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土官的赋税和进贡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土官的赋税和进贡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明王朝在云南设置土司制的实质是：在以土官为主的内地府、州、县，贯彻与一般地区相同的赋税制度。国家根据该地区户口、人丁和田亩多寡，直接征收田赋、课税和差役（边远地区只征差役），作为国家财政的常年收入。赋税和差役是封建国家财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所依靠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由地方政权逐年征收。

赋税制度在土司地区的贯彻与实施，反映出国家在该地区确立了最高土地所有权。边地土司所拥有的庄园，和全国所有地主的土地一样，列入国家“民田”之中，承担着国家赋税。

明廷规定九品以上土司，须由行省勘合后进京朝贡，最后由朝廷批准，朝廷有通过行省对土司（土官）实行考核、升降、迁调或罢免之权。土司要纳赋税和备贡品进京朝贡；在国家筹措某种经费（包括军粮），土官须向国家供输银粮（名义上属自愿），土官不得越境购置田产。军事上，土官掌握的士兵，平时须服从当地卫、所调练，战时服从国家征调，不得自行领兵越境。在司法上，土司（土官）犯法，如系选用的，与流官同律；如系世袭的，最后判决权属于朝廷。土司内部和土司之间的争执，须服从朝廷判决和仲裁。

由于朝廷掌握着土官承袭和司法的最后判决权，明廷对土官职权和义务规定，在条件成熟地区，可乘土官绝嗣、争袭或犯罪等情况时，停袭土官，改设流官。(www.guayunfan.com)明代土官，除纳谷外，还要备置贡品，进京朝贡。进贡分定期和不定期，各为三年、五年或承袭、庆贺、谢恩等。贡品直接呈献给皇帝，纳入内库，供皇帝挥霍。明廷还对有功土司赋税皆有减免。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四军民府已归附，只“令土酋输粮一石以给军”，十七年（1384年），才定税额，“乌撒岁输（粮）二万石，毡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东川、芒部皆岁输粮八千石，毡衫八百领，又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2］

同年置施甸长官司、委任契丹土官阿干（阿苏鲁）为副长官、赐冠带，阿干为表示尽忠明廷，即赴京进贡。施甸《大楼子祖牌》云：“有始祖阿苏鲁（即阿干），任元代万户。至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十八年（1385年）二月，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告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理事。”次年，因阿苏鲁率军救援金齿，征猛缅（今临沧）有功，于二十年（1387年），自备马匹，开叙功绩，赴京都朝贡。钦领金齿永昌卫百户，又蒙领赐宝纱缎帽，兵部文凭。这说明进贡不仅是明廷对土司地区进行掠夺的一种经济手段，更重要的是表明土司是否修臣职，即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重要标志。但是也有的土官虽有战绩，因无力进京朝贡，就不能提升。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龙陵平戛契丹土官莽惠，虽屡立战功，但因家贫“彼时未能进京，以致有功之臣未经升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