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新洋灰公司简况

一、启新洋灰公司简况

启新洋灰公司是在唐山细绵土厂的基础上创建的。唐山细绵土厂“为中国洋灰制造工业之滥觞”^[2]，设立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是清政府宣布铁路为“自强要策”，倡导筑路之时，而洋务运动也从军事工业已扩大到民用企业，铁路的兴建、军事工程的修筑及工矿企业厂房的建设，“道路、桥梁、堤防等工作亦渐众”^[3]，使水泥的市场需要量顿时增加了许多，开平煤矿本身各项工程建设对水泥的需要量也很大，但当时中国却不能自造，所需水泥全部仰赖进口，每桶价格高达20元。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认为:“此项塞门土(cement，水泥的英译名)系制造工程必需之物，若能自造合用，较之购之外洋，运费大省。”^[4]遂饬令开平矿务局督办唐廷枢遍访原料，筹办水泥厂。经调查试验，“唐山之灰石与香山之泥合炼可称头号细绵土，不亚于英国卜伦各厂所制”^[5]，乃积极进行筹备。唐山细绵土厂筹办资本最初定为6万两，由军械所、开平矿务局和香山堂各出2万两^[6]，后又添加商股，资本增至10万两，所需原料石灰石唐山本地即可采到上等品，唯黏土则需取自广东，原料由开平煤船北运至塘沽再转厂，运输耗资巨大，虽然可以利用开平廉价之煤，成本仍嫌太高，再加上用土法立窑烧制，造灰不得法，而“所聘洋匠虽大书院出身，因尚无历练，以致所烧之土成数甚少”^[7]，质量亦差，“所出之灰尚不如土产石灰”^[8]，因此“销售数量有限，亏本不堪”^[9]，不仅将股本10万元亏赔净尽，还欠开平矿务局十万余两。光绪二十八年(1892年)唐廷枢病故，张翼继任开平矿务局督办，见细绵土厂亏赔情形，遂报停歇^[10]。随着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外国攫取了在华设厂的特权，资本输出的规模急剧扩张，这也激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一股“设厂自救”的热潮，而清政府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也被迫放松了对一些新式企业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周学熙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他了解到水泥的潜在市场极大，即着手筹备恢复细绵土厂，北洋大臣裕禄准予所请，并批准资金“暂由开平矿务局垫款”^[11]。周学熙领命后，委任开平矿务局矿师李希明为经理，以高薪聘请德国人昆德为技师，取唐山附近黏土、灰石悉心化验，结果证明唐山土石即为可造上等洋灰之原料。正准备开工生产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周学熙也因事入川，张翼遂临时委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总办。其时，开平矿务局由于盲目举办了大大超过其财力所许可的扩建工程，负债达到266.14万两^[12]，张翼本来企图借外债以摆脱困境，结果被张翼称赞“为人公正，不肯唯利是趋，且办事朴诚”的德璀琳竟与英国墨林公司里应外合密谋盗卖了开平煤矿，细绵土厂也因有开平的垫款关系，一并为英国所骗占。开平煤矿被张翼盗卖后，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为“龙旗事件”，此事才被发现。北洋大臣袁世凯因此事事关重大，再加上与张翼的私人摩擦，三次向清政府参奏。清政府在接到袁世凯的奏报后，责令张翼“设法收回，如有迟误，惟该恃郎是问”^[13]。张翼经过一段活动无效后，不得不去伦敦向英国法院控告英国墨林公司用欺骗手段侵占开平矿务局产权的罪行，迁延几年，仍毫无结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周学熙奉袁世凯之命负责办理收回开平产权的交涉。鉴于交涉工作十分棘手，一时难以收回，为使工作得以进展，他建议先交涉收回细绵土厂。在得到袁世凯的准许后，周学熙遂凭借袁世凯的权势，多次写信对德璀琳施加压力，逼他限期收回细绵土厂。几经波折，最终在周学熙坚持原则并稍作让步的情况下，以酬劳德璀琳两万两白银的代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初七日收回了唐山细绵土厂，在老厂以东另建新厂，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14]。

启新洋灰公司自收回自办后，在水泥工业部门中，其产品销售量始终居于优势地位，而且在1914—1922年间曾一度垄断了国内的水泥市场，及至1923年刘鸿生在上海创办的华商水泥厂和姚锡舟在南京龙潭创办的中国水泥厂先后开始出灰，才打破了启新独占市场的局面，开始了三雄鼎足的激烈竞争。启新在1923年前对水泥市场的这种垄断地位也是通过激烈的竞争而取得的。我们知道，制造水泥的原料比较简单，除少量黏土、石膏等外，主要是石料，价格十分便宜，因此在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是燃料费用和运输费用，而启新在这些方面又都享有优惠权，其他厂家自然难以与之竞争，再加上水泥厂的建设耗资大、周期长，一般私人资本根本无力承担，所以在1922年以前，中国水泥业除启新外，只有广州士敏土厂和湖北大冶水泥厂两家。广州士敏土厂是粤督岑春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奏请设立的。该厂机器设备购自德、英两国，皆为过时产品，其中烧土之棣斯氏窑，系英国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前所创之旧炉窑，生产产品质量低劣，又由于经营不善一再易手，而且时办时停，产额也不大，销售亦只限于广东一隅，对于启新来说，它的存在无关紧要，而湖北大冶水泥厂的设立则与此大不相同。湖北大冶水泥厂筹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该厂地处长江中游，运输极为便利，而且当地原料十分丰富，建成后一度控制了东南各省的水泥销路，这对建厂便意图独占全国市场的启新构成了很大威胁，所以自湖北大冶水泥厂创立后，启新便对其怀有兼并之心，由此双方开始了长时期的争夺。

早在大冶水泥厂初创之际，启新就以其原料尚佳、运输便利的“天然优胜”而视为竞争对手，一度提出“合并”的建议，但遭到婉言谢绝。合并未成，启新便力图开拓南方市场，企图凭借自己的实力挤垮大冶，遂派人在长江一带考察土质，拟在安徽芜湖陶家山及江苏句容县龙潭等处设立分厂，结果也未能得逞，双方矛盾加深，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化。宣统元年(1909年)大冶因内部管理不善，市场经营不佳，资金运转不灵而陷入困境，被迫向启新求援，要求酌附股本，而启新则乘机要挟，认为大冶托商附股“实冀藉我资本弥补私亏，允则堕其术中，却恐铤而走险授柄外人妨害我业”^[15]，双方未达成协议，大冶被迫向外国借贷。启新知道后，周学熙“自恃在农工商承参行走”，“由部札饬湖北劝业道查核敝厂(大冶水泥厂)账目”，结果查明账目“并无错误”“所借洋款，尚无损失利权，致滋流弊之处”^[16]，启新通过强权干涉并未能达到其兼并之目的。宣统三年(1911年)大冶水泥厂由于资金短缺，准备将厂出售给启新，启新“拟以库平足银九十五万两收买”，此数在启新看来“已属吃亏”，而较大冶“所索之价尚仅及半”^[17]，双方又未能达成协议。同年，大冶水泥厂因添购机件，急需巨款，而招股又十分困难，遂向吉林官银号押借银48万两，并又向日本三菱公司借日金36万元，乘大冶资金短绌之际，周学熙又嗾使吉林度支使追索大冶借款，企图通过购买湖北大冶水泥厂股票的办法，对大冶厂“作一间接之归并”^[18]，而此办法亦未能逼使大冶就范。到1913年，大冶因无力偿付日债被查封，并且日商“意欲以拍卖为名，乘机攫取”^[19]。大冶为偿还债务，不得已向天津保商银行“借银一百四十万两……以全部分厂基、房屋、机器、线路、小铁路、驳岸码头、趸船、驳船、各处栈房及所附产业单内所载各项”^[20]作为抵押。当启新得知大冶厂与保商银行所订合同内“订有债权者得将合同让渡一条”时，周学熙遂“迭与保商提议让渡”^[21]，几经磋磨，双方终于订立了让渡合同，启新于1914年4月以“华商实业社”的名义接管了湖北大冶水泥厂。这样，经过“强权干涉”、“趁危逼逐”、“借债贷款”三部曲，启新消除了劲敌，达到了其兼并大冶的目的。

启新兼并大冶后，经济实力大增，无论是资本额还是生产能力都较之以前有了大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它拓展了东南各省的水泥市场，增强了其竞胜图存的能力，为以后的扩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启新成功的经营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应。

启新洋灰公司创立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权运动。在各地绅民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迫于压力设立了管理全国路、邮、轮、电四大政的总机关——邮传部，自此开始自办铁路工程，从而出现了一个商办铁路的高潮。铁路的修筑，对洋灰的需求量激增，这一良好的机遇为启新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投资自然踊跃，产量也随之增加。在启新本身来说，其“工厂位置之适当可称无比”，“因毗连开滦矿区，可得多量及廉价之燃煤”，“因位于北宁路之中心地带，运输极为便利”，“因棉石黏土之采掘即在厂之左右，且质量均称丰富”，^[22]这些客观条件使得启新产品质量高，成本低，再加上周学熙本人的悉心经营，三者的合力作用使得启新自开办以来一直经营比较顺利，利润也随之滚滚而来。

作为周氏集团中坚企业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水泥厂，也是旧中国经营比较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启新刚一成立便由德国选购最精、年可出灰18万桶之制灰旋窑机器，加上老厂原有旧机出灰量，年可出灰二十三四万桶，宣统二年(1910年)添购丹麦制的窑、磨、锅炉、蒸汽机、发电机等设备，年生产能力增为43万桶，1914年吞并大冶后，生产能力又扩大为60多万桶，1921年公司再度扩充，添购新式窑、磨，并建厂房，每年产灰为80万桶，到1923年新厂扩充计划完成，共分为甲、乙、丙、丁四厂，年出灰量达到了150万桶。随着设备更新、扩充而来的是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公司创办之始，日产洋灰700桶，宣统三年(1911年)添建成乙厂，日产灰1200桶，两厂合并为1900桶，后甲厂设备改进，日产灰达到900桶，丙、丁厂建成时，两厂日产灰能力达到2600桶，因此到1923年，启新公司日产灰总量达到了4700桶。公司的扩充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作为后盾，为此，启新自成立以来便不止一次增募股本。光绪三十二(1906年)启新资本为100万元，宣统元年(1909年)因产品行销日广，各铁路局纷纷订购，竟出现出不敷售之势，遂另辟分厂，为此续招股本30万元，宣统二年(1910年)添购新机，招股150万元，1912年公司改归完全商办，原有股本增值2倍，又另添股本30万元，资本额达到600万元，1914年吞并湖北大冶水泥厂，资本增为700万元，1915年又续加股本100万元，到1921年因扩充产业，又加股500万元，至此启新资本总额达到了1300万元，短短15年间就增加了13倍。随着资本的扩充，设备的添置和生产能力的逐渐提高，启新的产销额和盈利额也逐年上升。启新的产品产量1924年达到127787.25吨，如果以1912年的59405.225吨作为指数(100)的话，年平均增长率为11.5%;启新产品销售量1912年为35000吨，1924年增为112548吨，12年间增加了两倍多;盈利额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1924年也累计达到13899886元，年平均盈利77万余元。伴随公司盈余额的提高，股东们所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相应增加，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到1913年，股息红利累计为106%，已完全收回了本金，到1924年股息红利累计达到298.29%^[23]，是原投资额的近三倍，利润可谓优厚。总之，在周学熙管理启新期间，启新无论在产销额和盈利额，或在资本额方面，都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启新经营的成功，也使它一时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型近代化资本主义企业。

启新经营的成功，不仅为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而且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首先，启新的成功，促成了周学熙实业集团的形成。启新成立后，燃料主要依靠开平矿务局提供，而当时开平矿务局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对启新用煤颇多刁难，中国人通过法律和外交等途径收回之举未果。为抵制开平和解决启新用煤问题，周学熙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设滦州官矿有限公司，该矿因煤藏丰富、煤质好，开办之初即获厚利。1912年以开合滦联合营业后，滦矿虽然丧失了更大的权益，但获利还算丰厚，从1912—1921年的十年中，获利达6809万余元，1922—1926年军阀混战的五年间获利达3896万余元，比前十年增加11%强^[24]。而启新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1914年获利也达295万元，1916—1925年的十年间获利更高达1203万余元^[25]。如此高额的利润当如何分配，周学熙一贯的主张是多积累，少分红。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口棉纱、棉布锐减，以致国内纱、布价格飞涨，纱厂利润倍增。周学熙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便改变单一的重工业投资结构，利用积累的大量资本向轻纺行业发展。1915年开始筹办华新纺织公司，1919年华新津厂正式生产，当年就获利140万元，从1919年至1922年底的四年间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26]。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华新公司又陆续在青岛、唐山、卫辉建立了三个分厂。同时，周学熙也十分注重金融事业的发展，他认为:“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27]而且周学熙创办的公司规模都很大，流动资金也很多，一方面有大量款项要存入银行，另一方面各公司在遇到资金周转不足时，又不能彼此内部转账通融，还得向银行借贷，当时银行贷款利息较之存款利息高出几倍，一存一贷之间，往往给银行创造了为数可观的利息差额，这当然很不合算，所以周学熙决定设立自己的金融机构。1919年他利用启新、滦矿、华新三公司的盈余投资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据统计，当时三公司的投资，即占中国实业银行初期资本的23.2%^[28]。创办实业的成功和丰厚的利润，也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在此期间及以后的几年里，周学熙还投资创办了京师自来水公司、北洋滦州矿地公司、华新银行、耀华玻璃公司、普育机器厂、秋浦电灯厂等企业，从而在1924年形成了一个资本总额达到42608390元^[29]，包括水泥、煤炭、纺织、机器制造、自来水、玻璃制造、金融保险等多种部门的综合性资本集团，而这一切的起点则是启新洋灰公司。

其次，启新的创办，推动了华北地区工业的近代化。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极不平衡。一般地说，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资本也比较集中;华中地区次之;华北地区则比较落后。据《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30]统计，1914年以前在农工商部注册开设的工厂中，河北省设立的共七家，资本额上百万的只有一家纺纱厂，而且在1912年才设立;山西省只开设三家，资本最多的只有60万元，皆为小型企业;北京这一时期设立工厂十五家，服务性行业居多，资本上百万的只有两家，并且分别在1911年和1913年才设立;而这一时期的蒙古地区则只有一家制盐工厂设立;以华北地区工业中心——天津来说，由中国人投资开办的近代工业共有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火公司、北洋硝皮厂、天津织呢厂四家，资本额合起来亦不过200万元。另外，作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是天津较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其中天津机器局经李鸿章五次大规模的扩充，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是“世界最大火药厂之一”^[31]，而大沽船坞不仅是中国北方最早的一座船舶修造厂，也是当时一座重要的军火工厂。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天津机器局彻底毁坏，大沽船坞战后恢复，但已破败不堪。在直隶工艺总局掀起“大兴工艺”运动期间，受它的影响，天津陆续开办了几十家以小型为主的轻工业工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到1914年，天津新设民族资本企业38家，其中资本在万元以上，使用动力的有16家，其余都是中小企业，并且多为轻工业。天津近代工业发生最早的三条石地区，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机器厂和铸铁厂1914年以前只有十家，规模都很小，多为手工操作，1911年各厂雇用的工人加在一起才121人，仍然没有摆脱手工业的性质，更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工业。与此相比，启新洋灰公司在其创办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即装置了德国制的1千马力二级卧式蒸汽引擎一具，用绳带传动，带动总轴及各部机器，所用蒸汽是由发热面积150平方公尺的拨柏葛式锅炉三具发出的。宣统二年(1910年)另建原动厂房，并添置1260千瓦/时3000伏50周率三相交流引擎发电机一座，引擎与发电机直接联络，自己供给本厂所需全部动力，这在1914年以前的天津工厂中几乎是没有的。因此可以说，启新是北方继开平煤矿之后的又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型重工企业，它的发展水平，标志着北方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最高发展水平，同时，它也为北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从启新开始，大型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在天津、在北方才逐渐兴办起来^[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