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之源流_国史四十四讲

八旗制度之源流_国史四十四讲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之谈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www.guayunfan.com)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后于乾隆时改叶赫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致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未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八旗亦称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实录》中一见“十固山执政王”之语，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叙为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誓词，中称“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盖对外应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为旗主，知当时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应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异。

《武皇帝实录》：“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鸦希谄、库里缠、希福五臣，赍誓书与胯儿胯后改喀尔喀部五卫王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处，遇五卫之王，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征仇大明，务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同商议。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密遣人离间而不告，则皇天不祐，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密遣人离间，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胯儿胯部主政王都稜洪把土鲁奥巴歹青、厄参八拜阿酥都卫蟒古儿代、厄布特哄，台吉兀把什都稜，孤里布什代，大里汗蟒古儿代歹弼东兔叶儿登褚革胡里，大里汉把土鲁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稜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内七汉位征偶儿宰兔布儿亥都厄滕厄儿吉等王，皇天不祐，夺其纪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国若践此盟，天地祐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

《武录》此誓词，后经修改，删除太不雅驯之文，俱不足论。其“十固山执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实录》，改作“十旗执政贝勒”，尚存原义。《东华录》于第一见处，改作“八旗执政贝勒”，第二见处删去，则窜改无迹。若由王先谦氏以意所改，则太谬妄矣。

后复有“帝与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伤害”事。其所谓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贝勒。似此八人即所谓八和硕贝勒。但亦是一时之事。终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贝勒，非此八人也。

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儿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佑，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佑，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皇帝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馀郡王阿巴泰传》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附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稜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岳托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据代善所责阿巴泰语，八固山之主，四和硕贝勒外，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是为七旗已各有主。其余诸贝勒，但称其或早随五大臣议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谓其主一旗者，则太祖所拟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止七旗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余一旗何在？则尚为太宗所兼领。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奋勇之功，多将一旗，亦所应得。但观遗训，累以八旗共治为言，并以恃强倚势为戒，终不欲使一子有兼人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挟有两旗者，乃临终仓卒，未及处分，亦意中无有一定可与之人，以故迟迟有待耳。今更举太宗于太祖崩时挟有两旗之证：

《东华录》　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馀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泰、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东华录》　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宁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以上为数代善之罪，而俱指其为正红旗贝勒者，大贝勒与正红旗贝勒互称。今取其足证大贝勒即正红旗贝勒而止。又其后有一款云：

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儿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冑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至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惟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东华录》　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薨，年四十六。上临哭之，摘缨服丧服，居殿侧门内。丙寅，送灵舆至寝园，始还宫。

又，天聪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薨，年四十。上临其丧，哭之恸。漏尽三鼓方还。于楼前设幄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劝至再三，上乃还宫。”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贝勒莽古尔泰与其女弟莽古济本名蒙古姐格格、格格之夫敖汉部琐诺木杜棱，于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布礼、冷僧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兄病死。冷侩机首于？部贝勒济尔哈朗，琐诺木亦首于达雅齐国舅阿什达尔汉（阿什达尔汉为叶赫金台什族弟，故为太宗诸舅，称之曰达雅齐国舅。）随奏闻于上。诸贝勒大臣等会审得实，莽古济格格、并其夫琐诺木，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妻子，同谋屯布禄、爱巴礼，阖门皆论死；冷侩机免坐，亦无功；二贝勒属人财产，议归皇上。上以冷侩机宜叙功，财产七旗均分，命集文馆诸儒臣再议。寻议莽古济格格谋逆，不可逭诛，两贝勒妻子应处斩，若上欲宽宥，亦当幽禁。冷侩机宜叙功。琐诺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惟兄弟是信，上在，则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则我蒙古不知作何状矣。”此事亦见前议红旗贝勒罪时，涉及哈达莽古济格格，情节宜互详。上亦微喻其意。彼时上待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正在宠眷之际，琐诺木虽欲直言，岂容轻出诸口，今琐诺木先行举首，应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禄、爱巴礼，罪应族诛。两贝勒族人户口，应全归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子邦国。国寡都众，乱之本也。如上与诸贝勒一例分取，则上下无所辨别矣。于是诸贝勒大臣覆奏，诛莽古济，免琐诺木罪。先是，莽古尔泰子额必伦，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时事在天聪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与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衮首告，上隐其事。至是罪发，乃诛额必伦。莽古济长女为岳托贝勒妻，次女为豪格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谋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遂杀其妻。岳托亦请杀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处死昂阿喇为莽古尔泰母先适人所生子，盖其同母异父兄也。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于市。授冷侩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以爱巴礼、屯布禄家产给之，免其徭役，赐以敕书。莽古尔泰六子：迈达礼、光衮、阿喀达舒、孙谋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黜为庶人。二贝勒属人财产俱归上。赐豪格八牛录属人，阿巴泰三牛录属人，其余庄田财物，量给众人。以正蓝旗入上旗，分编为二旗，以谭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贝勒臣民，以叛逆实状晓谕于中外。

正蓝旗于是归为太宗，并入两黄旗，别设两固山额真，则是两黄旗有四旗，而其实则正蓝一旗分为两也。此与后来自将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灭一正蓝旗，而由两黄旗分辖其众，又不径入两黄旗，乃成原设两黄旗，后又分正蓝旗为新两黄旗，皆归自将，几乎破八旗之定制矣。要为八固山少一强宗，始为太祖遗训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尔泰之积衅，据《实录》之已见《东华录》者，所载亦夥。其应否消灭此一固山，却与莽古尔泰之罪状无涉。推太祖之意，将永存八固山之制，则以其属人更立一固山贝勒可也。乃诸贝勒等议以归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财产七旗均分，又命文馆儒臣再议。夫分财产非分其人众也，结果庄田财物，量给众人，即七旗均分之谓矣。太宗之意，非利其财产，而特欲并其人众，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诸贝勒议，而由儒臣议。儒臣乃以“大都耦国，乱之本也”之古训，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当除，于是有此改革。若蓝旗贝勒之罪状，则转为藉端焉耳。兹并撮其衅之所由生，为太宗兄弟间明其变态。

据《实录》：“癸巳年，九国来侵海西四部、蒙古等部，太祖安寝，衮代皇后推醒，问是昏昧，抑是畏惧？”则天聪间尚以皇后称之。至乾隆修本，则改作妃富察氏。此大归事，《实录》不载，而《老档》详之。莽古尔泰之弑母，亦见《太宗实录》。《东华录》所录，太宗“谓皇考于莽古尔泰一无所与，故倚朕为生，后弒母邀功，乃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云云，语殊矛盾。壬子年，见莽古尔泰与太宗同击兀喇贝勒布占太，则固早从征伐。后于天命元年，同为和硕贝勒，称三贝勒，亦称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属人及财产，何至倚其弟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后，藉弒母邀功，始令附养于其同母弟家耶？语不近情。则知太宗之罪状莽古尔泰，不必符于事实，不过欲杀兄以殖己之势耳。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琐诺木之莽古济公主，又称太祖有女嫁吴尔古代，不知所自出。列为两人，盖未考也。莽姑姬之名，后修《实录》删去，故列表时失察。其实太祖之女，旧《实录》皆载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则在天聪九年:

《东华录》　天聪九年九月丁巳，诸贝勒议奏：贝勒豪格娶察哈尔汗伯奇福金，阿巴泰娶察哈尔汗俄尔哲图福金，上俞其请。时上姊莽古济公主闻之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遂怨上。辛未，上还宫。是日，移营将还，大贝勒代善以子尼堪祜塞病，遂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远驻营。时哈达公主怨上，欲先归，经代善营前，代善命其福金等往邀，复亲迎入帐，大宴之，赠以财帛。上闻之大怒，遣人诣代善及其子萨哈廉所，诘之曰：“尔自率本旗人另行另止，邀怨朕之哈达公主至营，设宴馈物，以马送归。尔萨哈廉，身任礼部，尔父妄行，何竟无一言耶？”

明日壬申，议大贝勒罪，并议哈达公主罪，尚皆免之；于大贝勒罚银、马甲冑，哈达公主亦仅禁其与亲戚往来。到十二月，遂成大狱，而正蓝旗为太宗所并。又其先有处分镶蓝旗事。

镶蓝旗主为二贝勒阿敏。太宗亦先于天聪西年六月乙卯，宣谕阿敏罪状十六款。盖以阿敏等弃永平四城而归，因并及他罪，免死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及其子洪可泰人口奴仆牲畜，俱给济尔哈朗。镶蓝旗旗主，遂由阿敏转为济尔哈朗。其未能夺之者，济尔哈朗原为天命年间和硕贝勒，未能主一固山，在太祖遗属中，有四大王、四小王为八固山之训，后止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为三小王，若增足四小王，本应无越于济尔哈朗之上者，而镶蓝旗遂为济尔哈朗所专有。至世祖入关，济尔哈朗被贝子屯齐等讦告。当上迁都燕京时，将其所率本旗原定在后之镶蓝旗，同上前行，近上立营，又将原定在后之正蓝旗，令在镶白旗前行。革去亲王爵，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夺所属三牛录。此由世祖即位时，济尔哈朗原与睿王同为摄政，至睿王独定中原，功高专政，不平相轧，遂为睿王所倾，有此微谴，未几复爵。及睿王薨，且极挤睿王，定其罪案，报复甚力。此不具论。但可证济尔哈朗之保有镶蓝旗，又可证正蓝旗并入两黄旗，旗色未变，特于两黄旗添设固山额真以辖之耳。

两黄、两蓝、正红共五旗，既皆考得旗主，余两白及镶红三旗，自必即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主。三人皆一母所生，阿济格固用事在天命间，而多尔衮、多铎，于太祖崩时，一年止十五，一止十三，乃先诸兄而均主全旗，自缘母宠子爱，英雄末年，独眷少子。太宗乃挟诸贝勒逼三人之母身殉，此亦伦理之一变，为清室后来所讳言，惟《武皇帝实录》详载之，改修《实录》既定，一代无知此事者。

清一代所纪八旗，分上三旗为天子自将，下五旗为诸王、贝勒、贝子、公分封之地。上三旗为两黄正白。夫两黄之属天子，太宗嗣位时早如此，已见前矣。正白则摄政时确属睿王，其归入上三旗，必在籍没睿王家产之日。英、睿二王皆为罪人，当时朝廷力能处分者，盖有两白、正蓝、镶红四旗。其镶白旗，以豫王已前殁，此时难理其罪，世祖既取睿王之正白旗，仍放正蓝、镶红两旗。为任便封殖宗藩之用，但非八贝勒原来之旧势力，则固已不足挟太祖遗训与天子抗衡，而正红之礼王代善，镶蓝之郑王济尔哈朗，各挟旧日之固山，亦已孤弱。今检顺治以后下五旗之设定包衣佐领，则知皇子以下就封，由朝廷任指某旗，入为之主，亦一旗非复一主。从前一旗中有爵者，亦不止一人，但多系本旗主之亲子弟，若德格类之亦称蓝旗贝勒，则固莽古尔泰之同母弟也。其他类推。

《东华录》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满汉诸臣，中有云：“马齐、佟国维与允禵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又云：“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

据圣祖之言，蓝旗贝勒为德格类。在天聪六年治蓝旗贝勒莽古尔泰之罪，牵及德格类。今观此谕，则德格类亦在蓝旗中称贝勒，亦自有属人，亦似与其兄各分所辖者。当时一旗容一旗之子弟，如济尔哈朗未得阿敏之遗业时，亦必在阿敏之镶蓝旗中，自有分得之所属。太祖于八固山，本以八家为言，指其所爱或所重为八固山之主，而其余子弟固皆待八固山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优其所亲，非其所亲则属旗下为属人而已。太祖之制本不得为通法，太宗以来，刻刻改革，至睿王而固山之畛域又加强固，英王内讧，仇敌得间，乃一举而奉之朝廷。此八固山制之一大变革也。今检嘉庆初所成之重修《八旗通志》，于其下五旗设立之包衣佐领，可见各旗之入而为主之王公，皆时君随意指封，略无太祖八固山之遗意矣。

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房屋亦谓之包。蒙古毡帐谓之蒙古包，世以其为毡帐而始名包，其实不然，即谓蒙古人之家耳，虽不毡帐亦当谓之包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包衣牛录额真，即家之佐领。旗制以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者，为一旗之长官。在八贝勒尊贵时，都统乃本旗旗主之臣，君臣之分甚严。然八旗之臣，合之亦皆当为国家效力。佐都统者，每旗两梅勒额真，额真既改章京，又改汉名为副都统。下分五甲喇，始称甲喇额真，继改甲喇章京，又改汉名为参领。一参领辖五牛录，始称牛录额真，继改牛录章京，又改汉名为佐领。此皆以固山之臣应效国家之用，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有时亦随主驰驱，乃家丁分外之奋勇，家主例外之报效。立功后，或由家主之赏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

上三旗则由天子自将。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二字原不成名词，后则作为职名奉职于家。其后，上三旗体制高贵，奉天子之家事，即谓之内廷差使，是为内务府衙门。内务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总管之谓。凡各省驻防，必谓昂邦章京，后即改名总管。其源起于世祖入关，于盛京设昂邦章京，即汉文中之留守。后推之各省驻防，又改名为将军，其下辖副都统。所以不称都统者，都统专理旗务，留守及驻防，对一省有政治之关系，非止理本旗之务也，是以谓之总管。而包衣昂邦实为家之总管。当其称此名时，犹无特别尊严之意。至称内务府大臣，在汉文中表示为天子暬御之长，其名义亦化家为国矣。

清代宫禁，制御奄官较明代为清肃。此亦得力于内务府之有大臣。纵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余私昵，若明之司礼秉笔等太监比也。清代因其家事原在部落时代，为兵法所部勒，故较汉人认妇人女子为家者有别。清之内务府，可比于各君主国之宫内省，不致如明代宫阉之黑暗，此由其故习而来。世祖虽设十三衙门，复明之宦官，非固山耳目所习，故世祖崩而又复包衣之旧。夫上三旗已化家为国，不复为宗藩私擅之资，可以别论。欲考见八固山迁流之迹，亦能化家为国，一固山非复一家独擅之武力，虽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而顺、康以来，以渐蜕化，直至乾隆末为止，见之《八旗通志》者，辑而录之，可见其绝非太祖制定之八固山，亦非顺治初诸王分占之八旗矣。

八旗于战时，皆以王贝勒等为主将，大臣即都统以下，其责任乃主将负之。大臣可以进退，旗主之事也。旗主则以旗下人丁为赌胜之具，焉得而不以所属人为旗主之臣，使号令得行也。

自此经睿王摄政之局，天子与亲王各挟固山之武力，与政权为消长。世祖亲政初一大改革，睿王之正白旗尤为充实，而收为自将之上三旗，遂成一定之制。余分属诸王贝勒之五旗，谓之下五旗，已绝不足言平立之旧矣。以天命间之四大王论：一王化帝，一王剥夺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一王递嬗阿敏之镶蓝旗，移转于弟济尔哈朗，其为原主者，仅一代善之正红旗。以天命末遗属所定之四小王论，其三可知者，乃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太祖有此殊宠之三子之母，遂遭诸王所公嫉，而迫使殉。又夺阿济格之一小王，以益代善之子。又太宗自擅两旗，无可分给，而暂缺其一。迨取之阿敏以予济尔哈朗，始具四小王之数。实则入诸王手者，已止有五旗；所谓下五旗，其中已无原来旗主。供朝廷随意分封者，两旗镶白、正蓝；有原来旗主者，三旗。又分天命间原属大王之旗，止有一旗正红，子孙众多，逐渐分封，世袭罔替之王乃居其二礼亲王、克勤郡王，其余郡王、贝勒，随世递降者不计。倘亦汉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意。天命后，原属小王之旗，则有二旗：一由原主获罪递嬗而来镶蓝之济尔哈朗，一由不遵太祖遗属，别授充数镶红之岳托，其权源本不强固，故皆有随时封入之王贝勒，而镶红为尤甚。盖旗主之武力已减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为天子任命之旗主，非宗藩世及之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之地，旗之行政，天子之吏掌之，则不啻有庳之封也。亲贵虽或典兵，所指挥者，非有自主之本旗，特假天潢之重，以临禁旅之上，而镇摄后来归顺之杂军，所谓八旗皆朝廷之所运用。天子特于六卿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之军阀，而亲贵则皆不得分焉。此清代特殊之养威居重之地也。旗主清散而禁旅归公，威棱所由极盛，旗人堕落而异军特起，种族所以渐衰，此一代兴亡之大数也。

顺康间，八旗之武力已为国家所统一，而亲王之体制，乃因从前八和硕贝勒之平行，对国家犹存各臣所属之旧，此已无碍于立国之大计。故圣祖临御甚久，尚无革除之意。至世宗因嗣统不无取巧，诸王间不尽诚服，而诸王各有臣属，视各忠其主为祖宗定制。此本八固山以来，太祖设定特殊之纲纪，旗员中有视为天经地义者。世宗于诸王，束缚驰骤，呵谴诛戮，诸王所饮恨，所属亦间与同抱不平，此为高宗以来绝无之事。盖经世宗朝之铲削芟夷，乃始全一人威福之柄。诸王之帖服，与朝士至无交往之自由。八固山对抗朝廷之习，可谓无余。而宗室与士大夫间，隔绝气类，积数十年，衣帛食粟，养尊处优，尽为尸居余气，种族益不可沟通，行能益无从比较，是为满人衰亡之渐。

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实亦有得力之处。能将军阀熔化于其中，无立时裁兵之棘手，而使习斗之兵，积悍之将，安插能满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势力甚微，享用却甚可恃。且部曲不必尽散，包容于旗制之中，其世袭皆以佐领为单位，得一部人即编一佐领。其始于女真各部，其后推之蒙古汉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设佐领者，若俄罗斯佐领，若高丽佐领，皆以安其俘获投顺之人。苟非其遗丁自就衰微，清廷实能长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之。

蒙古之编为八旗也，其大宗为两次征服所得之众：一为喀尔喀部，二为察哈尔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劳兵力而来附者，则与为盟好，谓之藩部，不收编其入，不设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较少。满汉军旗，每旗五参领，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参领，此其大概也。

汉军编在招徕汉人之时。至入主汉土，则旧兵还为地方之兵，别其旗色于八旗之外，谓之绿旗，其兵即曰绿营。而明季宿将之有选锋者，巨寇之有死党者，不可使之散在一地为患，则以八旗之制编之，使分得满洲豢养之利，此清初偃武修文之根本法也。《圣武记》谓，汉军旧名乌真超哈，乃满洲八旗附属之汉人，自尚、耿、孔携来大军，乃编为天祐、天助二军，遂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清史稿·兵志》亦因此说，其实不尽合事实。当其为天祐、天助等军名，即是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至三藩既平，而后就其力屈受编者，编为汉军。惟吴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胁外，悉发边远充军，不编佐领，则以罪人待之。昔在黑龙江，闻台站之军，役皆吴三桂旧部之子孙，当可信也。盖观汉军各佐领中，尚、耿、孔三家皆有，独无吴后，知必另有安插矣。

汉人在满洲军中自成为牛录者，名乌真超哈。天聪七年始编为一旗，前已据《贰臣·马光远传》考定之矣。至《八旗通志》叙汉军缘起，特从崇德二年始，各官书亦从此始。此特由一旗分为二旗之始。既曰一旗，则在满洲八旗中分出为旗，不可不明其始也。而各书不能言之。幸有《马光远传》可据。其自崇德二年以后之演变，及清初军事大定以后之措置，清之所以能收拾全国，使数十年纵横之兵匪得告安谧，于汉军之编制，实有关系。惟编制八旗，分设佐领，自赖有满洲八旗为之根柢。组成汉军八旗以后，又赖有满洲八旗镇压而率领之，故能追随于宿卫之列，听调于驻防之令。前有躐取官禄之阶，后有长养子孙之计。武夫悍卒不散为游手无业之徒，非扰乱无谋生之地，此八旗制之大成就也。三藩以后，赖此而定；中叶用兵，不甚添募，不觉安插之苦。至咸同军兴，旧兵不可用，清所恃为武力中坚之八旗，尽不可用，于是兵尽召募。事平以后，无旧安插法可用，裁者为会党，觅食于游手之中；存者亦为骈枝，糜饷于旧额之外。故有兵事时，兵尚得将而可用，无兵事以后，兵乃被裁而无可消纳，终致一决而不可收拾也，明之开国，纳兵于卫所。清之开国，纳兵于八旗。今后已见拥兵之多，未定纳兵之计。论者欲纳之于地利实业，是诚然矣。国土日蹙而地利微，民生日凋而实业尽，旋乾转坤，在当国者刻苦以持己，为国民塞已漏之卮；诚恳于便民，为国民扶仅存之力，无不可救之危局。危局挽而消兵之策行其中，此鉴往以知来之事也。

（孟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