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战时首都_抗战故事

在中国的战时首都_抗战故事

离开八路军司令部，斯特朗经郑州回到汉口。尽管中国北方寒冷的天气使她在途中患了感冒，但她仍然在回到汉口后立即采访了刚刚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及其夫人邓颖超。

在去山西之前，斯特朗曾与周恩来匆匆见过一面，但没有深入地交谈。这次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斯特朗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在斯特朗看来，周恩来是具有“东方美”的很能吸引人的男子。他思维敏捷、态度明朗，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和说服力。他能很快理解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且一一给予回答。在谈到中国政治问题时，周恩来明确地阐述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斯特朗提出中国妇女问题，周建议她采访他的夫人邓颖超。

在周恩来的住所，斯特朗见到了邓颖超。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斯特朗对妇女问题感兴趣，并不仅仅因为她自己是女性，而是由于她发现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的妇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年前，中国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人很少。当她要找一名秘书兼翻译时，人们往往会给她介绍男士。而现在，她随处都能找到女秘书。

邓颖超向斯特朗详细介绍了中国妇女在这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国家中所处的社会最下层的地位，以及她们的悲惨生活。同时，她也介绍了妇女今天所起的作用。千百万出身于工人、农民、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家庭的妇女，英勇地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在华北，农家妇女们组织了镰刀队，为八路军割马草；在湖南南部遥远的农村，妇女们一针一线地为北方冰天雪地里的战士们编织长袜；甚至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难民营里那些不幸的妇女在被剥夺了庆祝国庆日权利的情况下，还高举双关的“扫除垃圾”的标语，用宣布“大扫除日”来进行抗争。(www.guayunfan.com)也许是受到斯诺那本《西行漫记》的影响，斯特朗对红军长征途中女战士的生活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邓颖超参加过长征，斯特朗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

当斯特朗向邓颖超询问这一问题时，邓颖超说：“长征开始时，我正因患肺结核而卧病在床。最初四个月的行程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以后身体一点点好起来，就同大家一起步行。只要我们一停下来，放下背包，妇女们就在人民群众中召开会议，告诉他们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到西北去打日本人的。我们还帮助当地人民逮捕贪官污吏，并调查他们的罪行。最艰苦的是医务人员。抬伤员的人们无法跟上队伍。我们离开江西时带有运输队，但是在贵州，我们只得雇用当地的劳力。有时妇女们来抬担架，这对她们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将近100个10岁或10岁以下的孩子参加了长征，”邓颖超接着说，“这些孩子全靠自己两条腿走路，并自己背个人用品。他们还参加演戏和唱歌，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贡献。他们中间有的人身体垮了，就在各个地方留下了，其余的走完了全程，他们现在正活跃在山西的八路军中。有八个孩子是在长征途中出生的，其中有四个生在我随之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这四个孩子都被迫留了下来，因为在长征途中无法照顾他们。我们把他们交给了当地的农民，他们答应照料这些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女孩中有一个是毛泽东的女儿。”

“那么，你是怎样在那艰苦的长征途中摆脱肺结核病的？”斯特朗问道。

邓颖超微笑着回答说：“是我愉快的心情。”

“你在长征途中是否挨过饿？”斯特朗接着问。

“这是常有的事。在草地里，有十几天或更多的时间，除了野草，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

“那么，你们为什么心情总是愉快的呢？”斯特朗问。

“因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团结一致，并且认识到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你现在感到像那时候一样愉快吗？”

邓颖超仔细思考了一会儿说：“我认为更愉快一些，因为现在的事情更有希望了。”

经过邓颖超的介绍，斯特朗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参加了“湖北省妇女支前会”筹备会议。斯特朗在会议采访中了解了许多妇女参加抗战的事迹。斯特朗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在淞沪抗战中，有一个“孤胆营”，一直在闸北的一座仓库里坚持抵抗，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当这支部队撤到安全地区后，欢呼的人们惊异地发现，在370名勇士中竟有7名女兵。

斯特朗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有2000多名姑娘要求组织一支“娘子军”。经过严格的挑选，最后只有150人合格。她们都具备健康的身体、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枪法，以及一定的组织和演讲能力。她们还受过如何组织农民进行游击战的训练。然后，她们步行来到汉口，身上还背着沉重的装备。她们戴着用竹篾编的巨大的斗笠，这不仅可以防雨，而且由于斗笠涂上了伪装色，还可以隐蔽自己，不被敌人的飞机发现。到汉口后，她们被派往前线。

也许是斯特朗在周恩来那里认识到了采访政府高层人士的重要性，她在采访妇女运动之后，还采访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原先斯特朗根本就没有采访宋美龄的机会，当她从山西回到汉口鲁茨主教那里时，她发现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正在这里等她。史沫特莱与政府上层人物有一些往来，通过她的关系，斯特朗才得以访问宋美龄。

这次采访是在蒋介石的官邸进行的。进行这次采访，斯特朗并不感到紧张。早在十年前她便与宋美龄的姐姐、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建立了友谊。宋美龄给斯特朗的第一印象是，她比她的姐姐更加“时髦、潇洒而老练世故”，比起大多数中国妇女来说更为西方化。斯特朗觉得，她有点像罗斯福夫人，是一个不仅能为她丈夫应付各国外交官，而且也在社会运动和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女性。在采访中，斯特朗向她提出了中国抗战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当然，宋的回答是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的。

在交谈结束时，宋美龄打开了她丈夫书房的门，蒋介石微笑地走出来和斯特朗打招呼。蒋看上去非常高兴。斯特朗想，这也许是蒋最近的抗日态度和行动受到各方赞扬的缘故。

1938年3月初，斯特朗结束了她第三次，也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到中国的采访，带着满满一箱笔记本和材料离开了中国。因为她急于向美国人民传达来自中国的信息。

当斯特朗取道苏联第四次来到中国时，已经是1940年12月了。

斯特朗是从阿拉木图乘飞机开始她第四次中国之行的。飞机从阿拉木图飞抵新疆东部的哈密，在那里停留了一夜。几个世纪以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前往中国的途中，也曾在这里停留过。这里唯一用来接待过往旅客的地方看起来就像马可·波罗时代留下来的一样。两个小男孩被派来照顾旅客，以保证旅客第二天早上不误航班。不幸的是，这两个孩子没有钟表。半夜过后，每过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就叫醒斯特朗一次，看是否到了时间。斯特朗并没有恼火，她想，将来的旅行者飞经这里时，机场上毫无疑问会具备更现代化、配有钟表的住宿条件。他们再也看不到马可·波罗待过的地方了，再也不会半夜被叫醒了。

第二天，斯特朗安全地飞抵重庆。由于武汉失守，重庆已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了。斯特朗被安置在山坡上一幢没有取暖设备的房子里，这是专门接待外国记者的招待所。

一切安顿停当后，斯特朗开始了她的工作。她首先在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柯尔爵士家里，见到了路易·艾黎和埃文斯·卡尔森。斯特朗与艾黎就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重庆斯特朗还见到了李公朴教授。两年前，在搭乘阎锡山去山西的专列上，斯特朗曾见到过李公朴，当时他到山西是打算办一所大学。但是，由于阎锡山在办学过程中强加了许多条件，李公朴办学的努力失败了。后来他一直在敌后致力于办农民教育。在与李公朴的长谈结束后，李送给她一套色彩鲜艳的手工宣传画，并邀请她参加一次由著名知识分子召开的会议。

这次会议似乎没有引起斯特朗足够的重视，但李公朴在介绍斯特朗时给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史特朗而使她难以忘怀。六年以后，她惊奇地发现，那次会议不仅给她带来了一个中国名字，而且产生了缔造新中国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主同盟。

在重庆，给她带来最大收获的，是与周恩来的几次彻夜交谈。周恩来在介绍国共两党军队摩擦时说，国民党除占领共产党人领导的边区一些地方外，还武装封锁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西安被拘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得不到医疗设备、医生和足够的军饷。1940年夏天，国共军队又在河北、山东、赣北、皖东和皖南以及浙江北部等地区发生了冲突。共产党曾要求派调查团调查这些冲突的真相，但一个调查团也没有派出。

在交谈中周恩来还证实国民党的某些将军与日本人勾结，或是有一些不利于抗战的举动。12月10日，这类事件发展到了顶峰。蒋介石签署命令，要新四军离开长江流域，撤到黄河以北。对此，周恩来分析说，这类转移不是单纯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如果执行了蒋的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所有部队集中到华北，那整个国家就会一分为二，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会成为日本人进攻的目标。

在斯特朗与周恩来最后一次谈话结束前，周恩来交给斯特朗一份26页的材料和其他文件，作为他所讲情况的补充。周恩来郑重地说：“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之前，请不要发表这些材料。我们不愿意因过早地公布这些冲突真相而增加摩擦。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材料能掌握在国外可靠的人手中，如果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万一蒋介石发动更激烈的进攻，这些材料能得到发表。”

虽然卷宗袋中只有几十页的材料，但斯特朗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分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托付给她的重任，足以说明共产党人对她的信任。斯特朗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虽然没有语言，却表达了斯特朗对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敬意和谢意。

斯特朗离开重庆回国之前，获准采访蒋介石。

在蒋介石那布置得相当讲究的办公室里，斯特朗向蒋介石讲述了她在采访中听到的以及在报纸上看到的关于中国时局的议论。蒋介石否认他有与日本求和和把中国一分为二的意图。蒋虽然竭力否认，但斯特朗并不完全相信他，并渐渐地对这次采访感到厌倦。这时她的心思并不在采访上，而是考虑如何把周恩来交给她的材料安全地带出中国。

幸运的是，重庆机场的海关对她的检查很马虎，她顺利地带着那一箱笔记和文件飞抵香港。

在香港，斯特朗与老朋友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廖承志是国民党著名领导人廖仲恺的儿子。早在1925年，斯特朗在广州时就与他相识。现在他在香港负责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外联络。在谈到周恩来托付给她的文件时，廖承志告诉她，到了可以发表的时候，将由他与她联系。

斯特朗并不想在香港久留，她急于把她所采访获得的材料整理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在香港做短暂停留后，斯特朗取道日本，踏上了回国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