之为人木强，于此可知。

瞿蜕园也承认，有些人事解读由于文献欠缺，仍多有不可解处。如刘禹锡贞元末任屯田员外郎时举柳公绰自代，这虽是贞元初确定的官场惯例，但推荐者必须对被推荐者有为人为政方面的认可，误举将遭连坐。瞿推测可能是因柳宗元的缘故，但柳公绰与柳宗元并非同一房支，而其后柳公绰致位显达，与刘禹锡并无过从。瞿蜕园认为此事“不可解”，是合适的。

《孟子·万章》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成为后世评论文学的重要原则。唐宋以后，诗文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唐时期的风气转变越来越明显，诗文写到的内容越来越广阔，涉及的人事越来越具体，制题、加注等方面所作交代也越来越详密，而诗歌本身在语词方面的凝练、雅洁，特别是古典和今典的大量运用，使要表达的意见除当事人以外，越来越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一个人一生要结交无数特定的人物，诗人与各种人等因家族、科第、仕宦、师友、恩怨情仇等各种原因，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梳理人事，解读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或显或隐的交际维度，是准确而深入地解读作品的关键。臻于此，学者不仅要将诗文读通读懂，更要将之读穿读透，即以娴熟的古典诗歌驾驭能力、深厚的人生阅历特别是官场体悟，体会作品表达的表层意思和深层蕴含，并广参史籍，在准确定时定地定人的基础上，还原历史原貌，给作品以深度阐释。瞿蜕园大概是古典诗歌最后的娴熟掌握者，加上他的家世渊源、仕宦经历，以及历尽沧桑后的人生参悟，发为学术，因而能大大超越前人的研究。他的好友陈寅恪治元白诗而得享誉学林，瞿蜕园治刘禹锡，是不是有与好友一较高下的想法呢，目前看不到具体的记录。但可以判断的是，他在六十六岁高龄，且生计窘迫，只能卖文为生的情况下，坚持数年，完成如此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实在应该令我们肃然起敬。

与瞿蜕园同时，卞孝萱著《刘禹锡年谱》，1963年出版，瞿应能得见，但未见引用。80年代后则蒋维崧等有《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陶敏、陶红雨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细节比瞿书肯定有所超越。瞿为当时条件所限，文本未及校，辨订未精密，不免有错漏之处，但瞿当年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似也很难为后人所超越，无愧经典，令人景仰。

瞿蜕园出身名门，熟谙文史，擅各体诗词，兼习水墨丹青。其治学博洽多通，长于治史，于秦汉史料、历代掌故、社会风俗、职官制度、方志编纂及唐诗文笺证，均造诣独到，各有专著。才情学养，为近代所罕见。其亲历近现代诸多历史事件，交游者亦皆一时贤杰。然以文人从政，不免蹉跌，回归学术，又遭逢坎坷，晚年卖文为生，不能尽展平生所学，这是他个人之不幸，也是一个时代的不幸。即便如此，他仍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学术遗著，值得后人对其作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