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金齿的商品贸易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大理金齿的商品贸易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已成一体，商品贸易也有相当发展。宋元时，大理金齿地区的集市贸易普遍形成，有的“交易五日集”。据《云南志略》载云：

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地多桑柘，四时皆蚕。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亦载云：这里（指永昌南两日半程某地），每周三日，有许多商人来这里赶集，其中有许多人是来自邻近的山区，携带黄金来换取银子。

作为一般等价的货币，如金、银和贝已广为流通。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已有绿松石、琉璃珠、海贝等奢侈品，其中海贝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那种背顶周围有圆圈的环纹货贝（称环贝）后来作为以物易物交换的媒介。当统治者举行“祈年”“孕育”“报祭”“谊盟”等祭祀活动时，人们利用这些参与“祭典”的机会，彼此以贝为币，进行商品交换。(www.guayunfan.com)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一块“刻纹铜片”，上面便记载了这种交换情况：在一个虎头下面画了一个贝，另有一个豹头下面画了两个贝，就是说一只虎值一个或十个贝。一只豹值两个或二十个贝。我国古代中原，流通的贝很少，国王赐他的臣子只是五朋十朋（即五十枚、一百枚）就铸礼器作纪念。而云南的贝数量就大得多，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中出土的贝，就达1230公斤，计24000多枚。这些来自印度的舶来品作为货币，从战国到明末清初，绵延两千年，是古代云南南方陆上丝绸路和海外各民族交往的见证。［11］

此外，元代云南各族进行以物易的为商品交换出现债务时，是使用木刻作为信用之物。《马可·波罗游记》云：

当土人彼此进行交易，为着债务或信用，而必须履行某种契约时，他们的头目就取来一块四方木，分为两半，在上面各刻一些刀痕，表示所商议的数目，两半的标记一样，每方各持其一。这种方法和我们的符木一样，期满时，债务者如数还清，债权者便缴出所执一半的木刻，双方都感到满意。［12］

远自汉晋及到大理金齿统治的永昌地区，便是商业集散地，尤以“金银、宝货”为多。但这时除了“金银、宝货”供商贾及贵族、奴隶主的交易外，进入市场物资主要是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毡、布、茶、盐之类日常生活用品及生产工具，这些已普遍成为商业市场的交换商品。作为金齿诸部后裔之一的德昂族，种茶历史悠久，他们当是茶叶的主要出售者，故经济生活比较富裕，当时著名的“茶马互市”即由此而生。［13］元《招捕总录》载云：至治二年（1322年），阿吾、三阵破不岭寨，俘虏五十人，其族各以银三百两（按《永昌府文征》记为三两）赎一人。把五十人全部赎回。

是否真的用三百两银赎一人已无法查证，但用比较高的代价赎回俘虏是肯定的。而这种积累又与农业、工业，特别是商业的繁荣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