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兴之机运_国史四十四讲

南宋中兴之机运_国史四十四讲

宋高宗赵构康王以兵马大元帅即位于南京应天府归德，改元建炎，即钦宗靖康二年五月也。以其后都于临安，僻居江左，故谓之南渡，又以其类于东晋元帝之偏安一隅，故谓之中兴，史家概称之为南宋，以别于都于汴梁之北宋。

高宗即位之初，河南陕西之地，皆未失陷，山东河北河东之地，亦有一部之保存，宗泽留守东京，屡表请高宗还都，是时宋正有恢复故疆之机。建炎元二年之交，金人第一次南侵，遂南至瓜州，逼高宗渡江，然东京之重心未失，故金兵退而危机遂去。迨建炎四年金兵第二次南侵，则为南宋之存亡所系，以言南下之师，不惟江北两淮之地，多入金人掌握，而兀朮乘锐渡江，所向克捷，前锋所至，远达今之宁波明州且入海三百余里，进窥台温二州，几令高宗无措身之地，与厓山故事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可谓危矣。以言西下之师，欲先定陕西，再南取汉中，以拊四川之背，盖宋不能保汉中，则不能保四川，及荆襄诸郡，厥后元人之得志于宋，即由先定川陕，有高屋建瓴之势，兀朮因南下不能得志，乃转而攻陕，张浚与战于富平而大败，于是陕西之地失其大半，汉中之地亦几几乎动摇矣。

愚谓南渡后，有两役最关重要，一为韩世忠之扼兀朮于江上，一为吴玠吴璘之败兀朮于和尚原，盖兀朮之扼于江上，乃使金人不敢再窥江南，兀朮之败于和尚原，乃使金人不敢再闯陕南，即谓南宋得延续百五十年之久，为此两役之结局，亦无不可。

兀朮渡江而南，追高宗不及，乃作退师之计，时韩世忠以浙西制置使，治舟师于江上，乃请往镇江邀敌归路，遂列舟以俟其至，及兀朮兵至镇江，世忠列舟于北岸，并屯军于金山寺，迫金兵之在南岸者，使不得渡，兀朮无术自脱，愿还所掠，又求与世忠语，世忠酬答如响，时于所佩金瓶，传酒示之，兀朮见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难，但迎还二圣，复旧疆土，归报明主，足相全也。将至黄天荡，或献谋于兀朮，囚老鹳河故道，凿渠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上接江口，翌晨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趋建康，然世忠以舟师尾击之，兀朮仍不得渡，已而福州王某教金人火箭，射世忠之船蓬，兀朮用其策，造火箭一夕成，射世忠舟，火发人乱，世忠兵败溃，兀朮得绝江而去。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而败。以上出宋人之记载，或失之夸，然考之《金史》，亦言兀朮渡江为世忠所扼，久之乃得渡江而北，两两相较，知其可信。迨金人第三次南侵，由粘罕主之，兀朮则曰，“江南卑泾，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恐无成功。”此为兀朮见扼于世忠，因而觉悟之明证，吾故曰，兀朮之扼于江上，乃使金人不敢再窥江南，此南宋中兴之机一也。

兀朮造浮梁于宝鸡，渡渭水，攻和尚原，吴玠吴璘选劲弓强弩与战，分番迭射，矢发不绝，且密如雨，敌稍却，则以奇兵邀击，并绝其粮道，凡三日，金兵乃退，伏兵起，追逐三十里，至平地，又阵于山口，兀朮大败，俘馘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兀朮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麾盖，自入中原，其败衂未尝如此也。盖世忠江上之役，虽能扼兀朮不得退，究未受大创，惟此役惩创最甚，至是金人始不敢轻视宋军，再继以仙人关之捷，而陕南之局遂定，吾故曰兀朮之败于和尚原，乃使金人不敢再图陕南，此南宋中兴之机二也。(www.guayunfan.com)此外如刘锜顺昌之捷，岳飞郾城之捷，亦为南渡以来战功之卓著者。又有一事应注意者，则岳飞之力争长江上游，恢复襄阳六郡，是也。当第二次金人南下，大盗李成受刘豫之策动，进据襄阳而有之，设宋人不为亟图恢复，转入金人之手，则足以震撼荆湖，威胁淮西，岳飞窥见及此，乃竭全力收复之，自是宋京西一路，惟襄阳之地获全，终宋之世，长江上游得以无恙，且与四川为江上之联络，其功亦不在一韩二吴下，至于郾城之捷，尚其次焉者耳。

初高宗闻世忠江上之捷，乃曰：“金人侵犯以来，诸军望风奔溃，今岁知世忠辈，虽不成大功，皆累战获捷，若益训卒缮兵，今冬金人南来，似有可胜之理。”是则南宋之能搘柱半壁于江淮以南，实启自江上一役，高宗已自知之矣。当绍兴十一年兀朮渡淮之际，下寿春及庐和滁亳四州，渐欲窥江，而刘錡王德一军，败之于柘皋，高宗又谕之曰：“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得乘间披猖，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游，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敌窥江，则我兵皆乘其后，今处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亦不敢来。”其后卒如所料，此又金人不敢再渡江之明证也。方兀朮之战于顺昌，责诸将往日用兵之失，众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国王临阵自见，及临阵，竟大败，是则宋军之能战，金人亦复嘹然。高宗于刘豫南侵者失败之际，至于下诏亲征，驻跸江上，以大张中国之威，是又为中兴机运日隆之征。是则高宗中兴之成功，仍基于诸将之善战，李纲有言，“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本传》，诚至当不易之论矣。

或据《文献通考》一五四所载汪藻胡寅二疏，及《金史》所载邓琼之语，以中兴诸将骄横，为不能战胜金人之证，此亦不然。汪藻之言曰：“金人为患，今已五年，而陛下怅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奈匈敌未退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燮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洎杜充力战于前，王燮卒不为用，光世亦宴然坐视，不出一兵，方朝夕宴饮，贼至数十里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六宫流离，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胡寅之言曰：“煮海榷酤之人，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日仰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县官。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背捨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邓珫本宋将，后入金，尝语同列曰：“珫常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指兀朮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挥三军，意气自若，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在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考藻疏上于建炎四年，是时以往，宋军见敌，望风而溃，固属事实，然于前一年，韩世忠已能邀截兀朮于江上，且自是以来，金立伪齐，宋军渐能应战破敌，高宗曾谕及此，是则汪藻所论，乃指初期之战况，非可概括于四年以后也。至于胡寅所论，乃战时应有之情况，洎乎绍兴以后，则不尽如是，执此二疏为证，尚有时限不清之病。若邓珫所论，似非无故矣。然如韩岳刘吴诸大将，屡次获胜，必能身先士卒，不尽如珫所论，亦不得执此为诸将战功不可信之反证。

尚有一事应附论者，则高宗之建都临安杭州是也。宋初太祖幸洛阳，欲弃汴而徙都于是，且谓终当居长安，以太宗力谏而止。及高宗即位于南京，李纲上言曰：“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本传》按纲此语，盖以“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二语为原则，如能先守而继之以战，则襄阳之地，控天下之中，西可屏卫关陕，北可进取河洛，诚胜于临安万万也。然纲不先举襄阳，而以长安为上者，则以关中为汉唐建都之地，处高屋建瓴之势，为论者所盛称也，不悟唐末以来，中国情势已大异于汉唐，北方外患之重心，由西北渐移于东北，一往而不可返，五代北宋之君，皆不能弃洛阳开封，以西徙于长安，则其故可思矣，且其后富平一战，而长安之地沦于金人，不可再复，宋人仅能退保大散关，凭秦岭之险以保汉中，设先从纲言，都于关中，不惟将踵玄宗幸蜀之故事，而江南亦不可保，岂非失计之尤者乎。愚以进驻襄阳，实为上计，次则退守建康，以示天下豪杰，有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之心，建都临安，则下计也。宋人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以讥南宋君臣之忘畿苟安，此临安不如建康之最显然者。然考南宋养兵之额，数逾百万，不下于北宋极盛之时，官禄祠祀之费，亦复称是，是时固以财匮为虑，犹能支持百余年而未之失坠，则以江浙为财赋之区，工商发展，过于北宋，国家有所取偿故也。盖从经济方面着眼，临安之地，实过于长安襄阳数倍，惟都于建康，则进可战，而退可守，并可靠临安之长而有之，南宋之终于偏安，而不能大有为，亦以不能尽用李纲之言，有以使之然也。

总之，高宗中兴之途径有三：上之则恢复太宗太祖以来之故疆，驱逐金人于境外，如汉光武之光显故业，是其例也。中之则支持半壁，保聚一方，使中国全区，不致尽蹂躏于胡骑，如晋元帝之偏安江左，是其例也。下之则内无可恃之贤相，外无善战之名将，苟延残喘，偷息一隅，敌军近逼，随流澌灭，如明福王之溃于南京，是其例也。高宗上不能为光武，下亦不致如福王，终步元帝之后尘，以成偏安之局，所以致此之因，具如上述，是亦不幸中之幸矣。

（金毓黻）