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人才，巩固政权稳定_历代帝王智谋故事

善用人才，巩固政权稳定_历代帝王智谋故事

3.善用人才，巩固政权稳定

如果不是囿于某种偏见，不是出自狭隘的政治需要，大凡总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较为公正的结论：女皇武则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女人。她的才能不仅表现在以令人惊异的谋略击败了强大的敌对势力，夺取了李唐政权，还表现在她对人才的利用上。她能够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笼络在自己周围，为自己的政治路线效力。在武则天称帝的二十几年中，她提拔和使用了许许多多的人才。这些人成为她政治的支柱，为维护武周时期的国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招贤纳士，广开渠道

史评家们对女皇用人曾有过不少评论。女皇死后半个世纪出生的陆贽，在他的《翰苑集》中有一篇《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内中对女皇用人之道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则天太后践祚临朝以后，“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以致“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陆贽的话并不过分。武则天从她执政伊始就在全国范围内搜罗人才。光宅元年，她在改元赦文中就曾称求访贤才是治世之要务，并令亲官九品以上、诸州长官都要举荐一名贤才。此外，又多次下求贤诏书，渴望人才之情，溢于言表。(www.guayunfan.com)她说：“天子的责任，莫重于选才任贤；臣子的功劳，莫过于进献忠言。周、汉诸朝之所以隆盛，在于广选贤良，历观前代之兴衰，莫不由此。过河得用舟船，盖房须待栋梁，天子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一大批能干的文臣武将。我虽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但对贤良的渴求却十分迫切。我多次下令和派人四处招揽贤才，惟恐那些杀猪、捕鱼的人中有贤才被埋没，山泽和园林里有贤才被遗弃，那将是十分可惜的。我励精图治，招士求贤，一定要使四海之内、山林草泽的贤才搜寻以尽。不论士庶，都要呈报，如果举荐得人，一定不次任用。我希望人才之多比得上强盛的周朝；得人之众超过兴旺的汉朝。将我的求贤诏令广布天下，让远近都知道朕的心意。”

女皇这些表白，虽不乏自我标傍的成分，但也确实表明了她真实的心迹，而且，这些想法大都化作她的实际行动。她不拘一格地搜求人才，从文人、儒生、孝子、贞节者至勇敢善战的军人，无不在选拔范围之内，为各阶层的人打开了入仕之门，使许多湮没无闻者能够跻身于官吏的行列。

武则天对科举制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信任考官，废除糊名制，从宽取士。她还首创殿试先例，亲自录取。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她在东都洛城殿前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考选。全国众多的贡士都应召前来，由女皇亲自进行面试，好多天才结束。考察内容十分广泛，从对经书的熟悉程度，到对国策的有关看法；从个人操行，到外貌姿态，都一一考察，然后任命官职。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考选。它不是在舞文弄墨的考场，而是在天子的殿堂；不是机械地做文章，而是面对面应对。这种考试打破了那种沉闷的、呆板的考试形式，使考选官员的办法更加灵活、实际，堪称考选人才的创举。

女皇第一个创立了“自举”制度，即自己可以申请做官。贞观朝，唐太宗曾打算令人毛遂自荐，但宰相魏徵反对说，认识别人为智，认识自己为明，知人难，自知更难。自荐容易导致浮滑冒伪之风，不应令人自举。唐太宗平日很重视魏徵的谏言，听魏徵这样一说，便取消了这个想法。唐太宗称得上是一代明君，可他对自荐仍存狐疑。武则天一反先王之所为，大胆地令人自举，足见其气度不凡。

女皇也是第一个设立招收武官的“武举”制度的。分：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才貌、言语、举重七科，考试及格即被选用。考取的武士和明经、进士一样，各地首先举行庆礼，然后送往兵部。

首创者还有“试官”制度。天授元年(690年)，女皇派出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收揽人才，连田庄农舍也不放过。长寿元年(692年)二月的一天，女皇亲自召见了存抚使所举的举人，尽加擢用。六十人擢为拾遗、补阙，二十四人擢为御史，二十四人擢为著作郎及平事，二十人擢为卫佐，计一百三十人，使官员数字大为增加。

为了加强对南方落后地区人才的选拔，仪凤元年(676年)，武则天还下了一道敕令，称：“桂、广、交、黔都督府，比来注拟士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当时人称之为“南选”。

武则天发展科举制，还开创了制科。所谓制科，是应皇帝临时需要而开设，各目均按皇帝旨意选定，如贤良正科，下笔万言科，博学宏词科、不求闻达科等。制科考取后，不再经过吏部考试，立即可以做官。现任官吏也可报考此科，考取后再提升官阶。此外，还注重增加进士，进士科举年年举行。女皇统治期间，进士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由于科举制的发展及内容的不断扩大充实，一般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了广泛参政的可能性。人才的大量擢用，为武周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除了科举制的一系列改革外，女皇还十分重视让官员举贤。她掌权以后，废除了三品以上官员才能荐官的旧制度，进一步扩大了荐官范围。上元六年(674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敕文中说，京官五品以上和郎官御史，诸州刺吏都可推荐一两人，并录其操行、能力奏闻。

永隆元年(680年)十二月，又下诏说：县令、刺史、御史、员外郎、太子舍人、司仪郎、左右文武五品以上，清要、近侍及宿卫之官，可以举荐所知一人。到了宏道元年(683年)，进一步扩大到京官六品以上清望官及诸州岳牧，各以己之职，推让三人，并以名闻，随即升擢。

长安四年(704年)，在她已进入八十一岁高龄而且又患病在身的时候，还下令各宰相要推荐员外郎一人。由于她对此事十分重视，各级官员也极为尽力。

武则天从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驾崩始，到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中宗复位的二十一年间，共任用宰相七十五人(一说七十三人，一说七十九人)。这些人大都堪称名臣，有的在武则天死后仍继续发挥重大作用，像姚崇、宋等人便是开元时期著名人物。

女皇广开汲引之门，不仅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也不避仇怨。她对仇家女上官昭容的任用便是一例。上官昭容名婉儿，是女皇的仇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庭芝的女儿。上官仪父子因反对武则天被杀后，上官婉儿被没入掖庭宫为奴婢。上官婉儿天性聪敏，善写文章，有一次，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写了一首七言诗，文辞精美，不禁引起注意。尽管诗的字里行间不乏对武则天的愤恨之情，武则天并不计较，反而把她召到自己身边，放手使用，让她批阅表奏，起草诏命。这一年，上官婉儿仅仅十四岁。从此，上官婉儿对武则天由仇视转为拥护，在武则天的熏陶下，对唐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广武公也是武则天仇人的后代，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令宰相推荐能胜任员外郎的人才。韦嗣立推荐了广武公。一个叫岑羲的官员对武则天说。广武公的伯父长倩因罪被杀，不宜任用。武则天却说：“如果本人有才干。这有何妨?”当即，任命广武公为天官员外郎。

武则天广开才路，还十分重视对掌管选拔官员的人的使用。丰承庆自天授以来，三次掌管选拔官吏之事，铨授平允。为天下称道。崔玄火韦曾为天官侍郎，公然自守，绝于请谒。遂被执政者嫉恨，转任文昌左丞，崔玄火韦调转之后，选司的令史都相祝贺，武则天得知，觉得处断有误，又恢复了他天官侍郎的职务。

正如女皇既残忍狭隘又慈祥大度的矛盾性格一样，她的人才观也是十分矛盾的：既使用卑琐小人，又广揽贤良人才。我们不能因武则天性格的某些阴暗面否定她的政治家作风，同样，她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精神，也不能因几个酷吏的横行而否定。

□重用能人，爱护老臣

女皇用残酷的手段将唐室老臣诛杀殆尽，但受重用者也确有人在，被女皇尊重地称为“国老”的狄仁杰便是一例。

狄仁杰的家乡在并州太原，他的祖父狄孝绪贞观中当过尚书左丞，父亲知逊曾任夔州长史。狄仁杰生于惰大业三年(607年)，比女皇大十七岁。武则天即位之前，狄仁杰曾担任过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宁州和豫州刺史等职。武则天即位初年，他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为来俊臣诬陷下狱，贬彭泽县令，神功元年(697年)复相，狄仁杰一生政绩卓著，是则天朝赫赫有名的宰相。

狄仁杰做大理丞时，到任一年即处理了一万七千个遗留案件，无一人讼冤，因为处断明达而闻名，后来又调到宁州做刺史，因其治理有方，深得当地各族百姓拥护，甚至刻石立碑为他歌功颂德。这个情况被前来陇东各地视察的御史郭翰得知，上奏武则天，武则天大为赏识，提升他为江南巡抚使。

狄仁杰是在天授二年出任宰相的。武则天召见他时，对他说，你在汝南的善政，朝中大臣很钦佩，但也有人说坏话。如果想知道此人是谁，可以告诉你。武则天对狄仁杰讲这番话的时候，是出于对他的高度信任，但意想不到的是，狄仁杰根本不感恩戴德，也不要求追查讲他坏话的人。他说：“陛下如认为我有过错，我当努力改正；如蒙陛下明言，当是我的万幸。但我并不想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不知道比知道要好些，这样可以和那人正常处事。”武则天以为狄仁杰不记私仇，胸怀坦荡，实属难得，所以对他更加重用。

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年)，契丹军攻陷冀州，河北百姓惊恐不安，武则天特派狄仁杰到魏州做刺史。前任刺史独孤思庄是一个怯懦的人，他担心敌人会突然兵临城下，把附近的所有百姓都赶到城中缮修守具，准备守城。狄仁杰到魏州后，却让百姓们都回乡生产，对他们说：“敌人离这里还远着呢，何必如此惊慌?万一敌人来了，我亲自领兵去抵抗，无须烦扰大家。”契丹军闻知，不战而退。百姓们都佩服狄仁杰的胆略，立碑记载他的恩惠。

圣历(698—699年)初年，突厥进犯赵州、定州等地，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元帅，率兵打退了突厥贵族的军队。接着，又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河北道百姓由于受突厥的胁迫，很多人都曾给突厥服过役，突厥退去后，他们害怕朝廷问罪，不少人逃到外地藏了起来。

狄仁杰看到这种情况，向武则天上了一道奏疏，说：“听说朝廷的一些大臣怪罪被突厥、契丹所胁迫的人们，打算统统杀掉，这样做是很不得民心的。东汉末董卓作乱被杀后，部属都未能赦免，竟至酿成大乱，京师化为废墟。臣每读此书，无不掩卷叹息。现在负罪之人，必然不在家中，或草行露宿。或潜窜山泽。如能宽大处理，定会走出归顺；如不宽大，必然激成祸乱，人主恢弘大度，不必拘泥常法，愿陛下赦免河北诸州臣民，不再追问，准其回乡生产。”狄仁杰的上疏得到了武则天的批准。

狄仁杰生活俭朴，并以知贤能举者称。他所荐举的人做公卿的有好几十人。武则天曾问过狄仁杰：“我想找一个贤能之人，有吗?”狄仁杰问要他做什么，武则天回答说要让他做大将、宰相。狄仁杰道：“陛下要用长于写作者，则现在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即可。难道嫌这些人太拘谨，想要得到一个更出色的人，将国家大事办得更好吗?”

狄仁杰的话说到武则天的心坎上，她点头一笑，说：“这正是我的心意。”狄仁杰于是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他带着很钦佩的心情介绍说，现任荆州长史的张柬之人虽老了些，但确为宰相之才。他长期以来不得重用，有志难申，若使用他，定能为国尽忠。武则天听信了狄仁杰的话，很快将张柬之提拔为洛州司马。

过了些日子，武则天又向狄仁杰求贤。仁杰道：“臣上次举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未重用呢!”武则天说：“不是已经升迁了吗?”狄仁杰道：“臣举荐他是当宰相。现在不过是一个洛州司马，还没有真正派上用场。”武则天又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将张柬之提升为秋官侍郎，不久又让他当了宰相。张柬之果然名副其实，很有作为。

狄仁杰一心举荐人才，使武则天多得其助。不过，有一次却颇感意外。那是在一天早朝之上，武则天让宰相各荐尚书郎一人。当问到狄仁杰的时候，狄仁杰说他的儿子光嗣可任此职。此语一出，引起群臣大哗，认为狄仁杰说话太欠考虑。武则天先是震惊，继而喜上眉梢，说：“祁奚内举，果得人也!”

祁奚，春秋时晋国人，任中军尉。因其年老，要求退休。晋悼公问他：“谁接替你的职位呢?”祁奚推荐他的仇敌解孤，解孤即将就任时病故，祁奚又举荐自己的儿子午。这时副中军尉羊舌职死了，晋悼公又问祁奚谁可代替羊舌职，祁奚回答：“羊舌职的儿子赤可以。”这样，祁午任了中军尉，羊舌赤任了副中军尉。祁奚不避嫌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历史上留下美名。武则天将狄仁杰与祁奚相提并论，表明了她对惟才是举不避嫌疑精神的提倡，也说明了她对狄仁杰的重视。

武则天也很尊重狄仁杰的意见。一次，武则天想造一大佛像，预计用费几百万钱，因政府财力不足。准备让僧尼每人每天出一个铜钱，帮助建造。狄仁杰上书讲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之要，应先办好百姓的事。现在的佛寺，建筑华美，穷极奢华，费用巨大，有的竟超过宫室。鬼神不能建造，只能依赖人工；物资不会天降，只能凭仗土地上出产，不由百姓负担还有什么人呢?百姓们本来就难得温饱，徭役很多，僧尼们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勒索百姓，百姓不得不放弃生产，削发去做僧尼。现在僧人与日俱增，已经多达几万人，而从事生产者却日渐减少，百姓负担越来越重，臣每当想起此事，心里就忧虑不安。近年来边境不安定，水旱灾害频仍，再大兴土木，建造佛像，百姓将更加不堪。陛下功德无量，何必因营造大像，落个烦劳百姓的名声呢?虽然令僧人出钱，也未必聚敛许多。佛教是以慈悲为怀的，陛下更应节省人力物力，请下诏停止此役。”这一谏奏，得到了武则天的应允，建造佛像事作罢。

武则天对狄仁杰在政治上重用，生活上也很关心。一日，狄仁杰陪女皇到郊外游览，偶遇大风，狄仁杰的头巾被吹掉，坐骑也受了惊，狂奔不止。女皇看在眼里，赶紧命太子拾起仁杰的头巾，勒住惊马，直到把头巾给仁杰戴上，才算放了心。

圣历三年(700年)时，女皇特殊恩赐给狄仁杰一处很好的住宅，使满朝文武为之眼热。武则天还亲制袍子赐给狄仁杰：“敷正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平日，女皇对狄仁杰总是以“国老”相称，这在唐廷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狄仁杰因年老体弱，多次提出告老还乡，女皇都不答应。仁杰上朝，女皇不让他下拜，说。每见“国老”下拜，她都颇觉不安。为照顾他的身体，女皇还取消了狄仁杰夜里值班的任务，并嘱咐他的同僚，如非大事，不要去麻烦他。狄仁杰去世后，女皇痛哭流涕，说：“‘国老’一去世，我总好像感到殿堂空了一般!”以后，每遇朝廷大事众臣不能决断时，女皇总是唉声叹气地说：“老天不长眼，过早地夺去了我的‘国老’啊!”

女皇与“国老”的关系颇似当年太宗皇帝与魏徵的关系。女皇的业绩虽然稍逊于太宗，但她在信任老臣这一点上却大有太宗遗风。

□派能人任外官，加强地方治理

女皇也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择任用。地方官为亲民之官，事关武氏统治的基础，这一点，女皇是深深认识到的。她多次和大臣们讨论刺史、县令的事。长安四年(704年)三月，宰相李峤、唐向女皇说：“都是因为我们做宰相的没把政事办好，才使战争没能止息，百姓生活困苦，国库也很空虚，还有一些官吏贪赃枉法，致使陛下常临朝兴叹，为国事担忧，我们心里也很惭愧，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也曾在一起议论过，以为当今头等大事，是富国安民，为此，必须选择和任用好地方官。可是。臣见朝廷议事多重内官，轻外职，每次任用地方官，谁都不愿前往就任。近来所任外官，多是有罪被贬之人，现在风俗不纯，都是因为外官不得力。希望陛下在朝内百官之中，认真挑选有能力的人，前往大州任长官，以便把地方的吏治搞好，实现国富民安的大计。臣等请求停止内侍，带头去外地任职。”

李峤、唐都是女皇信任的宰相，他们的话引起了女皇的深思。她油然记起当年太宗皇帝把刺史、县令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恒看的情景，越发感到选择地方官的重要，但她却不忍将这两个身居要职的官员派到外地去。

女皇正在犹豫，凤阁舍人韦嗣立主动请求前往。这韦嗣立是宰相韦思谦之子，幼年好学，颇有文才，中进士。他先是做双流县令，在蜀地的地主官中较为突出。继而入京为内官，此时为凤阁舍人。

女皇觉得韦嗣立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又见他主动请求去地方，很满意，遂令韦嗣立以本官到汴州去任刺史。

女皇还让李峤、唐休荐报可以出任外官者的姓名，得二十余人。后来政绩卓著者有显赫一时的常州刺史薛谦光等。

裴怀古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官。长寿年间(692—694年)，姚州、州的少数民族首领发生反叛，武则天派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去招抚。裴怀古到了姚州，宣布法纪，申明赏罚，对参加反叛的人区别对待，结果每天都有许多被胁迫反叛的人前来归附。裴怀古只把叛首押回洛阳，其余一概不问，准其还乡，当地百姓感激涕零，立碑以颂功德。

长安三年(703年)，始安僚族欧阳倩率众数万，攻打州县，朝廷命裴怀古任桂州都督，前去镇抚。裴怀古在前往桂州的路上，派人给欧阳倩送去书信，申明利害，规劝降服，使欧阳倩终于率众归降。并说，他们是受地方官欺压，无法生活才不得不起事的。裴怀古见其话出真心，亲自前去抚慰。反叛者交出所掠财物，表示愿意悔过自新。从此，岭南得以平定。这件事对武则天教育很大，使她认识到，坏的地方官可逼民造反，好的地方官可使反叛者归顺，可见，地方官的任用何其重要!

一天，武则天把担任起草诏书工作的崔神庆叫到面前说：“并州是我的故乡，北方的要地，驻有重兵，需要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前去做长史。我反复考虑，没有人能胜过你，我决定派你前去。”说罢，又拿出一张并州的地图，同崔神庆一起看，商量治理并州的大政方针，还亲自为崔神庆选择动身的日子。

崔神庆到并州后，一个富豪假造诏书，说要取缔旧币，改用新钱，使市场上粮价飞涨，百姓们很是不安。崔神庆立即上奏武则天，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国计民生，因此才发现诏书是假的。武则天感到崔神庆有胆有识，下令予以褒奖。

则天朝出色的地方官还可举出几位：

薛季昶，绛州龙门人，则天即位时，薛季昶还是个普通百姓。只因他上了一道很好的奏章，受到武则天的称赞，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武则天派侯味虚统率军队去打契丹，战争很不顺利，侯味虚怕受处分，上奏女皇，说敌人声势很大，交战时常有蛇虎给他们打头阵，以此推卸责任。为弄清真情，武则天派薛季昶任河北道按察史前去查看。薛季昶一到军中，立即砍了侯味虚的头，然后上表揭发了侯味虚畏敌欺君之罪。

那时，河北一带有个县尉，叫吴泽，贪污残暴，纵横不法，曾杀死驿站使者，还截断百姓子女的头发来做假发，州中长官对吴泽毫无办法，任其横行。薛季昶一到河北，就把吴泽擒获，乱棍打死，为民除了一害。同时，薛季昶又对一些政绩较好的官吏给予不同的奖励，使河北吏治大为改观。因此，以后哪里难治理，武则天就派薛季昶前去。薛季昶先后做过雍、魏、陕、洛各州的长史，都做出很好成绩，为当时人所称道。

还有个姚鼎，神功元年(697年)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当地官吏多数都贪污残暴，人民敢怒不敢言。姚鼎到任后对他们一个个进行了检举惩办，使歪风得到纠正。武则天知道后，下诏表扬他说：“只有在严冬才知道松柏后凋，只有狂风怒吼时，才能看出劲草的坚强。人也是如此。你长期为国效力，在朝中为相，功绩显著；在边地带兵呕心沥血。我早知蜀地风俗败坏，但苦于无人治理。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到任不久，蜀地风气就发生巨大变化，每想到此，我就感到极大欢悦和安慰。现在我准备把你的功绩宣布于众，让大家都来效法。”武则天还意味深长地对侍臣们说：“一个长官如能洁身自好，廉洁奉公，还比较容易，如能使下面的僚属都能保持廉洁的美德，那就难以做到了。只有姚鼎两方面都做得到，值得大家效仿。”

武则天既重视内官，又不忽略外官，使中央和地方联成一气，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国力的强盛与有一个较好的吏治大有关系。

□纳谏知人，调度有方

知人与纳谏是相互关连的两个方面。称得上知人善任的帝王大都能够兼听博采，广开言路，充分发挥贤良之士的作用。在这方面，唐太宗是做得比较突出的，他和臣僚们开创的“贞观之治”，便是以兼听为主要特色。为了和官员们统一政见，巩固政权，唐太宗采取了诸如使谏官随宰相入朝议事、重赏进谏官吏、鼓励官员直言等许多措施，宫廷内部比较开明，言论比较自由。

武则天当年在唐太宗身边的时候，经常听到太宗皇帝容纳直言的事，若干年后仍记忆犹新，为她治理天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从性格上说，女皇不像太宗皇帝那么宽容、豁达，她比较固执，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但她也并不是个听不进谏言的人。大臣的进谏如能有利于她的统治，她还是乐于接受的。

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初，宰相刘仁轨向武则天上了一道奏疏，内中引述了吕后为后代耻笑、诸吕给汉朝带来祸患的事，劝武则天引以为鉴。奏疏的措辞很尖锐，提出的问题也切中要害，武则天为之沉思良久。

作为贞观老臣，刘仁轨久以刚正敢谏闻名。近年来，刘仁轨年纪大了，专知京师留守事。刘仁轨这个奏疏一则规谏武则天，另外也借机会提出辞去留守之任。武则天看罢奏疏，觉得所言入理，就让武承嗣专程带着玺书前往长安慰谕。说：“现在皇帝谅暗不言，我暂且代管政事。劳你远来劝诫，愧慰交集。你忠贞的操行，始终不渝，劲直的作风，古今少有人能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公先朝旧德，远近景仰，愿以匡救为怀，不要因年老辞职。”此后，刘仁轨进封郡公。垂拱元年，按照新官制改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武则天废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前往吊唁，册赠开府议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

武则天重视老臣的谏言，也虚心听取新谏官的意见。长寿年间，掌管向皇帝进谏的右补阙朱敬则上疏武则天，指出，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不应继续实行严刑峻法的政策。秦在战国时采取严厉的刑法以加强统治，排除私人势力的干扰，结果使民富国强，终于吞并了六国。可是在秦统一后，仍沿用旧策，终至亡国。他希望武则天以秦的成败为鉴戒，及时改变法度，广布恩德，使天下臣民能够消除恐惧和顾虑，安居乐业。武则天以为言之入理，对朱敬则进行了褒扬，长安年间，朱敬则任正谏大夫，兼修国史。当时赋役繁重，户口逃亡，朱敬则频频向武则天吴奏谏言，非常激切。武则天多次将他召入宫中，同他研讨天下大事。不久，又提拔他当了宰相。

武则天纳谏，也不以官阶为凭，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她接到刘知几的一封奏表。那时候，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还是获嘉县主簿，一个九品小官。武则天并未轻视这个位卑职低的地方官的表奏，认认真真地读起来。

她看到，奏表中提出的是四条颇有见地的建议：一是赦令不可太滥。奏疏说，每年都有赦令，甚至有时一年不下两次，这样会使坏人有可乘之机，无所顾忌，不应轻易下赦令。二是不要随便提升官吏。现在每逢朝廷举行宴会时，穿绯色衣服的高级官员比穿青色衣服的低级官员还多，拿象笏的大官比拿木笏的小官还多。许多滥竽充数的官员能力低下，操行不佳。希望皇上不要随意降恩施惠，使求官的人知道勉励和约束自己。第三是裁汰冗员，节制恩赏，防止那些以钻营为能事的人投机取巧。第四是州县长官不可调动太频繁。他认为，刺史是地方最高长官，刺史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治乱安危，如果倏来忽往，势必造成因循苟且之风。他主张刺史任职三年以上才可以调动，应考核其功过，赏罚分明。

刘知几的意见是中肯而且切中时弊的。武则天接纳了他的谏言，对他进行了嘉奖。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被调到长安，和另外几个官员一起编纂关于儒、佛、道三教典故的类书《三教珠英》，两年编成，留在长安，进入史馆，先后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参预修撰国史、起居注、实录等。中宗时又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刘知几的成就与武则天的奖掖不无关系。

大足元年(701年)，武则天还接见了一个远道而来的上书者。此人叫苏安恒，冀州武邑人，涉猎经史，尤晓《周官》及《左传》。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徒步千里前来洛阳的。苏安恒的上书主要是关于请武则天传位太子、降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河内王武懿宗、建昌王武攸宁为县公，及请封武则天二十余孙以屏藩皇家的事。武则天很赞赏他的精诚敢言，在宫中赐给他饮食，然后才让他回去了。

过了一年，苏安恒再次上疏说：“现在太子的年岁和威望都很高，陛下贪恋皇位而忘记了母子间的深恩，不知陛下将来以什么颜面去见高祖、太宗和高宗?我认为无论从天意和人心各方面来说，天下终究还是李家的。陛下直到现在还不肯离开皇位，殊不知物极必反，器满则倾。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性命而不考虑国家的安定。”尽管这一建议武则天根本不可能接受，但她也没加罪于苏安恒，足见其度量之大。

武则天喜祥瑞、重佛事，大臣们对此多有劝谏。圣历二年(699年)九月，有的梨树奇异地开了花。武则天拿着一枝梨花对大臣们说：“这是什么祥瑞啊!”诸大臣都说：“陛下德及草木，所以秋天的梨树能再次开花。”

凤阁侍郎杜景俭却说：“现在已是秋天，草木黄落而忽然开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臣担心陛下布教施令有亏典礼。此外，臣等自为宰相，本应助陛下大治天下，却导致天理物理不平，这是臣的罪过。”说着，竟跪倒在地，向武则天谢罪。杜景俭不谄媚逢迎，敢于直言，使武则天很受感动，她脱口说道：“卿才是真正的宰相啊!”

长安元年(701年)三月，天气本已变暖，突然下起了大雪。宰相苏味道以为祥瑞，准备率百官向武则天庆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阻止说：“假如三月里下的是瑞雪，腊月里下的雪不更应叫瑞雪么?”苏味道不听，执意举行庆贺。这日，苏味道率百官朝见武则天，以相祝贺，惟独王求礼不拜贺，并十分大胆地说：“现在已是仲春，万物正在复苏，天气忽然变寒下雪，庄稼和果木都要受到伤害，这是天降灾害，决非祥瑞！”他还尖锐地指出，前来庆贺的人都是在阿谀讨好，不可信以为真。武则天很惊奇王求礼的胆量，她没有因王求礼扫她的兴而治罪于他，反而当即表示接受意见，并下令停止朝会三天，以示对这种反常天气的惊惧。

这时，又有人进献了三腿牛，宰相以为祥瑞，又向武则天祝贺。王求礼大声说：“凡物反常皆为妖异，这是政教不行的迹象，哪里是什么祥瑞?”武则天的情绪消沉下去，祝贺者也讨了个没趣。

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在洛阳城北的白马寺阪修造大佛像，所用钱财名义上是向天下僧尼收的税，实际上却出在百姓身上。因此，宰相李峤上书说：“我所说造像的非户口钱出自僧尼，其实，没有州县的祗承根本不能做到。天下的百姓贫弱者众多，有的靠给人做工来准备干粮，有的卖田卖房来支付徭役。造佛像的钱多达七十余万缗。如能将这些钱用来救济贫困，一户一千就能救济十七万户，同时还能节省大量劳力，又符合佛祖慈悲之心。如果真的能这样做，佛祖和百姓就会高兴，陛下的功德更能广大无边。与其修来生之福，哪胜让百姓得到今生的实惠呢?”

监察御史张廷也上书进谏说：“臣以为当前最关紧要的大事首先应是安定边境，积蓄府库，休养生息。即使拿佛教的道理来说，也应救灾救难，杜绝不正当行为。希望陛下体察臣的愚见，行施佛的慈悲，务以治理为上，不要因人废言。”武则天接受了这两个大臣的建议，下令停止修建佛像，并亲自召见了张廷，给予丰厚的赏赐。

武则天制定有关政策及任用官员，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长安三年(703年)，有人上表建议收关市税，凤阁舍人崔融反对，上书说：“听说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资助军费开支，有人向陛下建议加收关市税，不仅要收工商业者的税，还要收所有行人的税，我认为不能这样办。现在天下运输，很多人要靠河流船只，如果每个江津河口都要设置税卡，检查时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每过一个津口，官府都要收税钱，主管的官吏也免不了从中敲诈勒索，接受贿赂，这样必然招致祸端。一方面壅塞货物交流，使万商废业，一方面也会加重百姓负担，影响他们的生活和生产，甚至会引起暴乱。所以，我认为增加关市税的办法一定不能施行。”武则天采纳了崔融的建议，不再考虑征收关市税的事。

检校内史李昭德专权用事，引起朝野的不满。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长上疏历数他的罪状说：“臣听说百王的过失在于大权下放，宰相把持朝政常会因势力太盛带来祸殃。天授年以前，陛下独断万机，公卿百僚都很尽职。自长寿年以来，陛下厌怠细小的政务，放权给昭德，让他掌管重权。然而他才能低下，不堪大用，又加之他性格苛薄，不遵守宪章，给国家带来很大妨碍，天下无人敢言，而陛下却过于迁就，处理事情陛下已经决定，昭德不同意，陛下便改变主意。昭德还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专夺，旁若无人。陛下不要以为昭德小心谨慎，我看他的志向不小。陛下对他过于信重了，而对他的过错却了解很少。蚁穴不堵塞，必坏堤防；细流不阻绝，必成江河。大权下放容易，收回却困难。我深知，今日向陛下进言，说不定明天就会伏诛，但考虑到国家的安全，我也无所顾忌了。请陛下深思!”

当时，还有邓注等人上书列举昭德专权之事，武则天于是对昭德产生恶感，认为如果他真是这样，实在有负国家。延载初年，把他贬官为钦州南宾县尉，接着又免死流放。后来和来俊臣同日被杀。

清朝人越翼曾说，武则天“纳谏知人，自有不可及者。”此话并不过分。女皇在用人和纳谏问题上虽然尚有许多不足，但也不失为一个开明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