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踏上红色的土地_抗战故事

初次踏上红色的土地_抗战故事

1937年12月初，一艘由威尼斯出发的意大利籍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驶向它的目的地香港。

在船首的宽大甲板上，斯特朗半躺在一张躺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阅读她为这次旅行而买的一本书。虽然她对乘坐法西斯意大利的船而感到难堪，但由于在意大利无法得到穿越苏联国境抵达中国的签证，而乘这条船是最快的，她也就不在意了。因为她的心已飞向了中国，飞向了书中所描绘的那片红色的土地。

斯特朗手中的书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西行漫记》。斯特朗被书中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她决心追寻斯诺的足迹，继续干下去。

船抵达香港，斯特朗走下舷梯，踏上了岸。这是她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最近一次来中国，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在这十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她为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感到高兴。她就是为此而再次来到中国的。(www.guayunfan.com)194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周恩来在延安合影

她在香港一刻也没有停留，乘飞机直抵当时中国的内陆重镇武汉。这时的武汉已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和秩序。由于南京失陷，首都内迁，到处是逃难的人，人们生活在不安、恐慌和混乱之中。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一处舒适的住处确实不容易。斯特朗住在汉口的“红色主教”洛根·鲁茨家。住在鲁茨家的还有伊洛娜·拉尔夫·苏斯，她两年前来到中国，担任国民党的宣传员，但她刚被解除职务，正打算离开中国。斯特朗对苏斯谈了她的打算。

“我要去采访山西的八路军！”斯特朗坚定地说。

苏斯原先对斯特朗的举动并不十分理解，但她被斯特朗那“无可置辩的逻辑性、惊人的明确性和了不起的远见”所吸引，决定陪同斯特朗去山西，并志愿当她的秘书。

动身的这一天，斯特朗以及翻译弗朗西斯·姚来到了汉口火车站。车站上拥挤着成千等待乘车的人。突然，人群被警察驱离车站。原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乘专列到山西临汾他的司令部去。斯特朗被特许搭乘阎锡山的专列前往山西。

在旅途中，斯特朗与阎锡山就山西抗战问题进行了交谈，但阎锡山对战争似乎不太感兴趣，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他在山西推行的所谓“社会改革”。显然，在与阎的交谈中斯特朗并没有获得她感兴趣的材料。

列车缓缓地向北行驶。越往北，天气越冷。尽管斯特朗穿了三件毛衣和一件中式棉袍，但她仍冻得瑟瑟发抖。列车上没有温度计，斯特朗将一只肥皂盒盛满水，15分钟后，肥皂盒中已经不是水而是一块冰了。这说明目的地已经不远了。

在临汾，阎锡山将斯特朗及同车的其他人安置在一个古老的面粉厂的办公室里，当一切安排停当后，阎锡山向客人们打躬作揖告辞。这一夜斯特朗没有睡好，因为明天她将踏上一片陌生而又向往已久的土地。

第二天天刚亮，她被人叫起，匆匆上了一辆由老式福特牌卡车改装的“公共汽车”。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着。天气很冷，但还没有下雪，干燥的寒风扬起沙石在山谷中呼啸。汽车驶过，后面扬起漫天的尘土。

经过一段坎坷不平的路程，汽车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子边停了下来。

“你好！欢迎你！”车刚停稳，一个穿着蓝灰色衣服的中年人操着不太熟练的德语来迎接斯特朗。通过翻译，她得知这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此之前，斯特朗曾听说过关于朱德的传奇故事，传说他能遥望百里；他用扇子一扇，便能驱散敌人。而现在站在她面前的朱德却朴实得像个农民。

和朱德一起来欢迎她的还有贺龙、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八路军的将领。斯特朗很幸运，当时八路军的将领正在这个晋北的小村庄里开会，这使她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同这些将领广泛地交谈。

这里没有山珍海味，住的是村中老乡家腾出的一间有火炕的小屋。但那被柴火烧得热烘烘的土炕和八路军司令部里人人平等的粗茶淡饭，使她产生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暖意。斯特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支军队。她对八路军将领们的朴实、友好和坦率，尤其是他们之间那种深厚的同志感情感到惊讶。她意识到，正是这一切，才使得这支军队获得了力量和声望。

斯特朗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立即切入她此次远足的主题。

在八路军司令部里，斯特朗拿着笔记本，开始了她的采访。她最关心的是游击战问题，采访一开始，她便提出了这个问题。

朱德谦逊地对斯特朗说，游击战并不是八路军首创的新事物。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人1918年至1919年抵御外来干涉的战争中都曾广泛地使用过。我在德国学到的东西使我相信，德国的模式对中国来说过于复杂和机械，不能灵活地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因此我更多地研究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方法。我从中国古典作品《三国志》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游击战在军事上用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切断敌人的交通，以及消灭其分散的部队。经常以前线指挥员的身份参加战斗的彭德怀接着说，虽然八路军主要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战斗，但它并不完全是一支游击武装。由于我们只有极少量的军事装备，所以我们就利用了熟悉地形以及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这些有利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胜过日本人。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广大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其次是我们每个普通士兵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透彻的理解。由于我们没有飞机，没有野战炮，没有摩托化部队，我们有的只是手榴弹、步枪、几门迫击炮和几挺机关枪，因此我们在制订战术时就必须注意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这类武器。

八路军采用游击战，不断地袭扰日军。斯特朗采访期间，每天都能通过八路军司令部的无线电台收到各地的战报。斯特朗在她的笔记本上记录了1月8日、10日、11日三次战斗的情况。这三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军100余名，击毁日军汽车56辆，俘虏日军3人，缴获武器数十件。

斯特朗在采访中注意到了八路军将领之间、官兵之间那种深厚的同志情谊。她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她对此的感受：“他们之间不存在内部的倾轧，没有吵架或者粗暴的行为，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官的时候，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情。他们用担架抬上他们的伤员，进行长途的跋涉。哪一支别的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的士兵？”

斯特朗还观察八路军官兵的日常生活。她观看了八路军的军事训练，旁听了文化教育课。当她听说那些入伍前还是文盲的战士在部队中学会了识字和读书，并且能谈出她从没有听过的道理时，她感到惊讶和新奇。在一次与彭德怀的交谈中，彭德怀告诉她：“敌人侵略这一事实，唤醒人民起来自卫。这种战斗的政治一面比军事一面更加重要。因此我们派了政治干部而不是军事干部去组织人民。”于是，斯特朗决定去采访八路军政治部。

在距斯特朗居住的村子约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八路军的政治部就设在这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接待了她，并多次同她进行交谈。任弼时向斯特朗详细介绍了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以及如何将一个普通农民培养成有一定文化、一定觉悟的战士。当斯特朗向任弼时询问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时，任弼时微笑着说：“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间，就像鱼儿在水里一样。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人民不仅给我们很好的掩护，而且是八路军的强大后备军。”任弼时向斯特朗讲述了一个事例：“一次，有三个日本兵来到岚城附近的一个大村子，强奸了一个农民的妻子、妹妹和弟媳，这个农民叫醒邻居们，把这三个日本兵杀了。为了报复，日本人派出一支部队，把村里的人全部杀光，并把整个村子烧了。他们用钩子穿过那个杀了三个日本士兵的农民的身体挂在树上，并活活地开了膛。此后不久，八路军来到了这一地区，在这个被烧毁的村庄的废墟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日军的暴行，并从四周的村子里吸收了大批农民入伍，组成了一支几千人的抗日队伍。”

在采访期间，斯特朗在一个村庄参观了部队的驻地和老乡的家。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战士们每六人分为一个组，住一间房子。房间里十分整洁，墙上挂着水壶，步枪架成尖塔形整齐地排列着，叠好的被子端端正正地放在炕上。斯特朗了解到，因为许多新战士没有被子，乡亲们就借了60多条被子给战士，等将来他们供应好转时再归还。

在一座高大的屋子前，斯特朗停住了脚步。她抬起头仔细端详着门上几个她并不认识的汉字。翻译告诉她，这是“抗日俱乐部”。屋里摆满了粗制的长凳，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纸。墙上贴着抗日标语，还有一些图片，说明怎样保养步枪、怎样进行埋伏等。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上面标出中国哪些地区已经沦陷以及沦陷的时间。俱乐部的一端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收集了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各种战利品，包括旗帜、笔记本和明信片，甚至还有一张古老的沙皇俄国时代的100卢布纸币。许多战士坐在长凳上看书，有些则端着步枪练习瞄准，还有几个战士在简陋的木桌上打乒乓球和下棋。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斯特朗感受到一种活跃和欢快的气氛。

斯特朗来到一户农民家，那拱形的砖瓦屋顶以及宽敞的房间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屋里摆满了漂亮的擦得亮光光的衣箱，干干净净的炕席上整齐地放着一床床棉被。这家的主人告诉斯特朗，1936年红军在这里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动他家的东西。那时候，穷人热爱红军，而现在，包括富裕的人家，人人都热爱八路军，因为他们保护人民不受日本人的奴役。村里的一个农民告诉斯特朗：“这是一支好军队，军队在村里举行一次新年聚会，邀请每家推一名代表去吃饭，当然，村长也回请了他们。”

斯特朗认真地听着，不时地在本子上作记录。她深深地为这些动人的故事所感动，因为她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也许这就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魅力所在。

在与任弼时主任的一次谈话中，斯特朗了解到，八路军不仅做军队和人民的政治工作，而且在日本军队中做反战宣传。任弼时很谦虚地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每个月用在传单上的钱就得几千美元！”

在一个一端直通室外的拱形过道，斯特朗见到了两个特殊的人。凭借油灯微弱的光亮，斯特朗很快判断出他们是日本人，是日本战俘，因为他们多次向她弯腰鞠躬。斯特朗通过翻译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日本战俘激动地向斯特朗谈起他们在日军中的生活，以及如何在八路军中获得新生。一个战俘对斯特朗说：“大多数日本士兵不愿到中国打仗，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对未来处于极为无知的境地。上级只对我们说什么时候出发，我们就跟着前面的人走。”斯特朗在同日本战俘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些战俘的思想正在转变，逐步认清了善与恶。

十天的采访就要结束了。在八路军司令部里，朱德邀请斯特朗观看演出，以表示对她的欢送。斯特朗没有想到，在这种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八路军的将领们会以这样一种令她高兴的方式欢送她。

下午5时，太阳已经西下，气温在0℃左右，空气纹丝不动。八路军司令部的院子里挤满了前来看戏的人。斯特朗被邀请与八路军将领们坐在一座简易戏台前一条长长的凳子上。前来演出的是两个在前线巡回演出的剧团。他们演出的节目紧扣抗战主题，博得了阵阵喝彩。

斯特朗当然不会放弃这最后的采访机会。演出结束时，她采访了剧团负责人，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中国著名作家丁玲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中国文艺界最近的倾向是什么？”斯特朗问道。这似乎是一个与抗战不沾边的问题。

“我对文艺的倾向一无所知，”丁玲回答说，“我们刚在前线待了六个月，然而我对一个作家的责任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今天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为拯救国家出一份力。我们像普通士兵一样生活，我们的食物不足，我们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自己的两只脚。我们演戏，向群众发表演讲，在农村的墙上画上漫画，并教农民们唱歌。我们不能因钻进文学理论堆里而迷失方向，我们需要写作，以唤醒民众。”

通过与丁玲的谈话，斯特朗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文艺界已开始投入抗战！

分别的时刻来到了。斯特朗回头凝视着为她送行的人们，决心将她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告诉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告诉他们中国有这样一片土地，有这样一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