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军之父的友谊_抗战故事

与红军之父的友谊_抗战故事

史沫特莱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了，大约300名被关押的红军士兵被东北军释放出来。正在西安养病的史沫特莱看到他们时，“他们的眼睛在燃烧，许多人根本没有鞋穿，脚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老茧足有一寸厚”。为什么这些年龄在“15岁到55岁”的贫苦农民要忠心耿耿地跟共产党干革命？为什么历经二万五千里的折磨仍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史沫特莱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另外一种中国人。1937年1月，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走向离西安不远的红色区域，从而揭开了一场伟大友谊的序幕。

史沫特莱在一个红军小战士的陪同下来到了朱德的窑洞前，未及通报，朱德已热情地迎了出来。当时，史沫特莱突然觉得有几分不真实，难道一个被国民党悬赏25万大洋的头颅就是这样平常吗？“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夹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www.guayunfan.com)这个平凡的形象立刻深深地映进了史沫特莱的脑海，此后，她每次刻画朱德的形象，总是体现这一点：

“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的不过是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裤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

“他看来确像是红军的父亲。年纪已经有50多岁了；他的脸是慈祥的，上面刻着许多皱纹……宽大的嘴正在张开笑着……”

这个平凡朴实的形象立刻赢得了史沫特莱的好感。

若干年后，史沫特莱的朋友石垣绫子认为，史沫特莱写书之所以不选择毛泽东而选择朱德，是因为她曾随朱德上过前线。“但我认为，这也许是因为出身农家的朱德身上流露着一种朴素的亲近感。幼年时代渗入他肌肤的泥土气息和原封不动保持下来的豁达与随和更惹她喜爱。再就是他所具有的进行激烈战斗的果敢与坚毅。”

所以，史沫特莱立刻要求对朱德进行采访，她回忆说：“就在谈着话的时候，我打定了主意要写一本他的传记。”

然而，一开始，朱德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普通的劳动人民的一员，“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于是，史沫特莱劝他说：“中国人十个有八个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在她的再三恳请下，朱德把他个人的历史告诉了全世界，这也导致了一本“社会学经典著作”——《伟大的道路》的诞生。

从1937年3月到7月，每星期总有两晚或三晚史沫特莱要找朱德倾心交谈。抗战爆发后，史沫特莱又跟着上前线，“在工作中、在球场上，以及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对他观察了一年之久”。在这过程中，两人结成了伟大的国际友谊。

后人评论说：“他们两人，史沫特莱和朱德——一位记者和被她采访的人达到了如此的心心相印、进行灵魂的交流，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1941年，由于身体状况恶化，史沫特莱回到美国。1943年，她首先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然后，定居纽约亚都山庄，专心于《伟大的道路》的写作。

在亚都山庄的居所里，史沫特莱布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的照片，但朱德在她心中仍然有特别的位置。

虽然当时通信非常艰难，远在延安的朱德仍然设法给史沫特莱寄了一个小邮包，里面装了朱德自己书写的小传，还有两张用延安妇女织的白绢巾包裹的朱德、毛泽东的照片。史沫特莱把这微不足道的馈赠紧紧抱在怀里。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极右势力的抬头，史沫特莱从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变成了“危险分子”，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先是一个美国将军威洛比诬陷她是一个国际性苏联间谍集团的成员，接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其所谓“背景”。史沫特莱被隔离在正常生活之外，只好以专心写作《伟大的道路》来排除梦魇般的折磨。她在给朱德的信中说：“这是一本不容易写的书，因为它不仅是您个人的生平，而且是您贯穿着60多年中国历史的生平。这一生平的背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冲击，这必须写进去……我必须为这本书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以期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历史日期都准确无误。”《伟大的道路》已经成为她的精神寄托。

就在史沫特莱潜心写作的时候，她早年支持过的朋友尼赫鲁当上了印度总理，并邀请她到印度去。当她接到信时，“激动地捏着那封信，手不住地颤抖”。但是，她“为了研究《伟大的道路》的时代背景已将全部精力耗尽了，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越是研究越是感到深邃广博，所以她决定不去印度”。

《伟大的道路》耗尽了史沫特莱的生命，1950年4月28日，在留信给玛格丽特时，她还特别说明《伟大的道路》的大部分手稿在她的箱子里，一部分在写字台上，还有一部分在医院的黑皮包里。史沫特莱用生命捍卫了她与朱德友谊的结晶。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术后并发症在医院去世。1951年2月15日，其遗骨被运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55年晚秋，石垣绫子来到北京看望故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息在她的中国战友们中间，雪白的墓碑上，题着朱德撰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石垣绫子把日文版的《伟大的道路》轻轻地放在她的墓前，书页被风翻开，哗啦哗啦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