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箴言，无非“忠恕”二字_关于左宗棠的故事

处世箴言，无非“忠恕”二字_关于左宗棠的故事

认真处世，可以说是左宗棠人生的一大亮点。

他曾在书信中专门写道：“圣贤从无不认真之说。惟处世不能离忠、恕二字。不认真，不得谓之忠；人患其太认真，则亦不得谓之恕也。”也就是说，处理问题绝对不能脱离“忠、恕”这两个字。不认真，就称不上“忠”，太认真，就说不上“恕”。

所以，左宗棠向来坚持，弄明白是非以后，对自己的职责和愿望，就要全力以赴，用十分心思去做，对于不甚重要的事情，做到七八分也可以罢手。这是左宗棠一生的处世标准，拿到现代来看，左宗棠不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全国劳动模范”之类，那简直人神共愤！(www.guayunfan.com)事实上，左宗棠的这一处世原则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父亲左观澜身上。左家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传到左宗棠的祖、父辈，却一代不如一代。这让左观澜痛心疾首，所以从三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认真履行父亲和老师的职责，严格要求儿子们读书学习，期望他们能够光宗耀祖。不管是教读还是作文，左观澜都要求他们必须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写作文时，更要细读大注，领略命题，然后再动笔行文。

这一严苛的教育方式，不仅促使左宗棠勤学刻苦，更培养了左宗棠“忠恕”的处世原则。后来，左宗棠安化教学，柳庄隐居，入幕为宾，出仕为官，乃至行军用兵，都时时刻刻秉承着这一原则。这是左宗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也是左宗棠不畏惧各方压力的自信根源。

隐居柳庄之时，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在教学之余，他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这上面，把地理、农学、经济学、军事，乃至边防都研究了个透彻。他翻阅大量书籍，反复参证，绘制出详细的舆图一套十几册。如今，凭借高科技测量仪器，我们绘制地图的确会方便很多，但仍然是一项巨大工程，而左宗棠仅凭一人之力，就绘制出一整套舆图册，这份认真劲儿真是不得不令人佩服。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求是堂艺局”，也就是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近代造船与驾驶轮船人员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学堂，也就是说，他的一切规范、规则、章程以及运行，都没有先例作参考。为此，左宗棠再次展开了非人类的“抗压”精神，他亲自制定了一整套船政章程，要求“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并要求学堂以“求是”为教学思想。此外，他又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管制体制、培养目标、待遇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细致到了请假制度、节假日制度乃至早起夜眠的训课。

这不禁让人想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及差点过劳死在办公桌前的雍正爷，他们与左宗棠的做事风格各不相同，但处世上却都以“忠恕”为基准，一切外界压力在他们面前统统弹指间灰飞烟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易事，然则也亦非难事，敢于拿百分百的认真去做事，一切就皆有可能。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早已被嚼烂了，但却是最一针见血的至理名言。这世上的一切重压，最怕的莫过于用心、认真。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平定回乱以后，善后工作千头万绪，但左宗棠没有草草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起抚恤政策。当时，回族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变乱后，遭到了极大的灾难，当地汉族同胞也损失惨重。这时候，妥善处理回民和战地汉民，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只有使他们各得其所，过上平安温饱的生活，战乱才会真的画上休止符。

但很明显，这次的善后工作要比处理太平军和捻军难得多。太平军和捻军基本都是汉民，俘虏之后，遣散回原籍即可。而陕甘地区的回军民和汉民则不能这样处理。战乱中，不少陕西回民跟随回军逃到了甘肃，如果让他们跟当地汉民杂居，由于两族矛盾重重，这些客居他乡的回民必然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如果让他们跟当地的回民居住，也十分不妥，因为他们分别信仰新教和旧教，难以和睦相处，即便能够勉强相处，一旦战争爆发，聚居在一起的回军会迅速团结起来对付清军，十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是不是可以将陕回民遣返回陕西呢？左宗棠暗暗摇头，这也行不通。因为陕回民离开家乡已经10年之久，家乡的产业都已经尽数被毁，尚存的也都已被没入官府，若是放他们回乡，返还产业，由于战乱旷日持久，当时又没有今天的高科技进行档案记录，缺乏人证物证，必然会引起一场不小的纠纷。

这一系列难题让不少官员束手无策，甚至有人表示直接草草了事，主张全部遣返回乡，把难题推给当地官员，有的则表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在当地住下。左宗棠却坚决不肯草草了事，他知道这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好了，从此当地就会太平无事，回民也会对清王朝感恩戴德，放下屠刀立地成“良民”，但若处理不好，必会后患无穷。

左宗棠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一个完美的计策，就是将这些客居回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左宗棠特意定下几点要求：安排他们的地方要有草有水，土地肥沃，河流和平原相间；必须是没有主人的荒地，以免有人来争夺；要自成片段，让回民自由聚族而居。此外，他又对每户回民应得多少土地、多少农具、种子、粮食、草料等作了具体规定。为了保证回民的安全，左宗棠还处死了几个违法的土豪劣绅，杀鸡儆猴。

这一系列善后工作，耗费了左宗棠大量心血，也花费了大量军费。以至于当地一些上层人士对左宗棠产生了极度不满，找各种借口阻挠左宗棠的迁徙计划，但左宗棠不顾他们反对，坚决执行。

在左宗棠的苦心经营下，陕甘的经济、生产以及百姓生活逐渐恢复。等到光绪初年，有人从新疆返回广东，途经陕甘地区，看到“自入陇所见，民物熙熙，一片升平景象，竟若未经兵燹者”，千里陕甘，已然不见之前黄沙白骨、赤地千里的惨象。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狂傲风采之下，挡不住的是“忠恕”二字的真实写照。他不如曾国藩会做人，不比李鸿章会做官，但却凭着简单的“忠恕”二字，深得人心，任凭战场、官场上风刀霜剑，依然直挺脊梁，压不垮，倒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