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志・人物志・概述_李景煜诗文选

云南省志·人物志·概述_李景煜诗文选

（一）

人物立传，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章学诚说：“传者，对经之称……左氏荟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传，标传称列，所由名矣。”方熊在《文章缘起补注》中说：“记者，纪事之文。传者，传也。自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春秋》三传，以释经而述事叙人，但无专记人物之体。至司马氏“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自黄帝始，分立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首创中国纪传体史学体例。其编写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在其全书526500字中，90%的篇幅均为记人。单计世家及列传，即占50.69%。此后从班氏《汉书》到赵尔巽主修的《清史稿》止的“二十五史”，均沿此体例不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冲击，影响至巨。在新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只记史事不列人物的章节体新史学形式取代了传统的旧史学。旧史学中必有的人物传记，则分流为新的按时代或事类划分的单列人物传记或专人为书的传记所取代了。但民国时期新修的大多数地方志，虽在内容上有所新增，体例上则极少改进。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后期，在全国掀起的新修地方志大潮中，才从体例结构形式到指导思想、文风文体等各个方面走上创新的征程。

（二）

云南自楚将庄蹻于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率兵入滇，降服“靡莫之属”各部落，“以兵威定”滇池地区，并“以其众王滇”，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至民国。历代以来，云南产生过不少出类拔萃的为大一统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这些人物，均已列入在民国以前修成的景泰、正德、万历、天启、康熙、雍正、道光、光绪、续光绪、《新纂云南通志》等10部省修通志中，于此不再赘述。(www.guayunfan.com)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又反过来起到推动时势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的作用。云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清末到20世纪80年代，出过不少影响很大的人物。大体可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清末的光、宣之际到“五四”运动前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贫弱的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推向绝境。云南地处英（缅）法（印支联邦）两大殖民主义者虎视眈眈的争夺目标之内。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英帝强行划去中国尖高山以南的大片领土，以后又鲸吞科干，永租勐卯三角地区，吞食片马，步步进逼；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帝借口干预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强迫清政府割让勐乌、乌得两地及磨丁、磨别、磨杏三盐井，滇南地区成了法国人的乐园。云南人民长期生活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以辛亥革命、重九起义、护国、护法为标志，涌现了一大批以留日学生为中坚的民主革命者，如李根源、唐继尧、李鸿祥、刀安仁、张文光等等。第二阶段为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在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激荡下，召唤了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北平求学。他们在北大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经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李大钊、陈独秀的领导下，王复生、王有德等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稍后又有王德三、施、李鑫等一大批云南青年投入革命斗争的行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光辉贡献。第三阶段为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全民救亡时期。云南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抗日将领，如龙云、卢汉、张冲、唐淮源、王甲本等。第四阶段为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蒋斗争。在城市，昆明成为全国的民主堡垒，出现了李公朴、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民主战士；在农村开展了反蒋武装斗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一批革命烈士为云南解放做出了贡献。第五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经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民主改革运动、“一化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经历，云南党政军各级领导、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族各界人士为探索云南的革命、建设发展规律、保卫疆土、开发边疆、振兴民族历尽艰辛，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百年来，云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民族工作等一切社会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飞跃进步，产生了一批各条战线的代表人物。有特立独行保卫新疆国土的杨增新、牛时，有在台儿庄战役全营500壮士与日寇拼白刃战同归于尽的尹国华营，有大节凛然卫国荣誉的华侨老人马铸材（藏族），有临危受任坚持敌后抗日的腾冲县县长张问德，有发明云南白药的曲焕章，有革命音乐家聂耳，有开创天文气候科学研究的陈一得，有知名学者赵藩、周钟岳、由云龙、方树梅、方国瑜、艾思奇、李家瑞，有医德垂范的姚氏中医世家，有世守边土的佤族胡家祖孙父子，有承传东巴经的纳西和氏七东巴，有挺身保卫边疆的少数民族爱国者早乐东、褚来四，有末代状元袁嘉谷，有数学泰斗熊庆来，有成功引进培植大金元的徐天骝……本志所列的786人传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风云激荡的时代精神，从各个层面展现出特定时段的社会面貌。是云南的历史造就了这些人，他们的行为又影响了云南的历史。

（三）

章学诚在《与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谈到人物列传的目的时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这段话是总结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时代说的，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社会伦理需要而发，必然包含着那一时代的局限性。这里所说的忠孝节义指的是在封建社会奉为金科玉律的臣忠于君、子孝于亲、妇节于夫、行宜于义的社会道德标准，在当时是正确的。而在300年后的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结构和人与人的关系，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尽管如此，基本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却依然存在，只是要求不同。如果把这些道德标准的内涵改造为忠于国家民族，忠于事业职守，奉公守法，勇于任事；孝养父母，尊长爱幼；夫妻间真诚相待，互相敬重；朋友间守信义，重承诺，与人为善，睦邻友好，济困扶危，做人正直无私，热爱生活，热爱自然……这些美德仍然是任何社会都赖以维系正常运转的社会需要，也正是“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的“天地间大节大义”了。可见几千年来中国地方志中都要编写人物志，正在于“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树立起令全社会敬仰向往的正面形象，鼓舞感化每个读者自发提高内在的道德修养，以达到社会安定融洽，人人安居乐业的“大同之治”的理想境界，正是五千年来东方文化追求实现的伟大目标。

通过本届全国修志同仁的共同研讨，认定中国地方志的功用为“存史、资治、教化”——存史是第一性的、独立的、物质存在的主要功用；资治与教化是依附于史的存在才可以产生但也不一定产生的另两个第二性的效果。三者之间有内在必然联系和严密的逻辑关系。人物志是志书中最能体现这三个功用及三者之间关系的载体。历来的史志之书，所以人物志占有较大分量的原因在此；历来的编史修志工作，重视人物志的编撰在此；历来评论家将人物志比为一部史志著述的眼睛也在此。

人物志中列表，始创于《史记》的十表，《汉书》继为八表。后人十分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篇幅不多，却把汉代公卿大臣升降迁免的官僚制度记得清清楚楚。但又批评《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顾炎武说：“史无年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列传既多，则文繁而事反遗漏。”章学诚在三议《亳州志》人物表中说过：“列传裁断所余，不以人表收其概，则略者致讥挂漏，详者被谤偏徇，即后人读我之书，亦觉阙然少绳检矣。”他举出人物列表有三个好处：首先，中国史学传统把帝王后妃专列纪传，而他们的故里在修地方志时很难处理，如将他们放在地方志中立传，似乎不妥，也不敢；如果削而不载，又为缺漏，善处之法，就是在人物传中不写，而在人物表中列名。其次，在正史上已有详细传记的古代人物，修地方志时反倒是从正史传记中节略为传，这就违反了志书应“具体而微”为“国史要删”详于史传的常理，对于这些古代有名望的人物，在地方志书中用表列出，就可收“密而不猥，疏而不漏”之功。再次，有些大人物，要给他立传，但没有多少可写的事实，勉强写出来，也是些繁冗猥劣的空话，倒不如给他列在表中，既无屈抑之弊，又免疏漏之讥。总而言之，人物志中的人物表，是“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除此之外，人物表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贯彻“生不立传”原则的最佳手段。

人物志列名录，始见于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此书按州郡分类列出汉代到三国有名先贤士女350人，晋代后贤51人，共401人，其中男性361人，女性40人（原书不全，数字有误）。所列士女，皆由《汉书》《三国志》《耆旧传》及《郡记》等书转录过来，只分州郡类别列出姓名，没有事迹，是引导读者查找资料的提示，虽其立意不同，但却是开了人列名录的先例，并为以后的各级地方志书所取法。在旧志的列女、节妇中尤为多见。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崇尚忠勇爱国、毁家纾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忠孝不能两全的爱国主义传统。截至民国时期止，历代都有把为国事牺牲的英烈经过一定行政机构批准入祀忠烈祠的惯例。近百年来，我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最后爆发了日寇妄想灭亡我国家民族的空前灾难。抗日战争中我国伤亡军民3000多万人，其中军队逾百万。抗战胜利后，国家在南京建无梁殿，于殿内大理石壁上刊刻部分抗日阵亡将士名录，以示褒荣。云南在抗日战争中，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都做出了超负荷的贡献。当时全省人口约1100万人，先后组织了老三军、六十军、五十八军、新三军等近38.7万滇军将士出战，还有100多万民工参加修筑滇缅公路、铁路及战地输送战略物资，八年中共征兵494599人；战场牺牲约13万人，统计有姓名者仅12962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边纵及征粮剿匪中又有一大批在各种岗位上为公牺牲经省级以上机关认定为烈士者，计11476人。以上两项共计24463人，均入本志英烈名录，以寄托人民对他们的永恒纪念。

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祖国的独立、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不可侵犯、保卫云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为人类的进步繁荣、和平幸福而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做出过有益贡献的劳动者，他们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鼓舞后人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前进，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一些对时代进步有过重大贡献和影响，同时也存在某些缺陷的人物事迹，则可予后人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