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土官抵制“改土设流”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土官抵制“改土设流”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明朝土司的建立，是沿元代土司制度而延伸下来。明代在建立土司过程中，为扩大自身力量，并夺取全国统治权，不断录用元朝归附的土官。其后，在这基础上，逐步扩大和完善而成一代定制。史载：“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21］由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较为后进，仍实行“豪酋”统治。他们有着长久的统治历史，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因而有的土司为扩张势力，对辖区内各族人民横征暴敛，对外部落则发动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成为分裂祖国的不安定因素。虽然，只是少数土司的暴动，却引起明王朝不安。明王朝当时设置土司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便达到逐步废除土司制本身，采取削弱土司之策，究其本身来说也是进步之举。其主要措施有两条：一是“裂土众建”；二是“改土设流”［22］。但在执行过程中，少数政府官员却借机横征暴敛，压榨土官和百姓，引起不少契丹和各族土官的愤懑和反抗。

“裂土众建”，就是说，明统治阶级鉴于土司地大势强易为反叛的事实，采取历史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试图通过和平手段使土司为分易制而就范，这一做法，后人给予极高评价，“识者智，通其言”。［23］“西南由兹永宁”。［24］此策是在晚明时才提出，故明代末即广泛实行，但对后世却发生重大影响。很显然，清代分裂之法是引用明代裂土众建之法而成。

明朝对土司的“改土设流”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主要是对于桀骜不驯的土司（土酋）降级制裁和招抚相结合的政策。如元末曾任永昌府通判、万户的契丹后裔阿凤，降为凤溪长官司正长官，元代万户阿干（阿苏鲁）降为施甸长官司副长官，致使契丹土官纷纷输纳不前，拒绝交皇粮苛税，不听调遣。境内不少土司和巡检，自行准予传袭，甚至组织武装抗击前来镇压的明军，官府只好采取招抚和安置其职务。如凤溪长官阿凤后代莽成龙，不满明廷，欲起兵造反，因事败露，被官兵缉拿，绞死于由旺绞处山头。事后，明廷考虑莽成龙反明未成事实，给予平反昭雪，追封“土主”。契丹子孙为纪念莽成龙，在由旺修建一座土主庙。

据施甸《大楼子祖牌》记云：(www.guayunfan.com)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施甸长官司的八世祖莽崇德的几代祖辈，“俱输纳不前”，拒绝交皇粮、赋课税行动，自行决定传袭正长官和九寨土舍人事。

《滇志》云：“其地平衍饶沃，可为郡邑，部民骁悍，不畏死。遇战斗，则裸跣以从。邻邑避之，不敢犯其境。”说明当时契丹土官和百姓都勇敢强悍，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万历十一年（1583年），曾三征麓川有功的施甸契丹土官蒋孔龙（执掌官职）、蒋兆龙、蒋腾龙、蒋成龙四位镇南将军，反对明廷的民族歧视政策，联合保山、凤溪、腾越、茶山等地土军，揭竿而起。明廷假平缅之名，调军围剿，将保、腾土兵击败，施甸长官司土兵与明军在银川首次交锋，死伤二百余骑。第二次与明军交战于坝中、昌和一带，死伤四百余骑，不得不退守姚关大尖山。十四年，阿坡（波）寨契丹土官莽裕（阿都鲁次子）因不满官府起事，两次被征伐。《滇史》载云：

隆庆六年（1572年），金腾兵备许高征蒲蛮，阿坡寨服之，诸寨皆蒲、僰，知汉语……善用楯牌梭镖，行步最捷，主之皆土舍百夫长。……阿坡寨去永昌一百二十里，四围皆山，近都鲁凹……自洪武来，不出寨，不供庸赋。其长莽裕者，恃强不伏，月朔独不参谒，又时攻邻寨。许兵备来向抚职，其邻壤各得扼寨。乃选精锐往征之，擒莽裕，释放余党，即令裕子莽德管理之。于是各寨知警，输差恐后。

姚关《恤忠祠记碑》亦提到：

贼首莽裕、莽霸思，以董瓮、亦登、亦林（今昌宁）之寨为党羽，仇劫南窝、枯柯等寨，调罗李公材饬金腾兵进剿右甸（今昌宁），声击董瓮，令邹良臣、吴松管答丙（今达丙）牵制亦登、亦林（今邑林），彼三寨已绝援。先令陈兵、邓勇、万和、范进、邓廷锡等潜师阿坡。公雨夜走南窝，裸体渡藤桥。闻哨官文静仁死于险，急令各目启密缄视，始知驾天桥、斩槽险。贼寨退无所恃，走无所归，悉就擒。遂抚其众为正朔子粒民。

后来，康熙《永昌府志》亦记载万历十四年明军出兵征服阿坡寨莽裕，立火头莽德管寨事，每年输银均徭六十两。

晚明，落籍大理金齿的契丹后裔，多授命为“土官”，构成封建统治阶级，但又被明王朝实行的“改土设流”政策削去权势。自称东平王的孙可望，一律任用汉族官吏，肆意“灭绝土舍”，并撤凤溪、施甸两长官司，任命流官，强征暴敛，疯狂掠夺契丹寨民之财，中饱私囊。孙可望等人的做法激起契丹官民的愤慨，纷纷起兵反抗，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孙可望屠杀，各村寨民房、祖祠、衙署厅堂，几乎全被烧光。据《顺宁府志》记载：

清顺治六年（1649年），顺宁枯柯（今属昌宁），土千户蒋朝臣因永昌妖僧煽惑为叛，攻陷府城，焚劫村舍，复围云州（今云县）。未几，流寇入滇，援兵四至，斩朝臣而妖僧遁。

这实际是清廷同样将契丹官民诬为叛民，加以镇压，于是滇西契丹后裔为逃避官府杀戮，保存后代，纷纷逃避至人迹罕至的密林或山区各民族村寨，埋名隐姓，改原契丹的阿姓、莽姓为李、赵等姓，并逐渐融合于当地蒲人系统布朗、佤、德昂和傣、彝等民族。

此前，明廷鉴于“改土设流”政策，迫使大量契丹土官和平民纷纷逃离，土地荒芜，稻谷无收，差役赋税难征，被迫采取招抚之策，请契丹土官和民众回来，重新安置土官职务，承认土官可世代承袭“土职”。

清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为恢复和发展云南的社会经济，曾采纳不少改革措施。并延续明代的“改土设流”，而为“改土归流”政策。

上述说明，明王朝为巩固地方政权，安定边疆，大胆起用契丹土官，授予他们土千总、团首、把总、道员等各职级职衔。土官也接受朝廷指令，收交官粮课税，管理地方民政，兼理地方团练，奉调征伐，转战各地，为安邦定国出力。

注释：

［1］《明史》卷124《把匝剌瓦尔密传》。

［2］嘉庆《大理府志·地理志》之“三江”指怒江、澜沧江、元江。

［3］［4］《明太祖实录》卷140、142、143。

［5］施甸木瓜榔《蒋氏宗支叙》。

［6］［7］［16］［18］蒋家骅：《猛板蒋氏家谱》。

［8］［10］［11］《明英宗实录》卷75、104。

［9］施甸《大楼子祖牌》。

［12］［13］《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传二》。

［14］施甸清平洞《恤忠祠记碑》。

［15］［17］天启《滇志》。

［19］［20］《永昌府志》卷28《武备志·戎事》十五。

［21］《明史》卷210《土司列传序》。

［22］吴承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第203、207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23］毛奇龄：《蛮司合志》卷3、卷8。

［24］《明史》卷249《朱燮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