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故事

拜林以出产红宝石著称，但这红宝石也与红色高棉的往事密切相关。当年红色高棉失去对金边的掌控之后，退守到西北山区，往泰国走私红宝石是其重要的财政来源。在从金边动身去拜林的路上，W先生说如果我运气好的话会得到一颗红宝石，结果我得到了两颗榴莲。

1999年波尔布特病死于柬泰边境密林的消息传出，红色高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红色高棉战士就地解甲归田，愿意留在拜林的都得到了土地和安置费用。我到达拜林落脚的第一站是一座榴莲园，园主曾经是一个红色高棉战士，黑黑瘦瘦的，20多年前还是一个孩子。问他当兵时都干些什么，他说做些统计、会计之类的工作。

我去拜林特意去看了红色高棉前领导人之一乔森潘的房子，一条村路旁的两层木板房，寂寞而陈旧。带我去的是20多年前红色高棉的战地记者勒恩，他说现在这里由乔森潘的女儿居住。院子里有几只白色小鸡在啄食。勒恩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勒恩说，可能到田里干活去了。

说起来，勒恩和我算是同行。民柬政权时期，他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小团队拍摄战争纪录片。我问为谁拍，在哪播放。他说政府需要，联合国也需要。确实，直到1989年，民主柬埔寨政权还在国际上代表柬埔寨。20世纪90年代初，柬埔寨可是国际社会的热点，西哈努克、洪森的金边政权、宋双、红色高棉这四支力量的纠缠占据着每天的国际新闻版面。我在北京每天编辑这些新闻，但对拜林这个红色高棉根据地实在无从想象。

柬埔寨新王国建立后，拜林实际上依然是特殊区域。在地理上它邻近马德望省，仅有两万多人口，本隶属于马德望，但后来划为直辖市。人们断言，那里至今还是红色高棉的地盘，因为曾经地雷遍布，常人不敢涉足。近些年在国际扫雷行动的努力下，柬埔寨的土地已安全许多。

红色高棉几个重要的领导人英萨利、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的家与周围村舍无异，波尔布特的遗孀与女儿也生活在拜林。我2014年底离开柬埔寨，同年年初，金边的媒体报道了波女在拜林结婚的消息。W告诉我说，他作为宾客参加了当时的婚礼，并且表示作为她们的朋友，他可以带我去见见波夫人与她的女儿。可在计划期内波女在法国未归，结果自然是没见到。

但W不算食言，在他的引领下，我见到了居住在拜林的波尔布特的亲侄森利滕。森利滕身材高大，面部俊朗，不似常见到的柬民，年轻时作为波尔布特的保镖定是个标致人物。他自称是“领导人的安保人员”。我们坐在拜林落日的余晖里追述往事。确切地说，是在问答往来中复原往事。因为那段历史，没有人愿意主动想起。

勒恩特意带来了几张1987年摄于北京的照片。照片中森利滕和勒恩都年轻而意气风发。勒恩怀念起他的中国老师郭女士。他还保存着她的名片，也一并带来了。我原以为她是一位新闻前辈，看过名片才知道她是一名通信工程师。

森利滕和勒恩是多年的朋友，现在他们和许多当年的战友都在拜林居住。森利滕说，拜林虽然闭塞，但是他仍然喜欢居住在这里。当年的战友，除了仍留在军中任职的一些人，大多数都留在拜林。有同样出身的人聚居在一起，不需要被迫对过往作出复杂的解释。

他们另一位当年的战友恩速坤在当地还身居要职，现在是拜林省计划局局长。在拜林停留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同一张餐桌上见到了他。他告诉我在泰国边境还有一处柬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办公地点，以前由联合国人员看管。我提出去看看，他开车与我们同去。到了那里，只见到一处更为破败的吊脚楼，一个农人在底层发呆，一个孩子坐在木楼梯上发呆。我想向纵深处走走，局长提醒我没准儿还有未爆的地雷。局长说，这里曾是农谢、乔森潘等人的开会地点，“他们生活跟我们一样，没有特殊的物质要求”。

两个星期后，我在金边的红色高棉特别国际法庭上见到了乔森潘和农谢。他们一个83岁，一个88岁，作为被告出现在柬埔寨特别国际法庭上。由于报名日期迟了一些，我特别请求柬政府新闻部相关人员给予帮助，并与为特别法庭工作的律师提前沟通，才得以进入仅有500个观众席的法庭现场听审。

在拜林一家餐馆

农谢（戴墨镜者）在审红法庭听证会上

乔森潘在审红法庭听证会上（照片摄自法庭外直播大屏）

2006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柬埔寨特别国际法庭成立，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对民主柬埔寨政权即“红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审判。2012年2月，特别法庭终审判决001号案被告S-21监狱长康克由终身监禁。起诉农谢、乔森潘、英萨利及英萨利之妻英蒂丽案作为法庭的002号案件于2011年11月开始审理，到2014年8月7日终于等来宣判之日。其间，英蒂丽因丧失神智免于审判，曾任民主柬埔寨总理和外交部部长的英萨利病逝。88岁的农谢和83岁乔森潘成为最后的被告。

38年前，也就是1976年，他们才四五十岁，正值人生壮年，农谢是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乔森潘是柬共总书记。以红色高棉组织为核心的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年4月17日进入金边，1979年1月7日从金边撤向柬埔寨西北地区。一直到1998年，民主柬埔寨政权军队才在西北的拜林山区放下武装抵抗，向成立五年的新柬埔寨王国投降。他们从高位跌落下来，但还活着；而他们的头号人物波尔布特，于1999年在荒野中孤独地离世。

特别法庭提供的资料称，20世纪50年代，乔森潘在法国学习，并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柬埔寨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他为了祖国的宏大理想而回到柬埔寨。回国后，在1962年西哈努克任命他为商业部副部长之前，他是一名教授。

乔森潘1967年曾隐身一段时间，20世纪70年代初再出山时已是红色高棉的人。1987年波尔布特退隐后他成为红高的正式头目；1989年他代表民主柬埔寨参加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谈。1998年，他带领红高部队向柬埔寨政府军投降，然后回到拜林居住。

红色高棉执掌金边三年多，人民无以果腹，社会财富完全没有积淀，最后退缩到西北山区。传说中的红宝石和森林资源恐怕只够部队的日常供给。

坐在拜林的暮光里，我特意问森利滕：“作为贴身侍卫，你怎么看关于红高统治时期杀害170万人的事情，有传达过或听到过类似的命令吗？”

他摇摇头：“在领导人身边工作，对外面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办法了解。但是我没有听到过领导人发布杀害人民的命令，对于领导人发布修建堤坝、开发农田、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的政策是知道的。”

最高领导人无须下达这样具体的命令，他只需阐述理想社会要哪一类人就够了。红色高棉的经济学家说，社会只需要有用的人。

特别法庭最先审理的是S-21监狱长康克由的案子。初看起来，屠杀无疑是首恶，但其实也是在技术上相对容易操作的案件。2009年，特别法庭宣布判处001号案被告S-21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康克由上诉，结果2012年2月终审判决下来，康克由改判终身监禁。35年和终身监禁的结果都是老死狱中，但差别在于，对于这样的罪行，个人究竟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个体如何拒绝或挣脱？汉娜·阿伦特主张对“平庸之恶”说“不”。但是，在宏大社会实验构想的激励下，有多少人能以慧眼或本性识出“平庸之恶”？

用柬文与英文书写的博物馆名称“堆斯陵大屠杀博物馆”

S-21监狱原本是金边市区的一所学校

森利滕说：“生活在那个时代，肯定得相信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

从金边到拜林的交通如今已算便利。早上从金边出发，沿5号公路驱车经磅清扬省、菩萨省行290公里抵达马德旺，然后再从马德望沿57号公路行80公里到达拜林。原来地雷密布的土地现在变成了大片的木薯田和榴莲园，多数是前红高战士的产业。作为集体，红色高棉在当今柬埔寨民众眼里无疑是恶魔的代称；作为个体，他们原本就是农民之子，现在重归土地。

拜林市确实就像个集镇，人烟稀少。森利滕与我们在街角的一家饭铺里吃晚餐。室内光线昏暗，大家走到户外合影。太阳已经落下，余晖映射着城门处似已关闭的长长廊道。镜头中，波尔布特的侄子面容柔和，略显悲戚；在我们身后，呈现出一座暮光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