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法勤工俭学建立“向蔡同盟”_中华女杰・近代卷

赴法勤工俭学　建立“向蔡同盟”_中华女杰·近代卷

在长沙，向警予、蔡畅、陶毅等人按照蔡和森信中所说，组织发起湖南女子勤工俭学运动。她们在周南女校成立了“周南女子勤工俭学会”。11月，又成立了“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阻力，尤其是思想观念方面的阻力所致，湖南赴法留学的女性最后只有6名，其中就有蔡和森的母亲（时年54岁）葛健豪、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向警予、熊季光、李志新、萧淑良。她们转道上海，准备坐船去法国。这时，蔡和森也由北京来到上海，与她们会合。向警予此时见到了她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民族资本家聂云台先生对留法学子给予了慷慨的资助。

1919年12月，向警予同蔡和森、蔡畅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等30余人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初，向警予一行人来到巴黎，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学习。在这里，她以顽强的毅力努力学习。除了刻苦学习法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她们还广泛地接触法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到法国工人阶级的影响，使她们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0年5月，向警予和志同道合的蔡和森结成了革命伴侣。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爱情长期被传为佳话，他们浪漫的革命爱情故事，在今天看起来仍能让人动情。向警予在家乡溆浦县城办学校时，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了她，想娶她为妻。向警予的继母也想借此攀高枝。但是向警予却鄙视军阀的权势，坚决抵制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

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右一为向警予）

1919年秋，向警予和蔡和森同船赴法留学。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一起凭栏观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一起憧憬美好的未来。他们道合而志同，渐渐萌发了情愫。不过他们两人都反对旧式婚姻，要实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1920年5月，他们两人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合。他们的婚礼是在学校的一间木板平房里举行的，几十个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热情地祝贺他们的自由结合。

葛健豪很疼爱这个儿媳妇，她看到向警予平时穿着很朴素，结婚的这天特地给她做了一件漂亮的绸衣，向警予盛情难却地对婆婆说：“我是不穿这样的衣服的，但是为了您，我今天就穿一个小时吧！”真的，向警予只穿了一个小时，就脱下绸衣，换上了平时的那件布衣服。

婚后，他们寄给国内亲人的结婚照，是两人肩并肩坐着，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表明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他们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所以，以后人们就把他们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向警予的继母得知此事后，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因为蔡和森当时在法国的豆腐公司打工）

蔡和森和向警予开了自由婚恋的先河，在法国结婚后成立“向蔡同盟”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却极为高兴，于1920年11月26日给向警予和蔡和森致信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这种制度“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他高兴地称赞向蔡的结合：“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警予和蔡和森打破了‘怕’，用实际行动冲破了旧的婚姻制度，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在赴法留学期间，向警予和蔡和森始终并肩站在斗争的前列，表现出了她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1920年5月26日，她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撰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批驳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把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表明她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认识。

7月初，蒙达尼公学放假了，留法学会会员从各地来到这里，准备举行一次聚会。7月6日至10日，部分留法的湖南籍学生在蒙达尼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实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因此，他们主张先要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共产党，这个党应当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以萧子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改良主义，声明“不认俄式（马克思主义）革命为正当”，“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向警予坚定地支持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会后，两种意见的人各自与国内新民学会成员等协商，毛泽东等人完全赞成蔡和森之主张。这样，国内和法国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在思想上基本趋于一致。毛泽东于同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法诸会友回复了一封长信，对两种意见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行不通，用和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改造社会也做不到。针对萧子昇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毛泽东明确指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这些都在统治者手中，革命者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取得教育权。而对蔡和森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1年初，分散在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的学生面临着无工作、无饭吃、无书读的威胁，巴黎近郊有数百勤工俭学的学生在那里找不到工作，靠每月领取五法郎的救济金度日。不久，华法教育会又发出通告，拒绝继续发放救济金，甚至污蔑这些学生是“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这引起了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慨。1月下旬，勤工俭学的学生派代表到巴黎，要求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解决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问题。为了改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境遇，向警予参加和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反对北洋军阀驻法公使馆和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并组织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国内女界的公开信。在斗争中，蔡和森等人被法国警察拘捕，并于10月13日被法国政府以“抢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押送上船遣返回国。不久，向警予回到了中国。

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被当选为第一个女性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的第一任妇女部长。党刚刚成立不久，一些女知识青年来到上海，她们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立志寻找党的组织，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向警予热情地接待她们，向她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细心地解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列举各国妇女运动的情况。由于向警予刚从法国回来，对西欧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既有感性的材料，又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她的讲解很有说服力，受到上海知识界妇女和劳动妇女姐妹们的欢迎。从此，向警予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妇女运动，她撰写了大量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中国妇女问题结合起来，号召广大妇女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向警予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1924年1月，上海女工协会成立，这是女工们进一步团结的象征。资本家们却很害怕这个组织的存在，于是采取开除江淮籍女工的手段，妄图瓦解工人队伍。新年开工第一天，宝康丝厂资本家挂牌将所有江淮籍女工一律开除，这引起了女工们的极大愤慨。大家去找资本家质问，资本家却勾结警察抓走了6名女工，这激起了女工们更大的愤怒。接着厂方又以丝价跌落、原料不足为借口，阴谋裁减女工、延长工时、降低工资。工人们感到这样下去“不会累死，便要饿死”，上海14家丝厂1.5万多名工人联合举行了大罢工。这次罢工由于有了党的直接领导，声势和规模都比1922年更大，工人们团结一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女工们在向警予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斗争，决不妥协，最后终于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们的部分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3年以后，向警予动员了上海大学等学校的女学生，创办了几十所工人夜校，她们帮助女工学文化，参加女工的罢工斗争，启发女工的觉悟。向警予常在党内外各种刊物上宣传妇女运动的主张，反应妇女的政治要求和切身利益。她深入工人群众中间，切身感受工人群众的生活。一次，她和一个女伴去女工夜校讲课，看到工人们住的一片低矮草棚，上海管这种“房子”叫“滚地龙”。上课时，向警予用上海话给同伴们唱了这样一首歌谣：“我伲穷人真伤心，住末住格滚龙厅，关末关格芦芭门，门插用格茅草绳，门搭用格布条筋。”同伴笑道：“大姐，你唱得真像！”当时，杨之华、王一知等不少女同志都受到向警予的帮助和影响，最终成为党的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骨干。

中共三大闭幕以后，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们三个人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向警予是党中央妇女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负责人。她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在妇女界做了很多工作。

向警予还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她在向大家介绍促成会的宗旨时说：“促成国民会议，一方面解决国事，一方面解放妇女。”在向警予的领导下，上海成为全国妇女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也为党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成为当时妇女运动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