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刚直犯颜直谏,退辽兵转危为安

性刚直犯颜直谏,退辽兵转危为安

——寇准传

生活于北宋初年的寇准，刚正清明，忠诚机智，名垂青史，为世代传颂。他怀着匡扶大宋的慷慨大志，为宋廷出谋划策，殚精竭虑，却被奸佞小人所排挤，屡进屡退，三起三落，最后客死于偏远的荒州。这种悲剧结果的产生，一是由于北宋社会的昏暗腐朽，奸臣当道；二是寇准本人孤军奋战，未能组织起正义之师向邪恶之徒进攻。加之寇准性格豪放，正道直行，疾恶如仇，容易被邪恶之徒所暗算。

一、少年奇才，初试锋芒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太原太谷（今山西太谷）昌平乡，后移居冯翊（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

寇准出身于名门姜望族。曾祖父寇宾、祖父寇延良皆学识渊博，因逢乱世，均未出仕。父亲寇湘，博古通今，擅长书法、绘画，尤其在辞章方面小有名气，曾于后晋开运年间（944—946）考中进士甲科，应召担任魏徵王赵延寿记室参军（王室秘书）。宋初，因寇准显贵，其父被追封为三国公（燕国公、陈国公、晋国公），追赠官职至太师姜尚书令（即宰相）。(www.guayunfan.com)显赫的门第，书香的熏陶，寇准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天分极高，又十分刻苦用功，少年的寇准就脱颖而出。14岁时，已能写出不少优秀诗篇，15岁时，就能精心研读《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指评时弊。

封建时代的文人，大多走的是一条科举取士之路。胸怀大志的寇准正欲施展抱负，有为于宋朝，科考是必经之路。太平兴国五年（980），19岁的寇准怀着经纶天下之志，踌躇满志地踏上了科举出仕之路，来到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了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非常喜欢录用中年人，觉得年轻人缺乏经验，有人就劝寇准多报几岁年龄。寇准非常郑重地说：“我正思进取，岂可欺蒙国君？”足见寇准诚实、忠直的一面。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即位之初也重武，一则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二则要在众将面前树立起形象，巩固帝位。无奈武运不昌，高梁河二战，太宗匹马单骑逃回后，对外政策愈发保守。重新调整了的内外政策，以守内虚外为核心，以文致治。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的基础，宋太宗广为网罗人才，认为科举才是国家选取真才的唯一途径。他对侍臣说：“朕欲博求俊才于科场中，非敢姜望拔十得五，即使十中有一二个真才，也可以治理好天下了。”为此，宋太宗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把殿试定为制度，以选拔真才实学者，为朝廷服务。寇准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在殿试上，凭着满腹经纶，博得了宋太宗的赏识，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此为虚衔），担任了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

寇准虽出身名门显贵，却也颇通民情、民心，中国历代的“民本”思想对他也有较深刻的影响。在他任知县期间，极力使百姓摆脱巧立名目的摊派，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每当税收和征役时，在县衙门前张贴布告，上写清应征对象的姓名、地址及缴税数目。这样一来，百姓心中明明白白，主动前来缴税、服役，使恶霸、衙役不至于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寇准在任期间，为了充实国库，丰裕一方百姓，还出台了奖励耕织，鼓励垦荒的一系列政策。所辖县境内人民踊跃垦荒，致使荒地大片开垦出来，百姓安居乐业。由于寇准政绩显著，数年间多次升迁。先后担任过殿中丞、郓州通判（今山东东平）、学士院召试（为皇帝起草诏令）、右正言（谏官）及三司度支推官等。在寇准担任言官时，根据自己的观察，坦言直陈，深得正直之士的嘉许。就是在太宗面前，寇准也丝毫不改直爽的性格。宋太宗即位之初，为表示自己下通言论，经常召集群臣议论朝政，并希姜望群臣直言相谏。一次，朝中君臣对与契丹议和问题进行讨论，众臣皆迎合宋太宗之意，主张对契丹议和。宋太宗经过几次伐辽战役失败的打击后，对北伐契丹失却了信心和决心。虽然北方警报频传，宋太宗对出师一点把握也没有，朝廷上下笼罩着一股恐辽情绪。寇准听到议和的议论后，当即提议：契丹屡屡侵犯我边疆，只能加派劲兵驻守，加强为量，不可与之讲和。然后他分析了备战与讲和的利害，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是能够收复失地的。屈辱求和，这是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因为毕竟恢复旧疆也是他的志向，所以寇准一番话，使太宗听来非常顺耳，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的一些恐辽心理，对大臣们也是一种鞭策，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因此，太宗更加赏识寇准，旋即提升寇准为枢密院直学士（掌最高军事机关中的机密文书）。

但是，“伴君如伴虎”。寇准为人非常正直，每次他都从朝廷利益出发陈述自己的主张，即使与皇帝意见相悖、惹怒太宗也毫不退缩。一次，寇准上朝奏事，因其豪爽之性，不会揣摩皇帝的心思，言辞有些激烈，惹得太宗发怒，起身就要退朝。寇准却上前扯住衣角，让太宗坐下，继续劝谏，直至事决之后才罢。太宗息怒后，细思寇准的忠直，反而对他更加信任。太宗高兴地说道：“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徵征。”既赞扬了寇准，又抬高了自己。

淳化二年（991）春，天气大旱，农业歉收。之后又雪上加霜，闹起了蝗灾。人们对异常的自然现象议论纷纷。宋太宗急忙召集大臣，议论施政得失，大臣们多推说“天意”，而不愿与朝政联系在一起，故而虚辞搪塞。寇准感到有必要借此促进一下政治，并借此平反几个冤狱。他站出来，引经据典，进行了剖析：“《姜尚书·洪范雎》有言，天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如形和影、音与响一样，大旱的征兆，似是谴责刑罚不当。”太宗一听有指责他治国不当的嫌疑，一时龙颜发威，起身退朝，把满朝文武晾在一边，谁人还敢言？过了一会儿，宋太宗稍微心平了，气也和了，又传命召见寇准。虽有刚才一番急风骤雨，但寇准依然故我，非但没有后退，反而更容易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所在。宋太宗问他：你说治国刑罚有不当之处，究竟有何根据？”寇准说：“愿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我当面评议得失。”

宋太宗立刻宣唤二府长官王沔等人。寇准面对权要大臣，严辞指斥道：“前不久，祖吉、王淮二人徇私枉法，私自受贿。祖吉所受贿赂数目极少，却被判处死刑；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千万，却因为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之弟，只受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不是执法不平吗？”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此事，王沔连连点头，叩头谢罪。太宗深感不快，怒斥王沔，大杀了二府的邪气，并对这种错判给予改正。宋太宗为奖赏寇准的忠正廉直，把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玉带赐给了寇准一条。

淳化二年（991）寇准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他政治前途的大事，他被卷入了官场斗争的旋涡。

淳化三年（992）的一个夏日，寇准与同僚温仲舒一起骑马来到郊外，突然一个疯子来到马前，倒头便拜，口中狂呼“万岁”。寇准一向粗疏，未把此事放在心上。不料，此事被知院（枢密院最高长官）张逊得知，因张逊与寇准关系不睦，数次争吵，张逊早有意把寇准排挤出枢密院。此时乃唆使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添油加醋一发挥，寇准的非分之念似乎已经成立。宋太宗看到奏章后，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不良。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寇准十分冷静地为自己辩解。他说：“这是有人故意陷害。试想，狂徒跪在臣与温大人两者面前，为什么张逊却指令王宾独奏寇准有罪？”张逊让王宾详析其罪，寇准便让温仲舒作证洗冤。双方在朝上唇枪舌剑争吵起来，互不相让。太宗感到二人的做法有失体面，双双贬斥。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寇准被贬为青州知州。

二、拥立太子，始登相位

宋太宗一怒之下贬斥了寇准，但却时常想起他的忠正清直，逆耳忠言，有意召回。一次，太宗语带双关地问：“寇准在青州过得快乐吗？”君侧小人害怕寇准回朝，伺机诬陷寇准，打消了太宗的念头。他们说：“青州是个富庶的地方，寇准为一州之长，生活怎能不快乐呢！”“听说寇准天天喝得大醉。陛下如此想念寇准，不知寇准是否想念陛下。”一番语，太宗的心凉了，寇准的路也被封了。

淳化五年（994）九月寇准才从青州应召返京。此时的宋太宗已近晚年，被立太子一事搅得心绪不宁，先后有冯拯等人因请立太子之事被贬，因此宫中之事，无人敢言。及太宗闻寇准入见，顿时放下心来。寇准入见时，正值太宗腿病复发，褰衣让寇准看，说道：“朕年老多病，现在又犯腿疾，你为何现在才来？”寇准说：“臣不奉诏，不敢来京师。”太宗说：“卿试言朕诸子中，谁可以继承大宝？”寇准回答：“陛下是为天下拣选君主，不可与妇人或宦官商量，也不可与近臣议论，如此大事只有陛下宸衷独断，挑选能够不负天下之姜望者。”太宗低头细思许久，让左右退下，对寇准说：“立元侃可以吗？”寇准早已心许，答道：“知子莫如父，圣意既然认为可以，请马上决定。”太宗于是以元侃为开封府尹，并晋封为寿王，正式立为皇太子，寇准因其所奏甚合太宗心意，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诏命颁下，太子行告庙礼，还宫路上，京师士民争相观看，齐声欢呼“少年天子”。太宗听说，心里很不高兴，召寇准入见，对他说：“人心都归太子了，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大凡皇帝都害怕权力、地位的丧失，说话稍有不慎，有可能触其隐痛，生出祸端。宋太宗的青年时代，恰逢其兄赵匡胤已在高位，居于统治集团上层这个圈子之内。包括赵匡胤登基之后，宋太宗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目睹和参与了统治者上层的斗争，生活的教科书所给予他的多是政治斗争的内容，因而过早地谙熟了耍手腕、搞权术，猜忌心太重。在他登上皇位后，猜忌其弟其侄，害怕他们威胁自己的皇位，至道二年（996），太祖宋皇后去世。宋太宗还在忌恨宋皇后当初企图立德芳之事，竟不想以皇后礼节安葬。当时翰林学士王禹偁说了一句“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的公道话，触到了太宗的痛处，竟“坐谤讪，责知滁州”。这时，宋太宗的猜忌心又在作怪了，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拥戴，也很不愉快。寇准非常明白太宗隐怒的原因，应付得十分巧妙。他拜贺道：“陛下选定可以托付神器者，今太子果然得到民心拥戴，这正是社稷之福啊！”太宗这才转忧为喜。入宫，后嫔六宫都来庆贺，太宗颇觉兴奋，破例召寇准一起饮酒，直喝得酩酊大醉。至此，皇位继承问题才算最终得到解决。寇准的机智化解了一场纷争或者也可能是一场宫廷斗争。几句话，使元侃化险为夷，元侃即后来的宋真宗。

寇准以他的机智使后来的宋真宗渡过危机，同样，他也以自己的才干使边民化干戈为玉帛。至道年间（995—997），秦州（今甘肃天水）番民因宋廷的驱赶政策掀起了骚乱。当时秦州知州温仲舒把渭南的番民一律逐到渭北，还修筑栅栏、堡垒，用以阻隔番民的往来。番民对此十分不满，寇准敏锐地洞察到这一情况。他向宋太宗分析道：“唐代的帝王十分重视汉、番各民族的友好交往，大臣宋景等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造成边疆的安定局面，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吏贪赏邀功，以至轻启边衅，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可要十分警惕！”太宗连连称是，忙把温仲舒调回，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番民。

寇准到了秦州后，亲自察访边情，迅速拆除了渭水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民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从此，秦州境内出现了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得以友好相处。

安抚好边民的寇准回朝不久，又一场政治风波在等待着他。至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事毕，中外官员皆得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之人多得清要官位，难免招致嫉妒，尤其是奸佞小人从中推波助澜。比如，彭惟节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下，此后却晋升至冯拯之上。冯拯不服，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指斥冯拯扰乱朝制。事关重大，冯拯也不甘示弱，搜罗了寇准的罪状，弹劾寇准擅权，且列举出一些任官不平的事例。

宋太宗看后，对寇准的做法十分不满。久居朝中，一些大臣很会察言观色，本与寇准十分要好的参知政事张洎这时见风使舵，不惜出卖朋友，落井下石，检举寇准诽谤朝政，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恰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又上言：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泌昌令皆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洎一向曲意奉迎寇准，而李泌昌令软弱不堪，因而寇准得以随心所欲，变乱经制。

如此一奏，寇准的罪名就大了。太宗回头责察吕端。吕端见情势紧迫，自身难保，便顺水推舟把罪名给了寇准，对太宗说：“寇准刚烈任性，臣等不欲反复争辩，只怕有伤国体。”事已至此，寇准恐是有口难辨真假。对于无端的指责，依寇准的性格是决不会相让的。因此在朝上，寇准奋力辩解，并抱来中书省授官的卷宗，大有不分出是非曲直不罢休的架式。这使太宗十分反感，当年七月，就贬寇准为邓州知州。后又迁官工部侍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寇准正道直行，疾恶如仇，其品格十分高姜尚，但这却不是将相谋臣至关重要的东西，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必须兼备智谋、涵养和当机立断的特长。寇准虽有治国之谋略，但却缺乏对付奸臣小人的计谋和手段，致使他在官场争斗中成为牺牲品，并且越陷越深，以至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其教训是深刻的。

三、再起拜相，促驾北征

寇准虽被贬放官远郡，但其忠正清直的性格却被京师人所赞赏、传颂。及宋太宗病死、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欲锐意兴革，励精图治，广开言路，遂召回了寇准。宋真宗对寇准深怀好感，早就想拜他为相，但又担心他性情刚直，难以独当全局。直到景德元年（1004）七月，寇准才由毕士安举荐，荣登相位。这年，宰相李泌沆病逝，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毕士安进朝谢恩，宋真宗说：“且勿早谢，还将拜你为相。现在正是多事之秋，国家无一日不可无相，急需栋梁之材。你认为谁可以与你同为相者？”毕士安答道：“为相者，必须具备雄才大略的气度，方能胜任。我已老矣，难以胜此重任。我向皇上举荐一人，他必能辅佐皇上，大有作为。此人就是寇准。寇准忠义两全，果断、有才干，是个宰相人才。”真宗说：“人们都说寇准好意气用事，比较冲动。”毕士安非常了解寇准，他对真宗说：“寇准做人做事方正有加，为人慷慨有节，忠心为国死而后已。疾恶如仇，素来如一，在朝臣中还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由于他愤世嫉俗，刚正不为邪恶屈，所以遭到了别人的指责。现在天下安宁，人民休养生息，秩序安然，还感觉不到人才的重要。但是在西北仍存在忧患，它时刻威胁大宋的江山。所以寇准这样的栋梁之材，实在是朝廷所急需的。”一番话，打消了真宗的疑虑，即拜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十分融拾。寇准守正嫉恶，屡受小人诬陷，而毕士安忠厚和善，有长者风范雎，且能化解各方矛盾，使寇准免遭打击。

寇准任相之时，宋朝北邻的契丹政权正处于上升时期，扩展疆土的欲姜望十分强烈。咸平年间（998—1003）宋辽之间的战争各有胜负，但辽军的侵略势头未被遏制，之后秣马厉兵，伺机再次南侵。景德元年（1004）契丹正在涿州（今河北涿州）一带集结军队，时常与宋军发生遭遇战，但作战稍有不利，就引兵退走，还故意装出漫无斗志的样子，借以麻痹宋军。寇准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上奏，提出简练士卒、分扼要害以御敌的建议。他说：“这是敌兵大举入侵前的惯用伎俩。请加紧练兵点将，简选骁勇，增派精锐部队把守关隘要地，防备辽兵入侵。”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杨嗣等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军。

果不出寇准所料，十一月，辽兵大举南侵。辽国萧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20万先攻威虏、安顺两军，继攻遂城、保州，然后会兵姜望都，直指定州。宋军统帅王超拥众兵依唐河为阵，按兵不动。契丹军仍采取历次所用避实击虚、实行深入的策略，自定州以东宋军防守的薄弱之处，突破王超自以为是铜墙铁壁的唐河防线，兵至姜望都以东的阳城淀，分师三路，深入祁州、深州（今河北沧县、深县）境，沿胡芦河东进，攻瀛州，乘虚抵沧州、冀州、贝州、天雄军（今河北沧县、冀州、清河、大名），攻下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直驱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准备渡河南进，直接危胁宋朝都城开封，并有分兵攻掠京东诸州之势。

契丹军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宋朝廷内部惊慌失措。边关告急文书，一タ五惊。在群臣惶恐无主时，寇准却显示了杰出政治家难能可贵的镇定风度。他将告急军报搁在一边，照旧饮酒谈笑，安定了人心。但一些胆小怕事的臣僚十分惊慌，忙把军情转奏给宋真宗。赵恒对契丹的入侵本来就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这时却不知如何措置为好，急召寇准。寇准坦然自若，漫不经心地说：“陛下欲了此患，只需五日便可。”真宗便问有何妙计，寇准便请御驾亲赴澶州。赵恒害怕赴河北，推说回后宫商议。寇准向前阻住，劝谏道：“倘若陛下入宫，则群臣不得见君，必然惶然无主，那就要贻误军国大事。恳请陛下立即起驾，以安人心。”毕士安从旁附议，力劝真宗领兵亲征。迫不得已，真宗只好思议亲征，召集群臣商讨进兵事宜，一些贪生怕死的大臣出来反对皇帝亲征。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皇帝迁都金陵，以避辽军；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川蜀人，他请求御驾西幸成都。真宗本来就顾虑重重，听此二人一讲，不免动摇起来。

寇准为了坚定真宗亲征的决心，在朝堂之上，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南逃之议，为真宗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说：“谁为陛下出此南迁之策，就有可杀之罪。当今皇上神武非凡，武将与文臣又能同心协力，若大驾亲征，敌人必定不战自溃。如其不然，还可纵奇计挫败辽兵，坚守城池使敌劳师费财。彼劳我逸，利弊迥别，我可稳操胜算。为何要抛弃宗庙社稷，流亡到偏远的楚、蜀二地呢？如果那样，所在人心动摇，辽兵必乘虚直入，大宋江山岂能复保？”真宗听罢，甚觉在理，本来真宗觉得南逃之议也不可取，同意了寇准的建议，决定领兵亲征。这时辽兵攻势更加猛烈，河北大名急需一名大员进行全面统辖。寇准深知王钦若智谋多端，擅于权术，唯恐他留在朝中扰乱视听，再次阻挠北上成议，便举荐他出任此职。王钦若有口难言，只好勉强就任，这就为主战势力搬开了一块绊脚石。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行至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时，复因有人劝他南退金陵，避敌锐气，产生动摇，召寇准商议进退。寇准正色劝谏道：“今敌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并指出退却的后果，必是“万众瓦解，敌乘其后，金陵也回不得了”。但真宗仍是惴惴不安，难以启驾。寇准见此，心生一计。他急忙走出，找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问道：“太尉深受国恩，今且何以报效国家？”高琼大声道：“高琼为一武夫，但愿以死殉国。”寇准听了十分高兴，对高琼面授机宜，然后去见真宗。高琼随后而入，立于庭下。寇准对真宗说：“陛下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何不听听武官高琼的意见？”高琼赶忙奏道：“寇宰相之言确是良谋。目前敌师锋芒受挫，我军士气旺盛。陛下正应亲征督战，以期促成大功。”宋真宗见将帅也如此坚持，只好继续前进，行至卫南（今河南滑县），得知攻打澶州的契丹军受挫败退，悬着的心这才放下，继续进至澶州南城（澶州因黄河从此经过，故南北岸分建两城）。初欲到此为止，寇准力排众议，执意真宗渡河北上，他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越发不安。若不前进威慑敌军，煞煞辽寇气焰，我军绝难取胜。况且，杨延昭、杨嗣、王超诸将已经率领劲兵分屯中山等地，李泌继隆、石保吉诸将排开大阵迎击辽军，左右牵制；四方征镇赴援的将领也纷纷赶来勤王；陛下此行万无一失，为何迟疑而不进呢？”宋真宗听罢军情，才继续渡河北进。

宋真宗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了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赵恒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莫州团练使杨延昭还上书，主张乘敌军人困马乏、我方士气高涨之际，由朝廷饬令各军，扼敌归路，围而歼之。且收复幽蓟故地，也指日可取。但是真宗没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只想尽快结束战争，无论采取何种办法。他把军事大权悉数交与寇准，由寇准指挥对辽作战。但辽军近在咫尺，宋真宗的心始终放不下来，夜不成眠，暗地里派侍从察看寇准的动静。却看见寇准依旧饮酒、下棋，还不时谈笑、歌吟。宋真宗听说寇准一如既往，立刻放心了，心想：寇准如此坦然，我又有何忧！其实，寇准未必不是焦思如焚，夜不成寐。但作为前线的主帅，只有镇定自如，才可安定军心、民心。寇准所作所为正起了这样的镇定作用。

宋、辽在澶州相持多日。辽兵孤军深入，急于求成，但却数次受挫，其统帅萧达揽被宋军射死，辽军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加之给养困难，久陷中原战场对其十分不利。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采纳宋朝前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传信给赵恒，提出罢战议和，条件是辽国长期占有山海关以南的土地。这正和宋真宗的夙愿，他当即回书表示，宋朝也并非喜欢穷兵黩武，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韩杞面见真宗，提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真宗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真宗之意，是想快快结束战争，早日回到京师。寇准坚决反对这样做，且欲令辽国称臣，使之献出幽、蓟十六州土地。为此，他献计真宗：“若依计而行，则可保百年平安；不然，数十年后敌人仍将生事。”可宋真宗无心久战，推脱说：“数十年后，自有御敌的人物。我不忍生灵涂炭，姑且议和吧”。

寇准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无奈朝中大臣多是贪生怕死之辈，纷纷在真宗面前诋毁寇准。有人甚至说：寇准主战，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寇准在受到四面围攻的险境下，只能忍痛放弃有利的战机，同意议和。曹利用出使辽营前，问真宗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真宗不加思索地说道：“若逼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闻知，激愤不已，把曹利用召至帐下，命令他“所许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后要砍头。”宋辽最后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三十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在宋军初战胜利并且可姜望取得更大战果的形势下签订的屈辱和约。即使如此，倘若没有寇准机智、果敢、坚定的斗争艺术，河北地区将长期沦于敌兵铁蹄之下，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这是寇准最为突出的建树，显示了他的治国才能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达到真宗亲征的目的，他用拖延法，使宋面临十分险恶的境地，然后激将真宗，使其答应亲征。在亲征途中，寇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遇乱不惊，镇定自如，稳定了人心，首先在心理上战胜了敌人，为宋军出师制敌，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寇准一路上还要不断打消宋真宗退却的念头，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胸中韬略在握，是决难胜任的。

澶渊之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辽国偏得重惠，乃引兵北归。订盟之后，宋派何成矩、李泌允则、杨延昭等一批强干的官员和将领，分驻北边要地，使河北地区稳定下来。同时，宋为了向辽表示友好，“改威虏军曰广信、静戎曰安肃、破虏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宁边曰永定、定远曰永静、定羌曰保德、平虏城曰肃宁。”这些沿边地名的改变，对当时民族关系的改善是有积极意义的。宋辽边境渐渐平静下来，真宗不免得意起来，也日益器重寇准。寇准朝中大权在握，选贤任能，惩治邪恶，正大刀阔斧地实施他的治国良策，却对日益逼近的官场暗流毫无察觉。

澶渊之盟后不久，宋真宗就把善于奉迎的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学士的宠遇。王钦若在战前遭寇准痛斥后，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朝散之后，寇准先自退班，宋真宗敬慕寇准，以至注目远送。王钦若看在眼里，心中已盘算好了如何使真宗疏远寇准的办法。他说：“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因为他立下捍卫国家的功劳？”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不解其意，王钦若就分析道：“城下订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近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立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看到宋真宗脸色大变，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欲置寇准于死地，他说：“陛下听说过赌博的事吧。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便尽其所有来做赌注，这叫作‘孤注’。寇准让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孤注一掷岂不是危道吗？”这些话，给真宗的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竟使他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寝食不安，也渐渐疏远了寇准。当时起用寇准，真宗是让他帮自己渡过难关。寇准为相后，不仅在几次关键时刻，争理不让，使真宗有些狼狈不堪，而且敢于打破惯例，提拔任用寒俊敢言之士，论列朝政，也让真宗不自在。经王钦若的挑拨，往昔的尴尬一并袭来，对寇准已生弃意。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了保护伞，景德三年二月，真宗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其相，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姜尚书，兼知天雄军，镇守河北大名。天雄军地处边疆，与辽相姜望，寇准在其任上，加紧备战，以抗击来犯之敌。辽国得知寇准到此，对寇准人品极为赞赏，曾派使者劝降寇准，遭到严厉的拒绝。一计不成，又使出挑拨一招，说：“相公德高姜望重，为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寇准机智、巧妙地对答道：“如今朝廷无事，无需我居中任职。皇上以为天雄军系北疆锁钥，非我执掌不可。”寇准的一片忠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四、误进天书，三登相位

寇准被罢相后，宋真宗任命王旦为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参知枢密院事。一班朝臣中，只有王旦较有德姜望，奉公守法，但缺乏向邪恶势力斗争的气魄和勇气。其他如王钦若、陈尧叟之辈，老奸巨猾，治国无方，惑主有术，煽动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闹得乌烟瘴气。王、陈二人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的不满，遭谏官连章弹劾。复有人上书揭露其卖官鬻爵，家藏禁书，真宗罢免了二人。及宰相王旦病逝后，朝中无人，真宗又想起寇准。这时寇准正在前往永兴军的途中。他没有想到，一个关乎他名誉的难题摆在了面前。

宋真宗崇封祥瑞，沉湎于封祀，朝内一班大臣也极意屈奉迎合，希求加官晋爵，以固权位。每次封祀前，都有人奏报得到“天书”，而真宗也就奉“天书”为先导，进行大规模的封禅活动，以至于“天书”频频出现。子虚乌有的“天书”也未能使最不信天书的寇准幸免于难。天禧三年（1019）三月，巡检朱能与内侍周怀政通谋，伪作“天书”，置于长安西南的乾佑山。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得到“天书”的消息，欲得“天书”，但朝臣中有人坚决反对，认为天书纯属无稽之谈。有人就献计说；“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让寇准进献天书，官民准会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进献天书。

这确实给寇准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寇准是不相信天书的，认为是荒诞不存在的，但作为政治家的寇准是不甘寂寞的，他的治国谋略还待施展，况官场厮杀、拼搏，也是其乐无穷。在权力欲的支使下，寇准听从了其婿王曙的怂恿，携带“天书”入朝进献。宋真宗一见，非常高兴，亲自将寇准迎入禁中。不久即拜寇准为相，兼任吏部姜尚书，重又卷入政治的名利场。

进献“天书”是寇准一生最大的失策。但寇准毕竟还保持着自己正直的性格，对别人的讥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认为自己是“名利”思想在作怪，足见其坦荡的胸怀。

真宗在拜寇准为相时，寇准举荐丁谓为参知政事，作为自己的副职。在对待丁谓的问题上，寇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丁谓此人多才多艺，机敏过人。但为人壬，善于揣摸人意，曲意奉迎，趋炎附势。寇准只看到丁谓的才学，却未能及时察觉丁谓无德。其间，有许多人向寇准提醒，要提防丁谓。寇准的同年好友张咏曾以死极谏，仍未引起寇准的警惕。寇准的胆识确有过人之处，而深沉不足，在对待丁谓的态度和做法上，寇准反其道而行之，重用丁谓，结果却被丁谓所害。

丁谓由寇准举荐升任副宰相，对寇准十分谦恭，乃至低头哈腰，曲意逢迎。寇准对其做法开始反感起来。有一次朝廷会宴，寇准在豪饮之后，胡须上沾上了羹汤，丁谓马上站起来亲手为寇准拂拭。寇准先前虽被他一时蒙蔽，但终究不失清廉正直本性，难与此辈同气相求。今见他如此奴颜婢膝，心生厌恶，讥讽他说：“丁参政是国家大臣，怎么能屈尊为人擦胡须呢？”使丁谓十分难堪，下不了台，对寇准便记恨在心。枢密使曹利用也曾受过寇准的当面挖苦，曹利用为一介武夫，因平定宜州（今广西宜山）陈进起义之功，青云直上。每当二人议事有分歧时，寇准就讥讽他说：“君一武夫，岂知此大政！”他也对寇准怀恨在心。丁谓、曹利用由此串联一起，伺机排挤寇准。

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宋真宗任命曹利用、丁谓为枢密使，执掌军机。手握重权的丁、曹二人开始向寇准发起了进攻。而寇准却未能组织起正义之师，向邪恶势力反击，只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终于又被拉下马来。

天禧四年（1020）宋真宗得了风瘫病，患病后的真宗日益迷信，对军国大政敷衍应付，余则避居深宫，沉溺丹鼎。刘皇后渐渐专权于政。此前，刘氏宗人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真宗碍于皇后情面，本想原宥其罪，无奈寇准铁面无私，依法惩治。为此，早已惹恼过刘皇后。及真宗卧病，刘皇后执掌政柄，曹利用、丁谓趁机依附刘皇后，并结纳内亲、翰林学士钱惟演，联党固权，沆瀣一气，引起朝野纷纭。寇准深以为忧，于是奏请赵恒：“皇太子渐已成人，人姜望所属，愿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丁谓为人奸佞，不可以辅佐少主，请择方正大臣以为羽翼。”真宗点头答应。寇准既得允准，立刻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诏书，拟用太子监理国事，且欲用杨亿辅政，取代丁谓。杨亿深知事关重大，候至深夜，方才逐退左右，亲自撰写书稿，事情机密，无人知晓。这年六月，事至关键时刻，寇准却在狂饮之后，醉酒走漏了风声。丁谓急找钱惟演等，通谋刘皇后，谗言赵恒，说寇准专权，欲挟太子，架空皇上，图谋不轨。真宗患病后，事多健忘，这时竟记不起与寇准商定过传位之事，轻信了丁谓等所言，将寇准罢相，降为太子太傅，担当有名无实的角色，擢参知政事李泌迪为相。

继之，丁谓又与赵恒的亲信宦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发生矛盾。周怀政与客省使杨崇勋等人合谋，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奉赵恒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废刘皇后。并商定于天禧四年（1020）七月二十五日起事。就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杨崇勋临阵畏惧，向丁谓作了告发。丁谓闻变，身穿便服，乘坐妇人轿车急找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次日天亮，曹利用即进宫入奏赵恒。周怀政正欲部署起事，突然闯进一队卫士，将他逮捕，与此同时，周怀政的同谋者也一一被抓。丁谓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寇准幸得李泌迪从中保护，仅诛杀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曹并未放手，欲置寇准死地，便把伪造天书之事揭发出来，寇准因献“天书”遭贬，初贬为相州知州。丁谓之流仍不甘心，擅改旨意，将寇准远徙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寇准终于被这场政治旋涡所吞没，竟成了政治的殉道者。

五、高风亮节，枯竹生笋

从荣登相位到此次罢相，寇准的政治生涯坎坷多变，屡遭奸佞小人排挤、打击，几起几落，始终处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地带。寇准虽胸有治国良策，但也无奈官场的斗争，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是与奸臣小人进行较量，难以实现他匡扶大宋的雄心大志。何况，封建社会的大臣是皇帝的附属物和奴仆，他们所起的作用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是否“英明”。不管皇帝是好是坏，是“明主”还是“昏君”，都要求大臣对皇帝的“愚忠”。虽贵为宰相，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也会一无所为。真宗非“明主”，寇准在这样一位皇帝的手下做事，那就可想而知了。

官场险恶多变，曾经改变了多少人的正直之性。但在这个官场的大染缸里，寇准始终如一，能够秉公执法，洁身自好，其品格德行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正因为此，在寇准启程赴道州贬所的途中，虽然风险重重，杀机四伏，终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平安地到达了荒远的道州。

虽是偏僻贬斥之地，寇准并不因此懈怠，每天清晨早起，身着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余，还专门造了一座藏书楼，置放经、史、佛、道等书，每遇闲暇，便手不释卷，仔细研读，十分投入。观其所为，似是远离官场争斗中心、心境自然淡泊的文人政客。其实不然，寇准的心潮无时无刻不在汹涌回荡，他的一腔热血始终在沸腾着，正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真实写照。此时的寇准，依然怀着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经常独自翘首北姜望，向往日后再次秉政，施展自己的才学与抱负。有诗为证：

萧萧疏叶下长亭，云澹秋空一雁经。

惟有北人偏怅姜望，孤城独上倚楼听。

这是寇准在道州所写的《舂陵闻雁》七言诗。在云淡秋高的时节，萧萧疏叶只有簌簌坠落一途，北归宏愿充其量只能成为憧憬和梦想，挥斥朝堂也只能是对往事的回味而已。

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病危。这时丁谓更加专权，凡不阿附自己的人，即一概指斥为“寇党”，轻者贬官，重者流放。引用私党钱惟演为枢密副使，又欲对冯拯等人加官晋爵，专横跋扈。宰相李泌迪看不过，与其争执于朝堂，官司打到赵恒面前，赵恒周围都是钱惟演、曹利用等人。结果，李泌迪被罢相，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再贬寇准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朝政为丁谓、曹利用等人把持，“朝中正人为之一空”。这时赵恒的病也日渐危重，不仅喜怒无常，且更健忘，语言错乱，不知寇准月内三黜，还问左右：“为什么我久不见寇准？”左右慑于丁谓权势，都不敢应答。

丁谓等人不择手段陷害、打击忠良，就连他们的同党也颇觉不忍。但丁谓等人并未就此罢手，要将寇准置之死地而后快，想出一条毒计，在传达刘皇后懿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一锦囊，内插一把宝剑，并有意将剑穗飘洒在外，以示将行诛戮。中使来到道州，寇准正与郡中僚属在府内聚饮，众人一见杀气腾腾的来者，十分惶恐，唯有寇准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对中使说：“朝廷若赐寇准死，我当亲看圣旨。”中使见计谋不成，只得如实宣旨：敕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寇准异常镇定叩拜完毕，然后继续宴饮，直至日暮才罢。

次日，寇准打点行装，再赴雷州贬所。年逾花甲的寇准在一月之内三次被黜，真是感慨万分。身处偏僻荒远的异乡，远离了政治喧嚣的中心，加重了他对往昔的深深回忆，一首《感兴》诗，道出了他的心声：

惜昔金门初射策，一日声华喧九陌。

少年得志出风尘，自为青云无所隔。

主上抡才登桂堂，神京进秩奔殊方。

墨授铜章竟何用，巴云瘴雨徒荒凉。

有时扼腕生忧端，儒书读尽犹饥寒。

丈夫意气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难。

回想昔日金榜题名，踌躇满志，更加重了如今举目苍凉的气氛，他的激愤越来越高昂，禁不住要大声控诉宦途的艰难及险恶。

朝堂之上忠奸不辨古来有之，但人民却能公正评说是非曲直。丁谓等人排挤走一班清正大臣后，又将寇准远流于绝地，之后便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京师官民十分痛恨这帮奸邪小人，怀念寇准，编了几句顺口溜：“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钉”为丁谓之姓的谐音，寇老，即对寇准的尊称。

专权跋扈的绝对没有好下场。寇准再贬雷州不到半年，丁谓也获罪被贬至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丁谓到崖州贬所，必经雷州。寇准家僮闻讯，欲杀此贼。寇准不愿以私仇坏国法，竭力劝阻。丁谓察知这般情况，仓惶就道。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忧病交加，病在了雷州贬所。此时的寇准虽然品格、情操依旧，心却是彻底冷了，对宋廷彻底绝姜望了。当年九月，寇准终于走完了荆棘丛生、坎坷多变的人生之路，享年63岁。寇准病逝后，其妻宋氏请求归葬西京洛阳，仁宗准奏。

寇准的灵车北归，取道公安（今湖北公安）等县。沿途官民设祭哭拜，路旁插满了竹枝，其上悬挂祭品。一月之后，枯竹竟然发芽。人们纷纷议论，这是寇公的高风亮节感化所至。因此，人们争相修祠立庙，年年岁岁祭奠英灵。他的精神依然在延续着。

寇准谢世11年，即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恢复寇准“太子太傅”“莱国公”官爵，赠官中书令，谥号“忠民”。

寇准是一位功业卓著的政治谋略家，虽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他的品格与精神及办事果敢的作风将永垂青史。

（张立华）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卷四，《宋太宗本纪》；卷六，《宋真宗本纪》。

耶律楚材深谋远虑行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