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太宗如何利用伐辽解决太子帝位继承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军政官员的调整
关于李勣，太宗曾想借伐辽机会除掉他。伐辽期间有一次，太宗曾派李勣越过安市，攻打建安城，李勣以粮草被断必败为理由，不愿意冒险，太宗目的才没有达到。太宗发觉李勣已经知道自己的用心，才解释说:我用你为将，怎能不用你的策略呢?其实俩人都心知肚明彼此的用意。自从李勣窥透太宗杀他之心后，处处小心。在太宗临终前，还曾遗言高宗，《新唐书》卷九十三《李勣传》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于是太宗将李勣贬为叠州刺史，李勣连家都没回，就上任去了，算是又逃过一劫。另外从贞观十九年到贞观二十三年，在三次伐辽期间，太宗先后借机除掉与太子承乾有亲密关系的高官有:中书令岑文本、辽东道行军总管张君乂、左武卫将军王君愕(因为他死于战场，所以死后还有机会陪葬昭陵)、平壤道行军总管张文干、侍中刘洎、刑部尚书张亮、华州刺史李君羡等。此期间老死的高官高士廉、马周、房玄龄、萧瑀、李靖等，也为新君的顺利登基作出了贡献，尤其以马周、房玄龄、萧瑀一起主动辞职最为典型。关于魏王泰，太宗死前下诏，自己百年后，不许他回京奔丧，以免他再生图谋夺权之心。关于在此期间官员多有先升后贬之事件，实际是帝王权谋手段的具体表现，不可被其假象迷惑，他的目的就是调整领导班子，为高宗登基铺平道路。
从两《唐书》看，除李勣、张亮外，参与伐辽的高级军事将领还有:张俭、郭孝恪、李大亮、牛进达、薛万彻、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从《昭陵碑石》资料看，被调用的老将还有:郑仁泰、尉迟敬德、吴黑闼、张士贵等。《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勣、马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军总管以伐高丽。”如果推测不误，这里提到的“十六军总管”应该都是开国老将。太宗对待老将们的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看:(www.guayunfan.com)一方面，太宗对不信任的老将做了防范，如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副之;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用亲王李道宗制约李勣，用常何、左难当牵制张亮。张亮在伐辽返回途中背叛，与太子承乾、侯君集有关。侯曾拉拢他一起造反，他向太宗告密，当时太宗没有处理，这说明太宗对他的信任已经打了折扣。在他前面被处死的侯君集旧将张君乂、张文干，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才铤而走险的。
一方面，太宗利用伐辽，安抚其他老将，他要和老将们重温旧梦。在发兵前，他和李靖、尉迟敬德的对话，可看出他有这层用意。贞观二十年伐辽返回途中，安排太子在并州迎接老将们，并和他们一起举行庆祝活动，再一次凝聚老将之心，为太子赢得军心。
在地方整治方面上，贞观二十年正月，太宗命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位大员出使全国，整顿吏治，肃清政风，一年内扫除不合格官员达一千多人。太宗对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大力度调整，为高宗上台铺平了道路。
(二)关于府兵将士的整顿
太宗伐辽任用的老将，可以在行军及战斗过程中，给年轻将领传授作战经验，以利于新人在战场上的实践。太宗利用伐辽，让一个以他为核心的亲密老将团队，培训了另一个亲密的伐辽将领团队。这是太宗开发老将集体智慧、黏合新老团队的重要举措，是伐辽重要子目标之一。
通过伐辽，养尊处优的府兵，尤其是其中的官僚子弟，在行军中可以增强他们的吃苦能力，在战场上可以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伐辽培养了一批年青军事骨干，并通过加官晋爵，保证他们的忠心，例如贞观二十年二月，参加伐辽的将士，都升勋一转。伐辽军人的墓志反映许多人因参与伐辽迅速升迁。
太宗在伐辽过程中任用蕃将是解决府兵制下唐军衰落的重要一环，这不但为高宗开辟了军力组织的新思路，也开启了大唐三百年蕃将统兵的历史。参加伐辽的蕃将还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弥射、李思摩、鞠智盛、奚族酋长苏支、靺鞨首领李元正、契丹酋长于勾折、新罗王金善德、百济王扶余义慈等。[5]除此之外，《阿史那忠墓志》记:“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旗旌悬泽，骑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御。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6]可见太宗发兵伐辽同时，派阿史那忠慰抚西域，解除了处月、焉耆等国之忧。《执失善光墓志》记:“父莫诃友，从破辽还，拜左威卫大将军。”[7]执失莫诃友参加伐辽事，也可补史书之缺。
(三)关于其他周边民族关系的处理
陈寅恪先生认为在唐初几十年里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没有大的变化。而伐辽的部队人数，按王小甫先生推测，每次也没有超过20万人[8]，关中的防守没有问题。北方薛延佗，早在贞观十五年，因其袭击李思摩部，太宗发雷霆之怒，曾组织了营州张俭、朔州李勣、灵州李大亮、庆州张士贵、凉州李袭誉等五路兵马，以半环形包围之势，讨伐薛延陀，大伤其部元气。太宗曾经经历突厥马踏中原的恐怖，他决不允许北方再有一个强大的薛延陀存在，危及子孙后代。消灭薛延陀，这也是太宗伐辽系统中子目标之一。第一次伐辽过程中，太宗派右领军大将军契苾何力、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北御薛延佗，巩固后方。期间，薛延佗曾派使者到前敌试探太宗底细，太宗严厉训斥了来使，驳回了对方承诺派兵增援的请求，引发薛延佗挑起战事，这样经过训练的伐辽大军回军后，在贞观二十年太宗派李勣北伐，消灭了薛延佗五千兵马，获俘虏三万多人。北方劲敌瓦解，铁勒诸部纷纷内附。在贞观二十一年以后，先后在北方铁勒、东北契丹等游牧部落，设置羁縻府州，稳定边陲。
西北劲敌吐谷浑已被唐与吐蕃联军击败。贞观十八年，西州道行军总管郭孝恪灭掉焉耆;贞观二十一年，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总管与安西都护府郭孝恪等联结部分铁勒援军合众十万，于贞观二十二年征服龟兹。
西南方面:唐与强敌吐蕃的关系处理，主要体现在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赞普。贞观二十二年，唐还发兵四川讨伐南蛮，进一步震慑吐蕃，达到了稳定西南边疆的目的。
(四)扶植太子走上政治舞台
贞观十七年六月，太宗开始让太子李治掌管京城左右屯营兵，这是授权的开始。贞观十九年二月，他又让太子在定州开始监国，并为他配备了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杨师道等辅佐班子，并于三月调走了重臣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太宗在辽东战线拖延了驻留时间，客观上也为高宗提供治国实践赢得了时间。《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二十年十一月下诏，祭祀、表疏、藩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余委皇太子。”这表示，太宗将权力开始大幅度转移给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太宗在金液门考核太子的执政情况。到太宗死时，辅佐高宗的领导班子出炉:于志宁为侍中，张行成为侍中检校刑部尚书，高季辅为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许敬宗为礼部尚书，褚遂良为中书令，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洛州刺史，李勣为特进留守洛州后升为尚书左仆射。太宗还曾把自己一生的治国经验写成《帝范》一书传给太子，提高他治国安邦的理论水平。年仅二十二岁的太子李治在父亲帮扶教育六年后，比较成熟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战争是劳民伤财的，把民怨控制在一定程度，客观上是可以给儿子赢造收揽民心机会的。太宗征辽兵力不超过20万，财力消耗远比隋炀帝发兵百万之数少得多，并且战略目标不是必须拿下高丽，唐军军事伤亡小于高丽的四万死伤。在经济实力上比拼一个高丽小国，还是不会伤及元气的。当时针对高丽堡垒防御策略，在贞观二十一年唐方则实行了消耗对方国力的政策: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二月记:
上将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上从之。
可见在比拼消耗时，还主动让对方消耗加速，这对大唐来说是消耗更少些。
太宗兴土木，也没有炀帝修大运河的规模。以修战船为例，如贞观十八年命将作大监阎立德到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贞观二十一年，命虞部员外郎唐逊造海舷一千艘。这个消耗确实曾激起南方部分地区的反抗，但很快就镇压下去了，这对稳定地方有很好的震慑作用。同时，这种劳民伤财客观上为新君减轻地方人民负担，为赢得体恤民情提供了机会。至此，太宗以伐辽为切入点的系统解决太子帝位继承问题的诸多子目标大部分实现了。
关于耗费民力方面，还有下列事项客观上也配合了目标的实现。主要体现在营建宫宇活动方面:修葺了洛阳宫苑，在东都禁苑修了飞山宫、元圃苑，在汝州西山兴修了襄城宫。在关中修建了汤泉宫，修葺了九城宫，兴建翠微宫、玉华宫，还修建了庞大的昭陵。上面的兴修活动确实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其中修一座襄城宫就役使民工九十万人。至于求骏马、购珍奇、好畋猎，重徭役都是太宗晚年所为。太宗临终前才嘱咐太子:停止伐高丽、停止一切营建活动。可以说，五十三岁去世前的唐太宗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他知道自己晚年政治做的是为了死后政局的平稳过渡。就连修昭陵的内涵都是以其辉煌功业来安内护边用的，一百六十七座陪陵，尽取当世勋贵名家，还有十四尊蕃王石像，涵盖了突厥、薛延佗、吐蕃、新罗、吐谷浑、龟兹、于阗、焉耆、高昌、林邑、天竺等。他的死也为新君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征服龟兹、焉耆的西域战争，打通丝绸之路，保证了中西贸易的畅通。正如霍华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说:“(唐太宗)留给他的继承者一大笔遗产:合理和高效能的机构，繁荣的经济及广大的土地。”[9]
综上所述，我们透过太宗伐辽相关的政治现象，发现太宗以伐辽为切入点进行系列的政治运作，将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大权平稳地移渡给太子李治，同时安定了周边环境，为新君登基营造了收揽民心的机会，并给儿子留下一份丰厚的经济遗产。可以看出一代封建圣主，不惜牺牲晚年的政治声誉，也要为家天下的长治久安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可惜他的苦心经营，因一个无法预料的人物——武则天的出场大大改写了李唐江山的政治图景。
【注释】
[1]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3页。
[2]吴兢:《太子诸王定分》，《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3]《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四》、《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善德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记载略同，但是有失简略。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5]杜文玉:《唐高祖与唐太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
[6]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7]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8]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9]〔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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