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加强边疆统治_历代帝王智谋故事

改土归流，加强边疆统治_历代帝王智谋故事

十、静观时变，因变施政——清世宗胤的智谋故事

爱新觉罗·胤生于康熙17年(公元1678年)十月三十日，是康熙第四子，卒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

雍正在位13年，采取了一系列诸于压抑科举出身的官员等措施，打击了官场上以师生之宜建立的朋党，比较有力地清除了康熙中、后期形成的官场颓风。此外，他还通过改土归流等政策，进一步巩固了满清政权的统治，为“康乾盛世”的前后相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贯彻实施又是与他善于发现人才、重视人才的能力和特长，重用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大臣分不开的。

雍正皇帝性好胜、刚毅，有时表现得比较急躁。他教诲臣下，办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片面地瞻前顾后，游移不决。他反对优柔寡断，主张办事不怕艰难、不顾阻挠，认准了就干。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坚毅的性格，他才有力地冲破了反对势力的阻挠，大批任用新人，坚定地实施自己的政策，所以，雍正帝在位时间虽不很长，却做出了很多重大的改革。

1.不露痕迹，韬光养晦夺储位(www.guayunfan.com)韬光养晦，就是把自己的真正意图隐藏起来，不动声色、不露痕亦，使他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意图何在。在历史上，善于韬光养晦之计的，可都称得上是大谋略家，大智慧者，这些人最终大多都能顺利成功，并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我们熟知的越王勾践、东汉时的王莽、三国时的刘备、司马懿都曾使用过韬光养晦之计。而本文主人公雍正，更是一位善使此谋略的真正高手。

人生是曲折的，如同雍正所说：“人生犹如行路，未有无风雨阻隔之坦途。”但对于成功者来说，在曲折中求进取是他们的志向。

在雍正施展政治抱负之前，他和许多传奇的改革者一样，不得不先通过一道权力斗争的“鬼门关”。在几经权力角逐中，雍正运用种种奇计，又拉又打、声东击西、分而治之，充分显示了他智计过人，沉稳老辣的政治家的手腕。

□诸皇子开展奇储大战

唐熙四十七年九月四日，康熙帝从“专擅威权，肆恶虐众，穷奢极欲、结党营私，窥视皇位，企图加害父皇”等罪名，废除了太子允的储位。对诸皇子来说，这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于是一些皇子开始跃跃欲试，一些皇子还在等待观望。我们的主人公，年方30岁的胤自然也不甘寂寞，他开始出场，并参与了夺储大战。

首先让我们看看众皇子的情况：因为康熙教子极严，因此，在他的严格督导下，膝下三十五个皇子中，颇有几个非凡人物。这其中最有威望的当属二阿哥皇太子允，大阿哥允，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即雍正)，八阿哥允和十四阿哥允等。

二阿哥允是正宫娘娘孝诚仁皇后所生，他在两岁的时候即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由于允聪明伶俐，起初颇受康熙喜爱。但后来，由于太子身份，逐渐助长了他的骄傲任性，因此受到其他兄弟的嫉妒。另一方面，由于他是皇位的未来继承人，致使许多大臣趋赴到允身边。这些大臣结成太子党，积极帮助允谋取帝位。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康熙的皇权，使父子矛盾越来越公开化。

大阿哥允是惠妃所生，虽然他年长于太子允，但因不是嫡长子，所以未被立为太子。因此，他非常痛恨允，暗中一直在谋划推翻太子的活动。特别是太子允与康熙的矛盾公开化之后，大阿哥曾一度受到康熙的重用。他曾出任副将军领兵征讨过噶尔丹，并被康熙封为直郡王。此外，他还与八阿哥允、九阿哥允、十四阿哥允等人勾结，与太子允暗中作对，并从中挑拨康熙与太子之间的关系。

三阿哥允祉是个饱览群书的博学之士，人极厚道安静，一直颇受康熙赏识。同时，由于允祉的博学多才，使康熙非常喜欢接近三阿哥，“每有余暇，常去三阿哥府上走动”。

八阿哥允素有心计，精明干练，特别是他能以仁爱自励，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因此有礼贤下士的美名，受到朝野内外许多人的拥护。连雍正都不得不承认，八阿哥“颇有识量”。

十四阿哥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此人聪明骁勇，颇善领兵打仗，又英武帅气，性格耿直，颇有大将之才。因此，康熙晚年曾非常重视十四阿哥。在当时的情况下，四阿哥胤即雍正与这些兄弟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过人之处，而且由于他的母亲只是一个一般的皇妃，外戚在朝中又无实力，是很难与另外几位兄弟争衡的。

那么，其他皇子又是怎样失去康熙的宠信的呢?允被废，第一个跳出来争夺储位的是皇长子、直郡王允，当时支持允的大阿哥党明珠、余国柱等人已被康熙罢免了，但允并不死心。特别是在八阿哥允的支持下，允更是有恃无恐。

八阿哥允在兄弟们中才智堪称第一，特别是他礼贤下士谦恭仁慈的作风，颇受朝中诸大臣的拥护。因此他的势力非常庞大。他之所以会支持允，主要是因为他是允的生母惠妃一手带大的，两人兄弟情深。另一方面，允虽然颇有作为，但其生母却是辛者库贱籍。所谓辛者库，亦即奴隶的意思，也就是说，允出身不好，其生母是奴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允的这种出身无疑会给他争夺皇位带来极坏的影响。因此，他起初采取了支持允的策略。

有了允这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允便越发明目张胆起来。在押送允回京的途中，他受命保护康熙的安全。这使他产生了错觉，认为康熙已有立他为太子之意。因此，急于求成的允一方面捉拿了太子允的手下，严刑逼供企图迫使他们承认允有篡位的居心；另一方面又向康熙进密言、声称假如父皇处死允又怕落不慈之名，他可以替康熙下手。他如此露骨地参与夺储一事，激起了康熙的愤怒，更使康熙为之不寒而栗。因此康熙斥责允“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又骂他是“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不能容者。”自此，允失去了康熙的宠信。

就在允上窜下跳、图谋不轨的时候，康熙的第三子允祉也不甘寂寞，跳了出来。

本来允祉同允平常关系不错，但那是允当太子的时候，两个人当然穿一条裤子，在一个战壕里攻击允。

现在看到允已经被康熙定了性，当皇帝肯定是没指望了，就反戈一击，揭发允同他马场的一个蒙古喇嘛巴汉格隆相互勾结，允知道这个喇嘛会一些咒人的邪门歪术，就让他暗中诅咒允。

康熙一听，立刻派人把这个喇嘛捉拿归案，突击审讯。巴汉格隆不敢和康熙皇帝耍心眼，就把事情和盘托出，承认他是受允的指使，在小木人的身上插满针，背后写上允的名字，施以咒语，最后，连埋小木人的地点也交待了。

人赃俱获，允无法狡辩，只能俯首就擒。谋害太子，又是亲兄弟，这还得了?康熙立刻决定，将其革去王爵，终身囚禁，连他府里的人和财物也统统没收。

真是“出头的椽子先烂”，第一跳出来的允偷鸡不成，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第一个倒在了储位之争的角斗场上。

和允一起受到打击的还有八阿哥允。

允和允不同。他比较有心眼，自知出身不好，所以效仿西汉王莽，谦恭做人，广收人心。而且允自小精明能干，在诸皇子、宗室、外戚、朝臣中都很有威信，拥护他的人不少。就连皇子允也常找他拿主意。

允这套装谦饰贤的功夫还挺灵，迷惑收买了不少人。

尽管如此，允却不太讨康熙的喜欢。因为康熙觉得他虽然能干，可是太有野心，心计又多，阴险无比。

曾经有一回，允小时候乳母的丈夫雅齐布和一个御史不和，允擅自叫人痛打了这个御史一顿，然后跑到康熙面前想方设法诡辩，最后康熙弄明了真相，把雅齐布充军发配，允又悄悄瞒着康熙把他藏在了京城里。

康熙为人坦诚，有大政治家的气度，对允的这些所作所为渐渐有了戒心，父子感情也就慢慢变坏。

但是最让康熙担心的还是允的威信太高，他的周围支持者甚至不亚于废太子允，这让他很自然地联想起权臣鳌拜、明珠、索额图等人，要是再有这些类似的人和阴险狡诈的允勾搭在一起，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所以康熙对他不信任。虽然让他接管内务府委以重任，但是心里面早已经开始防着他了。虽然出身不好，但他却颇有心机。表面上他礼贤下士，谦恭做人，实际上却是为笼络人心，以实现他称帝的勃勃野心。

在允被废前，允的最大挡路石自然是太子允。对此，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广结人心，争取各方面支持。

(2)团结兄弟，共同对付允，并在康熙面前攻讦允。

(3)企图暗杀皇太子。

暗杀皇太子，是允所采取的最毒辣的行动。这个行动是由允算命引起的。当时有个叫张明德的算命先生常在王公府走动。此人颇会钻营，又能信口开河讨众王公欢心，因此在当时名声很响。允得知张明德这个人后，将其请入府中。张明德当时已揣度出允的心意，因此不失时机的说允大富大贵，日后必能位至极尊。同时还声称自己认识许多武林高手，而太子恶名昭彰，自己愿意请一帮好汉，剪除太子。如此一来，允及其党羽、允等人就动了恶念。

也正因为如此，大阿哥允才在康熙面前提到八阿哥允是大富大贵命。不想引起康熙的疑虑，一查之下，发现了允等人的阴谋。震怒之下的康熙凌迟处死了张明德，并以“知情不报，妄蓄大志”的罪名，革除了允的爵位。喧嚣一时的允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皇帝梦。

□不争不抢，静观时变

说完众皇子，让我们来看看胤的行动和策略。

在诸子争权、互不相让的气氛中，胤摸准了康熙的微妙心理，以一个居心公正，注重手足之情的面目出现，讨取康熙的欢心，又暗中和诸皇子互通有无，这种八面玲珑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得了的。

试举一例：当康熙得了重病，好长一段时间好不了，允和允忙于争位，也顾不上关心老爸的病了。只有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有一天康熙召见胤，胤乘机劝父皇爱惜身体，有病赶快治。他说：

“父皇圣颜如此消瘦，还不让医生来诊治，也不吃药，这样下去必然耽误治疗，国家，百姓依靠谁呢?”

他这副忠心耿耿孝顺父亲的模样让康熙很感动，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他和老三允祉、老五允、老七允一起检视药方和用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健康逐渐恢复了。

可以说，与其他皇子相比，最有识量的还是四阿哥雍正，在这一系列皇子争储的事件中能够高瞻远瞩、静观时变，凡事从全盘考虑，既不踟躇不前，又能握住一个度字、做到适可而止。这也是当时他所处地位和当时形势中明智选择。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允复立，胤晋封为亲王。从这次斗争中，胤发现储位虽贵，但不是可以硬抢的，因为父皇康熙过于精明，稍有风吹草动，必会疑心大起。允和允的教训深刻。

既然不能霸王硬上弓，那只有攻心为上。所以在允又当太子的那一段时间里，胤主要的策略是以退为进，韬光养晦。

受封亲王的时候，胤就向康熙禀奏说，我现在的爵位已经很高，现在又封亲王，可是弟弟们都还只是个贝子，大家都是兄弟，这样厚此薄彼，恐怕会有人说闲话。还是请父皇降低我的爵位和赏赐，分给兄弟们，以提高他们的地位，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

康熙本来为了储位的事情正弄得他焦头烂额，差点气死，后来大病一场，还是见这些不孝的儿子们明争暗抢，没有一点团结精神，心里正不是滋味，胤这番话，就像大热天喝了碗凉开水，别提有多舒服了。所以不但没降他的爵位，还表扬了他一番。

在此期间，胤还写了不少充满闲情逸致的诗。一首名为《园居》的诗写道：

懒问沉浮事，闲娱花柳朝。

吴儿掉风曲，越女按鸾箫。

道许山僧访，暮将野叟招。

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遣。

还有一首名为《山居偶成》的诗写道：

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

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年荣辱镜中花。

金薏潦倒春将暮，惠径葳蕤日又斜。

闻道五湖烟景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一派平和安详、看破红尘、乐天知命的语气，哪里有几个兄弟那种蠢蠢欲动，谋蓄大志的味道?!“唯夫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胤的这套韬光养晦之术，不但麻痹了康熙，同时还避免了其他皇子的攻击诋毁，使他成为最后的黑马。

不过，超脱可以用为一种形象，或是作为一种修心之术，如果真的一味完全超脱，那胤棋就成不了雍正了。

□定策略，拉人心，继大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太子允再次被废，各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更加激烈，作为康熙的第四子，胤也对争夺储位有着强烈的愿望，然而，怎样来展开夺储战呢?胤心里还没有底，为此，他整天处于苦思冥想之中。

一天，胤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的门生戴铎写的。读完这封信，胤眼睛一亮，心里兴奋异常，大叫一声：“让戴铎来见我”。戴铎在信中所写的正是关于胤如何争夺储位之事，他向胤献策，提出了整套的争夺储位的策略。

戴铎在信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认为胤再黜储位未定之时，诸皇子争夺激烈，谁活动有力，谁就有可能夺标，所以这时是“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因此一定要参加角逐，争取不世之荣。方针确定了，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戴铎提出的方法是：一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的宠爱。二是以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兄弟关系。三要加意联络百官，尤其是康熙亲信重臣，对地位较低的近侍和汉人官僚也不要放过，用他们为自己造舆论，把八皇子胤所拥有的好名声夺过来，对皇帝考虑继承人施以影响，以利对胤的选择。四要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为建立江山的基干；放他们出门，谋求朝内外的要职，为夺取江山奠定基础。

胤认识到戴铎对形势分析的精当，争位的策略，方法较为完善和巧妙，完全可以接受和实践，而且在戴铎建议前，他已经帮助门下外出做官，以扩大势力和影响，为争位做准备。现在，戴铎制定了全面系统的争位计划，当然十分高兴地接受采纳了。

胤接受了戴铎的建议后，对戴铎信任有加，并马上让他在造舆论方面下点工夫。戴铎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秋天往福建赴知府之任，沿途及到任后均写信报告见闻和办理主子交待事务，在一封信中写道：在武夷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胤见信，非常感兴趣，随即在批语中追问：“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就此，戴铎回启禀道：“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这封书信比前多透露一点，但还是欲言又止。他不是卖关节，引逗主子，而是害怕做得太露骨让人知道抓住把柄，所以信中接着说：“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这封信就放在装上进土产的匣子的双层夹底内，以便保密。胤在此信的批语中赞扬了他的谨慎，但仍急不可待地要了解道士算命的全部内容，又令戴铎将道人的话“细细写来”，又说“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说他遇道人是好造化，不如说有“万”字命的雍亲王做主子有福气。胤如此以“万”字命自欺，就是要做任者君，当皇帝。

胤笃信天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用以激发自身竞争储位的信心；二是燃起手下人的升官欲望，坚决跟从主子；三便是借此大造舆论，以收人心。

为实施戴铎纲领中联络百官的计划，扩展力，胤不惜破坏康熙不许结党的规定，千方百计招揽官员。命令马尔齐哈联系礼部侍郎蔡，招他来见，蔡以身居学士不便往来王府辞谢，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入觐时，又向胤推荐蔡，胤令其代表自己往请，蔡仍不就招，次年蔡有川抚之命，到热河行宫陛辞，时胤亦住在行宫，蔡只得由年羹尧之子年熙引领晋谒胤，并把左副都御史李绂介绍给他。戴铎赴福建知府时，胤要他带东西给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戴铎到福州，把东西秘密地交给满保的家人，以进行私人间的感情联系。

在胤的主持下，经戴铎等人的活动，不久便建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些人在官场，十分尽职，但更热衷于为集团利益服务。这个集团的成员有：年羹尧，汉军旗人，其妹为胤侧福晋。年羹尧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出任川抚，五十七年(1718年)升四川总督，六十年（1721年)晋川陕总督，为康熙所信任。魏经国，康熙末为湖广提督。常赉，朱都讷之婿，副都统。戴铎，在福建由知府升为道员。他初上任，因生活不习惯，想告病回京，就此请示胤，胤回信说，“为何说这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以谋图升官鼓励他。康熙末，戴铎官至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由胤遣人向吏部活动，出任河南开归道。沈廷正，历任商州知州、兰州府同知。金昆，武会元出身，在雍邸绘画行走。马尔齐哈，会医术，曾任清江理事同知。博尔多，举人出身，任内阁中书。隆科多，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子，康熙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任理藩院尚书，管步军统领事。胤祥，与胤关系最为密切，既是亲兄弟，又是君臣、主仆，是胤滇最得力的帮手。胤这个集团，人数不算多，所居要职也有限，但是拥有步军统领、用兵前线的川陕总督等职务的人，对日后胤顺利上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胤为维系他的集团，听取戴铎的建议，加强对门下的控制。年羹尧因与孟光祖的瓜葛，又不经常向胤致书请安，就是具启本，称官职而不称奴才，惹恼了胤，骂他是“儇佻恶少”，抓住他给自己书启中的话——“今日之不负皇上(按指康熙)，即异日之不负我者(按指胤)”，说他“以无法无天之谈而诱余以不安分之举也，岂封疆大臣之所当言者，异日两字足可以诛年羹尧全家。”胤同年羹尧的通信，表明他们主奴同心协力谋取异日之荣，年羹尧并未改投他人门下，只因年青得志，对主子有点不恭罢了。胤除拿揭发吓唬他，还责令他将从前准许他带赴任所的弟侄送回京师，十岁以上的儿子不许留在任所，以事惩罚，也借此加强对他的控制。

胤还采用两派的手法进行活动，愚弄对手，欺骗其父。他与胤、胤集团的对立是必然的。但在表面上，却对胤一伙表示亲善，如胤于五十年(1714年获谴时)，胤却为他说好话，向胤买好，得到了康熙的称赞。

为进一步掩人耳目，戴铎又建议胤多与僧衲往来，建议寺宇，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闭人”。使别人觉得胤虽是富贵之身，处繁华之境，却似乎不问功名荣辱，惟愿与山僧野老为伍，过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成为一个富贵闲人。这时期，他在读书时，还把赏心悦目的文字辑录起来，成《悦心集》一书。胤借助《悦心集》宣传恬淡和出世思想，把自己装扮成怡情自适、与世无争的皇子，欺蔽世人，掩盖他的谋夺储位的活动。这样，经过任用戴铎，比较彻底地贯彻实施戴铎提出的夺位纲领，胤不仅在舆论上、实力上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为日后的夺位奠定基础，还通过麻痹、欺骗的手法，使对手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并获得了父皇康熙的信任，从而为坚定康熙把皇位传给他的决心。

2.设军机处，加强专制集权

封建帝王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权。过去有“家天下”之说，即天下就是皇帝一家的，天下的什么事，都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因此说，每个皇帝，都是尽量把权力牢牢地抓到自己手中，而不让别人来染指。但是，由于一些制度设计上的原因，事实上又总是要分一些权力给臣子们行使。这对于那些贪图享乐、精力不济的皇帝们，他们自然也愿意这样让别人代劳。但对于那种精力充沛，集权观念强和能力超群的帝王，就不适应了。这后一种帝王，他在登基之后，总会千方百计地削弱臣子的权力，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从而使自己的家天下更牢固，更无隐患。雍正皇帝，正是这类皇帝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军机处的设立及权限

雍正帝是一个主张“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专制主义者，他说：“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天子必须亲自管理国家的军政大事，才能达到励精图治的目的。因此，他在继位之初，就明确表示要效法其父皇康熙帝六十余年的勤政精神，做到“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并强调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行大臣们所应做之事。他说：“国家政治，皆皇考所遗，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尔等安乐怡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他的代行臣下之事，最主要者，除朱批奏折一项外，就是设立军机处，直接处理军国重务。

七年(1729)，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雍正帝开始对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用兵。为了直接掌握战争进行的情况，及时处理战争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防止泄漏军事机密，他在靠近其寝宫的隆宗门内设立了一个军机处。该年六月初十日，雍正发出上渝：“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这样，军机房这一至关重要的机构就开始正式建立，并派最亲信的大臣允祥、张廷玉和蒋廷锡主持其事务。清朝统治的末年，而且其地位越来越重要。后来成了清朝一代最重要的政治机构。

军机处既是皇帝为办理紧急、机密事务而设立的机构，它就不能像内阁一样设在离皇帝所居内廷较远的太和门外，其办公地点必然要设在靠近皇帝寝宫的地方，这样才既便于宣召承旨，又能保证不泄漏事机。据曾在乾隆时期做过军机章京的著名史学家赵翼和王昶的记载，军机值房即所谓“军机堂”，起初设在乾清门外的西边，不久就迁移到乾清门内，与南书房紧靠着，在隆宗门内的北边，后来又迁移到隆宗门的西面。无论是在乾清门内或乾清门外，都离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很近，使皇帝宣召军机大臣十分便捷。雍正帝初设军机处时，它的值房仅有木板盖的房舍数间，供军机大臣值班以备皇帝召对之用。章京的值房在军机值房之西，亦仅有木板房一间半。直到乾隆帝当政初年，两处值房才改造成为瓦屋，但其建筑也很不讲究。

军机处的主官为军机大臣。

军机处的印信，由专人保管。后存于宫内，由内奏事处的太监保管。需要用印时，则由值班的军机章京以长二寸、宽半寸、厚一分，上刻“军机处”三字之金钥匙，向内奏事处请出印信，使用完毕立即交还。后来因为西北军情紧急，军中奏报频频，雍正帝也不断颁发上谕，有时一天即达数起，印信屡请屡交，十分麻烦，所以每次请印出来，就盖好数百个信函，以便随时取用。

军机处只有值房，没有正式的衙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原来担任着别的官职，而被挑选出来充任该处职务的。军机大臣不是专职，他们原本管理的政务仍需自己去办理；军机章京则以该处的工作为其职责，不再兼理原来担任的政务，但他们的编制仍在原来的衙门，占着该衙门的缺额，其升转也在那里进行。

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掌书谕旨”，也就是当面接受皇帝的谕旨，然后把它书写成文字，并将其转发下去。

雍正帝向军机大臣所授的旨意，以西北两路用兵之事为其主要内容。例如：十年(1732)二月，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上折弹劾副将军石文焯纵敌，雍正帝命办理军机大臣们议奏处理办法。同年，西路军大本营要移驻穆垒，雍正帝为它选定六月初四日巳时启行，随即于四月十三日命军机大臣通知岳钟琪，要他“将一应事宜预先留心备办，但军营切宜慎密，以防漏泄”。其他方面的一些军政事务、八旗事务等，他也命军机大臣们办理。九年(1731)，雍正帝认为山东登州是一个沿海的军事重镇，它所管辖的地方甚为辽阔，却只驻有六千兵丁，怕应付不过来，因而命军机大臣们充分讨论，看看是否需要在此地增添兵丁数额。次年，打牲乌拉地方的丁壮问题，雍正帝都命军机大臣详细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以备他采择。朝廷内外官员所上的奏疏，雍正帝也命军机大臣提出处理意见。由此可见，军机处在雍正帝在位之时，主要是办理战争、军政和八旗事务等，其后，它的权限才逐渐扩大，成为一个“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的机构。

军机大臣还有“赞上之机务”，即被皇帝咨询，参议军政大事的任务。如前所述，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劾副将军石文焯纵敌，以及增加登州驻军和打牲乌拉地方的丁壮等问题，雍正帝有时候也发给军机大臣们审议。这样，军机大臣也就可以和皇帝当面讨论政事，有了参议政事的职责和权力。但是，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使皇帝亲理政事，军机处的任务主要是“缮写之劳”，只有在皇帝主动提出问题时，军机大臣才有参议政事的职责和权力。

军机处的第三项工作，是为皇帝管理文书档案。官员的奏折，皇帝亲自阅览后，无论朱批“该部议奏”、“该部知道”的，或没有朱批的，都交与军机处抄成副本(即“录副奏折”)，加以保存。

在军机处的三项任务中，最后一项是保存文书档案。这对于决定国家军政大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参议政务一项，完全由皇帝本人决定，他让参议某事，军机大臣才能参议某事，不是固定的职责和权力，是被动的受顾问的性质。军机大臣们参议事务的多少，与皇帝的从政能力、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雍正帝在位时期，军机大臣们不过承旨办事而已。

因此，军机大臣并不能对皇帝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只能够绝对听命于君主。军机处的这种性质，保证了它能较好地推行皇帝的意旨，保守机密，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成为君主手里的得力工具。

□削弱内阁权力，加强专制集权

军机大臣奉旨撰拟机要事务和西北用兵大事，而这些工作本来都是内阁票拟的内容，在军机处成立以后，它这方面的权力就被剥夺了，使它只能草拟一些寻常事务的文件，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内阁的职权，而加强了君主的专制权力。军事上的机要事务由军机处承旨撰拟以后，内阁的兵部就只从事军官的考核、稽查军队的员额和籍簿等工作，而这些都是日常的琐碎事务，至于像用兵方略、军政区划等重要事情，它从此就无由问津了。

此外，雍正帝所用的满人军机章京，绝大多数都是从议政处调来，这样就给它来了个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空架子。从此，议政处这样一个重要机构，也就名存实亡了。

雍正帝之创设军机处，是行政制度上的一个重大改革。军机处设立后，“四方章奏多以折代本，直达军机处不复内阁”，“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从此内阁之权遂转移到军机处，使内阁形同虚设。议政处自此也名存实亡，在乾隆五十六年时，就被命令废除了。但是军机处的地位虽然重要，它却并不是一级独立的机构，而是一个绝对听命于皇帝的私人工作班子。它完全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既没有过去议政处的议决权，也没有昔日内阁的票拟权，所有这些权力，现在都通统归于皇帝本人了。所以雍正帝在行政机构上的这一改革，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力，而削弱了满洲的王公贵族和满汉大学士、尚书的“相权”。军机处的设立与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雍正帝亲自批答朝廷内外文武臣工的奏折，向军机大臣面授方针大计，国家的重要政务皆归他一人处决，实现了他的“以一人治天下”的宿愿。雍正帝通过军机处和“廷寄”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使皇帝的意旨畅通无阻地直达各部院和各地方。上至内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八省，无事不综汇，“军国大计，罔不总揽”。

军机处的设立，为君权的无限发挥提供了方便条件，适应了封建制度发展的历史需要，因此在雍正帝以后，一直都沿袭不废，直到宣统三年清朝统治被推翻为止。在一百八十多年中，它始终是一个凌驾于内阁之上的特殊的政治机构，而且其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

3.改革旗务，打击削弱王公朋党势力

清初，由于战争的需要，八旗旗主们都有着非常大的权力。他们对皇室来说，大多都是亲王，皇帝对他们特别优待，对旗内官兵，他们则是主子，官兵们犹如旗主的私人财产。而且旗主实行世袭制，所以这份财产可以传给子孙。这就像独立王国一样。雍正皇帝登基后，认识到这种制度显然对皇权的集权统治十分不利，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八旗旗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用都统事务代替旗务

雍正皇帝继位之初，承袭康熙皇帝遗策，任用自己的亲信、兄弟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如任用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任用皇十七弟果郡王允礼管理镶红旗事务。雍正皇帝自以为这样任用亲信、兄弟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能平安无事，但他在对管主的使用中，很快发现管主、皇帝及八旗内官员存在着很大矛盾。管旗务的诸王因身份崇高，还影响皇帝对旗民直接统治的权力，而管主又同都统等官员职权难分，往往互相摩擦，不免要常常耽误公事，于是雍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旗内事务：

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当机立断，减少管主，取消了信郡王德昭、崇安、锡保等人管理旗务的权力。

七年(1729)，雍正皇帝任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事务。

九年(1731)，雍正皇帝又改命庄亲王允禄管理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

十年(1732)，雍正皇帝任命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

雍正皇帝任用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是管理都统事务，与管理旗务大不相同。管理旗务，管主是八旗都统的太上皇；对管主，都统得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而管理都统事务，本身相当于都统，或是兼职都统，即使高于都统，在管理八旗旗民上也高不到哪儿去。都统是八旗的军政长官，是一种职务，负责掌管八旗的政令施行，户口的稽查，旗人的教养训导，官爵的荐任，军粮器械的征收以及协助皇帝管理旗务。他们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之旗民是官民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允禄是雍正皇帝的第十六弟，又以亲王的身份管理都统事务，表明皇子、亲王在八旗中地位的降低，表明管主被取消。雍正皇帝将旗务的控制权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到雍正皇帝统治时期为止，清代管理八旗事务人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从旗主到管主，从管主到宗室贵族管理都统事务。每一次变化，都是旗内主从关系的进一步削弱，旗主不再具有原先的旗内自主权，皇帝将它剥夺得一干二净了。这三部曲是皇权在八旗内(最主要是下五旗)强化的过程，而雍正皇帝利用宗室贵胄管理都统的办法，正是八旗(尤其是下五旗)私属关系的终结。这是八旗制度内皇权、旗主权彼消此长过程的主旋律，围绕着这一主线，雍正皇帝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相应措施。

□取消八旗都统“主”

八旗都统，清文为“固山额真”，而“额真”在满语意为“主”的意思。雍正元年(1723)，善于察言观色的给事中硕塞条奏道：“额真二字，所关联的含义颇深，不是臣下可以随便使用的。”请求皇帝禁止臣下使用，并另行改名。雍正皇帝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命令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的都统；又将“伊都额真”改为“伊都章京”，意为领班。臣下不能称“主”，天下只能尊奉一个主人——皇帝，以此而达到正名分、崇君王的目的。“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的老名称，而这一名称的废止相距时间两甲子一百二十年，在雍正皇帝以后的都统早已不复存在旗主之意，从意识形态上革除了旗主仅剩的一缕痕迹，从而也标志旗主权力的实际丧失。

□对旗内用人制度进行改革

按照清朝的官制，对于旗员的官缺，一向分为旗缺、翼缺、公缺数种。所谓旗缺，是指某一官职依例由某旗人员充任；八旗又分为左右两翼，翼缺则是专属于某一翼的人员的官缺；公缺则是所有八旗人员的。旗缺、翼缺只在某旗某翼内进行挑选。其决定权在旗主、管主手中；旗主、管主把持这些官缺，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团结自固。但在八旗内，由于各旗具体情况不同，人才各异，因而有的旗升得较快，有的旗升得较为迟缓；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公平的，且往往决定于旗主、管主的好恶。历朝皇帝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都不够彻底。康熙八年(1679)、十年(1681)，康熙皇帝分别将各部堂主事、郎中改为公缺，通同按俸禄进行升转；但员外郎、主事仍按八旗升转。

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以铨法划一为理由，将原来属于旗缺、翼缺的各部员外郎、主事、内阁中书、监察御史、给事中、工部造库郎中，一律改为公缺。雍正皇帝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铨法的不公平，又不使旗主、管主干预旗缺中任何一部分旗员的任用，同时还把这一部分官吏的任用权抓到手中。

对于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雍正皇帝也进行了更改。以前，下五旗王公所谓公中佐领之缺，只在该王属下拣选；雍正皇帝认为这样做不容易得到合适的人选，雍正八年(1730)，命令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在该旗中拣选官员引见补授，若该王属下之人可用的当然也可以拣选。以此使诸王所用人员尽量少同诸王有密切关系。

作为八旗基层牛录的主官佐领，职位虽然不是很高，但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原管佐领(即勋旧佐领)，系清朝开国时期率众归来的，被编为牛录；由于佐领在一个家族是世袭的，从而使它永远掌握这个基层组织。而世管佐领，即早期投入满洲后金政权的部众，佐领也是世袭的。这在八旗中，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雍正皇帝于四年(1726)下令；对于世袭佐领中年幼的、愚昧的、年老体弱不能办事的，只给其佐领俸禄，不许其管理事务；其事另选择该旗大臣官员兼任。这就等于取消了原管佐领、世管佐领的世袭罔替。雍正皇帝对各级官员下手，褫夺他们的统治权；至于仍给削权佐领原来俸禄，总算是皇恩浩荡了。在雍正皇帝来说，也不能说他一点不顾旧情。

对于八旗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皇帝定规矩、决方圆，作了一系列规定。元年(1723)，雍正皇帝禁止王公在所属佐领内滥派差役，只允许王公挑选人员充任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不许兼管家务；若用作内务府的包衣官职，或命令跟随子侄，都要陈列名单，向皇帝请旨，并且要通知该旗都统，由都统复奏皇上。如果王公属下犯罪，王公要奏请皇上，交由刑部处理。雍正皇帝还特别强调道：“不请旨，是绝对不行的。”从而剥夺了王公对属下的任意使用权和处罚权。二年(1724)，雍正皇帝又下令，不允许下五旗王公听信谗言，将属下妄加残害，或借端送到刑部治罪；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将这些被害者撤离原主门下。同时还规定：王公属下有被问罪发遣的，不允许发配到该王公打牲处所，免得他们发生联系，私自回到该王公门上。政府惩治王公属下，不容许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属下，政府又不容其肆恶。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允许王公与属下有不正常的关系。

雍正皇帝还对王公所拥有的护军、领催、马甲等下属人数进行限制。二年(1724)，雍正皇帝下令：亲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四十名，马甲一百六十名；郡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三十名，马甲一百二十名；贝勒为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八十名；贝子为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六十四名；镇国公为护军、领催十二名，马甲四十八名；辅国公护军、领催八名，马甲三十二名。这些都比以前的数目减少了。同年，雍正皇帝还下令：诸王所属佐领，凡是移出诸王所属之旗，其佐领内一切人员不得再与旧主往来，否则从重治罪。如果说前面几点在于限制王公同现在所属人员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点则是限制王公同旧部的关系，使王公对他们不能发挥影响。雍正皇帝还特地对王公敲诈勒索下属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削弱八旗王公与属下的私属关系，在雍正初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雍正皇帝在严禁诸王滥用役使属人时说：早年诸王对属下还知道加恩抚恤，而朕的兄弟分给包衣佐领的人很少，但是差役繁多，这样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余王公都纷纷仿效他们。雍正皇帝把他的诸兄弟视为滥役属人的罪魁祸首，借此整顿八旗，收回王公任用属人的权力，所以这又是他打击皇亲朋党的一个重要内容。雍正皇帝把严禁王公勒索属下，纳入了清查钱粮、打击贪赃、肃清吏治的措施之中。他指责王公的勒逼造成旗下官员的贪赃枉法：“旗下官员为应付王公的勒逼而竭尽其力，不能做到洁身自好；而许多官员亏空公帑，犯罪免职者都多出于此。”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初，急急忙忙地改革旗务，同打击朋党、整顿吏治紧密结合、息息相关。

□办宗学，防止八旗子弟堕落

二年(1724)，雍正皇帝下令设立宗学，按八旗的左右翼各设立一所学校，招收宗室子弟学习。每一所学校都设有正教长、副教长，分别由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充任。宗学招收宗室子弟，主要学习满文、汉文，演习骑马、射箭。政府则按月发给银米、笔墨纸砚。雍正皇帝十分重视宗学，每年都派大臣去检查考核，根据结果决定奖励与惩罚。七年(1729)，雍正皇帝因为宗学不能容纳觉罗子弟，特别在各旗设立觉罗学校，命令觉罗子弟读书学射。清代制度，奉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称为宗室，因以系金黄色带为标志，也称黄带子；对塔克世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以系红色带为标志，称为红带子。此外，雍正帝还设立了咸安宫八旗官学，选择八旗子弟中成绩优异者入学，而内务府包衣佐领的景山官学中学射优秀者，也可入选。

雍正皇帝对他兴办宗学的原因也作过说明。他认为宗室中人各怀私心，互相倾轧，把骨肉兄弟视为仇敌；更有甚者，则结成朋党，共谋私利，专事钻营；还有一种人则骄奢淫侈，荡尽了产业，也是不肖子孙。雍正皇帝对这种风习感到非常忧虑，为要改变它，需做许多工作。首先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以事挽救。他认为：赶快筹备好保全的策略。如果不设立学校、实行教化，鼓励他们积极进取；如何能改变这一切。要对他们进行循循善诱的教导，使他们改过迁善，以一切不良习惯为戒。雍正皇帝还说道：“一定要用礼教、伦理、纲常以及谋生手段来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喜欢美好的东西，厌恶丑恶的事情，崇尚节俭，戒奢戒侈。这样才可以说教育成功了。”

雍正皇帝把办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与剥夺诸王权力、打击宗室朋党同时进行，以巩固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希望后世宗室觉罗子孙能够自立于世、有所作为的良苦愿望，不至于成为倾家败国的不肖后代。

4.调和满汉关系，稳定大清江山

满汉关系是清朝统治者稳固政权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清初，满人对汉人、汉官实行歧视政策，满官藐视汉官。因而，满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隔阂，有时甚至酿成仇恨。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汉官面对满官的凌人气势，只好多办事，少发议论，或者干脆袖手旁观。当然，这样的满汉关系是不利于清朝对中原的统治的。因而到了雍正时期，皇帝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处理好满汉关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敢于为明朝皇帝立嗣

为明朝皇帝立嗣，是雍正皇帝调处满汉关系的一个步骤。

雍正元年(1723)九月，雍正皇帝说他发现康熙皇帝未发的谕旨，在谕旨中，康熙皇帝称赞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华夏，经文纬武，为汉唐宋诸位君王所不及，因而命令官吏访求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以便奉其祀。二年(1724)，雍正皇帝还找出正白旗籍，正定府知府朱之琏，封为一等侯，世袭，承担明朝诸陵的祭祀。同时，他还把朱之琏族内之人均抬入正白旗。朱之琏的先人朱文元，是明宗室代简王的后人，在松山战役中被俘，入了八旗，是早已满化了的朱明后人。雍正皇帝利用这类旗人，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同拥护朱明的汉人搅在一块，却可当作招牌，用作宣传不仇视明朝，不歧视汉人的工具。

雍正皇帝深知反清复明活动对清朝统治的不利，对甘凤池等一案极为注意，他说：“这种匪类，行动举止诡怪隐密，习性乖张，出于常理之外。他们心中暗怀幸灾乐祸之心，敢于做出逆背情理、违反纲常的事情来，是国家隐藏着的忧患。”

雍正皇帝还说：“这种匪类，干起坏事来不知比普通盗贼要高出多少倍。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恶草容易毁坏整片田苗。要充分引起重视。”

雍正皇帝认为：盗窃犯仅仅只是单个人的活动，影响面也很小；而政治犯则不同一般，可以影响一群人，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鉴于此点，雍正皇帝特别委派工部尚书李永升到浙江去会审。范时绎等由于与张云如有较多交往，为了维护自己的短处，与李卫不予合作，从中作梗。雍正皇帝则积极支持李卫，赞扬他“矢志坚定，勇于奉公，能够观察到众人容易忽视的细微之处”。并将李卫树立为“督抚模范”。

雍正皇帝对朱明后裔之说倍加警觉。他对李卫说道：“吕宋山上有关前明后裔这事真伪有无，一定要确切地加以审讯，得到可靠供词。前年因为有西洋人到京城来秘密上奏有关吕宋山岛有明代后裔聚集之事，朕随即派遣福建、广东督抚留心加以寻访调查，结果他们都回奏此事乃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明代后裔之事。这件事十分重要，当年圣祖皇帝也曾经留意过这件事。现在要好好审讯自不必说。即使此案的审理仍然得不到确凿的证据，将来有机会务必进一步探访，一定要弄出个水落石出。”

随后李卫回奏道：“对这件事微臣已留意很久了，现在仍然还在秘密地探访之中。”这正是他们君臣所谓隐患的核心问题。

雍正皇帝利用暴力毫不手软地镇压汉人的反清复明势力，又以优待明王朝的后裔来感化那些仍然有恋旧心态的汉族人，这些对稳定大清政权的统治显然都是十分有利的。

□惩处作恶旗人，调处旗汉矛盾

调处直隶旗、汉矛盾则是雍正皇帝调节满汉关系的又一重大举措。

直隶，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意义十分重大；而直隶又多旗地，旗人很多。旗人依恃特权，欺压汉民，造成严重的旗汉冲突。

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房山县庄头李信与宛平县庄头索保住勾结作恶的罪行。李维钧奏道，李信等人独霸房山县石行，把附近居民的牲口抢去，为其拉石出售，放高利贷，拿百姓的房产作抵押；如不能偿还的，则勒逼人妻、子、女为奴；强占房山、宛平县民间妇女多人为妾，打死人命。他们的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以致宣化府士民罢市。

雍正皇帝对庄头作恶深恶痛绝，见到奏章之后立即指示李维钧将李信等严刑审理，究查清楚，“以示惩罚警戒，以舒畅平民百姓的怨恨压抑之气”。

直隶巡抚李维钧是汉人，若对旗人依法惩治，一定会遭到王公贵人的强烈反对，会被安上汉人反对旗人的罪名。于是雍正皇帝为整治旗人中的害群之马，积极给李维钧撑腰，警告王公贵胄不可对他加以陷害和掣肘，让他顺利处置那些不法的旗人，以适当消解汉人的怨恨之气。

雍正元年(1723)七月，李维钧又密奏宝坻庄头焦国栋、焦国璧在城乡占据田地一千余顷，开设当铺、商店数处；而且还打死六条人命，奸占妇女、包揽词讼、私立场集。雍正皇帝指示李维钧道：“除暴安良，正是你分内应当之事，像这类的事情，你处理起来一定要振作，不要怕这怕那、瞻前顾后，更不要多虑。”

同年十月，雍正皇帝谕令内务府加强对庄头的管理；对为非作歹、怙恶不悛的庄头立即予以革退。十二月，雍正皇帝又下谕令：庄头不得奢侈豪华，住房不能超过规定，不得擅自占用非分之物，否则将严惩不贷。

经过君臣共同努力，一齐整饬，有些凶恶的庄头有所收敛，自动将地租和当铺得息各减一分。李维钧因他们知过就改，向皇帝请求免予治罪。雍正皇帝回答说：“恶人秉性难移，对他们仍然要留心察访；如果有庄头稍有重蹈前辙，立即验实处理，不要存在一点姑息迁就的念头，绝对不要开始勤奋后来懈怠，弄一个虎头蛇尾。”正是在雍正皇帝的鼓励和督责下，李维钧继续打击作恶庄头。雍正二年(1724)正月，李维钧又将静海县镶黄旗恶霸庄头李大权捉拿归案。

对于庄头以外的凶横旗人，雍正皇帝也从严惩罚。康熙末年，许二自恃是旗人，率众人打死民人刘国玉。雍正皇帝即位时有赦免犯人的恩诏，刑部援引诏书，想为许二减刑。雍正皇帝说许二恃仗是旗人犯罪，实属可恶，不可援引恩赦而免去其罪，仍然按照原罪拟定的绞监候，秋后处决。

雍正四年(1726)八月，直隶总督李绂奏报：镶黄旗人王三格，据称是内务府仓官，在满城县有祖上遗留的圈地，早年转典给县人孙含夫、冉铎等取租，到雍正三年(1725)，王三格回到满城，殴打孙含夫及佃民，占夺原典田地。转年三月，孙含夫到保定府控告，还未经审理，王三格就以冉铎吃斋，被人称为老道，诬告他邪党聚众，自称教主，任命孙含夫等人为将军、总管。直隶按察使据报将冉铎等人拘捕审讯，造成冤狱。王三格因是仓官，地方官不便审理，请将其官职革退，以便审结。雍正皇帝指示道：“王三格实属可恶之极，一定要加倍严惩，用以警戒刁蛮诬隐之人。仓官什么官也不是，是王三格自命之官，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王三格夺人财产，又肆诬陷，可见旗人对汉民的欺压严重。王三格可以自称仓官，作为封疆大吏的直隶总督对他也无可奈何，也可见旗人特权之大。雍正皇帝加倍严惩王三格的态度，才可以或多或少地打击不法旗人的嚣张气焰。

雍正五年(1727)，顺义县旗人方冬魁在酒馆中遇见汉人张四，张四未给方冬魁让座，即遭到方冬魁的打骂；张四一气之下杀死方冬魁，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审理此案，拟定将张四定为绞监候罪。雍正皇帝则不以为然：“庄居旗人欺凌汉人者很多，从方冬魁打骂张四之事就可见一斑”，因此对张四从宽发落：免死，枷号两月，责打四十大板了结，以此令旗人引以为戒。并将此事晓谕八旗及各屯庄居的旗人，以引起警惕。雍正皇帝这样从轻处理张四，于法律不合，但不失为纠正旗人肆意作恶为弊的一个措施。

□遏制满人特权，满汉视为一体

雍正六年(1728)，良乡知县冉裕杖责旗人乌云珠，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以违例虐待旗人将冉裕题参，雍正皇帝说：“旗人、汉民均属一体。地方官审理事务，只依据其论理的曲直，分别给予奖赏和惩罚，不应当分别旗人、汉人。冉裕奉公守法，不应当革职听审。”于是将宜兆熊的题本掷还给他。雍正皇帝还说不知道有不允许地方官体刑旗人的成例，要刑部查明具奏。刑部查出果有这样的案例。雍正皇帝命令将它废除掉，依照他的指示执行。同时皇帝还指责宜兆熊那样对待属员，过于严厉、过于苛刻了。

在旗人与汉人的量刑上，向来有所不同。汉人犯流徒罪的照律充发，旗人则可改为枷号、杖责结案，实际上是从轻发落。四年(1726)，雍正皇帝感到量刑不同使法律不能一致，于是命令大学士、八旗都统及满洲、汉军中的九卿共同商议，可否将旗人的改折刑法取消，一律按照统一的刑律与汉民一样处置。大学士等认为准折刑法是不好，易使旗人轻易犯罪，但满人、蒙古人缺乏营生之术，发遣难于图存，请维持旧例不变；只有汉军若犯有军流罪者，就照律发遣。

在旗民与汉民关系问题上，雍正皇帝也想做些改革，但因为照顾旗人的方针不变，所以在法令上就不能不遵奉旧制了。然而在实践上，打击不法旗人，尤其是作恶多端的庄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旗、汉矛盾。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维护旗人特权，但又不使它过分。这同他对待汉人中的绅衿是一样的，即承认其法定权力，而不允许非法虐待民众。只有这样，才有利巩固满清的统治，达到长治久安之目的。

在调处满汉关系中，雍正皇帝又极力宣扬所谓“满汉臣工均为一体的观念”。

雍正皇帝还对内阁等重要官吏的品级实行调整，以示对汉臣的一视同仁。八年(1730)，雍正皇帝一改满汉大学士品级不一的清代定制，在将满洲大学士定为正一品时，也定汉大学士为正一品。

由于满汉官员在政府中的不同地位，自然会产生矛盾，互相排斥。雍正皇帝知道这种情况，他说：“满洲人为上司就认为满人可以信任；而汉军人为上司，则又以汉军人可以信任，汉族人为上司又认为汉族人可以信任。”他认为这种偏向的观念将影响政事的治理，要随时加以警惕。

汉军杨文乾为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石礼哈及广东官员阿克敦、常赉等四个满洲人心中不服，协谋陷害杨文乾。后来被雍正皇帝识破，对四位满洲官员大加训饬。他说：“朕信任的满员迈柱、汉员李卫、汉军田文镜和杨文乾，什么出身都有，只要其竭尽全力，效忠朝廷，那些挟杂私怨陷害他人的家伙，无论他是满洲人、汉军人、汉人，都不能够将其阴谋得逞。”

在相互排斥的满汉官员中，满人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占据要津，即使是汉人的下属，也以旗籍而蔑视主官。雍正皇帝知道这些满人的常习，时常加以警戒。汉人孔毓在任广西巡抚时，汉军刘廷琛为按察使。雍正皇帝叮嘱他说：“在什么事情上也不能超越本分，不要因为巡抚是汉人就有失两司的规矩大体。如果你要干一些超过你分内的事情，朕一有所闻，一定会以僭妄之罪处理你。”雍正皇帝考虑到政事的治理，需要满汉官的团结一致，于是他告诉满汉官员：都是为朝廷办事情，何必分什么满洲、汉人、汉军、蒙古，而应该“满汉协心，文武共济，而后才能达到天下大治。”雍正皇帝用这样的话要求满、汉官吏，也应该说这是他的真实思想；他为了很好的利用汉官，不愿过分地歧视他们。

雍正皇帝说：“人出生在天地之间，汉、满本来是一家；他们的才能和品质不可能完全相同，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是人之常情。任用人才只能分辨他可用还是不可用，而不应当理论他是满人还是汉人。”这里说的是任用人才惟看其才能与品质，对满汉一视同仁。可是在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又对臣下说：“朕只希望你们都好好努力，成为品德才能双全的善人。如果宗室内有一个善人，满洲内也有一个善人，朕一定先用宗室的善人；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也有一善人，朕一定先用满洲内的善人；以此类推汉军、汉人也是这样。而如果宗室不及满洲，那么朕就一定用满洲人。”同样是人才，先用宗室的，然后才用满洲人、汉军人，最后才是汉人。从而说明满汉是有区别、有等第的。

从本质上看，雍正皇帝依然执行着清朝传统的依靠满洲人团结汉人的用人方针；但是他比较重视才能，给某些汉人以较高的地位和特殊的荣誉，有利于这些汉人发挥政治才能。

5.改土归流，加强边疆统治

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同它们邻近的湖南、湖北、四川居住着二三十个少数民族，他们经济落后，生产方式不同，与中央政府关系疏密不一。元、明以来，这些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由土司管辖各该民族，他们的承继实行世袭制，即老土司指定他的继承人，然后向中央政府备案，也即取得中央政府的认可，而中央政府不向这里派遣地方官。土司自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令，对属民生杀予夺，中央政府概不过问，在这里实现的是土司的意志，而不是中央的政策。

土司制妨碍国家的统一，破坏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安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破坏它，是历史发展的要求。雍正时期，由于国内早已安定，中央政府力量也十分强大，因此，他决定瓦解土司的势力，废除这种由来已久的不正常制度。

□改土归流，巩固边疆

1725冬，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务。

雍正四年(1726)春天，广顺长寨土舍与清朝地方驻军发生矛盾，猖狂焚烧清军营房。鄂尔泰看到事态严重，必须用兵，“穷究到底，杀一百，使不敢再犯。”雍正帝欣赏鄂尔泰的才能，认为他是“才德兼优之督臣”，必能担此重任，同意他进兵，并预先指示他，将来事定，“当以军功赏叙”，表明他对此事的重视。在鄂尔泰进军过程中，何世主张适可而止，总兵官、署理贵州大定协副将事丁士杰，提出三不可剿说，鄂尔泰表示决不姑息，并以三不可不剿答复丁士杰，要把事情进行到底。雍正帝支持鄂尔泰，指责何世是书生之见，要他努力协助鄂尔泰完成此役；数说丁士杰见解谬妄，失于怯懦因循。

鄂尔泰在对长寨用兵中，感到对土司、土舍袭用一般正规战争的阵法，难于取得稳固的胜利和战后进行有效的治理，因为用兵时他们逃跑了，或伪装投降，军队一撤，事故立即出现。他认为筹措一劳永逸之法是当务之急。到九月，鄂尔泰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他在奏折中把改土归流一事规划得相当详明周全，它的要点是：

第一，说明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必要性。他说：土司相杀相劫，“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解决者。”办法就是尽行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禽拿，迂懦昏庸者渐次改置。”否则，不过是临事治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拟议改流的方针和方法。他说：“改流之法，计禽为上策，兵剿为下策；命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实现。

第三，认为只有大吏秉公奋力去做，才能实行。他知道变革土司这样的旧制，比较困难，有失败的可能，那样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行政的制裁，要实行得好，主办人必须殚竭心力，勤奋不懈，“稍有瞻顾，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要不计个人得失地实心实力去做才可能成功。

雍正帝非常高兴地阅览了鄂尔泰的奏折，在密折的行款上写了许多批语，最后还有总批，表示他对改土归流的态度和心情，他的朱批有：

即此二句，上天鉴之矣。

好。

务有名问罪为好。

具题时(写正式题本)应当将这个意思写入。就是现在说的意思好。朕心中嘉悦，竟至于动了感情!没有什么可以告诫你的了，努力去实行吧!

他全都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勉励他好好实行，并让写出题本，以便正式批准。据说当鄂尔泰题本在朝臣中宣布时，大家不知道雍正帝与鄂尔泰已通过秘密奏折和朱批商量好了，还以为这是件大事，鄂尔泰这样冒冒失失地陈奏，会不会遭到谴责，为他捏着一把汗，哪知雍正帝却非常高兴，说鄂尔泰是朕的奇臣，是上天把他赐给朕的。有了他改土归流的事情就能妥善办理了。雍正帝笃信“有治人无治法”的政治观念，欣赏鄂尔泰的才德，把这件大事交给他办，就放心了。

□调整行政区划，实施改土归流

为了适应改土归流的需要，云南、贵州、四川边境的行政区划，必须做适当的调整，因为有些土司、土舍地处两省或三省的边界，发生事故，一省处治不了；有些土司、土舍属于某省，而从治理方面来看，那种区划不便于政令推行。鄂尔泰深知这些弊端，不利于改土归流的实行，早在全面提出改土归流建议之前，就提议改变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他以东川府为例说：东川属四川，离成都二千八百里，距昆明仅四百里。该府已于康熙中改土归流，然而实际情况与未改差不多。它在四川的邻境是乌蒙土府，该土司攻劫它，知府报告四川不能及时得到救援，只有请求云南救护。东川还与云南的寻甸、禄劝、沾益三土州接壤，东川土人到三土州抢掠人口牲畜，告到官府，因隔省审理，多有徇庇，而且长年不能结案。鄂尔泰又说乌蒙土司，不仅荼毒东川，滇、黔、蜀接壤之地没有不受其害的。因此，他要求把东川划归云南，以便统一事权，有步骤地实行改土归流。他的主张也因甚合雍正帝的意愿，获得批准。雍正帝还命他会同川陕总督岳钟琪料理乌蒙土府事务。随后又将乌蒙、镇雄二土府改归云南建制。变更数省交界处的行政区划，以统一事权，是改土归流的必要条件，也是改土归流方针的内容。

□选择精兵强将，参与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废除数百年的土司制度，是一次较大的社会改革，必然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抗，改土归流是斗争的过程，巩固成果也需要继续努力。

镇沅改土归流后，署理知府刘洪度查田编赋，触及原土司上层的利益，而他的家人又借机谋利，原土司刀瀚的族人和土目就以刘洪度“编粮苛刻”、“勒索银钱”为借口，于五年(1727)正月聚众焚烧府衙，杀死刘洪度。鄂尔泰当即发兵往讨。雍正帝认为事件的发生，一则是土司好乱，再则是委官不当，不能妥善治理。他说得相当准确，以后面一点而言，有的清军到新地方肆行抢掠，有的流官不善经理，骤然增加赋税，兴派徭役，自身又贪婪不法，加之新设镇营的队伍大多是从邻近营汛抽调来的，造成原防区力量的空虚，给原土司上层煽动叛乱以口舌和可乘之机。

贵州古州、台拱地方设官后，原土舍势力仍大，十二年(1734)，当地传言“出有苗王”，阴谋恢复旧日局面。雍正帝为消弭可能发生的事端，派遣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到贵州，会同当地官员去古州宣谕化导，希望该地安静无事。但是毫无效果。次年(1735)二月，终于发生了叛乱。叛乱者以古州、台拱为中心，攻陷镇远府黄平，焚劫都匀府凯里(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县)，围困都匀府丹江厅(今雷山县)，众至数万，贵阳为之戒严。雍正帝任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率领滇、黔、楚、粤诸军往讨，并要求他们“痛加剿除，务尽根诛，不遗后患”。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往贵州。还任用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户部尚书复庆等人办理苗疆事务。鄂尔泰因事变发生，以对改土归流“布置未妥，筹虑未周”请罪，雍正帝宣布根据有功则赏、无功则辞的原则，削其伯爵，给假养病，实际仍信任他，令他照前参与政务。在贵州，董芳与哈元生不合作，张照支持董芳。张照和董芳认为从前不应当改土归流、建制，现在应该招抚，恢复旧状。因主张不一，将领不和，征伐没有进展。八月雍正帝死，乾隆帝继位，坚持平叛，召回张照，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统一指挥作战，次年成功。在处理善后时，乾隆帝命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俗完结，不必绳以官法。”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统治。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地区实行了，未改行流官的地方还不少，土舍地区还很多。即使改土归流的地方，土司残余势力也还存在，他们仍能不同程度地控制属民，一些地方的流官的权威比他们小得多。但是这一次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一定程度地废除土司、土舍凌虐属民制度，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政体的统一，使得民族杂居地区减少了战争，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为民族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条件。一句话，它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它的出现，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被压迫的土民和受骚扰的汉民的愿望。主持其事的雍正帝和鄂尔泰，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适时地作出了判断，并付诸实行，他们做了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